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山海经》和华夏古代世界观

刘宗迪

《山海经》和华夏古代世界观
Shanhaijing and the Worldview of Ancient China
（在北京大学比较神话学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刘宗迪


《山海经》是一部古老而重要的汉语典籍，但它对于中国上古思想和学术的深刻影响，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识。由于书中充满了许多用现代知识和观念无法理解的稀奇古怪的记载，因此，这本书就主要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在中国学者的眼中，远远没有六经和诸子那样崇高和经典的地位。实际上，如果我们撇开偏见，不仅仅着眼于书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内容，而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和结构进行整体的把握，并把这本书置于其本己的知识语境中进行理解，就会发现，这本书原本是有着明确而完美的结构，是上古时代一部基于经验和观察的知识性著述，根本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古人无知想像的虚构或者是四方传闻的杂凑。

一

前人之所以一直把这本书视为东拼西凑、零杂污秽的杂俎之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这部书原本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著作构成的，整部《山海经》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山经》和《海经》。《山经》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依次叙述了数百座山的方位、里程、物产（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水文等等情况，对每一种当地特有的物产又详述其形态、习性、功用和巫术作用等等，是一部包罗广泛、体系严密的山川风物志，系统地反映了战国时代中国人的自然博物知识，对于我们了解华夏先民的自然知识（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药物学、矿物学等）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本书的名字原本也不叫《山经》，而叫《山志》，流传至今的本子每一方山经的末尾，就明确标明了这一书名，即：

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南山经》）
右西经之山志，凡七十七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里。（《西山经》）
右北山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万三千二百三十里。（《北山经》）
右东经之山志，凡四十六山，万八千八百六十里。（《东山经》）
右中经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中山经》）

《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之名，则是汉代刘歆校定此书时所加，刘歆把《山志》五篇与另一种古书合并，并将合并之后的书命名为《山海经》，这就是他校定的《山海经》十八篇，其实，在刘歆并入《山志》之前，原本的《山海经》只包括今本的《海经》十三篇，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山海经》十三篇，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山海经》。
其实，《海经》十三篇也并非《山海经》的本来面目，《海内经》四篇中的许多地名，都是秦皇、汉武方始开辟，显然是秦汉时代的窜入，《海内经.》四篇中，除去这些后世增饰的内容，原本也只有一篇，这一篇与《海外经》四篇形成了一个由东、南、西、北、中五方组成的整体图式，正如下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方图式一样。也就是说，《山海经》原本只有十篇，即：

《海外南经》第一
《海外西经》第二
《海外北经》第三
《海外东经》第四
《海内经》第五
《大荒东经》第六
《大荒南经》第七
《大荒西经》第八
《大荒北经》第九
《海内经》第十

这十篇其实又分为两组，即《海外经》五篇和《大荒经》五篇，而这两组文献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大同小异，显然是出自同一个知识传统的产物。

二

《海经》的内容和风格与《山经》迥异，较之《山经》，它含有更多的稀奇古怪的记载，尤其海外、四荒中那些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怪人和怪物，正因为这一特点，在西方神话学的影响下，现代学者才主要把《海经》视为一部神话学文献，并视之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渊薮。
其实，恰恰是这种神话学的眼光，严重妨碍了我们对这部古老典籍的实质和价值的理解。《海经》固然充满了稀奇古怪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非是古人想像或虚构的产物，也不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结果，而是别有来历。《海经》是述图之作，其文字是对一幅先在的古老图画的叙述，因为叙述者已经不了解这幅图画的内容，基于误解和想象对图画进行叙述，图画中出于表现目的而在人物形象和构图上所作的变形、夸张、特写等等，在叙述者笔下就变成了匪夷所思的殊方异类、珍奇物怪。
不过，由于叙述者对画面构成的叙述足够细致和忠实，因此，我们今天仍能够透过这一基于误解的叙述，一窥古图的本来面目。这幅图画，并非像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一幅关于四荒海外的地图，而是反映上古时间知识的历法月令图，《海外经》和《大荒经》所谓四方（东、南、西、北），在古图中原本表示四时（春、夏、秋、冬），这从其中的四方神和四方风与四时的关系就可以看出。
《海外经》古图由东而南而西而北，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依次描绘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岁时仪式、农事活动和物候现象，实为一幅图画月令，《海外经》文中那些殊方异类的内容就是述图者基于误解对图画中月令场景的描述。
《大荒经》古图的内容则稍微复杂，其中除了和《海外经》图相同的月令内容之外，还描绘了四方群山，但《大荒经》图描绘四方群山的目的，并非为了俯察地理，而毋宁说是为了仰观天文，即根据逶迤四方的山峰观察日月的出入方位以确定季节和月份，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一个原始的天文坐标系，其中那些被后人视为神话的记载，如夸父追日、烛龙、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昆仑山等，都是观象授时活动的反映。
总之，《海经》其书，与其说一部地理书，不如说是一部“失落的天书”。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海经》的地域范围问题，历代学者根据其不同时代的地理知识，任意夸大《海经》的地理范围，现代学者甚至已经把《海经》的范围夸张到了整个地球。其实，《海经》的范围很小，《大荒经》罗列群山，既然旨在构建一个据以进行观察的坐标系，那么，这些群山就必须是在人的视野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大荒经》的地域范围也就是人的目力所及范围，大概不会超过方圆百里。《大荒经》其书，可以说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是上古时期某个群山环抱的蕞儿小国的时空知识的反映。

三

时过境迁，这个时空图式流传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中，已经丧失了其固有的地方性和草根性，被战国知识分子视为整个世界图式的写照，于是，这个地方性时空图式就成为战国知识分子想像、建构和规划天下的现成框架，从而深刻地塑造了战国时代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可以说，中国传统世界观和宇宙论就是从这个地方性的时空图式中生发和引申出来的，基于这一图式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引导着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的那些最基本、最普遍的图式，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1）稷下学者（邹衍）的“五行说”和“大九州说”作为战国人想像历史和世界的时空模式，就是从《海经》时空图式中引发出来的。
（2）《尚书•尧典》：羲和四人分赴四方，分司四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舜巡守四方，“望秩于山川，协时、月，正日”等故事，显然出自《大荒经》。
（3）先秦典籍中关于华夏世界疆域的想像，尤其是关于四海荒服的想像，也出自《大荒经》，古书所称先王巡守或者教化所及的边界，就是《大荒经》的边界。
（4）《尚书•禹贡》关于边远地区的地理叙述本自《山海经》，《禹贡》地理是揉杂关于中原地理的实证知识和《大荒经》关于远方地理的“想像”的产物。
（5）汉武帝开拓三边，并“案古图书”为新开之地的命名，其所据之书，就是《山海经》。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昆仑山的实定和命名。正由于《山海经》的地名被陆续从书本落实到四方疆域，因此，在后人看来，《山海经》其书就成了四方地理的真实写照。
（6）《山海经》地名一旦被前人落实，整个《山海经》地理图式就成为后来的地理学家考证华夏历史地理的经典依据，如《水经注》。
总之，可以说，《山海经》奠定了中国传统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基础，与其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不如说是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的一部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典”。
（以上观点的详细论述，请见拙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