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朱大可的文学批评——话语闪电的灵光

风笛

    朱大可，“名”副其实，“奇”，竖写是为“奇”，横写为“大可”，他就能将内涵牢固稳定的抽象之词拆解，再以“陌生化”的形式组合，冲击我们坚硬的惯常思维，恢复感知生命的灵敏，“使石头现出石头的质感。”⑴
    与朱大可的批评相遇是被闪电袭击的感觉。简单的文字在其股掌之中奇妙组合。我们的思维于蛰伏中激活，乘其充溢想象之修辞话语营造的轻舟，穿越纷繁表象，我们被引渡到认知的彼岸世界。我折服于习以为常的文字在他特殊排列后的非凡表现力，内蕴的奇思妙想。他解构文本话语，却又用话语营造自己的居所。他以隐语式书写抵达认知彼岸，试图与“真实”合一，“完成其终极追问的作业”。对生命本体终极价值的形而上追问是他所有批评文字的内核。
    一、语码解构与认知之门。
    很少有批评家像朱大可紧抓语言或被语言“紧抓”。“用语言表达着对语言的不信任。”⑵他解剖话语，祛除遮蔽，触摸破碎的现实。其解码之批评方式无疑启发于罗兰•巴尔特，艾柯等人的解构主义，符号学理论。解构阅读，可“重新组织文本，构成五个代码系列，使得每个代码系列产生不同的意义效果。”⑶文本成了敞开的空间，批评家攀缘话语，接近真实。“话语灯盏、话语星辰、话语太阳及各种话语光线，这些事物像闪电和雷火那样烙写了生命中最有力的白昼，它是人的一种内在真实，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的存在，遮蔽于虚假的日常生活和不可见之中，并随时向想象和梦幻敞开。”⑷文本话语在想象和梦幻中复活，朱大可挖掘出了让人惊叹的内在真实。他在顾城诗意的言说和儿童话语中，找到了他所指涉的那座奇异的房屋；在构造木屋的铁器和木器里，看到了“死亡的寓言”。顾城谋杀和自杀的纠葛风云，在他层层剥落后，寓意凸现：“（顾城）用一把我们早已熟识的死亡玩具拆卸了那个坏的家园，然后把自己悬在生命玩具上，从我称之为生命之树的地点，向尘世的梦想作了最后的眺望。”⑸他为这位童话诗人的精神断流式毁灭找到了文学性解释，我们看到顾城安然穿过社会道德伦理指责，走入诗歌的骗局、坟墓。
     他在余秋雨的“下跪”、“大哭一场”、“嫣然一笑”等修辞中看出其阴性的温软话语和煽情语法，也从“民族”等词看出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解的话语策略。余秋雨热的文学现象，在他敏感的嗅觉下，意味深长。事实上，余秋雨现象不但是世俗众生审美趣味的需要，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象征了当今一些文人的姿态。朱大可对余秋雨的刻毒恐怕主要与此有关，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私人纠葛与人身攻击。
    几乎朱大可的所有批评都顺着话语的枝蔓进入根本。在 《禹：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一文中，将中国上古神话的禅名归纳为三个音位词根，借助想象，他为人道主义式终极信仰在上古旷野寻源溯流。企图“唤起那些退隐在时间深处的词根，使它们摆脱各种历史阐释阴谋的毒害”，追溯了“中华民族精神”最深的话语起源。
    怀疑是寻找真相的必要品质。朱大可辟开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惯常话语，让真相横亘面前。我们的思维被其话语闪电照耀、刷新。但其思想的灵光在夜空一划而过就遁入了隐晦的居所。面对新鲜事物，现有语言老化苍白，他的思想只能蜗居于隐语之中，以期建立新的逻辑，关照投射未知领域，创造开拓自己领域。
    二、表意策略与话语体系的建构。
    朱大可像个好奇的孩子。摆阔、做秀，一切装腔作势都会在他注视之下原形毕露。他会揭穿皇帝那袭子虚乌有、冠冕堂皇的新衣。使人惊叹，使人愤怒。他执著于探寻本相，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和终极信仰宗教般虔诚。也因此他对文本、泛文本并不是审美性、艺术性的关照，而是以作家是否具有终极信仰为标尺。他断定“作为一个追求伟大性的作家，终极信仰正是他作品伟大性的标志。文学不能径直说出这种信仰，但它将被赋予一种辉煌的气质，使所有的灵魂在它里面得到安息。”⑹因此他认为“茅盾的《子夜》就是现实生活与经济学的一次拙劣混合，它显示了一个思想的奴隶的全部特征。”⑺而屈原、伍子胥、卡夫卡、海子、骆一禾等人苦苦追寻生命终极意义，与他的精神气质穿越时空达于契合。文学仅仅是他们叛逆、自由精神的残留碎片。朱大可以自己的思想唤醒他们、使他们破土而出，并用丰沛的想象缝合其裂缝。但历史并非他灵魂真正的安息之所，朱大可不是遁世者，他乡关何处？他说“终极信仰并不是把我从中间价值和世俗信念中带走，而是鼓励我在那里居住下来，坚持我的孤寂性和批判性。” ⑻他在我们中间，但他孤独而叛逆甚至极端。在道德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他对文学承载终极意义的厚望，挤压了他的世俗生活。从文学到文化，他横向拓展，游走于众多空间，以期向纵深追寻。四方进军，向着一个中心。他巴尔特式的，对现代神话的解读，显现出感官狂欢下的精神黑洞。在“上海的情欲”，“新天地”的“水泥美学”，文学市侩式的“贵族气”中他看到民族文化高贵性的流失，人们价值的恐慌、骚乱。执著与压迫纠缠不休，他突围，逃亡，歇斯底里反抗，甚至抨击。表现出了对小市民现实主义作品的强烈憎恶。他尤其无法忍受“用世俗的琐碎经验取代对新世界的想象性塑造”，“用卑下琐碎的小市民气质取代英雄主义和对终极价值的崇高企望”。朱大可的精英式审美趣味与大众的形而下口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他对那些“向下”的或媚众的作家深恶痛绝。