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关系新论[轉]

戈兰

•        简介：“夷”是夏王朝所属诸部族的自称或通称，夏代并无夷夏之分，夷夏固为一家，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夷、夏“交争”或者“融合”的问题，因为夏王朝实际上就是由诸夷组成的一个方国部族联盟；到了商代，虽然商王朝和人方（尸方）明显对立，但也不存在夷夏交争的问题，因为商人一直自称为“商”，不称为“夏”，所以“夷夏交争”也无从谈起。真正的“夷夏交争”实际上是从周代开始的。

•        夷夏关系新论

王宁

    现在一些论及夏代历史的文章，无一不谈到“夷夏之争”的问题，且无一不把夷夏分为二族，甚至对立起来，这种说法笔者认为颇值得商榷，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首先说说“夷”的问题。
    严文明云：“夷犹人也。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称东方为人方。周代文献称东方人民为东夷，而铜器铭文写为东尸。尸是一个侧面蹲踞的人形，夷字本身也是一个正面站立挎弓的人。……夷的得音当与方言有关，至今山东人还是读人为寅，与夷音极为相近，所以嵎夷、莱夷、淮夷、岛夷等等，犹言嵎人、莱人、淮人、岛人。或东隅之人（嵎亦作隅）、莱山之人、淮水之人、海岛之人。”[1]所以，“‘夷’并无贬义，反而还是一个褒义词、美称。”[2]
     至今学界皆以夷、夏为二族，云：“夏后氏或夏族兴于西方，不在东方。夷夏之争乃东西之争。”[3]但这个说法却靠不住，《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寻是在今山东潍坊西南，若说夏人居于西方，那么太康、桀治理夏民为何跑到山东半岛的大东端去了呢？而这里本来应该是东夷人聚居的地方，如果夷夏交争不和，太康、桀怎么可能在那里建立都城呢？《纪年》把羿与夏王太康、桀同举，可知此时羿已经在“因夏民而代夏政”了，据《左传•襄公四年》载，羿为了夺取夏政由鉏迁于穷石，鉏在今河南滑县十五里之鉏城，有穷在山东德县北，此后羿又居于斟寻，如果夏人是居于西方的话，羿“因夏民而代夏政”不往西去，却一路向东迁徙，岂不令人费解？
    鉴于以上疑问，有学者提出了“夷夏混居”说，云：“夏初居于东方，与早商及群夷杂处，其初交争互有胜负。”[4]但是，被史学界称为“夷夏交争”的典型故事的羿夺夏政，在《楚辞•离骚》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袁珂云：“巷，王引之说当读为‘闀’，家闀即内讧。”[5]这里面所说的“五子”，即《书•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据《书叙》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离骚》说太康失国、五子失家是因为“家闀（讧）”，显然是把羿夺夏政当作是夏人内部的争斗了，如果夷夏为二部族，就不能叫做内讧。所以有学者也认为“我们也不能说夏初的夷夏交争是界划分明的斗争，他们是内部混战。”[6]但是这个说法明显有漏洞，因为夷夏如果是界限分明且相敌对的二族的话，怎么能叫做内部混战呢？又据《竹书纪年》，其中所载与夏王有关的“夷”主要有“九夷”，而据它书所载，夏之属国还有斟寻、斟灌、有缗、有仍、有施、有鬲、岷山等等，这些方国部族古书皆不称之为“夷”，那么当是夏之部族了，可他们偏偏都在山东的东夷之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对这些部族所在之地的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遗址进行发掘考证，都一致认为这是属于“东夷”文化，刘敦愿认为：“山东是古代东夷族的聚居地，山东又是典型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典型龙山文化应该就是古代东夷族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存。”[7]，逄振镐认为“岳石文化的居民，就是夏朝时的东夷族人。”[8]那么，哪些是岳石文化中的夏文化呢？至今没有谁出来划分清楚，因为实在不好划分。
    于是又有夷夏融合说，云：“从夏代夷夏之争开始，二个文化逐渐融合，交互渗透，最后‘用夏变夷’。”[9]但是这个说法仍然有问题，由太康居斟寻、相居斟灌（皆见《竹书纪年》）来看，太康、相都是夏朝初期的君王，已经居住于东夷之地，则应该是夏初夷夏就已经融合了，“逐渐”二字实无从谈起；既言“用夏变夷”，那么到了夏末，夷人应该是被夏“变”了，商人这是应该称其东方之敌为“夏”，可是商人在卜辞中却其东方之敌为“人方”，即夷方，卜辞中甚至连个“夏”字也没有。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夏人和诸夷关系最为密切：
    （相）元年，征淮夷、畎夷。
    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在目前能看到的古本《竹书纪年》的文字里，与夏关系最多的国族就是诸夷，而其它不称夷的国族少之又少，有者也大半都是在东夷的地域范围内。。
    又据《左传》、《史记》载，杞国是夏之后裔所封，应当是夏人无疑了，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却说：“杞，夷也。”又《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杜预注：“杞，夏代之后，而迫于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杞既是夏人之后，却说它是“夷”，而且礼仪、言语、服饰、风俗都和夷相同，由此说来，应该是“用夷变夏”才对，“用夏变夷”反而无踪迹可寻，所以有的学者也就感觉到奇怪：“从考古学文化的资料来看，夷人接受夏文化的影响并不很多，而夏人接受夷人文化的影响反而不少。”[10]前后对照，矛盾和问题就很大了。

