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炎燊、黄剑 | 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与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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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炎燊，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社会学、语言社会学。发表中英文论文10余篇，代表性作品有《社区居民精神生活的优化路径》《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an Understanding of User Experience of Cookers》《基于CLIL提升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行动研究》等。

黄剑，岭南师范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社会学，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民俗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摘　要】在当代社会，民俗研究中的个体关怀取向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是反映个体生活状态和体验的重要维度，重点要反思“我是谁”“我应该怎么安排生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三个核心问题。传统社会中的民俗作为一种服务日常生活的文化，会促进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一是通过增强家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建构个体的身份意识；二是通过内化日常知识指导个体的日常实践；三是通过诠释和表现价值观念赋予日常生活意义。当代社会的民俗可以在参与社区建设过程中恢复居民的自我认同，其着力点是推动社会关系重建、运用日常知识提升日常实践能力、借助积极的叙事来诠释日常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日常生活；民俗；自我认同

不论是宏观视角还是微观视角、客观视角还是主观视角，日常生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都应当关联到社会中的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是反映个体生活状态和体验的重要维度，本文尝试厘清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文化与社会个体的内在关联，从个体关怀的视角考察民俗的功能，从而为日常生活研究和民俗文化研究拓宽思路。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己身份和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其通常比较稳定和连贯。大部分个体的自我认同倾向于采用积极的评价体系，以便建构一个正面的社会角色并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实践。没有稳定的、明确的、正常的自我认同，个体便无法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就难以开展正常的日常实践。个体的自我认同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因此自我认同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对自己身份和价值的反思性理解，包括“我是谁”“我应该怎么安排生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民俗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文化，在维持社会关系、指导日常实践、诠释生活意义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此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这体现了民俗的个体关怀价值。

一、日常生活研究的个体视角

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有比较充分的关注，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库利的自我概念是在社会关系中定义的，他称自我为“社会自我”，认为个体的自我观念产生于社会互动过程中，在他人的要求和评价中逐步形成。这种自我认识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对自我在他人眼中形象的想象，关于他人对这一形象的评价的想象，自己对他人认识或评价的感受。米德在库利的社会互动论基础上强调符号的中介作用，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必须以各种符号为媒介，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领会社会的期待和要求，自我意识是在掌握符号使用能力、理解他人反馈的基础上形成的。米德把自我分为“主我”和“客我”两个部分，“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而“客我”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主我”和“客我”互相支持、相互建构，共同构成了自我。戈夫曼对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进行了分析，借用戏剧理论把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印象管理视作一种日常表演，社会就像一个大舞台，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就像演员借助前台、后台的场景进行角色扮演，采用各种表演技巧在他人面前塑造期望中的自我形象。

自我认同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对自我认同的意识体验以两个同步的观测结果为基础：一是个体在一段时间内对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直接感知；二是个体对其他人识别自己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同步感知。”如果自我感知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未能得到保持，就会出现“认同危机”。这在青少年的生命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每个生命阶段都会面临不同情况的认同危机，而他们的人格就是在克服认同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关注了现代性转型期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困境，认为在前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比较容易实现，但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自我认同变得日益困难。他从日常生活中的婚恋、消费、美容、风险、苦难、疾病和死亡等具体现象入手分析，认为当代社会中自我的本体性安全遭到削弱，人们的存在性焦虑和无意义感变得更加普遍。

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个体关怀的意识，明确提出要注重“人”的因素。刘铁梁指出，民俗学应重视个人叙事研究的意义，不应舍弃个人的鲜活感受去谈一些大道理，而应增强对个人的关怀。他曾以中国春节为例，指出个人身体叙事可以赋予春节鲜活的文化意义，使春节生活的核心价值不断得到发扬光大。高丙中认为，“民间”作为真实的生活空间必须呈现具体的个人，民间文学必须呈现个性与自由创造的个人，他主张通过民间文学发现“民”“民间”的主体性，把民间文学纳入国家的公民教育和共同体认同的文化工程，使普通人能够在经验上确证“人民”的个体基础。张士闪等在论及民间工艺研究时，主张“还鱼于水”，从民间艺人主体的行为实践出发，将民间工艺置于民俗语境中，才能使之得到真正的理解与阐释，从而避免“只述其艺，不见其人”。此外，王加华对“个人生活史”作为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与方法的合法性、可行性、操作性进行了探讨，认为此路径可将破碎、零散的民俗事象重新聚合于作为主体的“民”身上。

