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转】

戈兰

•        简介：夏人的祖先、图腾、姓、氏、国族等皆来源于对参星（双子座）的崇拜，而殷人则接来源于对商星（天蝎座）的崇拜，二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那么夏、商二代对天文的认识肯定是一样的，不然不应如此巧合。可推知二族必然有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产生了共同的文化，不但对天文的认识相同，而且对其它自然现象抑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必定有众多共同的认识和相似之处，后来二族分裂，并各自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夏、商二代对星辰的崇拜之盛，可证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古天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        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释支干》研究之二
王 宁

    中华文化是以何为滥觞，至今难以说清楚，但笔者深信，初民对天象的认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的星象学是一门起源甚早的具有古老传统的学问。早在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氏族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星象学，用来指导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各种行动……星象学在原始人及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头脑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他们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的必然产物，是远古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1]但研究原始天文学的论著历来就不多，在现代，以郭沫若的《释支干》为代表，此文凿破了数千年来十二支与黄道十二宫关系的混沌，实为开辟鸿蒙之作。现在有史可查的原始时代为夏，次殷商，若得开启此二代文化的产生、发展史的大门，则可执中国原始文化起源之牛耳，在这个问题上，《释支干》篇可谓导夫先路，因为夏、商文化的起源，实在与原始天文学有极大的关系。
    郭沫若在许多文章中认为，中国之天文学始于殷人，疑为殷之先人从西方携来[2]，并没有说夏人是不是也有天文学，这不难理解，因为郭老的结论是通过对古文字的考释与考证上得出来的，而最早得文字就是殷人的甲骨文，夏人是没有文字的[3]。没有文字的夏代和先商时代有没有天文学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夏、商二代的文化本是同气连理，“因为夏、先商是同时并行存在的”[4]，所以，他们的文化是相通或相同的，“在夏王朝时期，商是其重要的方国部落，文献记载，夏、商交错于河、济间数百岁，夏亡而商兴，夏、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对于建立奴隶制国家来说，夏王朝在前，商王朝于后，商文化又是夏文化的继承者。王国维曾指出：‘……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夏文化和商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虽然有不少差异，但有很多共性，是不易截然分开的”[5]，此说极是。
    试举一例：夏人称自己的高祖上帝为黄帝，袁珂云：“黄帝亦作‘皇帝’。皇帝者，皇天上帝之谓……此皇帝即上帝。”[6]殷人卜辞中亦有“上帝”一词（如《存》1.168），乃指高且（祖）夒[7]，则夒即皇天上帝。郭沫若以夒为夋，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实乃狻猊，亦即狮子，为西方天文学黄道十二宫之狮子座，其a星称为“天界之王长”，亦称为地上之王长，即中国之轩辕宿中的前大星，中名轩辕十四，而轩辕即黄帝[8]，也就是说黄帝轩辕即高祖夒（即后来的帝喾、帝舜），以此便可证明夏、殷二族对天文学的认识是一样的。由现存的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殷人的天文学高度发达，以此推之，夏代亦必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夏代无文字，不能记载流传而已。
