施爱东 | 学科建设的自由路径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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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科学社会学。著有《故事法则》《故事机变》《故事的无稽法则》《中国龙的发明》《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等。

摘  要：学科是由相近学术背景的学界同人组成的，学科划分最重要的标志是人而不是研究对象，是主体而不是客体。任何学科界限，都是学科共同体的自我设限，而主体的认识是随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的，因此任何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动态体系。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刺激共同体的学术生产。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无论外部刺激还是内部刺激，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需要唤醒，也不需要规划。学科共同体学术成绩的总和是学科兴衰的标志，而一个学科的学术生产力主要体现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生产力，对于那些精力充沛、以学术为志业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只要给他一个能够自由挥洒的学术平台、生长空间，他自然就会茁壮成长，所以说，学科建设的焦点在于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学术平台。

关键词：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学术生产力

所谓“学科建设”，大体上包含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个方面。硬件建设，指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方面，包括学术梯队的建设、人才培养、教材编写、机构设置，等等。软件建设，指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比如学科发展潜力、学术影响力、行业凝聚力，等等。

硬件建设属于政府主导的，由政府与学界合力共谋的学术行为。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是不是一门学科，要不要建设，主要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参照专家团队的意见作出裁决。我们的前辈学者如钟敬文等，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学科建设思路主要集中在“意义阐释”方面，一方面以各种论证方式来说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另一方面在学界精英阶层连横合纵，努力让学界同人认同民俗学是一门对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确实有建设的必要。

其实这种学科建设思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于许多高校来说，“一谈到学科建设，好像就是为了争博士、硕士点和重点学科；一谈到学科建设，似乎只是研究生教育的事，甚至认为会冲击本科教学”。有些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归纳出八个不同视角的学科建设观。但是，这些学科建设思路基本都是制度层面，而非学术本位的。

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是学科建设的软件方面，也即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建设问题。也就是说，本文首先悬置了教育系统管理层面的学科建设问题，只讨论以学术发展为目的的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也即民间文学从业者如何通过自我强化、内功修炼，从提高整体学术水平和扩大学科影响力等方面来加强学科建设。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帮不了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学科建设只对高等院校的集团竞争和学术史书写有意义，也只有学科负责人才需要考虑这项工作，对于具体的个体研究者而言，学科建设似乎并非学术工作中的必要项。但事实并非如此，任何学科都是由学者网络组成的，每一个学科中人的科研成果、学科认知及其行为方式，都牵动着网络的形变，影响到学科的形象。

一、基于认知目的和圈地发展的学科建设

什么是学科？《辞海》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这些笼统的界定很难经得起学理追问，比如什么是“学问的性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性质”即“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接着我们还可以追问什么是“根本属性”，不同学科的根本属性有何不同。这种追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越追问就会越想不明白。

其实，学科就是对于特定研究领域及学术取向的大致划分，实际工作中并不需要上述精细的追问，也不需要特别精准的定位。许多时候，明确一个基本领域和大致方向就可以推进我们的工作。类别划分本没有先验标准，标准是依据工作需要而设定的，是动态的、协商的。比如说，民俗学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是教育体系的归口管理问题，对于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其实并不重要。凡是文学院或历史系的学者，基本倾向于民俗学是人文科学；凡是民族院校或社会学院的学者，基本倾向于民俗学是社会科学。有些老师以前在文学院，倾向于民俗学是人文科学，后来调整到社会学院，转而主张民俗学是社会科学。可见民俗学学科属性并没有先验的判定标准，标准是由从业者屁股的位置决定的。

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都是以研究对象为格局的结构体系，主要分设为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规模稍小的，则称作曲艺研究、小戏研究、谚语研究、语言民俗研究，等等。这种结构体系与钟敬文主编的大学中文系本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的结构体系完全重合，也就是说，现行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既是基于以本科入门教育为指归的认知性概论体系，也是基于对象领域的圈地耕作体系。

认知体系适用于本科教学和普及教育，但是并不适用于研究生培养；有利于民间文学的普及、入门，可以用于文化批评，甚至用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但是，难以有效地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学科建设的圈地思维不仅存在于民间文学界，也存在于其他许多有强烈危机感的弱势学科。总有一些学者期望通过划定明确的学科界限来固守学科地位，从而达到圈地自保的目的。比如“俗文学”究界的谭帆就认为，束缚俗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在于其与民间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象界限不够清晰，“故俗文学研究要求得自身之发展，与民间文学研究之‘分途’是一个亟须考虑的问题”，因此他还提出一个雅文学、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三分法”来确认三者不同的研究范围，“使俗文学研究有一个自身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这是俗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前提”。周忠元也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对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做出理论上区分，是因为这将更有利于两个学科的建设，它对俗文学厘清学科界限，确定研究对象赋予了理论上更大可能的可操作性，对民间文学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也会提供更合理的理论依据。而这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对各自的学科发展有利的。”

