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宝林：民间的精英

淇园之竹

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蔡元培在“北大日刊”上发表“校长启事”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刘半农、李大钊、胡适、顾颉刚、罗家伦等许多五四先进人物的热烈响应，使北大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的发源地，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自觉地研究民间文化，是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生动体现。八十年来，在曲折的发展中，这种研究虽多灾多难，却仍然取得不小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民俗学、人类学平了反，多方引进国外研究成果，民俗调查、民间文艺普查和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最近看到“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洋洋二十多本，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值得我们重视。
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题词，点出了这两套丛书的特殊意义：“贵州民间文化宝库打开山门，走向世界。”
贵州山高而多，谚曰：“地无三尺平”，过去非常闭塞，以贫穷落后著称，但却保存着许许多多原生态的民间文化财富，世界少有，堪称五光十色的文化宝库。过去不为人所知，如今已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民间文化专家前往“采风掘宝”。本地各民族专家进行了更深入的长期研究，像庹修时对傩文化、潘定智对民间文艺生态学的研究，就在国内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贵州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作了大量调查，编印了《贵州民间文学资料》四十三册，改革开放以来又重印一回，并继续编印新的成果，更达七、八十本之多。但因系内部出版，一般人很难见到。如今贵州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弥补了这一缺陷。这是在过去长期调查研究基础上，组织专家精心编选而成，其内容更加精粹，纪录更加科学，形式也更加全面了。特别是同时出版的“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使民间文艺生态与作品融为一体，对活形态的民间文艺有了立体描写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这是两套精心策划的民间文化丛书，使贵州民间文化宝库的山门打开了，芳香四溢，大开了人们的眼界，定能受到国内外学人的欢迎。
黑格尔的《美学》断言“中国没有民族史诗”，几乎成为定论。前几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仍然持此观点。其实，中国各民族的史诗是很多的，不但有许多英雄史诗，而且还有更古老的神话史诗。这种神话史诗，许多民族都曾有过，可惜未能及时记录而失传了。但是《苗族古歌》却已有了详尽的纪录，长达五千多行，包括《开天辟地歌》、《人类起源歌》、《洪水滔天歌》、《跋山涉水歌》等十三首长歌，曲折地反映了苗族的悠久历史。从这些奇幻而又质朴的诗句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苗族先民的宇宙观、枫木和蝴蝶等图腾崇拜与兄妹婚，乃至由中原黄河流域迁徒到南方山区的艰苦历程……。在这本新编的《苗族古歌》(潘定智等编)中不但有黔东南的长篇史诗，而且还收入了“西部苗族古歌”《盘古》、《杨亚射日月》、《蚩尤与苗族迁徙歌》等八部，还收入了“东部苗族古歌”《远古纪源·世界之始》、《除鳄斗皇》等神话史诗。这是一个更有立体性的古歌版本，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贵州民间长诗》(阮居平编)一书中收入了一些彝族、水族和侗族的神话史诗。更有甚者，此丛书中的《布依族摩经文学》就是一部神话古歌专集，其中译载布依族民间祭司布摩在仪式中所演唱的神话史诗、历史歌与故事歌十六首。由此可知神话史诗与宗教礼仪的关系。正因为它们是神圣的经典，所以能长期流传，较少变异。
苗族过去没有文字，但苗人却熟知他们的历史。靠什么？靠口头演唱的古歌、神话、传说等韵文与散文作品，几千年来代代相传，始终活在民间。蚩尤与炎黄大战在汉文古籍中有一些记载，但较简略，而在苗族神话、传说中却详细生动，其骨架与汉文记载大同小异，不过黄帝、炎帝在神话中成了“黄龙公”、“赤龙公”，而蚩尤则是苗族的英雄先祖，如今许多苗族的生活习俗均与蚩尤有关，蚩尤神话传说已深入到苗族人民的生活之中。蚩尤在人民的口碑文化中得到了永生。《苗族神话故事》(燕宝、张晓编)中除《蚩尤神话》外，还收入《盘古开天地》、《伏羲兄妹造人烟》等古史神话。我们知道，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在汉文古籍中记载较晚，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尚无记载，是三国时吴国人徐整《三五历记》等书开始记录的。这显然是一个南方神话，但在汉族民间则广泛流传，如今已成为多民族的神话了。伏羲兄妹婚的神话则有上古的记载，但苗族等口传的伏羲神话内容更加丰富。射日神话在此书中亦比汉族羿射九日的神话更生动、多样，苗族杨亚射日与布依族德金射日均为十个太阳，与汉族相同，但彝族的输友搭透射日月神话则为七个太阳、五个月亮。此类神话以神奇的艺术想象与夸张，歌颂了发明弓箭的或善射的英雄，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愿望，堪称艺术想象的典范。除神话外，此书还收入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如民族英雄吴勉、王岗、张秀眉及现代贵州革命家恽逸群的传说，都非常精彩。《贵州民间长诗》(阮居平编)一书中亦收入了一些民族英雄史诗的片断，如《张秀眉歌》(苗)、《姜映芳》(侗)等名作。此外还有故事歌《仰阿莎》(写泉水姑娘与太阳、月亮的三角恋爱)、《珠郎娘美》(侗族，爱情悲剧长诗)、《何东何西》(写龙女故事)等名作。《彝族叙事诗》(何积全编)中收入的故事诗更多，均各有精彩。
