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给历史一个清白

雪村友梅

还给历史一个清白

孔祥吉先生在2004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两封不该发出的信——叹何如璋之不慎失足》一文，文中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何如璋两封信”，指称中法战争前夕，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有向日本情报人员提供机密情报之事。同年4月，孔祥吉先生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出版，该书《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一节，再次据日本所藏信函指称何如璋提供情报之事，文中称：“他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金钱诱惑面前，本应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对日本情报人员让其设法取得清廷机密文报的无理要求，应当严厉拒绝，痛加驳斥。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其所知，写给日本的情报人员。这种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与不解。”
孔先生的最新研究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是，笔者认为，指称何如璋“向日本提供过情报”的说法恐靠不住，有重加考量的必要。因事关历史人物之名节，兹事体大，所以不揣浅陋，在此谨陈管见。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对两封信的误读
孔祥吉先生所据的两封信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两信内容如下：
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这两封信反映的是日本方面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设法在中国搜集情报的相关情况。所谓李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指的是光绪九年（1883）三四月间李在上海与法使谈判情况向朝廷的奏报。孔先生提到，第一封信后用朱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到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第二封信后朱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孔先生特别强调，正是由于第二封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收信人渡部书记生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孔先生认为，何如璋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东京三年之久，颇多熟悉之人。与他联络的渡部书记生，应即其熟人之一。何如璋有出使日本的经历，与李鸿章长期共事，曾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故渡部敢于用金钱进行尝试。
以上即是孔先生的解读逻辑。简言之，他根据第二封信的朱笔说明，认定该封信为何如璋亲笔，又从两信笔迹相同，且均系使用“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认定第一封信同为何如璋的“亲笔密信”，并从第一封信“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这段话中，推断何氏已经拿过日本人的“百余金”。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信件本身白纸黑字，没有问题，应是确实可信的历史档案。而且，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两封信笔迹完全相同。孔先生在文中说，这两封信使用的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如果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那么因为何如璋曾做过驻日公使，这信笺无疑为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说法提供了某种佐证。但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中提供的原信照片可清楚确认，这两封信使用的实际上都是“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大”与“在”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反。 “在清国日本公使馆”实际上说明情报是写在日本人的信纸上的，试问，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何以要一次次使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信笺呢？对此恐怕找不出合理解释来。
其次，将这两封信与何如璋的“亲笔”产生联系的关键，是孔先生从第二封信的“特殊文体”中认定作者是何如璋，而所谓“特殊文体”则与对第二封信朱笔说明的辨识和翻译直接相关。孔文中，第二封信末尾朱笔所注译为“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但根据孔先生提供的原信照片，所引“朱笔注”从辨识到点断明显有误。正确的读法应当是“右者何如璋氏方ニ寓居致居候井上生ヨリ渡部书记生共之内报也。侍读トハ何如璋ヲイウ”，意即“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句话把情报来源交待的非常清楚——即它是由寄居何如璋家的“井上生”传给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渡部书记生的。孔先生作出错误的判断主要与这段朱笔注的错误点断、翻译有关。
其实，分析第二封信的具体内容，也能发现问题。这封信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周炳麟访问何如璋，信中介绍了二人的谈话；二是有人至何如璋处询问越南事，信中记录了何如璋的回答。但从叙事口吻来分析，很明显写信者不是谈话者本人，而是当时一位旁听者。因为如果是何如璋本人写作这封信，他一定不会自称“何侍读”的，也不会用“周炳麟来访何侍读”这样的口吻叙事。孔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了这点，可惜他没有正面对待这中间的矛盾，而是用“情报的特殊文体”这种模糊的说法加以解释。至此，应该可以得出结论，第二封信不可能是何如璋本人所写。