在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讨论中，学者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要进入“语境中”关注个体，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交流。刘铁梁提出个人叙事研究要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从实证的民俗志书写理念转到对话与交流的民俗志书写理念上来。张士闪主张乡民艺术民族志研究应寻求一种“流动化”的书写范式，充分将“人”的因素纳入学术视野，田野调查可以视作访谈者、访谈对象等主体构成的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刘晓春指出，以“语境中的民俗”为研究范式可以关注到民俗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民俗过程中的人、个人的生活史、个人的民俗知识等，都应成为研究对象。如是，具有个人生命意义的民俗个体就开始站立起来。刁统菊在对民俗学田野伦理的讨论中提出“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就是要重视个体的经验性叙述，重视对人在生活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和权益的研究，关注、研究个体的生活史、生命史。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日常生活及其文化研究对个体的观照是一个合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价值取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社会群体、民俗事象等社会实在必然会关联到个体，作为研究者不能忽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体验和状态。在流变性日益凸显的当代社会，静态的、常态的日常生活情境已经很难长期维持，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建构不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在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中，以符号互动论为代表的原有解释框架已经难以对当前个体面临的问题作出恰当的、有效的分析。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研究本身就是对现代性做出的回应，可以对当代个体的具体需求、生活环境与个体的关联机制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描述和解释日常生活转型过程中个体的角色和状态。因此，本文以自我认同概念作为理论工具，以民俗这种典型的日常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语境探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我是谁”“我应该怎么安排生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三个核心问题，从而在一个基础性的框架内讨论民俗的个体关怀取向。

二、民俗与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

人们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因为人们需要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确定自己的身份，以此作为参照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否则会因为失去与他人的关联性而产生焦虑。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在关系密切的群体中履行权利和义务，扮演各自的角色，集体归属感较强，故很少有身份焦虑。家族认同和地方认同是传统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身份认同方式，人们与家族、社区等生活共同体建立深度关联，长期甚至终身依附于这些共同体，家族和社区的识别符号系统成为民众身份建构最基本的参照系。传统共同体掌握较多的经济、文化和道德资源，具有强大的统摄力和向心力，把个体收编其中，其识别系统是个体最核心的身份坐标。民俗可以“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借助集体仪式和信念确立共同体的权威性地位，让个体意识到归属某一共同体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人们在参与民俗活动的过程中共同确认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共同体成员从中获得归属感和使命感。

人们在参与、传承传统民俗的过程中巩固了家族内部的亲密关系、增强了群体归属感、获得了被认可的社会身份，这是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自我认同最重要的部分。群体成员共享同样的时空环境，共享统一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产品，在参与民俗活动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群体意识，彰显自己在家族中的成员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俗活动是一种划分成员边界、赋予成员身份标识的仪式。共同体成员通过举行仪式表达对共同体的忠诚，同时也在此过程中被共同体进一步接纳和认可。一旦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角色得到了认可，他就会形成对共同体的身份归属和精神依恋，这是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基础。相反，如果个体不能正常融入所属群体，就会被边缘化，从而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

传统社会的地域身份也是回答“我是谁”之问的重要参照。在地域特色鲜明的时代，维系地域归属是大多数人寻求自我认同的方式，因此地方认同是自我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社会中，大部分民众都对所在社区怀有深度依恋，由此“聚集”而实现一种“整体”性，并在此“整体”性的庇护中“栖居”，进而获得“地方”体验。很多传统民俗活动在促进群体认同的同时，也在促进地方认同。这些民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紧密相关，呈现了地方的知识系统、意义系统和符号系统，形成居民的集体表象和集体记忆，由此建立和维系地方认同。周大鸣等在考察广东潮州凤凰村的“游神赛会”时发现，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在传统社会，社区边界符号是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如果有人长期脱离所属社区，就等于陷入了漂泊甚至是流亡的心理状态，失去了归属的根基，这是自我认同的巨大缺憾。