祝鹏程将这种划界圈地的学科策略称作切蛋糕：“我们的学科是通过‘切蛋糕’建立起来的知识生产格局，你做神话，我做故事，他做歌谣……可蛋糕是很容易被切走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手一伸就切走了。但是，只要面粉和刀在我们手上，我们就可以不断做出新的蛋糕，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刀去人家地盘上切蛋糕。所以说，研究对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学科共同体的方法和视角才是最重要的。”他还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比如，我做曲艺研究，但我和同做曲艺研究的吴文科老师并不能对话，却和做学术史研究的毛巧晖老师能对话。因为我不是做曲艺本体研究，而是通过曲艺发展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间文化的转型，这和毛老师的研究有共同的追求。”

体裁作为一种分类法，可以让我们更有条理、更清晰地了解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但是，体裁划分不仅不是研究目的，甚至不是研究手段。神话、传说、故事能不能被精确辨析、分离，对于民间文学的编目、检索是有意义的，但对于研究工作的意义并不大。相反，清晰的体裁划分有时还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进路。一个意义单元可以以故事或传说的形态出现，也可以以戏剧或曲艺的形态出现，甚至可以以最俭省的方式出现在谚语和俗语之中。或者反过来，俗语与民间故事相结合，也可以形成新的组合模式，使得故事的结构和语言变得更加稳定。所以说，文本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也在不同的文体之间流动，基于对象范畴的学科建构反而是僵化的、脆弱的。

我们在课题、项目乃至学科的论证中，常常以研究对象的价值来论证研究工作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我们以劳动人民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的伟大，再以民间文学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又以非遗的价值来论证“非遗学”的价值。这多少有点移花接木的嫌疑。正因如此，吕微批评说：“在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界，还少有人从理论上阐述研究主体问题意识介入研究过程的问题性，而仍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讨论，认为在研究对象中隐藏着学科发展的必然前途，以及挽救学科于狂澜既倒的必要途径。”

拓展学科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绝不是学科建设的有效选项。以民俗学为例，试想，如果民俗学可以拓展为旅游民俗学、饮食民俗学，那就一定还可以拓展出居住民俗学、服饰民俗学；如果民俗学可以拓展为农业民俗学、游牧民俗学，那就一定还可以拓展出工业民俗学、渔业民俗学、商业民俗学、教育民俗学、军旅民俗学。刘魁立多次在会议上忧心地指出：当民俗学什么都是的时候，它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学科领域的拓展，只能基于既有成果的“已经有”，而不是理论想象的“应该有”。

二、基于计划体制的学科蓝图

目前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依然是钟敬文时期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的前期基础是比较薄弱的。1980年，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前言中说道：

在我们国家的学术界里，民间文学这门学科，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后，这门学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可是，20世纪60年代这门课程一度停开以后，原来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教师，被转业去搞别的学科，有的甚至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岗位上去了。因此，拨乱反正以后，民间文学学科面临的严重情况，首先是教师的极端缺乏，同时没有可以应用的教材，甚至连必需的参考资料也很难到手。

这就像我们装修住房，家具很少，我们只能基于想象“应该有”来设计空间，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学作品选读”“民间文学史”“神话学”“歌谣学”等课程相继在各大高等院校中文系开设起来，钟敬文对于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有了更新一层的想法，他在《谈谈民间文学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位置》中提出：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它应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1.民间文学理论（包括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艺学等）；2.民间文学史（包括神话史、歌谣史、谚语史、民间小戏史等分支学科）；3.民间文学研究史（包括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史的分支学科）；4.民间文学作品选读；5.民间文学方法论及资料学。

这与他对民俗学的学科规划是同一思路。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也包括六个方面：1.理论民俗学；2.记录民俗学；3.历史民俗学；4.立场、观点论；5.方法论；6.资料学。这一设想依然是基于“应该有”的蓝图设计。我们过于相信计划经济、计划学术，将学科规划当作指引学术行为的方向指南。我们只是设立目标和前进方向，却并不考虑如何站在既有成果基础之上向前发展。这就像摘桃子，我们总是从不同方向冲着树上的桃子起跳，而不是从已有枝杈向上攀爬。学科建设如果不是基于既有范式的不断积累和革命式突破，就只能是不断重复着低水平的地面起跳。

科学进步是基于传统的创造性改良。科学是在既有科学的基础上，在各种假说的竞争、实验的设计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一味地基于自然现象的观测，更不是借助科学先贤的学科规划发展出来的。牛顿再伟大，也绝不会作出相对论的学术规划，更不会确立量子力学的学术目标。库恩借用达尔文的无目标进化学说，指出科学发展“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同样遵循进化规律，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变异、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朝向预设目标的单向进程。所以说，20世纪的钟敬文无论如何英明，他都不可能为中国民俗学规划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目标，也不会预知一个“网络谣言”的研究方向。