二
    由以上种种情况分析，我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一下夷夏的关系问题。王克林的见解倒是给了我们启示：“在夏代初年，被夏族兼并的氏族和部落为数是很多的，当夏禹‘辟土为王’时，‘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部落联盟的国家。可见夏王朝的形成，岂止一个夏族。……说明夏王朝是以夏族为主体，同盟的还有许多血缘和无血缘关系的氏族或部族共同所组成。这些氏族和部族与夏族的关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保持纳贡与相对的独立，而其活动地域，据史书和古今学者的考证，均分散在夏王朝的领土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11]而杜在忠就更明确地指出“夏王朝只不过是姒姓与东夷部落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脱胎而来的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形态。”[12]笔者的看法是，我们不能把夷、夏分开来说，夷、夏本来就是一家——“夷（人）”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对所属的方国部族的通称，犹商朝称其方国部族为“方”，周称其方国部族为“国”一样，换言之，凡方国部族之称，夏代曰夷（人），商代曰方，周代曰国，因而夏代固然没有夷夏之分，犹商代固无商、方之分，周代固无周、国之分也。如此，则以上种种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王国维云：“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3]顾颉刚也认为夏人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14]杨向奎云：“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而以山东为重点。”[15]又说：“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16]笔者也曾经有专文论述夏之故国本在山东的问题[17]。
    原来，先夏时期，山东半岛有着众多的方国部族，这些方国部族皆自称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其后，这些“人（夷）”逐步联合成酋邦制国家，其中较为强大的方国或部族被诸人（夷）共举为酋邦联合体的首领，入夏人即是。其首领方国的领袖即是联合体中的王，入夏王。后人便用此方国部族名作为这个方国部族统治时期的朝代名，夏王朝即是也。夏朝所属方国部族即是诸夷，所以夏王治理夏民而居于山东的东夷之地。
    夏人本兴起于山东，其后沿黄河向西发展，因而有许多夏人部族散布在河南一带。至于在山西、陕西有夏之方国部族，那是商汤灭夏之后，夏人被压迫驱赶而迁徙过去的，这些夏人到了新地，仍用故国的旧称，并用故国的山川地理的名称来命名新地的山川地理，导致了一些地名的西移。商代以后，夏人故国的山东地区社会变动至为剧烈，夏人的遗迹在这些变动中逐渐泯灭，而迁徙到北和西北的夏人方国部族历商及周都比较稳定，历时甚久且其居住地变化不是很大，他们的遗迹便被保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典籍记载的夏之遗迹见于山西、陕西的也不少，但是这是一种“后夏文化”，并不是夏代文化了，正如古语所言：“譬犹积薪，后来者居上。”
    开始，夏的诸人（夷）并不是全部对夏人臣服，所以夏王朝初期其统治极不稳定。一些部族或服或叛，就和商代诸方的情况相似。如《竹书纪年》载帝相二年征风夷和黄夷，可知此时风夷、黄夷不服夏制；有穷后羿也是夏朝的一“人（夷）”，后来太康不理国政，羿便趁机而起，自鉏迁于穷石，到了山东的有夏诸夷的聚居地，因夏民而代夏政，后更入居于太康之都斟寻；后来寒国的首领寒浞杀了羿夺了夏政，并且传给了儿子过浇，夏少康就是杀了过浇之后重新夺回了政权。自羿至浇，夏人共失国40余年。这实际就是夏人内部的斗争，颇疑心有穷和寒本来就是夏的同姓国，所以《离骚》称之为“家闀”也。
    夏朝之时，商也是臣服于夏人的方，但商人并不是真正的土著东夷族，它是一个自西北外来的游牧民族[18]，势力比较强大，虽然臣服于夏人，但是它也时刻在谋取盟主的地位，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夺夏政和有穷后羿的情况不同，因为羿只是想因夏民而代夏政，而商人却要革夏命，要改天换日。商人称自己为“方”，卜辞中就称商为“商方”，说明商人不承认自己是夏的成员，所以对夏王朝也是或服或叛，《说苑•权谋》云：“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这段记载说明商本来臣服于夏，后来就叛了，商汤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九夷之师（实际上就是整个夏朝联邦的军队）来征伐，知道时机不成熟，赶紧又称臣纳贡表示臣服，后来看到桀调动不起九夷之师了，就立刻翻脸起兵伐夏夺权。