卫慧式的隐私写作，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上海的情欲在尖叫”，并痛斥余秋雨“企图扮演精英并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动”，骂其为“追逐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至此，我们明白朱大可的尖刻和极端都与他的终极信仰有关。许多人指责朱大可的刻毒为人身攻击，个人炒作。这种说法显然浮于表面。据笔者有限的阅读和了解，朱大可和余秋雨、卫慧等人并无个人恩怨情仇。他说“绝望就是对终极事物进行关怀之后的极端反响。”⑼他曾经激情地呼吁，但发现自己并非应者云集的先知，绝望之下只有“痛打”了。其绝望愈悲切彻骨，其反应愈极端、歇斯底里。他自己也说过“评论家做评论时往往很难把握度，不小心话语就过激了，造成了对他人的人身攻击。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 ⑽明白其毕生追求与笃信，我们就不难理解其极端了。在一个精神苍白，思想贫乏的时代，出现这样一个唐吉珂德式人物，至少其精神十分可嘉。笔者认为应该肯定和谅解。
     朱大可企图为文学的神圣意义招魂，顺着现实生活的各个纹理，他伸向中心，挖掘真相，质问作家和批评家。现实是一种具有无限维的“混沌”，而隐语就是镜子，它以类比，从另一视角投射向未知，进行了创造性扩展，从而衍生全新的认知。朱大可沿着铺满话语的道路，叩开了认知之门。他拆解别人的房屋，寻找意义，却将其置于自己构筑的房屋。他的隐语就是一座座屋子，满载其思想，但并非四维敞开，清澈透明。我们的脚步只有循着他想象的牵引，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才能抵达意义之所，进入思想和视野的未知之域。阅读朱大可的批评，想象飞旋流转，有自由舒展之惬意和参与创造的乐趣。这正是他批评魅力之所在。朱大可的隐语式写作是明智的也是必然的，面对全新现实和陌生经验，人类只能通过隐语的手段生成新的逻辑。在《唐人街作家及盲肠话语》一文中，盲肠就是他为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命运极其准确的隐语式命名。在澳大利亚八年的生活中，他深深感觉到“文学想象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建构行为，他们通过想象努力建构一种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生命共同体。说故事或文学叙述则具有建构少数族群弱势自我的历史整合功能。”但“他们还没走出唐人街的围墙之前就已经退化成了真正的盲肠，而西方世界的墙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风景。”他对文人知识分子的忧虑遍及其足迹所到之处。
    朱大可丰沛的想象，华美的隐语，有效润饰了他形而上的艰涩思想，使其犹如清新之风，宛若无形，却可感可触，与生命息息相关，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与那些语言干枯，思想迟钝的学者型批评家全然不同。他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终极信仰融入了文学批评，想象与逻辑同行起舞，进入思维的狂欢妙境。因此其语言于极致处如火似电，燃烧、闪耀，汪洋恣肆。许多人因此认为他卖弄才华，过于张扬，但毫无疑问，他想象的羽翼和思想的灵光划过众多心灵，而且永难磨灭。这是朱大可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给文学批评的贡献。
    朱大可独行文坛，其个性和彻底招致骂声一片，认为他的“酷评”在唱文学批评的反调。尽管他的个性言说有时苛求异端，新奇有余，学理不足（比如对鲁迅的批评），但只有特别的人才会招致人们的极爱与极恨，平庸者两者俱无。他终于发现世俗中间世界也并非其精神的居所。在追寻终极价值的精神痛苦中，寻找消解模式不得，他转而成为遁者（ “遁者就是藐视和遗弃石头的人：让命运之石悬置在山脚之下，独自翻越山巅，向一个他在其中能够更自由地生存的世界奔走。” ⑾）但“无论遁者是否企及终点，只要他保持着逃遁的信念和勇气，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⑿为这位文坛独行侠祈祷吧，但愿前头是“万木春”，而非歧路与绝境。


注释：
1、⑴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
2、⑵、⑷、⑸、⑹、⑺、⑻、⑼、⑾、⑿朱大可：《话语的闪电》，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 第18页，第113页，第131页，第27页，第26页，第95页，第273页，第304页。
3、⑶项晓敏：《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 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4、⑽朱大可，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1月14日。

夏敏

为文学评论家的思想和风格做评,本文是比较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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