钟敬文的学科体系只是一种学科规划，或者说学科主张。可是，由于盲目的权威崇拜，我们一直把钟敬文的学术主张当作正当性的学科建设理论，于是出现了各种模仿性、微缩版的学科建设方案，一大批“区域民俗学”或“领域民俗学”的学科主张纷纷出台。“众多的分支学科脱颖而出，如经济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民俗社会学、群众文化民俗学、旅游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地理民俗学、饮食民俗学等，一时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学科发展现实却不以学者主观意志为转移，正如乌丙安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中，任何一个学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甚至是最有权威性的或最有个人魅力的学术领导人，都难以直接推动或左右全国性学科建设的进程，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必须经受我国科学体制的制约和行政管理的支配，民俗学科也并不例外。”

但我们总是容易迷信目标管理、路径设计。比如有学者认为：“‘学科建设’的意涵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明白学科所处的现状（现实的位置），二是为学科设置一个理想的位置，然后设计一条可行的路径去达到这个理想。”钟敬文毕生都在为我们设置理想位置、指定可行路径，钟敬文之后试图担当这一重任的学者就更多了，但是很遗憾，学科建设既不是向着“理想位置”的阔步前行，也没有可以预先指定的“可行路径”，这一方面从来没有成功者。

我们说学科无法统一规划，还与各教研机构的从属关系，以及师资、生源等情况的校际差异相关。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据张兴宇介绍：“我们的师资背景多元，可以说是民俗文化各种研究的‘大杂烩’。九位教师的研究方向大致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民族文化与乡村文化，一个是民俗艺术，还有节日民俗。目前我们主要发展方向是聚焦传统的民俗与现代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又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据贺少雅介绍：“我们这几年论文选题，越来越偏向社会学和管理学。因为确定选题是双向的，学生和老师协商确定。学生来源不同，选题偏向也不同，比方说他们是来自艺术学或者社会工作或者行政管理，就会选他们比较做得来的，比如有的学生做养老方面，有的做艺术镶嵌，有的想做旗袍服饰研究，也有做‘非遗’的。总之选题越来越分散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情况又不一样，据王均霞介绍：“我大致统计了近10年硕博论文选题方向，只见到一篇跟民间文学相关的，其他的都是如‘非遗’、手工艺、养老、灾害等等这样的主题。”

学科规划可以用来应付学术行政管理的报表和要求，但在科学发展史上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发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工作推进，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既是上一个阶段的延续或改良，也是下个一阶段的基础和改革对象。与其规划空中楼阁，不如脚踏实地，做出示范性成果。只有实际范例可以引领后来者不断跟进、丰富、完善，通过革命取得进步。

三、学科体系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

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起源于古代的知识分类。中国早期的知识分类起于周王朝，他们将贵族教育的知识体系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史称六艺。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类知识分为制造性知识（行业知识）、实践性知识（社会知识）、理论性知识（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三个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培根依据主体的认识特点，将知识重新分为历史、诗歌、哲学三大类，其中哲学包括人的哲学和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比重只占人类知识总量的大约1/6。进入19世纪之后，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孔德按照复杂性递增、普遍性递减的原则，将科学分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六大类。进入20世纪之后，学科分类更是日见分歧和精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科类目和数量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一直在调整的动态体系。

学科界限是学科共同体的自我设限，一切限定都是人为制定的，分类和限定只是为了描述的方便，并没有什么先验的标准和深刻的学术内涵。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认为民间叙事诗研究是民间文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但是，“国际（主要是欧美）学界研究叙事诗基本上以史诗为对象”，并没有把民间叙事诗单独列为一种文学体裁。钟敬文早年的学科体系构想中，也没有这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地区文化调研工作的深入，一些新的民间文艺形式被研究者提出来。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开始将民间叙事诗与史诗进行分类处理，但是并没有分开定义，而是统一定义为“史诗和民间叙事诗都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诗”。此后的十几年间，学者们对于民间叙事诗到底该如何定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宗旨似乎都是围绕着“如何与史诗相区分”来展开讨论，也就是说，分类讨论只是为了分类而讨论，分类背后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目的。

人为设置的界限，必然会因为认识的深化，或者研究目的的变化而变化。只要这条界限困扰了我们的具体工作，研究者就会选择突破界限，或者重置分类标准。以“俗文学”为例，早期的“中国俗文学学会”与“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重合达到70%以上，俗文学几乎就是民间文学的另一个别称，彼此很难分得清楚。到了潘建国执掌中国俗文学学会的2021年，学会理事中的民俗学会会员已经不到20%，潘建国明确提出俗文学的主要学术领域就是古代小说、戏曲和说唱三大领域，得到会众一致认可。这三大领域显然是在不断吐故纳新的筛认过程中逐渐明确的。