故事和歌谣篇幅短小精干是民间文学的大宗，人们比较熟悉。丛书中新编的《贵州民间故事》(燕宝、张晓编)和《贵州民间歌谣》(龙玉成、王继英编)正是从大量已出版的作品和内部资料中精选而成的，品种齐全，有代表性。此外，丛书中还有《水族双歌》(潘朝霖、刘之侠编)和《侗族大歌琵琶歌》(龙跃红、龙宇晓编)等贵州特色很强的民歌专集，是人们过去少见的。侗族大歌是多声部合唱的和声歌曲，优美动听，如此优美动听的民间歌曲实为举世罕见的奇观，曾去巴黎演唱，引起轰动。水族双歌则是对唱的故事诗，每首由二三十行到二百多行，都是七言，但其结构与汉族七言诗相反，不是四三结构而是三四结构，如《龙女与渔郎》中龙女唱：“钓鱼人，常在河边；／打渔人，常在深潭。／我龙女，水中游玩，／常见你孤孤单单。／空肚皮，看守渔竿；风雨里，无人照看……”是别具一格的。
民间文学是一种活的文学，如水中之鱼，有立体性。钟敬文先生在丛书序言中亦指出这种“立体的”特点，强调不仅要忠诚记录作品本文，“同时要记录与作品有关的历史、民俗、方言土语、民族心理、流传演唱情况等等，这样，才能把民间文学作品以立体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丛书编者是努力这样做的。他们在前言和附记中对此多有说明，使读者清楚地看到民间文学活的形态。这和过去只录白文的记采本相比，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应该充分肯定并努力推广的。更有甚者，“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不少书，用人类学方法，对民间文艺的生态环境作全面的调查描写，再现了活生生的“水中之鱼”，这是更高层次的“立体描写”，不再是那种平面的“纸上之鱼”或“鱼干儿”了。如《舞蹈与族群》(黄泽桂)对赫章县苗族的“大迁徒舞”、“敬酒舞”、“祭祀舞”、“情谊舞”、“花场舞”以及彝族的“酒礼舞”、“铃铛舞”等的记录都是与整个社区的社会生活民俗结合在一起的。《 冲傩还愿》(张建建)则把傩舞、傩戏与傩仪、傩坛还愿民俗结合起来进行详细的描述。《贵州岩画》(王良范、罗晓明)对这种古代艺术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社会习俗历史等进行分析，使它们的神秘意蕴逐渐显现出来。《苗族服饰》(杨昌国)一书从苗族各社区不同的文化聚落体系分析各种服饰之异同，使五光十色的服饰文化意蕴多方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楚净山神》(章海荣)把神话与信仰民俗熔人一炉。《罗吏实录》(徐建新)更写出了一个社区的变迁历史及根雕艺术在民间从创始到发达的全过程。如此等等，不能一一列举。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再现了民间文艺的立体性，确实弥足珍贵。记得胡乔木同志一九六四年提出，要发扬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传统，把民间文艺调查与民俗调查结合起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风雨，终于看到这种科学记录方法的较好实现，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愿能普及开来，坚持下去，成为民间文艺学的学术规范。这对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两套丛书的示范作用，于此可见了。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是一种生活文化、经验文化。人民群众总是尽可能在当时当地条件下以各自最理想的审美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所以民俗的本质是一种生活美。(详见《民间文学论坛》一九九四年第三期《庙会的民俗本质》)民间文艺作为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亦是生活美，但同时又是一种艺术美。经过长期流传，去粗取精，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有些民间文艺作品精美绝伦，常常引起人们的赞叹，甚至成为文艺史上的典范之作，如国风、乐府中的名篇、荷马史诗、《一千○一夜》、《格林童话》之类，历来为伟大作家所歆羡和学习。托尔斯泰把荷马史诗作为巨作《战争与和平》的榜样，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称为“西方的《一千○一夜》”，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不只有“沙子”，而且有“金子”，把民间文学只看成一片黄沙，看成“非精英文化”是不对的。这是一种笼统的、表面的看法。事实上，“沙中有金”，民间文艺中有许多精英文化，这是人类文化的根基。正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所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这个“通例”实际上是一个文艺上的历史规律——雅俗结合律，对文艺创作有实际指导意义，有出息的文艺家都要掌握这条艺术规律，才能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美作品来。但学习民间文艺甚为不易，需要有“沙中识金”的眼力和“沙里淘金”的精神。并且要有尊重民间文艺的态度，承认并善于学习民间文化中的精英，而绝非否认其精英。这两套丛书，为学习与研究贵州民间文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在此对辛勤劳作的策划者、编选者和出版者谨致敬意和谢意。希望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精英都能不断出版发行，打开山门，走向世界。这必将大大丰富中国和世界文化宝库，当无疑义。
选自《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