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学”正名

可可西里

为“国学”正名  
蒋国保



    舒芜先生近日发表《“国学”质疑》(见6月28日“笔会”)，对当前的“国学”热提出质疑。对舒芜先生的质疑，我认为最值得在这里重提的，是他对于当前乱用“国学”名称的批评。“国学”的提出，正如舒芜先生所指出的，决不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用来抗衡“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是晚清以来一部分学人(舒芜先生称之为“有些保守的人”，我所以不用这一提法，是因为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提倡“国学”的学者与“保守的人”划等号，比如说章太炎先生就相当热情地宣讲“国学”，但太炎先生无论怎么看也难以归于“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但当今学者所谈的“国学”，多是将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来谈，这就难免引起一系列认识混乱，以至于“国学”泛滥，不但整体地研究中国文化被视同于研究“国学”，而且研究某一门中国学问也视同于研究“国学”，甚至将研究某一门中国学问中的某一分支学问也视同于研究“国学”，更为荒唐的是，“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能够做一点古诗词，能够写两笔字而已”(引自舒芜文)。所谓“国学”的这种种泛滥，所产生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学大师”的严重贬值，只要研究某一门中国传统学问而有较大的成就者就能封为“国学大师”，甚至有些被封为“国学大师”者只是因为其名声大而又写过一两本中国学问方面的书。这种名实严重背离的现象如不改变，就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八佾》)，将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事业。所以，为“国学”正名，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

    舒芜先生对“国学热”的批评自有其价值取向，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自然会有各种反批评，这是可以想见的。

    但我下面提出的不同看法，不是基于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为了正确地正“国学”之名而同舒芜先生商榷。

    我要商榷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关于“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

    舒芜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如果‘国学’指的是传统文化，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是‘国学’，墨子是不是‘国学’啊？还有诸子百家，好像又不包括在内。那‘国学’是什么？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我以为，断言“国学”就是特指儒学，只是儒家价值观念的代名词，这有点矫枉过正，不符合事实。从晚清以来“国学”传播的历史来看，“国学”固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同传统文化截然有别，没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不妨就章太炎、钱穆、马一浮的看法来谈这个问题。

    章太炎先生一生多次演讲国学，其提倡“国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前的1910年，那一年他在日本刊行《国故论衡》。此后，他又出版《国学概论》，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演讲则整理为《国学讲演录》。只要翻阅这三部著作，一眼就可以看出，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国学”，具体就是指我国固有的小学(文字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并非泛指一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钱穆著有《国学概论》(脱稿于1928年春)，在《弁言》中，他特意申明：虽然“时贤或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但他并不仿照此例以论“国学”，而是重在论述“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可是，只要我们看看其书目录(书分上下篇，上篇共七章，依次为：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嬴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下篇共三章，依次为：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就能明白其所谓“国学”，只是限定在经学与诸子学，在外延上比较狭窄，与太炎先生所谓“国学”在内涵上未有本质区别。

    马一浮1938年在江西泰和县为浙江大学师生公开讲学的讲稿结集为《泰和会语》。其中一篇名曰《楷定国学名义》，此篇论述了谈国学当先楷定国学名义，“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马一浮所谓“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由此看来，马一浮似乎以“国学”为“经学”，但他又强调“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所以他实际上是指以经学为中心的我国固有的学术。有别于外国学术意义上的我国固有的学术，在马一浮看来，具体就是指由四部(经、史、子、集)所包含的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并不包括科学等其他学问。

    章太炎、马一浮、钱穆都被人称为“国学大师”，他们眼中的“国学”应该说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国学”。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像舒芜先生所断言的，只是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而晚清学人之所以如此讲“国学”，服从其以“中学”抗衡“西学”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科学才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之所在。