所以说，学科界限是动态的、模糊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静止的、天然的：“人类在理论和实践上把握自然界和社会的程度决定了学科分类的状况和水平。……当对于物质结构的研究尚未深入到原子及亚原子层次的阶段，也不可能产生按物质结构层次进行分类的思想。当人类的科学思维从自然哲学转向社会哲学，当人类开始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并取得相当成果时，才有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划分。”

民间文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不是因为有了讲故事、唱情歌这种社会行为，而是因为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觉悟和探索。顾颉刚说：“民俗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以前人决不会梦想到。他们固然从初民以来早有许多生活的法则，许多想象的天地，可怜他们只能作非意识的创造和身不由主的随从，从来不会指出这些事实的型式和因果。”吕微解释说：“在生活世界中，学术研究的对象无处不在且混沌未分，而学科对象被划归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赖于研究主体的辨认和分解。是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照亮了被研究的对象，使研究对象从混沌的黑暗中显现出来。就连坚持经典认识论的索绪尔也早就意识到：不是对象在观点之前，是观点创造了对象。”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有没有意义不在于研究对象本身，而在于研究者有没有发明一套赋予其意义的理论话语。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一旦研究主体发生变化（比如代际更替），生产了新的理论话语，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角度、价值判断、类别划分，也一定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学科体系作为一种人文建构，当然也须如此理解。

任何科学都是由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和命题构成的知识体系。民间文学学科是由民间文学研究者共同完成、认可、推进的知识体系。一门学科可以分出许多方向，有的方向逐渐萎缩，渐成冷门，甚至成为个别学者的学术自留地。有的方向逐渐扩张，不断壮大，甚至成长为一门新的学科。每一个时代学科体系的制定，都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状况。学科体系类似于我们的学术地图，如果我们把传统的学科体系看作静态的辖区图，那么，积极的学科体系就如动态的作战图。

钟敬文清醒地认识到学科体系建构的历史作用在于它的相对意义，他说：“一定的科学结构体系的建立，在一定时期内有它的稳定性。但是从科学史发展的长远过程看，它又是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的。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结构体系，昨天未必产生，明天则可能要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所以，在我们的头脑里，应随时随事，都具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僵化的观点是不能真正认识和有效处理现实事物的。”如果说钟敬文时代的学科体系规划是在研究成绩尚不充分、学术流派尚未形成之时的一种权宜之策，那么，今天再以对象范围和目标管理来实施学科建设，就很难成为正当性理由了。

学术研究是典型的知识生产活动。如果某一领域的研究很难产生新的话题、翻出新的意义，那么，这一领域所生产的论文就很难被学术期刊所采纳，也很难得到同行的尊重，学者的努力就得不到奖赏，多数学者就会放弃在该领域的耕耘。如此一来，该领域即便是“应该有”的学术方向，在现实中也很难成立。

相反，如果有新的理论、新的阐释方法的进入，那些已经沉寂的，甚至从未被人关注的领域，也会突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以“非遗保护”为例，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谁也没有想到过居然会有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专业名称出现在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2021年）》中。事实上，非遗保护专业与艺术学一级学科名下的其他专业类别并不构成逻辑上的并列关系，也不是教育部按照“物质”和“非物质”的互补关系自然分列出来的，更不是前辈学者未雨绸缪规划出来的，而是以此前17年间数量众多的“非遗学”研究成果为后盾，由冯骥才等一批文化名人努力争取来的。

此外，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各样的新文化现象也会刺激新范式的产生。比如网络文学，原本只是个别学者的兴趣，随着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而渐成显学，甚至有望成为文学类的二级学科，虽然网络文学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研究范式，但这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四、民间文学研究什么

什么是民间文学？钟敬文定义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学研究什么？他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中说：“这种科学的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一般的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和说明。”在《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1981）中，他又用列举式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广大人民过去和现在所创作、享用和传承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叙事诗、小戏、谚语及谜语等。”

吕微批评说，将民间文学的性质定义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以及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都是从“外在的”的政治、民族、历史、地理等意识形态角度对民间文学做出的界定，没有触及民间文学的内在本质属性。他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经常遭受‘浅薄’之讥，其对民间文学内在规则之重要性的忽略，从而导致学术概念体系难以建立，理论、方法的思考难以深入，不能不说是首要原因。”

吕微以自己参与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为例，开出一剂药方：“作者们把民间文学分成八种体裁：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叙事诗、民间小戏和谚语、谜语。民间文学体裁（文体）以及‘叙事模式’等形式范畴的切入角度体现了该书作者们企图从内在的无活动主体的立场进入历史叙事的初衷，也就是说，作者们实际上做的是在把民间文学的活动主体排除出历史叙事的同时又把民间文学的文体看作是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有机体。”但是，且不说《中华民间文学史》中的“中华”二字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限定，全书基于体裁的结构与钟敬文民间文学体系并没有差别。退一步说，就算《中华民间文学史》做到了基于“内在性”而建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体系依然基于认知目的，而不是基于研究目的，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同样没多大实际意义。