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与家族、社区等共同体的关联度明显减弱，主要是由于现代人的生计方式更加多元，而且生计活动地点大多数远离居住空间，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不可替代，互动联系大幅减少也导致情感依恋普遍降低。多数现代人的生活空间与亲密关系限定在核心家庭中，与传统家族不一样的是其规模小、资源有限、形式多元化，核心家庭在地方社会中难以独立承担责任和扮演相应的角色，在地方社会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明显下降，个体一般不会用核心家庭作为身份建构的参照。此外，生计方式的转变也使得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范围明显扩大，同时也加深了居民对社区的疏离感。社区对居民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没有以前那样直接，也没有过去那么全面和稳定，因此社区对居民的统摄力减弱，其身份建构的参照价值也明显降低。

当家族、社区等共同体的参照系弱化之后，人们便会寻求其他的参照系来建构自己的身份，通过各种性质的关联来建构我群关系，并将自己归入其中。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形成社群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地缘关系，还包括基于各种利益、兴趣、价值等结成社群并形成集体文化。此外，人们的互动交流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借助网络社区进行超越时空的联系，形成各类网络社群，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形成传统认同所需要的时间的力量和空间的凝聚感”。当今社会最常见的自我认同方式就是借助商品消费、追求时尚等来标定自己的阶层、风格或圈子，比如近些年都市中产人群热衷的健身消费被视作一种彰显身份认同、构建生活方式、获取情感支持的重要方式，因而形成了都市新民俗；很多年轻人通过推崇某种风格的音乐等亚文化来建构自我认同；有的则通过追随共同的文化偶像来实现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这些参照系的特点是缺乏现实生活的积淀、随意性强、脱实向虚、不稳定，这样建构的身份并不能持续支持个体的自我认同。

三、民俗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吉登斯指出，“该做些什么？如何行动？成为何种人？这些便是生活于极盛现代性的人们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这是日常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其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践不再是理所当然、一成不变的，而是衍生出许多需要不断探索、权衡的问题。人们用日常知识指导自己的日常实践，这就需要专门审视日常知识的属性和功能。日常知识是人们认识日常生活世界的成果，人们在长期的日常实践过程中会形成关于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情往来等事务的经验和技能，“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用于指导人们去认识、应对日常世界。民俗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指导人们日常实践的经验或知识，是指导人们组织、安排、经营日常生活的民间知识体系，同时也是维系民间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观念体系。日常知识让人们对日常生活世界感到可知可控，对周围的事物形成熟悉感和确定感，在日常实践过程中保持一种自然态度和得心应手的状态。

日常知识之所以能有效指导人们的日常实践、帮助人们进行生活规划和选择，是因为这些知识生成于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充分契合，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充分契合，具有自主性、共享性和确定性。下面对日常知识的这些属性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日常知识的自主性和民间性。这是强调普通民众作为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日常知识由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创造、传播和应用。尤其在传统社会，日常生活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封闭性，各地的生活环境差异较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大部分日常实践需要民众亲自参与，他们根据当地的生活环境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长期的日常实践中积累具有地方性、民间性和实效性的知识体系，去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日常知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属我性，凝结了当地民众的价值诉求和智慧，对接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对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问题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人们一般会借用当地通用的日常知识来指导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保持对日常生活的正确认知、理解和管理，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困惑。日常知识的自主性使得其传授、传播和应用等环节具有自身内在的机制，并深度嵌入当地日常生活运行的过程。这种机制是当地民众基于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的，可以促进社会成员的社会化，使得生活世界中的“我”按部就班、从容自如地生活在具备特殊知识体系的常识世界中。