    其次是关于“国故”概念的涵义问题。舒芜先生为了强调胡适的“整理国故”是“比较科学的”，便断言“国故”与“国学”有本质的区别，是另一种概念。其实，胡适所谓“国故”，与“国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它就是“国学”另一称谓。胡适自己对此说得很明确。他于1919年下半年发表《论国故学》，提倡“整理国故”。后来为了宣传这一主张，他又创办了《读书杂志》《国学季刊》，以促进“国故学”研究。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给“国故”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舒芜先生的文章，容易让人误解最先提出“国故”概念的人是胡适，可实际上提出“国故”概念的始作俑者不是胡适。究竟谁最先提出“国故”概念，一时难以详考，但章太炎先生刊行《国故论衡》是在1910年，他使用“国故”概念起码比胡适早了九年。问题是，太炎先生所谓“国故”，是不是“国学”的另一称谓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前面已经提到，太炎先生除了《国故论衡》，还有《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只要将它们简单对照，就很容易明白三书所论虽有详略之别，但在内容上完全一致。

    舒芜先生是学界前辈，我是后学。衷心希望舒芜先生不吝赐教。
                                                                     《文汇报》7，24

锺宗憲

呼應一下樓上的討論。
在台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時期，有不少學者討論到「國學」的相關問題。我個人在上課時，跟學生談到「國學」的範疇，喜歡引用高明老師的說法。高明老師將「國學」分為四個範疇，大致上是：
一、基礎之學（考據之學），包括考文字之學、考文獻之學、考文物之學；
二、思想之學（義理之學），包括經學、子學、玄學、佛學、理學、新哲學；
三、應用之學（經世之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四、文藝之學（辭章之學），包括文學與藝術。
高明老師的基本觀念是：所謂「國學」就是本國文化之學。西風東漸，或是受外國刺激而興起的學門，只要影響到本國文化，站在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加以討論者，都可以「國學」視之。

心悦

国学之争在学理不在“意见”  
赵汀阳




　　人都能够抢答的“问题”以及人人都能够发表意见的“争论”，既不可能形成学术推进，也不可能提高公众思维水平，最多是陈旧意见的重复。在精神问题肤浅化的背后是现在流行的反智主义。

　　近年来出现所谓国学热。国人对国学有兴趣，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居然演变成一种“轻浮”的文化争论，这就让人失望了。
过于随便地进行批判，这样没有任何建设性。就像自然生态需要多样性，不能随便说哪个物种是“坏的”，更不能随便认为哪种文化不应该存在。何况国学存在数千年，自有其伟大力量和深刻道理。关于国学到底“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重要的不是意见之争，而是学理或技术性争论。

　　回避学问的技术性讨论，从而把学理之争变成意见之争，这个“轻浮”的争论模式，非常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所谓“文化热”以及“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后遗症。当时把各种文化问题都简单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争论，比如“中/西”、“传统/现代”、“蓝色/黄色”以及“市场/理想”、“精神和物质”等。这个把事情简单化的模式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模式，它把事情简化到人人可以随便理解和参与的程度，于是人人都能够积极抢答，这样就进一步毁掉了问题的严肃性，最后变成群众娱乐。

　　表面上看，这些争论似乎关心的是精神话题，但从来都没有进入学理问题，而其精神作秀的风格恰恰证明这种“轻浮”争论正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因为精神作秀就是反精神。这样的文化争论没有精益求精的学术进展，没有知识积累过程，更不会有问题和思想的创新。人人都能够抢答的“问题”以及人人都能够发表意见的“争论”，既不可能形成学术推进，也不可能提高公众思维水平，最多是陈旧意见的重复。在精神问题肤浅化的背后是现在流行的反智主义。就像同样流行的反英雄主义试图把人都变成小人，反智主义则试图把人都变成蠢人。

　　前不久，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许多人争论国学是不是值得有个学院，却没有人讨论国学院的制度和学理问题。其实，国学的学科分科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技术性问题。据说，目前的设想是采用西方的学科制度，可以相信，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人们已经习惯了西方学科制度。但也有疑问。中国学问本来有着自己的分类方式，而学问的分类方式与产生问题的方式并非没有关系，以西方学科制度去规整中国学问，难免影响和改变许多问题的原本性质。百余年来，人们以西学格式去改写国学，有得有失。学问当然必须与时俱进，但也不能忘记，有些曾经被认为落后的学问方式，今天又重新变成前卫的。