什么是民间文学，或许并不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比如现在广泛流传的网络段子、网络谣言等，算不算民间文学？尽管它不符合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限定，但依然有许多学者拿它们当民间文学研究，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用民间文学传播变异的研究范式对它们进行解剖和分析，也就是祝鹏程说的，我们手中握着做蛋糕的面粉和切蛋糕的刀，我们能够做得了这块蛋糕。

有些概念需要精细辨析，尤其是涉及实际操作的法律、政策概念，但是，人文学科的许多概念并不需要精细辨析，有些甚至只要大致意会，不至于张冠李戴就可以据以进入讨论。以神话、传说和故事的研究为例，当我们讨论“神圣性”问题的时候，即使不做概念辨析，大部分传说和几乎所有故事都可以自然被排斥在外；当我们使用“故事性”的时候，就暗含了传奇、幻想、误会、巧合、非现实的逻辑，即使不做精确定义，也不会妨碍受众理解。

民间文学是一种客观实在的文学形态，对于客观事物的研究必然是一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知性认识阶段主要是对现象进行分类、排列、秩序化，以便于统计、比较、分析、印证和归纳、概括。理性认识阶段，是在归纳概括的基础上，借助概念体系和形式逻辑，导出更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新理论、确立新的研究范式。

以民间文学的体裁研究为例，这只是知性研究中的分类阶段。止步于此的学术研究是低层次的、自我封闭的，很难加入大文学研究的对话平台，因为这类研究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实在是一些无足轻重、不必关心的话题。

只有理性认识阶段的成果，才能超越具体对象、超越就事论事，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与兄弟学科展开有效对话，从而服务于社会文化建设。新认识、新理论未必需要长篇大论，有些伟大的理论就只是一个精辟而简单的命题，比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提出，全文也就是短短的一篇书信体《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已。当然，类似于顾颉刚这种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理论成果是罕见的，大多数学者都只能止步于知性认识阶段、止步于常规研究。

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一直处于交叉和边缘的位置，“为了建设民俗学学科的合法性，诸多学者进行了理论反思和转型尝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学科合法性论证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产出了数以千计的论文。但是，学科确认的关键也许并不是合法性论证，而是实质性推进。

哲学领域有一个“人不能证明自己”的命题，强调任何工作的价值“都不能由事件承担者自己来证明”。所以，无论我们生产多少自证民俗学价值的论文，都难以唤起兄弟学科的尊重，唯有良好口碑的优秀“出圈成果”，才是民间文学立足学林的有效证明。钟敬文就特别注重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一再强调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要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无论是强调民间文学服务于政治，还是服务于社会，钟敬文总是希望民间文学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具有实际的“功能”，能够为更深刻地认识个人、社会与自然提供更多的规律性认识或理论。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俗学者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在提供咨询建议、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助力村落治理与乡村振兴、发展民俗文化产业、促进民俗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可是，我们参与了这么多工作，为什么学科合法性依然存在问题？答案是，我们虽然以民俗学者身份参与这些工作，实际上并没有用到多少源自民俗学的专业知识，在这些工作中，民俗学者完全可以由文化人类学、艺术学、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的学者替换。也就是说，参与者个人在工作中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民俗学/民间文学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好的学术声誉。

民俗学理论不是佶屈聱牙的概念游戏，而是“有条有理地组建而成的知识体系，用以按照某种规则统一解释民俗事象或发展人类的认知”。多数民俗学者怀有深深的理论自卑，这导致许多不清楚何为“理论”的民俗学者误以为只有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议论才是理论研究。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理论卷”就是这种思路，该书包括“综论”“基本理念：对象与学科”两大部分，具体分为“时代与国情”“学科史启示”“非遗语境”“对象界定：主体、事象与日常生活”“特性与价值”“学科定位”等六个章节，几乎全是形而上学的论述。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形而上学的思考不是理论研究，但如果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理论研究，那就大错而特错。民间文学需要思辨哲学，但思辨哲学本身不是民间文学。正如农民需要锄头锄地，但打锄头并不是农民的本职工作。将民间文学引向形而上学的努力，正如劝导农民都去打锄头。个别农民擅长打铁那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农民都得会打铁，相反，锄地、栽种、施肥、浇灌，这些才是农民的本职工作。