    探讨夏、商二代的文化，笔者认为应从其姓氏、图腾、祖先、国族名及居地名的起源入手，可得其主干。
    因为关于殷商的资料多一些，下面就先谈谈殷商文化的起源。

一、商文化的起源
    商文化的起源与星辰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其姓、氏、图腾、祖先、国族名、居地名纯来自于对天蝎座——大辰房、心、尾的崇拜。
    《左传•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说明大火（天蝎座a星，中名心宿二）就是商人所崇祀的族星。其中关于姓、图腾、祖先，郭老已经在《释支干》中详言之。他认为，商人的姓“子”应该是《说文》中所载那个籀文的“子”，也就是甲子的子。甲骨文的十二支中有二子，一个是甲子之子（写法是上甾下儿，或省略写成一个方框上面加一竖笔），一个是巳（早期甲骨文就是写作“子”），其中甲子之“子”为帝喾的长子（大子）阏伯，也就是商人的初祖契，或写作偰、禼，乃大火商星之神，也就是天蝎座之神，天蝎座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里当于大子之位，故用“子”作为其星符；其名之契、偰、禼即是虿的音变，“禼”则亦是虿的形变，虿即蝎，后来其子孙因为虿是毒虫为可讳，才变为禼若偰、契；同时还认“殷人以子为姓之子，亦当即虿形之变，盖古民族之姓即该民族之图腾，殷人以禼为祖先，殆即以虿为图腾耳。”[9]
    郭老此说确凿无可易，盖商人视自己为商星之神阏伯之后，亦即天蝎星之神，故以蝎为图腾，以禼（虿）为祖先，以子为姓，都是来源于对天蝎座的崇拜。古籍中所载传说契的子姓是因为其母有娀氏简狄吞了燕卵（卵即子）而生之故，殆是古事失传而新创的解释性神话。
    殷人的国族到底是为“商”还是“殷”则是个很不好解释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周代文献大多称之为“殷”，郭沫若认为“先就卜辞考察，殷人自己是始终称为商，不称殷的。称殷似乎是出于周人的敌忾，……周人对于敌国不称其本号的商，而称为衣或殷，大约也就如象我们在抗战时期宁愿称日本为倭，而日本人也宁愿称中国为支那一样的吧。”[10]如果真是是出于周人的敌忾才称商曰殷，那么商人自己应该不会称自己为殷，就像日本人不会自称为“倭寇”一样，可是商人的确是也自称为“殷”，他们常常是殷、商并用。比如《诗经》中的《商颂》，王国维认为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的宗庙祭祀诗[11]，应当是商人自己写的作品了，我们看看它的第三篇《玄鸟》，里面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它里面是殷、商并用的；第四篇《长发》是都称“商”，如“浚哲维商”、“帝立子生商”、“实左右商王”；第五篇《殷武》言“挞彼殷武”、“曰商是常”、“商邑翼翼”等，里面有殷也有商。可见《商颂》里是殷、商都用，甚至一篇诗里也是殷、商并用，如《玄鸟》、《殷武》，这样说来，称“殷”恐怕不能说是出于周人的“敌忾”，而是殷人自己也称自己为殷。《吕氏春秋•慎大览》：“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这里面说“亲郼（殷）如夏”不说“商”，而它下文却又说“世世享商”不说“殷”，所以“亲郼（殷）如夏”应该是一句很古老的话，作者不好随意修改的。
    另外，古本《竹书纪年》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上甲微为“殷主（疑王字之误）甲微”，《楚辞•天问》称之为“昏微”，按“昏”是“殷”字之假，殷、昏古音为影晓旁纽双声、同文部叠韵，古音最近，故“昏微”就是“殷微”，也就是“殷主甲微”。今本《竹书纪年》称王亥的父亲冥（即王季）为“商侯冥”，又言夏王帝芒三十三年，商侯（王亥）迁于殷，然后就称“殷侯子亥”、“殷侯微”。由此看来，殷人实际上是殷、商并称的，而且其事一定很久远。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商”和“殷”应该都是氏族名，后来商用为国名，而殷仍然是氏族名。所以《史记•殷本纪》最后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以国为姓”的殷人之后里面有两个带“殷”的氏，虽然没有“商氏”，但是有“宋氏”，宋就是商，据《史记•管蔡世家》的记载，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把殷商的遗民分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微子启的宋，一个是康叔封的卫，杨宽说：“周公把微子启的封国叫‘宋’，还是沿用商代的旧名称，‘宋’和‘商’是一声之转。如同周人称‘殷’为‘卫’一样，‘卫’和‘殷’也是一声之转。王国维《说商》说：‘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古代‘宋’和‘商’同声可以通用，‘宋’古从‘木’，而‘木’古有‘桑’音。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常把‘宋’称作‘商’。”[12]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殷人是殷、商并称的。