三
    商汤伐夏桀是一路东进的，他先伐灭了韦、顾、昆吾等夏之属国，扫清了东进的道路，然后对夏用兵，《吕氏春秋•简选》云：“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日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逐）有夏。”郕在今山东汶上和宁阳一带，《书•汤誓序》则说汤“升自陑，遂于桀战于鸣条之野”，《史记•殷本纪》言“桀败于有娀之虚”，而《史记正义》引《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有娀即有仍，《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韩非子•十过》有仍作有戎，即有娀也，亦即陑，娀、仍、陑古音近而假，地在今山东济宁。此言汤出师经过今天的济宁一带，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鸣条有人以为是在今山西，其实不对，《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歧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可知鸣条之地固在东夷。《书序》言战于鸣条，《淮南子》言汤败桀于历山，历山在今山东历城，则鸣条故地大概就是在历城附近，此后汤便“遂（逐）有夏”了。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汤伐夏桀，“未接刃而桀走，逐至大沙，身体离散，”而《史记•夏本纪》则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大沙当即古代所说的流沙，就是现在的泗水，盖桀战败之后，被逐至流沙（泗水），从流沙乘舟南下可至于今洪泽湖、高邮湖一带，再南就可至于大江，乘舟浮江逆流而上则可至于位于巢湖附近的南巢氏也。现在有人力主桀都在河南或山西者，则桀非神人，在大败之后何能越过由商汤控制的河南地区南奔南巢？岂不妄哉？
    汤伐夏桀的时候，双方激战于今鲁西一带，夏桀应该不是在国都斟寻，而应该是在“西邑夏”，其地亦当是在鲁西的某地，因为此地相对于桀都斟鄩而言是在西方，故曰“西邑夏”，此事当另文予以探讨。
    汤在山东西部击败了夏人，但并没有在山东站住脚，便匆匆收兵回亳了，在回师的路上，又伐灭了夏的属国三鬷，《史记•殷本纪》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后汉书•郡国志》云：“济阴定陶有三鬷亭”，注：“汤伐三鬷。”三鬷在今山东定陶县北。
    汤伐夏桀，主要取得了两个成就：一是扫清了夏在河南地区的势力，二是在山东地区击溃了夏人的主力，迫使“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19]，这样，夏人的势力被分散了，后来虽然经常入侵殷商，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商汤在山东西部击败了夏桀，但并没有在山东地区站住脚，便匆匆收兵回亳了，为什么呢？因为夏人的主力军队虽然败了，但留在山东的有夏诸夷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不能容忍异族异类的商人来统治自己，汤也知道仅凭自己的“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在山东这块地方根本无法和这些夏民抗衡，所以很快便收兵回到亳邑去“践天子位，代夏而朝天下”了。
    这时，商把它的所属方国部族或敌对的部族一律称为“方”，而在东方的夏朝遗民不服商制，仍然称自己为“人（夷）”，于是商王朝便干脆把山东半岛的有夏诸夷一概称为“人方”（或作“尸方”），即夷方，并敌视之、鄙视之，自此以后，“夷”这个词才有了贬义。
    我们再看看，有穷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寒浞杀羿代夏政，夏民似乎没有多大反应，因为对于有夏诸人来说，羿、浞是他们的同族，既是同族，强者为王，谁来统治都一样。而商人却不同，自商人灭夏以来，反抗一直不断，东夷、淮夷诸国一直对商不服从，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是异族异类，夏人不能容忍商人来统治自己，所以反抗尤为激烈顽强，知道殷纣王之时才把东夷彻底征服平定，不幸的是，东夷刚刚平定，周人也已经进攻到了家门口，把商给灭了。所以，夷、商之争实际上就是夏、商之争的延续，它贯穿了整个商代的历史。