“任何一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都不仅取决于学科本身的需要和内在发展逻辑，而且是相应于社会需求和社会价值而取得发展和应用的。”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间文学在不同条件下编创、传播、变异、流动的种种规律，抉发其与传承主体、存续社区之间的相生关系，进而为大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持，促进和优化民族国家及至全人类的文化建设。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给自足的学科边界，有自己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当形而上学的思辨脱离了民间文学本体、超越了民间文学边界、抛弃了民间文学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的时候，即使打着民间文学的旗帜，它也只是形而上学本身，而不是民间文学。正如游戏设计师借用神话传说设计了一款电子游戏，你不能说这款游戏使用了民间文学元素，它就属于民间文学学科范畴。

五、实证研究是民间文学的立足之本

一个合格的学术工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专业的眼光和通观的视野。专业的眼光意味着你对本专业的学术史和学科格局有深刻的理解，能够熟练操作本专业的科学研究范式，对自己的工作以及在专业领域中的位置有清晰定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通观的视野意味着你对普适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进步方向、社会文化思潮等学术大趋势有相对完整的大致了解，知道哪些是科学前沿、哪些是无效劳动、什么样的研究能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但是，大部分的专业研究工作者很难做到后一点。

人文社会学科是不是科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报告书，由皮亚杰撰写的“引言”中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和性质，因此，因人文科学在其中发展的文化环境而异的这种对立对形而上学相当敏感，对于那些视‘人文科学’为独一无二的顽固的信奉者来说，‘主体’不属于自然，而是自然的观众，甚至是作者。然而，对于连续性的信奉者来说，人即主体这个事实，是又一种自然现象，而这并不妨碍主体主宰或改变自然，也不阻止它代表被传统哲学归诸‘主体’的一切活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皮亚杰通过不同国家、地区和历史阶段对于人文科学的定位，以及不断新生的交叉学科同时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特质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文科学不是孤立的，而是科学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是当代学术的大趋势。2011年“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的英文名称，就将原用名称人文科学Humanistic Studies改成Human Sciences，含义偏向‘人的科学’。这一改动，不仅是为了与法语名称中的Sciences Humaines趋同，也是因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人文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空前地紧密了，跨学科的探索是空前地繁荣了。……两年前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正式宣布合并，更从学科机制和未来发展两个方面揭示出文理结合的广阔前景”。

在所有的学科专业中，除了数学和哲学，其他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是基于实证的知识。实证研究的基本主张是：“一切有效的知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必须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有效的专业知识一定是科学认识，是可验证的、得到学界同人认可的知识。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从各种民间文学现象中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通过反复的对话和验证，将民间文学领域的独有知识转化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共有知识，为社会文化发展贡献知识力量，同时也为民间文学赢得荣誉，从而获得学科合法性地位。

之所以要强调科学方法、强调实证研究的意义，是因为实证研究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界正在遭受责难，逐渐受到冷落。米面作为人类主食本来是不需要论证和强调的，可是当许多人转变观念，认为米面营养不足，肉类才是人类主食的时候，重新强调米面的重要性，也就成为一种必要。

只要我们承认民间文学是一门具有科学性质的现代学科，无论将它划在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一门基于实证的学科，是建立在经验事实（民间文学现象）基础上的学科。否认了实证研究，也就否认了学术活动对于经验知识的依赖，进一步也就否认了田野作业，否认了文献资料。当民间文学既没有了田野，也没有了文献的时候，它就成了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学科是有边界的，坚持民间文学的实证合法性，并不是否认形而上学的存在价值。我们要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学者，他有选择任何一种学科方向和研究范式的自由，但是，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它有一个大致的职责范围和界限，否则也就没必要划分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甚至研究方向，干脆统一叫作“学术研究”好了。

现代学术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大类下的二级学科（甚至连二级学科的地位都不稳固），不应该也没必要去超越文学，不切实际地朝着纯粹形而上学的方向努力，我们应该回到民间文学本位，将其定位为一门以实证研究、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人文科学。

我们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两位主要倡立者的观点为例。顾颉刚曾说：“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也无从预测它的结果。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学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钟敬文也在他本人认为最重要的学科建设纲领性论述《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中说道：“由对象本身和社会的条件看来，要求民间文艺研究向着系统的科学之路迈进，并不是笔者个人的大胆或好事，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需求。”如何向着系统科学之路迈进呢？钟敬文明确指出：“实证主义的开山祖师孔德，便倡导在文化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那么，自然科学的方法又该怎样运用呢？他进一步引用法国社会学家莫尼埃的话说，所有研究社会和人的科学都应该遵循这样的道路：“像这样地观察、比较、解释，别言之，调查、对照、说明，实在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三阶段的目的。一切科学的任务，在于作出关于各种事实及其原因的概括。”综合上述教导，可以归纳出两个核心要点：一是科学方法，二是实证研究。