    首先说“商”，卜辞中就有“商”，有三个用途：一是都邑或地名，如大邑商、中商、丘商等，二是人名，武丁的诸子之一子商，三是方国名，即商方。但从卜辞的用途上，没办法知道“商”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文》曰：“商，从外知内也。从呐，章省声。”但是，甲骨文中早期的“商”字上面是从“辛”，下面是从“丙”（或以为是从内，非），不从口，故“商”当是从辛从丙，丙亦声，商、丙古音都是阳部。中后期的甲骨文始在“丙”下加“口”。更有甚者，甲骨文、金文和一些古文的“商”或在上面的“辛”的两旁加“口”或“日”，如《佚》518所载甲骨文中的“商”字上面的辛旁或从二“日”，金文中如秦公镈的“商”字在辛两旁从四个日，蔡侯盘上的“商”是从二口，商代的尊的商从四口，《说文》所载的古文商也是从二口，籀文是从二日。按：实际上所从的二“口”或二“日”就是“晶”之省，秦公镈从四个日，乃是“晶”的繁构，也就是“星”的初文。由此推之，“商”很可能本来就是商星的专门用字，但是为什么从辛从丙则不能确知。“辛”是“削”的本字，就是削刀的象形，古代它和刻刀（即甲骨文中的“亥”，即“刻”的初文，后称剞劂）一样都是书写工具，刻刀是尖锋，用来在简牍或甲骨上刻画，称为“契”或“锲”（把刻刀称为剞劂，盖即契或锲之缓音）；削刀（辛）是平锋，有点象小铲子，一旦刻错了或者简牍甲骨上的字不需要了，就用它削刮去除，称为“删”，所以现在还把去除文章中不需要的内容称为“删削”。这大概和商星之神阏伯的传说有关，因为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天蝎座之神纳布Nabu就是司书写、语言与智慧之神，书籍的保护者博尔西帕的守护神，专司代表众神向人类传达神谕，中国的星历知识即自古巴比伦传入，则商星之神阏伯的司职自当与纳布相同。“丙”是鱼尾的象形，《尔雅•释鱼》：“鱼尾谓之丙”，是其本义也。在这里可能是代表蝎尾，因为蝎子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毒尾，所谓“蠣虿之尾”（《庄子•••天运》），后来因为它固为星名，乃又加“晶”也。故“商”本商星，殷人以蝎为图腾，崇拜商星，因以为氏族名，商族所居之地曰商或商丘，后以为国名。因此，在殷人的古传中，必定是先有商星，后有商族，后有商或商丘的地名，而后有商的国名。
    “殷”字卜辞中也有，但卜辞残缺不知道什么用法，于省吾认为“甲骨文殷字从身从攴，象人患腹疾用按摩器以治疗之”[13]，在古籍中又或作“衣”或“郼”，可见“殷”应该是个记音字，用其音而非用其义。由“商”之来源推之，“殷”亦必与商星有关，郭沫若认为《尔雅•释天》“岁在子曰困敦”的“困敦”就是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天蝎座名GIR.TAB[14]，所以笔者固疑“殷”就是“困敦”之促音，因为“困”古音是溪母文部，“敦”端母文部，而“殷”是影母文部，“困敦”之促音正可读如“殷”也。故“殷”本来也是来自于商星，对于最初的殷人来说，大概是称商与称殷是同一个意思，是没有分别的。古人好迁徙，殷人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或称商丘（商），或称殷虚（殷），《说文》：“虚，大丘也。……丘谓之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后来汤伐夏之后建立了一个国名商，商成了国名，殷人自称为“商”，而殷仍然作为氏族名保留着，所以古籍中是殷、商并行不悖。到了周武王灭商，商国不存在了，但是殷氏还是存在的，故周人就称他们为殷人，这就是为什么周代的典籍称商为殷的原因。
    总之，殷人的族星为商星，祖先为禼（契），图腾为虿（蝎），姓为子，国名（居地名）为商，氏名曰殷，都是来源于对商星（天蝎座）的崇拜。

二、夏文化的起源
    夏文化的起源与商文化的起源是有共同之处的，下面仍然从姓、氏、祖先、图腾、国族和居地名等方面作一下讨论。
    夏人乃姒姓。关于其来源，《世本》认为是“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胸坼生禹”，故以“苡（姒）”为姓，《史记•夏本纪》言“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集解》引《礼纬》曰：“祖以吞薏苡生。”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商人的祖先契母简狄吞燕卵生契而以子为姓的翻版，肯定是很后起的说法了。
    《尔雅•释亲》云：“女子同出，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释名•释亲属》云：“姒，似也。少妇谓长妇曰姒，言其先来，己所当法似也。”这是说“姒”实际上就是“似”的意思，所以古书中姒和似可以通假，如《仪礼•特牲馈食礼》注：“举觛于其姒妇”，《释文》：“姒，本作似”。又似古通以，如《易•明夷•彖》曰：“文王以之”，《释文》：“以，郑、荀、向作似”，是其证。
