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可不必为日人辩

阳关故人

大可不必为日人辩

  
   

文 □ 王小东

难道“弟兄”只有日本人，而无中国人不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甲午一战战败，决定了中国其后的一系列灾难、动荡不可避免。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一股时髦的风气，是谴责孙中山不该搞革命，让清廷实行君主立宪，则中国人会避免其后的颠沛流离。他们不明白的是，甲午战败，清廷便气数耗尽，已无君主立宪之政治资源，革命已不可避免。而抗日战争中日本不能像他们的军事将领所设想的那样，3个月拿下中国，即已决定了太平洋战争之不可避免，决定了日本其后将丧失所有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殊死拼杀夺得的土地和权益。直至现代，也许还要包括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有可能决定两国之命运，因此，研究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特殊心结，为国谋划者寡，而为日辩者众，此实为国之不幸。以下，笔者将对一些为日人辩的理由作些许点评。

一个民主国家

就一定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吗？

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早已是一个和平国家，中国根本不必担心其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重要理由—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一个民主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故此，日本已经失去了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可能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把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叫嚣，看成是言论自由在日本得到绝对保障的标志；而因为这促进了民主，故此反而能保证日本的和平性质。

对此种观点，我想指出，即使是在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下，仍旧不能说“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因为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或者考虑民主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形态，我们将其称作“公民军国主义”国家。如果“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那么，假如民意就是军国主义呢？这个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国家对民主国家的战争亦曾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如雅典对于叙拉古的战争就非常典型。从这场战争发动的过程看，雅典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民主国家，显然比斯巴达这样的“基础广泛的寡头制”国家更容易受军国主义民意的左右，轻而易举地发动战争，从而给他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如果我们参考这个例子，那么，日本现在的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叫嚣仍旧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更危险的）。就近现代而言，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确实少了，但不能说没有。说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仍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已。而民主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就是致命性的、灭绝性的，比专制国家要危险得多。

看到这里，很多人一定已经在骂了，说笔者胡说八道—笔者有一次在对中国“自由派”的演讲中阐述上述观点，即招来一片嘘声。然而，以上这些观点并非笔者提出，而全都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汉森的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军事史学名著《西方为什么赢了》中，找到大量的论据支撑这些观点。也许有人又会说了，大卫·汉森一定是一个像诺阿姆·乔姆斯基那样的专门和西方国家过不去的左派。那就又猜错了：汉森先生是美国的一个右翼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总统小布什、副总统切尼、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一路人。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情结非常值得同情，笔者也有同样的情结。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民主诉诸的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在国际关系中迄今并没有民主可言。认为一个国家内政上民主了，在国际关系上就和平了的观点，属于爱屋及乌。感情上虽可理解，却与经验事实相悖，我们不可不察。在理解现在及未来的中日关系时，对于大卫·汉森先生的观点，我们有必要作认真的参考。

日本人真的已经具有

强烈的民主、多元意识了吗？

日本的言论自由果真走在世界前列了吗？允许极右翼势力公开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恰恰“是日本对于极权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吗？非也，在日本，根本不是什么都可以谈论，而是不允许谈论的话题甚多。

2000年的事情。华人学者薛涌曾被耶鲁大学送到日本一个大城市的著名日语中心培训一年。学业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要给当地市民作结业报告。薛先生为了逃避这个累人的作业，想出了一个“高招”。一个什么样的高招呢？原来，薛先生报了个选题：“原爆再评价”。至于究竟讲什么，薛先生一字没提，按薛先生的话说：“没准我要为日本人说话呢。”然而，仅仅是这么一个选题，五个字，就“惊动了（日本）市政府”，引起了一场“外交危机”。中心的主任，一个美国人，找薛先生谈话。这个美国人在美国大学教过书，谈话一开始，就先向薛先生道歉：“我当然知道而且相信学术自由的原则，所以我也知道，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都违反了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位置是维持这个中心和当地社会的关系。我们得到了许多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并不是活在真空之中。你这个题目在这里太敏感，希望你不要讲。”于是，薛先生成功地逃避了作业。他不无自得地吹嘘：“对这样的结局，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其实，对这个结业报告，大家都不想做，甚至在底下商量怎么才能逃。我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和同学打赌说：‘就凭我这个题目，学校会想方设法不让我讲，根本不用我逃。’当时同学将信将疑，但知道了结果后，都羡慕得不行。我当时说大话：‘咱们这个中心，虽然是语言训练中心，但名字可叫‘日本研究中心’。学了一年，你得证明一下你对日本有什么研究。根据本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题目是不能讲的。如果事实证明我对了，就证明我对日本确实很有些研究，算是合格的毕业生。’”