实证的研究方法有三个要点：“（1）确定经验事实；（2）发现现象间的齐一性，建立有关现象相继发生的规律性的理论；（3）从理论中推导出那些能够对未来发生的现象加以预言的经验命题，并通过经验事实验证该理论是否正确。”其中最关键是第二步，也即找出各种现象之间的隐秘关系并解释这些关系，而这些关系只有依靠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和田野观察才有可能捕捉到。实证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关系，经过归纳和演绎，上升为一般性的认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具体到民间文学，我们称之为“模式”。

科学的关系只有“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两种。前者是历时关系，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后者是共时关系，表现为特定系统中相互配合或制约的价值关系。但是，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中，还普遍存在一种“相关关系”，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假想关系，只要有一点人缘、地缘、主题、形态，哪怕是语音、语义上的弱相关关系，都可以借助联想，建构一种假想关系，这集中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比较研究”当中。通过比较研究，我们生产了大量的“猫狗论成果”：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狗不仅有毛，有四条腿而且长有犬齿，而猫也有毛，有四条腿且有犬齿，所以猫就是狗。这种简捷的研究进路甚至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论文生产模式，相关论文数量庞大。但是，再多的豆腐渣论文也不能成为学科合法性的依据。学术需要想象力，但学术想象是需要推理论证，论证是受到逻辑制约的。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难以兼容的，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两者都是学术发展的驱动装置。所以说当我们主张实证研究主体地位的时候，并没有排斥形而上学的研究，正如我们强调米面的主食地位，并没有否定肉类食品的营养价值。同理，我们说“研究范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专业化的研究模式，但并不排斥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共存，即使同一个研究方向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比如，在故事学领域，刘魁立的故事形态学与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研究范式；在神话学领域，叶舒宪的新神话主义、杨利慧的神话主义、刘宗迪基于天文地理的神话研究，都是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学术研究多样性恰恰是学科兴旺发达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哪种研究，都必须受到形式逻辑的制约，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六、以学术自由促进学科发展

我们知道，发现事物“内在本质”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什么是民间文学的“本质”，有人说是人民性，有人说是口头性，有人说是生活本身；什么是“内在”什么是“外在”，基于不同的立场，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吕微基于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趋向于模式化”才是民间文学最本质的属性，体现了“从民间文学研究对象的属性中排除活动主体而趋向于系统规则的内在性意识”。但是，在通行的文学理论看来，“趋向于模式化”恰恰是形式主义的，是外在的、非本质的属性。

那么，在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本质”的时候，我们的学术研究还能继续向前推进吗？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我们想不清楚“人为什么活着”却可以继续活着一样，许多“本质”问题其实都是可以悬置的，因为关于“本质”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人生必须回答的问题。

失去了“本质”追求的民间文学研究向何处去？

每个学科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学科从业者所组成的，一方面，学科意志就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套在我们每个从业者的头上；另一方面，所谓学科意志，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从业者的意志合力，是由我们自己的“学科共识”所组成的。时代在变，从业者在变，“学科共识”当然也在变，所以说，任何学科界限，都是学科共同体的自我设限；任何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动态体系。

所谓学科建设，归根结底是该学科所有从业者学术成就的总和，其他各项指标都是为这项指标服务的。所以说，学科建设的根本出路，就是我们每一个从业者都做出好的成绩。无论我们用圈地的方式来进行学科建设，还是以宏伟蓝图来进行学科建设，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有效地刺激学术生产。而真正能够有效刺激学术生产的途径无非两种：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

（一）外部刺激

所谓外部刺激，主要是指利益驱动，以及社会变迁的催化作用。学者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多数受到工具理性的主导，他们会根据各自的学术条件和现实处境，选择最有利于个人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研究课题。一个学者是否愿意将时间精力投入某一研究方向，往往会考虑该方向是否有利于申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是否有利于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否有利于获得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项，等等，而这些指标，最终又会反映在职称评定、荣誉称号的获得、学术地位的提升等方面。所以说，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其实就是无形的学术指挥棒、强效的外部刺激素，吸引大批学者朝向既定方向从事学术研究。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刺激是社会变化的刺激。任何一个想多快好省地开展学术生产的青年学者，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些更容易获取素材、更容易发现问题、更容易找出规律、更容易写出论文、更容易使成果得到发表的学术选题，而且，这样的选题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深切的相关性，越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材料越丰富，相应的问题也会越突出，产出的成果也更加容易得到发表，社会关注度也越高，学者本人的获得感也会更强。