    甲骨文中无“姒”字，金文中有，写作“始”，高明云：“始、姒古同字”[15]。“始”所从的“台”金文中或作“厶”，不从口，高明云：“古厶与台同为今之以字”[16]，我们看看金文中的“厶”（如矢方彝、秦公簋、毛公鼎），明显就是一个倒置的“巳”字。刘师培在《左盦集》卷五《姒姓释》中认为姒、巳同文，其说良是，古者巳、姒本通用，如《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孝经纬钩命决》曰：“妊巳感龙生魁”，宋均注：“巳，或作姒也”，同书卷一百三十五引正作“妊姒感龙生帝嵬魁”。即使姒本为似者，亦与巳同，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郑笺：“似，读为巳午之巳”，可证姒、似的确是巳之后起字，则姒姓本即巳姓。在早期的甲骨文中，巳写作“子”，后来省去双臂作“巳”，再后来大概为了把巳、厶（以、似）相区分，才把用为“以”的字倒书，但是子、巳、似仍然音义相同，《广雅•释诂一》：“子、巳，似也”，是其证。即知姒姓之“姒”本应为“巳”，则可得一令人惊异之事，即夏人乃帝喾之季子晋星之神实沈之后。
    “巳”在甲骨文中专用于十二支，其在黄道十二宫中当于双子，双子座本当于中国二十八宿之东井，但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是用参宿代替双子，这和古巴比伦的星象相合。参宿当于猎户座，其星官本有7颗星，但古人只观察其最明亮的三星（即猎户座的ζ、ε、δ三星），“参”的本来写法是上从晶（星）下从三，也就是三星的意思，《诗•绸缪》说“三星在天”，就是指参星。郭沫若云：“巳本作子，位当于双子，此真巧合至不可思议，且中国亦有双子传说（宁按：即《左传•昭公元年》之阏伯、实沈兄弟参商的故事），……则古十二辰中当于参、辰之位者适为二子（巳与子）！……则《波表》中以参星代替双子……此点与中国古十二辰用参星而不用东井之事实相同。参星巴名SIB.ZI.AN.NA，华言为‘忠实之天牧’。由音而言，近于实沈，……由义而言，则与实沈传说中之唐叔名‘虞’，大叔亦名‘虞’之虞似相关照。”[17]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巳”本是参星的星符，而夏人以之为姓，则夏人必定是以参星为族星的，郑文光云：“传说时代的帝王高辛氏有阏伯、实沈两个儿子，整天打架，高辛氏就把阏伯迁于商丘，这就是商族的始祖，以大火即心宿二为其族星；把实沈迁于大夏，这就是夏族的始祖，以参宿为其族星”[18]，又说：“观察参星以定农时是夏民族的传统。因此，参宿是夏民族主要祭祀的星，而大火则是商民族主要祭祀的星。参宿和大火是我国奴隶社会初期两大民族的观象受时的主要对象。后世参星不如大火著名，主要是政治原因：祭祀大火的商族奴隶主头子是征服者，而祭祀参星的夏族奴隶主政权则灭亡了。”[19]所以，古代天文学中参和大火皆称为“大辰”，《公羊传•昭公十七年》云：“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其中的“伐”就是参星，《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二引《天官书》曰：“参一名伐，一曰大辰”，汉代人或称之为“参伐”。同时郑先生认为“实沈是夏族的始祖”[20]。而夏人的始祖是禹，他也是巳（姒）姓之初祖，可知实沈与禹是一非二。古书记载中没有说禹是高辛氏帝喾的儿子，可古籍所载三代之前的世系实在是复杂繁乱不可确知，比如《史记•夏本纪》载禹的世系是黄帝－昌意－颛顼－鲧－禹；而《山海经》中禹的世系是黄帝－骆明－鲧（白马）－禹，这两个世系的差距是很大的，正说明古传的歧异不定。意者最初禹必定和禼一样是高辛氏帝喾之子，禼为阏伯为长子为大火商星之神，位当于十二宫之“子”，故为子姓的初祖；而禹为实沈为季子为参伐晋星之神，位当于十二宫之“巳”，故为巳（姒）姓的初祖。禹、禼二人本来是兄弟，夏、商固为兄弟民族。只是后来在流传中世系发生了变化，禹成了鲧的儿子，但是夏人不祖鲧而祖禹，正是禹为其初祖之证。

戈兰

郭沫若云：“（巴比伦之）双子均西向，视为Nabu与Marduk二神之显示。此二神乃兄弟神，于位置上每相对立，如在四陆之中Marduk立于东极而司春，Nabu立于西极而司秋，正合于我国的参与商之位。”则巴比伦曾有Marduk为参星神之说，Marduk即马尔杜克，乃巴比伦的主神，在诸神中地位最为崇高，夏人用参为族星，似乎与此有关。但是马尔杜克为主神之事大约是在公元前19－公元前16世纪左右，似乎要后于我国的夏代，而且似乎仅见于此，别无佐证。巴之猎户座名SIB.ZI.AN.NA，郭沫若云华言为“忠实之天牧”（此译是否准确尚待进一步证实），其传说实际上来源于古埃及，埃及关于猎户座的说法较复杂，比较有名的是奥里翁Orion的传说，他是天狼星女神索蒂斯Sothis的丈夫，冥王奥西里斯Osiris的密友和法老护佑者，后来奥里翁的故事传入希腊，希腊人加以改编和创作，才有了希腊神话中猎户座之神奥里翁的故事并名扬世界（西方猎户座名Orion，即本此），现在介绍猎户座的文章都言是希腊神话中的奥里翁，却不知奥里翁本来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人物；在埃及更早的时期，猎户座还被视为冥王奥西里斯或智慧神撒阿Saa（或作撒赫Sah）的显示，被认为是众神和法老灵魂所居之地，奥西里斯被称为众神之父，而撒阿则被称为众星之王，地位皆甚崇高。盖在夏代，夏人是盟主方国，地位最高，故用至上神之星参星作为族星，而商人处于从属方国地位，乃用与之相对的兄弟之星大火为族星。在巴比伦的传说中，纳布或为马尔杜克之子（马尔杜克之妻查尔帕尼图Sarpanitu所生），则其地位更低于马尔杜克。