日常知识的自主性和民间性在当今社会受到挑战，普通民众亲身创造和应用的日常知识越来越少。相反，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民众的亲身实践越来越少，许多事务被外包给了专门的从业者；二是当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时间维度上受到了空前程度的压缩，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内卷”导致对日常生活参与严重不足。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亲身创造、学习各种生活技艺，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亲朋好友互动交流。一方面，职业活动对日常生活的挤压必然会导致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容走向扁平化和空洞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变得单一，难以形成丰富的日常知识；另一方面，市场、科技等生活世界的外部力量对日常实践的介入越来越深，民众的日常实践越来越依赖各类产品和服务，这就等于把对日常生活的安排和规划的权力让渡给了外来的力量，给日常生活实践增加了更多的非自主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日常知识的可及性和共享性。传统社会的日常知识基于日常实践而生成，要服务于生活世界中的每个成员，因此学习日常知识是每个成员必须完成的任务，生活共同体也是一个学习共同体。与专业知识不同，日常知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应当是可及的、共享的，否则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伯格和卢克曼指出，“所谓常识性知识，指的是在常态的、不证自明的例行生活中，由我和他人所共享的那些知识”。人们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致相似的问题，因此他们共享相似的生活情境，共享相同的日常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解决的是日常问题，对于个体来说是可以掌握的。人们在自己建构的知识框架中展开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沟通交流。这种知识框架是经过大家共同确证和认可的，由其指导的日常实践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获得期望中的结果，也很容易在共同体中获得其他生活同伴的理解和认可。人们借助日常实践不断实现日常生活中的目标，这样的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富有意义，有助于人们保持良好的自我认同。

当代社会的很多日常知识已经不是由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创造，而是由技术专家或商家从外部引入，这种植入式的科技化知识借助其优势主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民众需要在传统的日常知识学习和应用机制之外去掌握新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传统的学习渠道和学习共同体机制无法在当代社会充分发挥作用，这就给日常知识的共享带来困难。此外，当代日常生活方式变得多样和复杂，随着生活共同体的衰落，人们共享的生活情境越来越少，共享同一套知识体系的必要性日益下降，这也给日常知识的共享提出了巨大挑战。最后，当代社会民众的很多需求并非自发生成，而是由商家的倡导或诱导产生。很多民众是被新潮流或新技术卷入到新的生活模式之中，为了正常参与日常生活，他们不得不接受新的知识系统。对于不同的受众而言，他们掌握新知识系统的动机和难度也不尽相同，不同阶层、学历、年龄、性别等因素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当代日常知识的学习。相较传统社会而言，当代日常知识分配的分化更加明显。

第三，日常知识的确定性和适用性。个体的安全感、安定感很大程度上来自生活世界的熟悉性和确定性，究其本质属性来说，生活世界要让人们对日常生活保持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然态度，人们借助日常知识系统在生活世界获得了一种可靠的、不言自明的现实感。对于个体而言，日常生活应当是可知的、可控的，其重复性和稳定性让人们觉得既有的知识系统可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问题。明确、可靠、稳定的日常知识体系能够提高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认知和管理能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可控、有序，有助于支持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传统社会的生产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和稳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也具有普遍性和相似性，因此与之相应的知识系统也比较明确和稳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一般都可以借助当地通用的知识经验去解决，适用性和有效性比较明显。在普通民众看来，他们手里的知识“工具箱”基本可以帮助其顺利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事务，这使得其所在的生活环境具有了可知可控、稳定有序的特征。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稳定性使日常知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并能代代相传、发挥作用。

与稳定、统一、单一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同，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多变，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难以预判，因此一套日常知识体系适用于几代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现代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几乎是海量的，而且知识与信息的更新也是常态，对日常知识和经验的反思取代了理所当然的遵循，各领域专业人士取代了传统的民间精英而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人们不得不经常跟陌生的专家打交道，进入抽象、陌生的专家系统之中，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通过再技能化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另外，由于知识背景和利益取向有异，不同的专家对民众的建议往往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人们总是可以求助于专家，但专家群体自身对理论分析和实践建议都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这就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显得无所适从。

四、民俗与日常生活的意义

人的本质决定了其必然会不断地寻求日常生活中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对应了人们各层次的基本需求，包括物质性的、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人们在价值实现和需求满足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形成公认的、稳定的价值体系，这构成了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很多民俗文化就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的诠释和表现，是对日常生活多方面意义的表达，包括物质生活、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等层面。这个价值体系不仅为民众的日常实践赋予了意义和动力，同时也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期望。