从第一封信的字面，本来看不出收取贿赂出卖情报之事与何如璋有关。然而，由于两封信笔迹相同，通过第二封信作者的确认，便将第一封信也记在同一作者的头上，这就是孔文的逻辑脉络。指证何如璋“收取金钱”的证据就这样被推导出来，武断之嫌自然在所难免。事实上，也不能因为这两份情报字迹相同并“紧密排在一起”，就认定二者出于同一情报源。第二封信系由“井上生”转至渡部的，第一封信没有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仅仅说“支那某官”、“某人”，可以认定这份情报是一位被日本人收买的中国官员亲自交给渡部的，渡部应是日本北京公使馆负责情报收集的书记官。两封信中所记情报存在双重来源的可能性，而且，这两封信不应该是情报提供者本人的亲笔信函，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两封信均为中法战争相关情报，是由渡部汇总后交由日本使馆人员统一抄写，再送回日本国内的。两封信是报送外务省的抄件，由书记员抄写，信纸为“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公文用纸，孔先生同书所引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日本外务大臣清木周藏寄送的报告翁同龢开缺情况的密件，同样是抄在印有“日本国驻清公使馆”的信纸上。 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员的亲笔抄件，应属公文，怎会是何如璋的“亲笔信件”？
二  “井上生”其人
从第二封信的内容来分析，相关情报的泄漏肯定与何如璋有关。这需要还原一下1883年何如璋的生活环境，找出问题真正的线索。其实，更具体的答案就在后面的“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这行字内。出现在信件中的“井上生”，是进一步澄清问题的关键人物。
这里的“井上生”，其实是近代日本“中国通”中一位著名人物。“井上生”真名楢原陈政（1862-1900），又名井上陈政，中国的名字叫陈子德。他既是日本情报人员，收集中国情报卓有成绩，又是文人，是清末大儒俞樾的学生。俞樾《曲园自述诗》记其事道:“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 他1882年来到中国，在华先后达6年之久。其间曾远赴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收集中国情报,归国后写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此书1888年由日本大藏省出版，可谓甲午战争前日本收集中国情报的“代表作”。这期间，他曾化装成中国人，使用陈子德的名字远赴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各省，冒充中国贩纸商人刺探中国宣纸制作技艺，回国后写成《清国制纸法》。 1890年俞曲园70寿辰，也是这位楢原陈政编撰了《曲园自选诗》在东京博文馆出版，他还在日本动员了包括明治开国元勋胜海舟在内的几十位日本学者，为纪念俞曲园古稀寿诞写作诗文，编辑成集，此即今天编在《春在堂全书》中的《东海投桃集》。因为送长女婿之葬，俞曲园70寿辰本来是想“不觞一客，亦不受一诗一文之赠”的。他在《东海投桃集》序中说：“不图日本有旧隶门下之井上陈子德，为我遍征诗文，余固不知也。至明年八月，由李伯行星使寄至姑苏。余不禁哑然而笑。曰：在本国则却之，在彼国则受之，其谓我何？虽然，余七十生辰固在去年也，而东国诗文之来，则在今年，是可例之寻常投赠，而不必以寿言论矣。自惟卅载虚名流布海外，承东瀛诸君子不我遐弃，雕锥朽木，刻画无盐，其雅意亦何可负哉。因编次其诗文为一卷，题曰东海投桃集，以识诸君爱我之情，亦见中外同文之盛。” 1891年，楢原陈政随伊藤博文再度来华，归国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清国商況视察复命书》。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中日全权使臣举行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谈判。日方7名出席人员中，赫然便有楢原陈政其人，足见33岁的楢原已经成为日本处理中国关系的核心人物。1900年，楢原死于北京义和团运动中。时任日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年38岁。
楢原陈政才是这起间谍事件的核心人物。1877年何如璋出任驻日公使，副使张斯桂及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均精于学问,多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席中就有时任日本大藏省造币局局长的得能良介。得能良介是明治政府中领导组织日本造纸业和印刷业完成技术革新和进步的重要人物。在他的领导下，明治日本摆脱了国家货币的用纸和印刷均依靠外国，日本政府只是在做好的钞票上盖上印章的落后局面，并反过来出口优质货币用纸于世界。何如璋关心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种种新的变化和进步，其中一项就是关注日本造纸与制币技术的进步，所以和得能良介交往颇深。得能良介也积极对何如璋讲述如何改造中国币制、纸币制造用纸技术，甚至给何如璋提供了详细介绍机器的文件和图纸。两人由是成为好友。何寿朋《先府君子峨公行述》记载说，当年楢原陈政是因为不容于继母，才由鹿儿岛藩士、时任日本大藏省造币局局长的得能良介托付给何如璋的。何寿朋所言当有所据，但 “不容于继母”这个说法很明显是不真实的，大概是得能良介当年编给何如璋听的故事。楢原陈政1862年9月25日出生于江户，是幕臣楢原仪兵卫的长男。因家计穷困，被过继给曾是德川臣下，后经营制造灯笼的井上臣光。幼年的陈政曾入作为明治推广小学教育的模范校浅草育英小学校学习。但因家境日衰，陈政不得不放弃学业，应募到大藏省纸币局制版部当童工。在为童工办的学习班中，陈政凭其聪颖和对汉学方面异常的素养得到得能良介的赏识。
1879年，一位16岁的少年来到清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这个人就是秉承日本大藏省命令，经由得能良介特殊介绍的当时叫做井上陈政的楢原陈政。1882年何如璋归国。楢原陈政又由大藏省派遣随何如璋同船来华继续学习。 孔祥吉先生所发现的两封信件发出的时间是光绪九年上半年，其时楢原陈政正在北京何如璋身边随他学习制度掌故。根据孔先生介绍，前引第二封信，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排于1883年7月8－9日之间，那么这封信所记载的，应当就是楢原陈政从何如璋处刺探的情报。同年10月9日，清廷任命何如璋赴福建督办船政，12月25日，何如璋经由海路到达马尾。 楢原陈政则效顾炎武沿陆路开始了他的中国情报收集之旅。在福建与何如璋汇合后，楢原陈政在马尾何如璋处亲眼目睹了中法战争大清国的失败。到这时候，何如璋以戴罪之身已经没有能力再照顾陈政。就在这一年，在何如璋的介绍下，楢原陈政赴杭州去俞樾那里学习。何如璋之于楢原陈政，先于公馆抚养之，后带他回国教育之，对他实有养育之恩。也许正因如此，在任职北京日本公使馆期间，楢原陈政曾专程南下凭吊中法战争中获罪遣戍、期满归乡后物故的何如璋。其时楢原陈政“伏诣墓门，涕泪横流”，并出资在何如璋墓前建起两座石狮。
第二封信中的“内报”一如孔祥吉先生所说是“情报之谓”。审度楢原陈政生平，很明显他是一名对中国文化浸润很深的文人，又是为日本明治政府收集了大量中国情报的情报人员。了解了何如璋生活中上述相关的背景资料，“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句朱笔注的意思就清楚了。孔祥吉先生发现的第二封信，情报来源就是楢原陈政。这一结论与第二封信的第三者之口吻也完全相合。这样(我们总算弄明白何如璋身边的情报是如何被日本人刺探到，从而也就明白了说何如璋本人出卖国家机密，是如何冤枉的。)
综上所述，如果说何如璋与日本人搜集情报难脱干系的话，充其量也只能说他保密意识不强，特别是他对身边的日本人“井上生”完全没有警惕性，致使日本的情报人员有了可乘之机。孔先生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两封信件认定何如璋向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说法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