    而事情仍有不可解者，《左传》言迁阏伯于商丘祀大火，商人是因，故大火为商星，而言迁实沈于大夏祀参，不言“夏人是因”，也不言“参为夏星”，说“唐人是因”也不言“参为唐星”，却言参为晋星，这也是比较奇怪的。只有《说文》言：“参，商星也”，段玉裁认为“商当作晋，许氏记忆之误”，但是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商”是“唐”字之假，因为商、唐古音都在阳部音近，古书中亦有二字通假之例，如《史记•封禅书》：“其西则唐中”，《汉书•郊祀志》“唐中”作“商中”，可见二字古可通用。意者古代的确有参为唐星之说，而许慎用之也。
    关于唐国，古书记载是帝尧之后，《帝王世纪》说尧“受封于唐”，又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经》里有《唐风》，郑笺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平阳在山西临汾西，而唐国在今山西翼城西，尧后，祁姓。这个说法实在和一些古传相抵牾。如说阏伯为陶唐氏火正，祀大火，则陶唐氏的族星亦当为大火而非晋星，那么作为陶唐氏之后的唐人也当是祀大火而非晋星。而且大夏和晋本来是夏人的居地，大夏乃夏人之居自不必说，晋古又称“晋之虚”，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于《海外西经》“大乐之野”下云：“此当即今山西太原是。《易归藏•郑母经》：‘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虚，作为璿台，于水之阳。’见李善注《文选》及《初学记》。《竹书纪年》云：‘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春秋地名》云：‘晋大卤、大原、大夏、大虚、晋阳、太康六名其实一也。’见《初学记》。案《经》云‘大乐’，又云‘一曰大遗’，乐、遗俱与夏声相愿，即大夏也。《易归藏》所谓‘晋之虚’。”可证古代的晋之虚就是大夏，也就是夏人的居地，而不是陶唐氏的居地。
    那么怎么后来又说成是唐人的居地了呢？这和《左传》的记载有关，因为这个说法最早就是见于《左传》。其《襄公二十四年》云：“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杜预注：“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食邑于范氏。”又《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云：“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但是关于这两段文字，顾颉刚早就指出：“范匄（即范宣子）和蔡墨的两段话则殊不可信，非汉为尧后之说已发生时不会出现。”[21]而“汉为尧后”是汉昭帝时的眭弘在给昭帝的上书中首先提出来的（见《汉书•眭弘传》），他的根据大约就是《左传》。
    卜辞中有“唐”这个地名，乃是一个邑名，称“唐邑”（见《乙》700），或简称“唐”（见《乙》722），又有地名为“唐土”，言“作大邑于唐土”（见《金611》）。卜辞中又有土方，郭沫若认为土、夏音近，土方就是夏民族[22]，胡厚宣更进一步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他也认为土方就是夏方，也就是夏民族[23]。据此我们可以明白，古人把唐、杜合称为“唐杜”，其实就是唐邑和土方的并称，就像殷人居殷而国名商，后人合称之为“殷商”一样。土方就是杜方，也就是夏方，是夏亡后夏民族迁徙到今天的山西建立的国家，仍然称夏方，即土方，而唐邑应该是土方的一个大邑，或者就是其都邑，故土方人也称为唐人，本来就是姒姓夏人的后裔。至于祁姓的唐，应该是另外的一个唐或者是后来又封帝尧之后于唐邑的故土为国。所以祀参星的唐人应该就是土方，也就是夏人，盖夏人亡国后逃到晋地为土方而都于唐邑，仍然祭祀族星参星，故曰“唐人是因”而星为晋星。因此顾颉刚说《左传》里的那两段文字不可信，为后人窜入是很有道理的。