“朝向当下”的学术进路无疑会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良性的学术循环系统，正如安德明所说：“民间文化研究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属性的学问，是现代学，这一点，已日益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开始把关注的重点，从过去的、偏远地区的‘古老’传统，转向了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摆脱以往‘向后看’的局限、并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使民间文化研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更大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任何一个社会，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学问，总是能够得到优先生长。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各种新生事物和新兴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很多都是我们的前人所无法预料的。且不说“非遗学”的兴起，即便是现在的网络民间文学、网络谣言研究，也是钟敬文时代所难以想象的，更不可能预先把地圈上，再把蓝图画好。新领域只能水到渠成地由身处这种文化事象中的年轻学者自己去观察、体验、思考，用实在的学术成果去开垦。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任何圈地意识、蓝图规划，都是前辈学者对后辈学者的粗暴干涉。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父母替子女规划人生道路，你都不知道子女一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新世界、新社会，却要用你那套老眼光、老路子为子女的人生旅途指引航程，子女不按你的导航走也就罢了，要真按了你的导航，十有八九把年轻人导进阴沟里去。我们能够传给学生的，只应该是理论和方法，不应该是路径选择。

（二）内部刺激

所谓内部刺激，主要指学术工作者自身的学术激情和创造力驱动。大凡在学术行业奋斗的青年学者，多数都是从小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志存高远、怀抱济世梦想的有为青年，否则也不会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读到博士毕业。对于那些创造力旺盛的青年学者来说，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刺激，他们自己的理想、信念，以及思考和写作的冲动，就足以成为他们学术再生产的强大动力。

讨论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多数都是作为学科中坚的成名学者，但实际上真正能够从实践上促进学术发展和学科进步的，总是青年学者。青年学者虽然在思维缜密和写作经验等方面不如前辈学者，但他们精力更充沛，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活跃，创造力更加旺盛。所以说，学科发展的希望在于创造力旺盛的青年学者，以及厚积多发的中年学者，学科建设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力为本学科的中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学术平台，包括学术调研平台、学术交流平台、学术发表平台、学术宣传平台，等等。不重视中青年学者的学科，是一个故步自封的油腻学科。对于那些地位稳固的老牌学科来说，自足自大的油腻是它的本色，但是对于尚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来说，油腻就是自宫。

学术研究贵在平台和自由，对于许多中青年学者来说，只要给他一个能够自由挥洒的学术平台、生长空间，他自然就会茁壮成长。许多博士生都会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用各种感人肺腑的语言感谢导师手把手将自己带上了学术之路，其实这大都是客套话，真正优秀的博士论文都是自己写出来的，跟导师的关系只是一个平台关系。导师把你招入门下，给了你一个“在这里”撰写博士论文的学术平台，你在这个平台得到许多学术资源，得到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从导师这里汲取了一些写作经验，仅此而已。说句不客气的话，对于那些优秀的博士生来说，跟着导师甲或者导师乙，对他的专业方向和选题也许会有影响，但是，对他的研究能力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青年学者需要的只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学术平台，而不是导师甲或者导师乙、导师丙。

多数青年学者在他博士毕业后的几年内，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就会大致成型，他们已经学有所成，急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他们也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事有意义的学术生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浅显的道理没有人不懂，只要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每一个学者都会从既有的学术资源和现实需要出发，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自由发挥，自由生长，努力把问题解决得漂亮。

对于理工科的学者来说，能不能做出好的成绩，研究水平和学术声望在学界大致处于哪个层级，四十岁就基本定型了；对于文科学者来说，这个时间会略微推迟一些，但是到了五十岁，也都基本定型了。所以说，许多学者一旦评上教授，或者到了五十岁以后，因为身体和心态等原因，就会放慢甚至停下学术进取的步伐，学术生产力急剧下降。

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在任何一所高校，副教授的学术生产力都是大于教授的。对于学科也一样，一个学科的学术生产力主要体现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生产力，对于那些精力充沛、以学术为志业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只要给他一个能够自由挥洒的学术平台、生长空间，他自然就会茁壮成长。但是，青年学者在学术影响力和写作技巧上，与成名学者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上均处于劣势，这正是制约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说，学科建设的焦点不在于圈了多少地、蓝图多美丽，而在于是否能够从最现实的发展需求出发，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学术平台。

但如果说有了自由的学术空间就能够向上生长，那么，学科还有什么意义？大家为什么还要受到学科的束缚和制约？

首先，学术研究需要范式的指导，特定的学科能够为我们提供特定的研究范式，提供我们需要的理论操作工具。所有的自由，都是有限自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所谓学术自由，是特定专业方向、研究范式规范下的自由，而不是天马行空、向壁虚造的自由。

其次，学术研究的价值需要在学科共同体内得到承认。只有相同研究范式的学者才能充分理解、接受、传播你的学术思想。也只有相同研究范式的学者才会与你展开对话，共同提高，促进学科发展。

从软件建设的角度来看，学术自由是学科建设最可贵的刺激方案，在自由的基础上展开学术对话，在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既有赖于研究范式，也有赖于共同体的建设。学科建设需要对话平台，需要会议，需要我们互相引用、互相批评，共同推高学科的影响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 　https://mp.weixin.qq.com/s/Cli3Nd6Ba5lM8sNRsjgA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