在日本这样一个诸多话题都不能谈的国家里，右翼军国主义的叫嚣却一点障碍没有，通行无阻，这个现象还不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吗？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全在于“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而今天的日本，“尊重人权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这种对于日本的纯美观感，日本人自己倒未必这么看。我们不妨去看一看日本人最近拍摄的影片《大逃杀》，从中了解日本人自己怎么看，现在的日本人上级是否可以殴打下级，老师是否可以殴打学生，丈夫是否可以殴打老婆。

中国学者刘力群曾经对笔者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是个跳班生。跳班生固然令人羡慕，但因为缺了课，虽然形式上都学会了，一些重要的内涵却没有真正掌握。比如日本的民主制为美国所强加，形式上日本人是学会了，但民主制的尊重人权、人生而平等等重要观念，却并没有深入日本人心。刘先生的分析，比一些中国知识精英对日本人的观察，更接近《大逃杀》所体现出来的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伦理的看法。

日本人可以有脾气，

中国人就不可以有吗？

日本人在道歉问题上的态度是因为德、日、中“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不同，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姑且让我们假设，日本文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然而，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气，中国人就不可以有自己的脾气吗？

关于道歉问题，其实笔者本人一直是不以为然的。笔者曾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写道：

要日本政府正式为侵略中国道歉，这个话题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中国人都已经听烦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仅仅凭道了歉，就能保证日本永远不扩充军备，永远不侵略别的国家了？中国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日本能不能再次侵略中国，搞个北京大屠杀什么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自强。只要我们能够强似日本，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也奈何我们不得。如果我们强于日本，则我们高兴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伤心羞愧。我最受不了的还有那句话：“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弱国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伤了又怎样？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哭哭啼啼地对负心郎说：“别伤了我的感情。”是男儿，受辱则应以刀剑相见，若实在技不如人，则十年磨一剑，技成之后，再报深仇，决不会去谈什么“感情”。如果说，在现实外交关系中我们不说也不像个样子，必须说点什么，我们也不必去谈什么“感情”。

对德国的道歉，中国人也不必过于感动。一位美国学者曾对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说：不要把德国人的道歉看成是德国人更有道德的表现，其实，德国人的道歉恰恰是表明他们仍有主宰欧洲的野心，他们要通过道歉来整合欧洲。美国学者对于德国的这种评论，未必完全公允，但笔者还是那句话，值得参考。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愿意要求日本人道歉，就是有这个脾气，这有什么不可以吗？引用《圣经》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想必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原谅弟兄眼中的刺，而反省自己眼中的梁木。然而，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只为日人不道歉辩解，说这是日人的脾气，而同声谴责中国要求道歉的“愤青”，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他们的“弟兄”只有日本人，而无中国人不成？

外交政策贵在能伸能屈，

而为日人辩则大可不必

笔者曾在日本留学，亦可说曾受日人恩惠，绝无妖魔化日本人的意思。日本人并非妖魔，相反，他们确实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包括他们做事的认真态度，也包括他们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们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使笔者获益匪浅。说实话，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已无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留学时的风光，但笔者仍旧认为日本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值得中国参考学习。

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确实一定要实事求是，贵在能伸能屈，全以国家利益为权衡，不必逞口舌之快。中日之间，能够合作、应该合作的地方，当然要继续合作。然而，一个基本的现实不容忽视：中日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充满不祥的变数。日本社会整个向右急转，对于中国的挑战日益加急，我们虽然不应过度夸张其危险，但也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将日本的问题认真对待，则两国和平更加有望；如盲目相信日本一定是一个和平国家，效燕雀之焉相乐，则两国和平反将处于危险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对日新思维”诸君，大可不必如此费心为日人辩解。不顾事实地为日人辩，于中国有害，于日本也未必有利，何必做两害之事？中国百姓虽有脾气，却也未必就像诸君想象得那么缺心眼，不必诸君如此训诫。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8期（总2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