    而其居地晋之虚也当是得名于参星，参星也称晋星，《说文》中所载的奇字“晋”是上面两个“子”下面一个“日”，这个“晋”固疑是晋星的专门用字，因为晋星当于双子，故从二子，下面的“日”则是“晶（星）”之省，如晨、昏、昴等字本来都是从“晶”而后省作“日”也。晋星即实沈之星、唐（夏）星，则晋之虚即实沈之虚，亦即夏虚也。“大夏”之名余谓当来自巳之岁名“大荒落”，盖“荒”古音晓母阳部，与“夏”为晓、匣旁纽双声、阳鱼对转叠韵；“落”古音是铎部，与“夏”是铎鱼对转叠韵，故“荒落”之促音可读如“夏”，则“大荒落”自可音变为“大夏”。夏人之国又称为土方，“土”又当是“大夏”之促音，土、大古音都是舌头音，土、夏又同为鱼部韵，则“大夏”之促音可读为“土”矣。
    实沈为唐（土方）之先人，其于十二支中为巳（姒），则实沈当为姒姓之始祖，而古史以姒姓始祖为禹，则禹与实沈是一非二矣。
    “禹”之字形甚奇诡，而与商人的祖先之“禼”的结构颇有相似之处，就是下面都从“厹”，《说文》：“禹，虫也。从厹，象形。”但是先秦典籍中凡言“禹”者，都是指夏人的祖先大禹，绝无用为虫义者，可知《说文》的解释不可靠，“禹”当是大禹名的专门用字。由“禼”乃是在“虿”之尾上加“厹”形变而来推之，“禹”也当是在其上部的那个字的下面加“厹”而成。“禼”是从厹虿省声，则“禹”亦当是一个形声字。案：古文“禹”当是从厹余省声，它的上半部就是由古文“余”字省减而来，《说文古籀补补》第十四引古玺文的“禹”字正是从“九”（古肘字，后来演变为厹）“余”省声，更有进者，《汉书•艺文志》有《大禹》一书，其“禹”字的写法和《师剺簋》上的“禹”字的字形相同（笔者案：原文引用了一些古文字形予以详细说明，由于电脑无法打出古文字，只能简略描述如此）。故“禹”本当是从厹余省声，“禹”、“余”古音皆在鱼部。
    “禹”既和“禼”一样从“厹”，则知它的本义必是一种动物。笔者认为“禹”本来是“虞”的本字。《说文》：“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从虍，吴声。”段注：“驺虞，《山海经》、《墨子》作驺吾，《汉东方朔传》作驺牙，皆同音假借也。”而虞古亦通荼，如《易•屯•六三》：“既鹿无虞”，汉帛书本虞作荼；荼古又通余，如《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散侯董荼吾”，《索隐》：“今以其人名余吾”，可证虞、荼、余古本通用。余谓驺虞古必作驺余，或简称“余”，后来为示区别才在“余”下加“九”或“厹”为“禹”，后来用为大禹名的专门用字，复又造一“虞”字代之。就像殷人之祖先名本为“萬”或“蠆”，后来为示区别在下加“九”或“厹”，后来更造一“禼”或“偰”字代替之也。
    既知“禹”本“虞”字，则可知夏人之图腾为白虎，其来源亦自参星。夏人以自己为参星神之后，而固视参宿为白虎形也。《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皆云：“参为白虎”，《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二引《圣洽符》曰：“参者，白虎宿也”，又引《元命苞》曰：“参，白虎之体也”，此于星象上皆由来甚古。所以，夏人的图腾必是白虎，白虎称“禹（虞）”，故夏人的图腾神及始祖为禹。而参神之后亦多以“虞”名（见《左传•昭公元年》），殆即以参为白虎之故。古籍所载禹字“高密”，又称“文命”，见于《世本》、《潜夫论》、《吴越春秋》、《尚书纬帝命验》等书。学者不得其解。按：密者甝也，“甝”古本从虎日声，莫狄切，《玉篇》载其俗字为从虎冥声，音冥，《说文》训“白虎也。从虎日声。”桂注：“徐锴曰：今人多音酣，惟隋曹宪作《尔雅音》云‘音觅’。《尔雅•释兽》：‘甝，白虎’，《释文》云：‘甝，下甘反，又亡狄反。’李善注《文选•芜城赋》云：‘甝，户甘切’。馥谓日旁误为甘，音随文变也。”可知甝本来就是从日声，明母字（莫狄切、冥、觅皆明母），日古音在质部，则“甝”读明母就是读如“密”，密亦明母质部。故禹又名密或高密者，就是甝，亦即白虎也。“文命”当即“文密”，亦即“文甝”，密、甝、命均为明母字，双声音近。“高”、“文”则都是其后人对他的敬辞或美称，如称祖为高祖、称考为文考之类者也。今有言夏人之图腾为龙、蛇者，寥无实证，非所敢言。
    古有氏族曰有虞氏，以为是帝舜之氏，从郭沫若研究出帝舜就是帝喾，也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之后，这个说法就不能相信了，因为帝舜本来就是夏、殷人的上帝，他显然不可能是有虞氏。有虞氏当是夏人在建立夏王朝之前的氏族名，因为他们崇拜参星和白虎，故称有虞氏，证之者，古有“虞夏同科”之说，《尚书正义》云：“案：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同科”谓同根所生，即一家也。盖夏人本号有虞氏，后来建立了王朝，居于晋之虚的大夏，始号“夏后氏”，亦简称“夏氏”，如《尚书•汤誓》载汤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由上所述可知，夏人的祖先、图腾、姓、氏、国族等皆来源于对参星（双子座）的崇拜，而殷人则接来源于对商星（天蝎座）的崇拜，二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那么夏、商二代对天文的认识肯定是一样的，不然不应如此巧合。