第一个层面是与物质生活相关的价值。物质需求是自我认同的最基础的部分，如果没有物质需求的满足，人的自我认同便无从谈起。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物质生活的意义，对物质资料给予丰富的文化含义。在普通民众看来，能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一种“福气”，具备基本的劳动能力和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是对个体进行评价的核心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体的社会化始于物质生活，人们从小就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始接受当地文化的熏陶，在获取基本的生活能力过程中促进自我认同。物质上的成就不仅能满足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物质需求，而且能带来物质层面的安全感，是个体价值的重要体现。相反，缺乏基本的劳动技能或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人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压力，也会面临社会层面的压力。这种状态不符合民众普遍的价值期待。

第二个层面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价值。传统社会最核心的社会关系是家庭、家族、社区等生活共同体内部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血缘和地缘属性。“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人在一乡，水在一缸”等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对家庭、家族和家乡的重视，许多传统民俗都是倡导“忠、孝、节、义”“和睦互助”等有助于提升家族和社区凝聚力的观念，表达了浓厚的亲情和乡情。对个体而言，家庭或家族成员、社区成员都是自己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同伴，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彼此有深度的依赖，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深度的依恋，因此日常生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就是维持共同体的发展和延续，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共同体其他成员的接纳和认可，这是自我价值最核心的部分。按照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主体间的承认是获得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人类主体同一性来自主体间承认的经验”，自我价值的确立需要经过他人的回应和评价，这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最基本的意义生成方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接纳和认可能够促进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让日常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加充盈，并在生活共同体中产生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共同体中的“好媳妇”“好丈夫”“好邻居”等社会角色就是在承认的过程中建构的。

第三个层面是与精神生活相关的价值。在传统时代，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大多寄托于日常生活中创作的民间文艺、民间习俗、民间信仰等，旨在达到娱乐休闲、情感抒发、心理调适、信仰表达等目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民间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即对现实生活有不同程度的脱离或超越，让人们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油米柴盐、家长里短等繁琐事务，而投入一个比较轻松和理想的情境之中，以此达到精神放松或精神寄托的目的。歌舞、游戏等民俗具有喜闻乐见、易于学习的特点，人们根据一定的规则和符号创设一种情境，暂时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在参与游戏、体验美感的过程中放松身心；一些人生礼仪、岁时节日民俗通过表演、聚餐、仪式等活动表达对生命历程重要节点的庆贺、期许，在一种理想化的情境中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重大生命事件开展积极的叙事，以便缓解心理压力、消除思想中的困惑、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神话、宗教等民俗则是民众试图借助超越现实生活的观念或力量来解释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归因来缓解面对困境时的心理焦虑，或通过表达对神灵的尊敬和崇拜来获得庇护。某些民俗对精神生活的充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劳累、困苦等负面体验，从而获得一定的精神支持，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

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失衡，与社会关系相关的价值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消解，物质生活层面和精神生活层面的价值也出现了异化。家族、社区等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疏离，导致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失去了原有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集体化的共同体生活，对于相关的传统观念理解并不深刻。传统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变得稀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认可也变得稀缺，这导致生活的动力和意义变得明显不足，无聊成为现代性综合征的核心表征。当代社会有很多人把生活的主要意义寄托在商品消费上，他们相信商品蕴含的各种意义可以投射在自己身上，但是商品并不能独自维持自我认同，因为商品和人的关联是单向度的，除满足物质需求外，并不能真正满足高层次需求。因此，完全依靠商品占有来维持的自我认同是脆弱的。更何况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商品消费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使人们的满足感在不断下降。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缺乏共情和交流的情况下，集体叙事在衰落。当代人常常用独白表达观点和情感，“信息爆炸”让人们形成了麻木、世俗和理性的心态，那种脱离日常生活的理想化叙事很难再打动人。于是人们往往借助快餐文化填充精神生活的空白，但这种碎片化的生活叙事无法深度和持续地支持个体的自我认同。加之日常生活方式也常常变动不居，“心态秩序”的维系已变得越来越难。