四
    由上所述可知，“夷”是夏王朝所属诸部族的自称或通称，夏代并无夷夏之分，夷夏固为一家，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夷、夏“交争”或者“融合”的问题，因为夏王朝实际上就是由诸夷组成的一个方国部族联盟；到了商代，虽然商王朝和人方（尸方）明显对立，但也不存在夷夏交争的问题，因为商人一直自称为“商”，不称为“夏”，所以“夷夏交争”也无从谈起。
    那么“夷夏交争”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个说法的诞生实起于周代，因为真正的“夷夏交争”实际上是从周代开始的。
    周人本来是夏族的同姓方国，周人的姬姓实际上就是夏人的姒姓，也就是说“姬”和“姒”本为一姓[19]，本来也是夏王朝的重要方国之一。夏亡后，随夏人一起迁徙到了西北的戎狄地区，后来为了对抗戎狄和谋求发展，归附了商王朝，他们把商称为“大邦”、“大国”，自称为“小邦周”，但是他们向来以夏人的正统自居，所以他们一直自称为“夏”、“有夏”（见《尚书》之《君奭》及《立政》），把和周之同姓和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国家称为“诸夏”。这个时候，东夷诸部已经臣服于商人，周人灭夏之后，东夷便和周人为敌，周武王伐灭殷商之后，首先就是征伐东夷。《史墙盘铭》云：“强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挞）殷畯民，永不巩（恐）狄。恺伐尸（夷）童（东）”，杨宽云：“武王名副其实，以‘遹征四方’作为其开国方针，克商之后，首先伐东夷。”[20]周人从武王伐东夷起，周人便和东夷开始了激烈的争斗，这才是真正的“夷夏交争”的开始。此后双方互相攻伐，诸夏进而诸夷退，直到公元前567年，最后一个东夷方国莱被齐人所灭，近500年的“夷夏之争”最终以诸夏的获胜而告终。“东夷”一词也是在西周金文中才有的，写作“东尸”（如《小臣趚簋》），所以，真正的“夷夏交争”是在周代才有的，夏、商之时无之也。
    所以，现在研究古代东夷文化的学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是在研究夏朝或夏人的历史。而所谓夏代的夷夏关系就是一层薄纸，一旦捅破，诸多问题无不迎刃而解。因此，只要我们消除夷夏关系的成见，相信在研究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历史方面，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严文明《夏代的东方》 载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第168－169页 齐鲁书社1985年7月
[2]逄振镐《东夷古国史论》 第34页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
[3]唐嘉弘《东夷及其历史地位》（《东夷古国史论序言》） 载逄振镐《东夷古国史论》第14页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
[4][6][15][16]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 《夏史论丛》第154页
[5]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407页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
[7]刘敦愿《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 《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3年第2期
[8]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 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 第14页 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
[9]汤嘉弘《东夷及其历史地位——〈东夷古国史论〉序言》 逄振镐《东夷古国史论》第14－15页 程度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
[10]徐中舒、汤嘉弘《关于夏代的文字问题》 《夏史论丛》第126页
[11]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 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第59页 齐鲁书社1985年7月
[12]杜在忠《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步探析》 《夏史论丛》第264页
[13]《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第451－452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
[14]《顾颉刚选集•中国古代史述略》第114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17]王宁《夏国疆域新证》 《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18]详见王宁《商民族自外来新说》 《民族论坛》1997年第4期
[19]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43页 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20]杨宽《西周史》第549页 1999年11月

（原文发表于《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本次网上首发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