可推知二族必然有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产生了共同的文化，不但对天文的认识相同，而且对其它自然现象抑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必定有众多共同的认识和相似之处，后来二族分裂，并各自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夏、商二代对星辰的崇拜之盛，可证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古天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古人对天象的认识虽不能说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至少是一个重要源头之一。由此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夏商二代的天文学是怎么产生的？为何与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若真如郭老所言乃殷之先人自西方携来[24]，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这些问题仍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地研究。
注  释：
[1]刘韶军《神秘的星象》第9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2] [8][9][14][17][24]《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第328页、第255－259页、第277－278页、第280页、第328页 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
[3]徐中舒《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 载中国先秦史学会主编《夏史论丛》 齐鲁书社1985年（下同）
[4]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 载《夏史论丛》第24页
[5]杨育彬《从建国后的考古发现来探讨夏文化的始末》 载《夏史论丛》第91－92页
[6]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黄帝”条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
[7]《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世系》第362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1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第11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11]《观堂集林》卷二《说商颂下》第117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
[12]杨宽《西周史》第38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13]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323页 中华书局1979年6月
[15][16]高明《古文字类编》第35页、第503页 中华书局1980年11月
[18][19][20]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123页、第53页、第101页 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
[21]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载《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1930年6月
[2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夏禹的问题》第308－309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九月
[23]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载《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
                （原刊于《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此次网上首发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