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 住 民 间 艺 术

chuan

                               留 住 民 间 艺 术
                            ——谈谈四川灯戏及相关问题
                       
                         李 祥 林

    “蜀戏满天下。”巴山蜀水戏剧文化积淀深厚，民间绵延不绝的傩戏、灯戏，即是证明之一。已获定名的“四川灯戏”早已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分卷收载，列入“戏曲声腔剧种”。这种歌舞小戏，来自民间，源于乡村节庆时平地围灯边歌边舞的“跳灯”，后来融入故事情节发展为灯戏，生活气息浓，表演形式活，充满喜乐色彩，所谓“一堂歌舞一堂星，灯有戏文戏有灯；庭前庭后灯弦调，满座捧腹妙趣生”（清末民初嘉陵公子《竹枝词》）。作为民间艺术，重庆方面有秀山花灯，成都地区有车车灯，岷江上游松潘有回族花灯，等等。类似东北的二人转，巴蜀灯戏主角亦为一旦一丑，表演时以唱为主而少有大段大段的说白，曲调多采自山歌、神歌（端公调）以及民间小调，富有乡土风味，充满生活情趣。清乾隆时双流举人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有道：“花灯正好月华催，无那书声入耳来；看戏看花都未了，伤心竹马竟成灰。”自注：“新年诸戏，俗名花灯，儿童有娱久而畏入学者。”嘉庆年间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亦云：“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道光年间江西人黄勤业入川宦游，三月三抵达井研县境内，其在《蜀游日记》中写道：“乡人作优戏，登场不多人”，“其班曰灯班，调曰梁山调”。可见，观灯唱戏习俗在巴蜀地区由来已久。
    川北灯戏流行于南充、岳池、苍溪、江油、剑阁等地，剧目多达数百个（旧时仅有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的“腹本”，建国初期经过发掘整理出剧本130多个），如《算命》、《献鸡》、《裁衣》、《拜师》、《出天行》、《灵牌迷》、《赶隍会》、《请长年》、《小放牛》、《送京妹》、《打胖官》、《打面缸》、《皮金滚灯》、《花鼓闹庙》、《五子告母》、《灯官审灯》、《包公照镜子》、《郑板桥买缸》、《丈母娘上轿》等。据乾隆年间《苍溪县志》载：“上元，放花灯，演灯戏，在郡邑城廓间筑台竞演，昼夜不分。”场面的确很热闹。对于川北灯戏，民间不但称之为“喜乐神”，而且形象地喻其为“大铺盖”，意思是说寒冬腊月看灯戏，热闹的场面让人觉得犹如身裹厚厚的棉被，把严寒也忘在了脑后。众所周知，尽管“五腔共和”的川剧中灯调直接来自民间灯戏，尽管当今出版的川剧书籍也将《赶隍会》、《包公照镜子》等直接作为川剧剧目收入，但不得不承认，川北灯戏迄今仍以区别于川剧的独立形式存在着，这从2003年秋季在南充召开“川北灯戏保护与发展研讨会”时，当地专门为与会代表组织的两台灯戏演出可看出。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川北灯戏》一书，曾从灯戏有自己的“班社”、“演员”和“剧目”三方面指出川北灯戏与川剧中的灯戏（灯调）“不是一回事”，尽管言之甚略，但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迄今仍须强调。过去，川剧从民间灯戏获得过滋养；今天，民间灯戏仍应在川剧之外发展。明确这点，无论对于灯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生存，还是对于灯戏作为一个特定对象的研究，乃至对于灯戏作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的打造，都是极重要的。
    灯戏源于民间，也活跃在田间地头，其艺人系家传或师承，演出乃业余性质，戏班有的专演灯戏，有的则兼行庆坛法事和演出灯戏。据上个世纪80年代的调查，活跃在川北乡村的有阆中“玉山灯班”、剑阁“白龙灯棚”、昭化“胡家灯班”、南部碑垭“杜家灯班”、苍溪元坝“天台灯班”等20多个灯戏班子。如今，又是20多年过去了，这些民间班子是否还存在呢？如果存在，其生存状况又如何呢？……2003年5月，为了筹备上述研讨会，我们先行到了南充，我向当地文化部门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在研讨会正式召开期间，能找来两三个民间灯戏班子，让与会者看看更多原汁原味的民间灯戏演出。对方坦然承认，尽管地方上如南充、岳池的国营川剧团也兼演灯戏（顺便说说，四川目前没有官办性质的专业灯戏团，老是让川剧团去排演灯戏，究竟对灯戏这种艺术形式的存在是利还是弊？或者说，长此下去，会不会使灯戏在艺术上同化于川剧？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但在主管部门方面，这20多年来对民间班子情况的掌握，几乎是个空白。个中缘由，肯定多多，我想，有一点大概是由于民间灯戏与傩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由来，川北灯戏跟庆坛（由端公所主持的民间请神祈福免灾仪式）关系密切，所谓“灯、坛两开”、“木偶是爹，皮影是妈，猴戏是姊妹，庆坛是它干爸爸”的流行说法可以为证，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它的障碍。今天，经历了20年改革开放春风的洗礼，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正被提上当今中国重要议事日程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去对待诸如此类事象。