　　中国思维“不分家”的做法，就曾经被批评为落后的。

　　记得几年前一个会议上讨论到“学科制度”（disciplines）和知识分类的问题时，有个西方学者嘲笑中国的传统知识往往依赖一些没有科学规则的概念分类，忽而似乎按照科学分类，忽而又按照实用功能分类，甚至有本古代的“大词典”里把猫分成“家猫、野猫、不打破花瓶的好猫”（当时没有听明白他说的是中国的哪本词典）。那个西方学者讲到这里，自己忍不住嘎嘎直笑，嘎之不已（我女儿发明的“成语”）。如果真有这个分法，难免有些好笑，但背后的严肃问题是，中国的分类往往以“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依据，而不是以“事物之间关系”为根据，这是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同样深刻的方法论。这样去看，问题就不可能消失在“轻浮”的笑中了。

　　事实上，随着研究的问题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复杂，“不分家”的方法论在今天又显示出优越性来。甚至今天的西方前沿学术，也正在把原来被认为分别属于各个领域的事情重新联系在一起去思考，这远远不是所谓“多学科”或者“跨学科”，而是学术一体化，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历史、理论和策略都没有分界，都在其中讨论。

　　这种做法竟与中国传统方法论暗合。中国的传统研究，无论诗书礼乐等等，都是综合性学术研究，同时是政治、伦理、哲学、历史等方面的混合理论，我喜欢称为“综合文本”。

　　这种方法论的优势决不是分科制度所能够代替的。

水流云在

所谓“国学”，主要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学术，即古人所划分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若按照近代以来的学术概念来理解，则“义理”、“考据”与“辞章”三学，分别应对的是“哲学”、“史学”与“文学”，大体属于今人所谓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范畴。

可可西里

文章来源：东方网 　发布日期： 2006年8月1日  
  
故弄玄虚的“国学”  




    最可虑的，则是有人可能会在“国学”的名义下，再搞“尊孔复古读经”那一套。也有人想借鉴新加坡“经验”、用“新儒学”来重新构建当代中华道德秩序，于是便嚷着要兴“国学”，其最大可能又把“四书五经”这类东西捧到不适当位置，会导致思想观念上走回头路。
    近年来，“国学”这个本是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名词，已俨然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不仅在某些土壤上忽然冒出了一些当代“国学家”，而且大学还成立了“国学院”，“国学”大有越来越吃香的趋向。

    不过，亦有知识界人士对此不以为然。今年6月28日，舒芜先生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了《“国学”质疑》一文，根本否定了“国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的存在资格，认为它不过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该报于7月24日发表了蒋国保的《为“国学”正名》一文，文章作者是肯定有“国学”存在的，他以章太炎、马一浮、钱穆等人对“国学”的阐述为例，认为：“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像舒芜先生所断言的，只是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科学范围内的学术。”

    老实说，看了两个人的文章，我比较倾向于舒芜先生的说法。其实，对“国学”这个概念的阐述，从来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一曰国故说，新版《辞海》称：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二曰局部传统学术说，此为章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国学”，一般泛指传统固有的经学、史学、诸子学、小学（文字学）等。三曰泛传统学术说，以钱穆为代表，他著《国学概论》，将“六经”、先秦诸子、魏晋清谈、两汉古文、宋明理学清代考据等均归入“国学”。四曰儒学说，谈“国学”必谈经学，也就是孔夫子、孟夫子那一套（老子、韩非子、墨子是不入此流的），而所谓崇尚古文化、提倡“国学”，最后都归结到尊孔读经，这是当代新“国学”派的观点。五曰传统文化说，将“国学”作为一个筐，凡是古代的文化，包括儒家学说、诸子百家、道家佛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诗词音律、戏剧文学，乃至八股制艺等都一概称之为“国学”，这是个大杂绘国学观，当今某些“国学”家就是这么来实践其“国学”理想的，从大学国学院，乃至近期在上海爆出的非法学堂“孟母堂”，大抵都是这类“国学”在实践上的尝试。