五、结论

民俗文化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支持和引导普通民众，可以优化个体的生活体验和状态，尤其在当代社会，可以在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促进居民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对应前文所分析的日常生活中自我认同的三个核心议题，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借助民俗文化重建社会关系，增强群体认同和地方认同。当代中国仍有一些地方借助传统民俗活动维持家族认同和地方认同。例如，广东潮汕地区的英歌舞是当地民众祭祀祈福的一套大型游神活动，一般是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进行，村里有专门的理事会对表演队伍进行组织和管理，村民在操办活动的过程中加强了联系。此外，广东东莞等地的划龙舟民俗至今仍十分活跃。龙舟队的组建一般由村民委员会负责，赛龙舟训练、比赛和其他活动的费用通常由村民捐赠，每年的端午节赛龙舟活动是营造欢乐气氛、凝聚人心的契机。在社区文化活动中鼓励居民参与，激发普通居民的主体意识，保持社区文化的民间性，可以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例如，广东湛江的赤坎老街曾举办“2019色彩老街”活动，发动当地居民和志愿者一起美化老街。他们走进老街的户外空间，带上黏土等材料，给旧墙体、旧窗户加上色彩和图案，给公共卫生间等设施加上标识，他们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自由而快乐地创作。这样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民间性、地方性特色，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居民的需求和意愿，充分展现了居民的智慧。

第二，运用日常知识提升社区居民实践能力。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建立知识共享平台为社区居民传播科学的、实用的日常知识，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消除“知识鸿沟”，让普通民众都有机会参与日常实践，增强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这种学习共同体和学习机制的建立，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文化。充分发掘、运用地方性知识对日常生活的服务功能，借助地方资源保持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本土性，可以增强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结合非遗文化开展社区营造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正如刘晓春所言，“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需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植根于地方社会自身的内生活力，如此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良性发展，非遗才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活力”。让非遗文化与社区的经济、文化、景观、生态等方面结合起来，重新回归社区的整体环境，也回归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居民的日常实践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广州从化的乡村振兴项目为例，社工带领村民成立乡村旅舍妇女小组、生态种植小组等组织，发展多元的、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引导村民利用本地人文传统和生态资源，不仅显著改善了村民生计，同时也保护和传承了村庄传统文化。此外，他们在珠海三灶镇鱼林村的驻村服务也是运用了当地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蚝油发展经济项目，带领村民举办鱼林古法蚝油美食文化节，打造地方特色品牌。

第三，运用积极的叙事模式来诠释日常生活的意义。生活叙事是在某种意义体系下对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事实呈现、情感表达和观念陈述的过程，也是“凝结和固化生活经验，并在讲述体验中将意义赋予日常生活的过程”。民俗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方式，是对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或情境的集中呈现，是对价值观念的系统表达与演绎，是一种象征性、程式化的表达方式。例如，婚俗是在关于婚恋、家庭生活叙事的基础上，借助仪式化的活动表达相关的价值和规范；建祠堂、举办家族祭奠活动是一种关于家族的叙事；生育习俗、寿诞习俗、丧葬习俗等则是关于生老病死的生命叙事，关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等。注重叙事可以进一步丰富某些民俗的形式和内容，比如当代的婚礼比较注重对新人相识、相恋过程进行呈现，通过具体的事件片段为双方的关系注入积极的意义，让亲朋好友倾听和见证这种神圣、幸福关系的建立。因此，在传统习俗逐渐形式化、理性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充实叙事内容为传统习俗带来新意象，而不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完成送红包、聚餐等环节。社区工作者可以关注居民的生命故事，尤其是关注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与他们一起建构积极的叙事模式，提升他们的自我评价。此外，社区工作者还要重视地方叙事，与居民一起叙写地方社会生活史，把当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事、物呈现出来，展示社区的历史和资源，使居民了解本土文化；构建本地的意义系统和符号系统，为社区生活赋予丰富而积极的意义，使居民对社区形成持久而深刻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其自我认同。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5年第1期 https://mp.weixin.qq.com/s/UJPUIBC1VF6IXfhVKi-p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