    文化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宗教与艺术在先民生活里往往瓜葛甚深。从字形上看，汉字“巫”即“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说文》），所以王国维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宋元戏曲考》）。正是在巫、舞一体的原始宗教活动中，蕴涵着戏剧产生的极重要元素。诚然，过去岁月中，“傩”因迷信意识渗透而走向荒诞不经，成了过街老鼠，但是，在人类文化史上绵延不绝的“傩”，其深厚复杂的内涵又远非请巫、降神、打卦、驱鬼等外在表象所概括得尽。如果我们以科学态度不仅仅视之为封建迷信，而是从深层上承认它是一种基于人类生活本身、起源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须知，无论“天子傩”还是“乡人傩”，傩祭本意都在于“驱鬼逐疫”也就是“驱邪祛疫、祈福纳吉”，皆跟人类生存意志密切相关），剔其糟粕，掘其精华，就会发现其光怪陆离的表象下竟然凝结、浓缩、隐藏、演绎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生命意识的张扬，民俗风情的展现，内心愿望的投射，大众娱乐的自足，戏剧的原始基因，歌舞的悠远血缘，古朴神奇的面具艺术，幽深莫测的符号体系……渗透着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与人的生存、人的追求、人的企盼有着实实在在的血肉关联，尽管粗陋原始却又生动鲜活。傩戏文化在巴山蜀水分布广泛，有梓潼阳戏、芦山庆坛、成都端公戏、泸州秧苗戏、南充傩坛戏、巴县接龙阳戏、广元射箭提阳戏，还有羌族释比戏、白马跳曹盖、石柱土家族土戏，等等。（前不久出版的《四川傩戏志》，就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信息。）整个傩文化早已被海内外学术界名正言顺地纳入研究视野的今天，对于血缘上与之相关的民间灯戏，我们实在是没理由再将它置于视野之外。
    灯戏在巴山蜀水分布广泛，《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四川灯戏”条仅称其“流行于川东北和川北一带”，有失全面。因为，前述双流举人刘沅的《蜀中新年竹枝词》以及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表明，在并非属于川东或川北的成都地区，老早便有民间灯戏演出且妇孺皆知，小孩子痴迷灯戏竟然连学堂都不想去了。除了川西，川南也有灯戏。如邻近云南的古蔺县，花灯自来有名，一首流传民间的花灯唱词云：“灯从唐朝起，灯从唐朝兴，唐朝兴起到而今，皇母娘娘害眼病，许下三十六盏灯，十二盏上天变成紫微星，十二盏下地化作五谷灯，十二盏留在民间作花灯。”据20多年前的调查，古蔺一地，全县80%的区乡都有灯班活动，不可谓不兴盛。灯班由民间艺人和爱好者组成，有鲜明的自发性色彩，以堂屋和院坝为演出场地，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二“出灯”到十五“收灯”，走村串户，唱春灯，贺新年，很受老百姓欢迎。这种民间歌舞，又俗称“扭扭灯”，表演者以一男（唐二）一女（幺妹）为主，后者由男子扮演（民间谓之“童子扮幺妹”），另有一插科打诨的丑角（打岔老者），在演出中穿插逗趣。随着古蔺花灯的不断发展，又逐渐在歌舞表演中加入故事情节而形成灯戏，民间称为“折子”。古蔺花灯戏的剧目，有《双拜堂》、《三会亲》、《韩湘子》、《三星庆寿》、《鸿雁传书》、《婚喜临门》等。此外，在地处赤水河下游、跟贵州省接壤的合江县，也有下河灯戏活跃在民间，不但常演诸多折子戏，甚至能演《柳荫记》、《天仙配》、《三孝记》之类大幕戏。南路民间灯戏，还有乐山地区的夹江堂灯，诸如此类，恕不枚举。
    灯戏是民间艺术，如果我们对它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几个国营剧团及其演出的剧目上，那是远远不够且有失偏颇的。以[胖筒筒]为主要曲调的四川灯戏，连其主奏乐器“胖筒筒”也颇具民间色彩。人们习惯称之为“大筒胡琴”，其实，由民间艺人以大竹筒制作的这种乐器，虽形似二胡，但较二胡琴杆粗短、筒身粗大，声音属中音区，比二胡声浑厚且带“嗡”音，又名“嗡琴”。起初灯戏演出，主要就靠的是胖筒筒伴奏，另配以盆鼓和大锣各一，至于其他乐器则是后来才逐渐增加的。因此，完全可以说，胖筒筒以及[胖筒筒]曲调，乃是构成民间灯戏音乐的灵魂所在。然而，在南充召开的川北灯戏研讨会上，一位搞戏曲音乐的老同志讲，目前这种乐器的制作工艺正面临失传的危险，据他所知，尽管现在也有人在摸索着制作，但想方设法，“均未获得成功”，因为始终难以使又名“嗡琴”的该乐器所特有的“嗡”音效果再现……闻听此言，使人深感吃惊。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是我一直多加关注的问题，屡屡参与相关调研活动，撰写调研报告，向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在上述研讨会的发言中，我郑重指出，这无论对灯戏还是对川剧，乃至对整个四川民族民间文化来说，都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大问题。在本土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当今时代，“土”字当头的本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和消亡日益加速，对此问题再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迫切需要增强危机感，端正认识，拿出有效对策。

月光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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