    蒋国保先生在7月24日发表的《为“国学”正名》，意在驳斥舒芜的《“国学”质疑》一文，他认为“国学”是存在的。蒋氏为反驳舒芜先生对“国学”极具杀伤力的评判，遂举出钱穆、马一浮、章太炎三位“国学家”之论断为例，但我读了蒋文后，反而更觉“国学”概念的不可靠。因为依蒋先生之文章的叙述，钱穆、章太炎、马一浮三位前辈对“国学”的界定亦大相径庭。章氏的“国学”局限于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而钱氏之“国学”，则重在“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他在《国学概论》中讲的是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嬴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实际上钱穆的“国学”即中国古代学术史，与章氏根本不同。而马一浮界定的“国学”，则变成了“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是指六艺为中心的经学。所以，三位所谓的“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界定都不同，则所谓的“国学”，还有资格成为一门正规的学科吗？至于胡适的“国学”即“国故”说，那是他纯粹玩弄的一个文字游戏，是为了对抗马列主义学说的传播，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

    正因为这样，清末民初的“国学”论一起，由于其本质乃尊孔读经、维持旧秩序、反对科学、民主，所以“国学”的名声便很不好。鲁迅先生对“国学”深恶痛绝，他在《“以震其艰深”》一文中说：“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唬）他们。”（见《热风》）他又在《所谓“国学”》一文中对“国学”予以了声讨。指出上海滩上的所谓“国学家”乃一批“暴发”者，“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见《热风》）。而这些“国学家”其实是“学了盐贩茶商”，他们之所谓“国学”，乃是“拆白之事”而已。

    其实，当今“国学”之沉渣泛起，实际上是反映了应当如何对传统文化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屹立了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要弄清两条：一是传统文化并非单指六艺、经史、理学等那一套，而是范围更广泛的古代文明，既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例如从未被“国学家”们列入“国学”的《孙子兵法》，难道不是中国之学？我们不能一讲继承传统文化就首先局限在尊孔读经的儒学上。二是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我们应当釆取有条件继承，即批判地吸收，不能全盘吸收，因为时代在发展，古代的文明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上产生的，它不可能再代表当今的先进生产力。现在，科学在当代文化文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如果我们再把古代的儒学、经学、理学那一套捧上天，企图借复古来改变社会、重塑人的思想和观念，肯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试想，如果像已被查处的“孟母堂”那样去搞私塾教育，只会背诵古文，则我们的孩子在当今社会还能生存立足吗？

    现在再回到“国学”这个概念。综上所述，可知“国学”实在是个混乱的大杂绘，如果说，章太炎、钱穆提倡“国学”的时代，现代意义的学术分科界定尚不明显，所以他们才会误把几门不同的学科硬归入“国学”的话，那么，当今社会的社科学术分科越来越细、也愈益清晰的情况下，“国学”这样的错误概念就根本不应该再存在了。如果以钱穆的“国学”概念来套今天某大学的“国学院”，则便应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学院”，这不是笑话吗？而听说今天某大学的“国学院”，其实提倡读经、论文、诸子百家、诗词乐剧都读，实际上不过是学习传统的文化学术而已，我们现在大学里已有中文、音乐、戏剧、哲学等专业，亦有文学史、古典诗词、古汉语等学科分支，甚至还有诗经、论语、老庄哲学、程朱、王阳明等极专业的研究，又何必再打“国学”这个旗号？这总会使人生出故弄玄虚的联想。

    而最可虑的，则是有人可能会在“国学”的名义下，再搞“尊孔复古读经”那一套，如当年鲁迅批评的那样。也有人想借鉴新加坡“经验”、用“新儒学”来重新构建当代中华道德秩序，于是便嚷着要兴“国学”，其最大可能便是又把“四书五经”这类东西捧到不适当的位置，这些都是要不得多的，常常会导致思想观念上的走回头路。大力提倡“国学”的危害，亦即在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