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鸡游戏的阐释

刘晓春

《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格尔兹)之读书笔记
刘晓春
一次精心准备的斗鸡游戏，被突如其来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冲散了。这场未完成的斗鸡游戏，却为一筹莫展的人类学家格尔兹带来了融入巴厘岛社会的绝好机会。在巴厘人看来，格尔兹及其夫人这样的不速之客，是看不见的幽灵（ghost），巴厘人似乎能够穿透他们的身体，而专注于他们感兴趣的更实在的石头或者树木。然而，巴厘人对格尔兹夫妇并非毫无兴趣，他们从何处来，为了何事来到此地，巴厘人都一清二楚。与巴厘人一起，格尔兹夫妇经历了一次被警察驱赶的混乱恐慌，巴厘人由此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有节制的、幽默的、相当礼貌和令人茫然的亲切状态，瞬间化为亲密无间的相互取笑，格尔兹夫妇不再是人们视而不见的一阵风，而成为所有人注意的中心，是巴厘人热情、兴趣乃至快乐的大量倾注对象。一个外来的人类学家终于成为巴厘岛的一员，格尔兹因此有了深入观察了解巴厘岛斗鸡游戏之内在本质的机遇。
这种在极其少数的特殊场合中的非法游戏，因为其被禁止，却更为频繁地发生，无论是斗鸡者、赌博者、观看者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刺激的状态之中；对于格尔兹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斗鸡犹如巴厘岛的神话、仪式、艺术、法律形式和阴魂附体等文化现象一样，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却也是可以被观察、被理解的。
格尔兹发现，在巴厘岛，斗鸡与男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喻。他认为，在搏斗场上搏斗的表面是公鸡，实际上是男人，因为在巴厘岛，男人和雄鸡之间有着深刻的、明白无误的心理认同，日常道德说教的语言有很多用雄鸡的意象指涉男性。Sabung这一用以形容雄鸡的词语，被隐喻地用于表示“英雄”、“勇士”、“冠军”、“有才干的人”、“政治候选人”、“单身汉”、“花花公子”、“专门勾引女性的人”、“硬汉”等等与阳刚、勇敢、权力、色情等相联系的男性气质、男性性格。然而，巴厘岛的男人与公鸡的亲密并不仅仅是隐喻的，不仅仅将雄鸡看做是男人自我的象征性表达或者放大，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表达，则是巴厘人审美地、道德地和超自然地将其视为人性的直接翻版：动物性的表达。在此，格尔兹将一种让外人感到茫然的、毫无意义的、充其量只是巴厘人赌博好胜的游戏行为的斗鸡与巴厘人普通生活、艺术表现、伦理道德以及信仰之中的禁忌、心理等联系了起来，揭示了一种社会性的仪式行为背后所具有的人类深层的文化心理。在巴厘人的文化心理中，他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动物的恶感，否则难以理解他们对于动物如此的嫌恶，动物是他们最恐惧、最憎恶、既爱又恨的东西，是一种黑暗的力量。所以，当斗鸡的胜利者津津有味地吃着被其愤怒的主人撕得支离破碎的败鸡的时候，格尔兹将这一行为的支配情感理解为：社会性的窘迫、道德的满足、审美的憎恶和吃人肉的快乐。
格尔兹对于整个搏斗过程、外围的赌博过程之描述，可谓是实践“深描”原则的典范。当然，格尔兹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对于“斗鸡”游戏的描述，如果是这样的话，从他对赌资的冗长而沉闷的描述来看，格尔兹与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妇人便没有了区别。他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巴厘岛的居民为何总是热情地、经常地、甚至不顾道德的谴责、法律的惩罚而投身于斗鸡的游戏？格尔兹发现，在深层的斗鸡游戏中，钱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或期望的效用尺度，不如说是一种被理解的或者被赋予的道德意义的象征。在深度游戏中，尽管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与地位有关的名望、荣誉、尊严和敬重，而所有这些又都仅仅只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实现。格尔兹寻找到了一种游戏的形式与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复杂关联。公鸡是主人的人格代理，斗鸡的游戏则是社会——村落、亲属群体、水利团体、寺庙机构、“种姓”——的模拟，这些热衷于斗鸡的人们就是生活在这一社会之中。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格尔兹论证了深层的斗鸡游戏是一种地位关系的戏剧化过程。他从一个游戏的秩序看到了一个社会的秩序。Tihingan村落如同所有的巴厘村庄一样，也是由错综复杂的联姻群体及其对立的群体组成，这个村落是由四大父系的、部分内婚的世系群体所支配的，他们之间不断地相互竞争并形成村庄内的主要派系，在其内部可以裂变为次级的派系和再次级派系，但是，相对于周边的村庄而言，Tihingan自身也是一个共同体，与周边的村落形成对抗，在不同的超越村庄范围的政治和社会场景中也可以与某些村落形成联盟，以对抗另外的村落。所以，具有象征意义的斗鸡，犹如玩火，但永远都不会引火烧身，斗鸡激起了村庄或者宗族之间的竞赛和敌意，但它不过是一种“游戏”的形式，它直接地、公开地展示了个体或群体之间的攻击行为，但它仅仅只是一场“斗鸡”而已。人们在“斗鸡”的游戏中，所能做的只是一种享受和品味而已，无论是获胜者的自鸣得意，还是失败者的懊恼沮丧，都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人们在“斗鸡”能够把握的，大概只有一种想象意义上的“现实”，以羽毛、血、人群和金钱为媒介来展现一种社会的现实与秩序。经过漫长的“斗鸡”之旅，格尔兹总结道，巴厘人从搏斗的公鸡身上不仅看到了他们自身，看到他们的社会秩序、抽象的憎恶、男子气概和恶魔般的力量，他们也看到地位力量的原型，即傲慢的、坚定的、执著于名誉的玩真火的人——刹帝利王子。
格尔兹也没有忘记将斗鸡过程视作一种符号，因此，有关搏斗过程的背景（context）性文化事项依然是他要进行探讨的，比如，围绕搏斗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一大堆异常复杂和极为烦琐的规则，已经成为整个村落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而且具有绝对的权威。更为超凡卓绝的是，格尔兹以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人类学家的方式，从审美（审美就是人的感觉器官作用于外在对象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们对美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的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快感和幸福感，外物的形式契合了内心的结构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的自由感。）的视野挖掘斗鸡游戏的深层意蕴，他将紧张、刺激的“斗鸡”事件看作是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事件。其实，他依然是将“斗鸡”看作一个符号，只不过他并不仅仅让人们发现一种文化之中的一个个引人注目的符号，更要描述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个符号的展示（display）方式及其象征意义。所以，他深入分析了在戏剧场景下的斗鸡游戏中，斗鸡者乃至赌博者究竟是以一种怎样的心理参与到斗鸡的游戏之中？格尔兹发现，巴厘人的生活并不是像一个流程一样被安排，而更像是意义与虚无之间的来回搏动，以及发生“某事”（有意义的）短暂时期与相同的“无事”（没有意义的）发生间的短暂时期有节奏地变换的过程。也就是说，斗鸡游戏是巴厘人社会生活流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类似于在中国这种平日恪守孔孟之道社会，而并不排除人们在“仲春三月、奔者不禁”的狂欢节日中悖逆礼制的行为，斗鸡游戏也是如此。巴厘人将正常情况下羞于表明的公开冲突、最为抵制的生活现实予以最强有力的表现。如果没有“斗鸡”游戏，那么，便无法全面深刻地认识巴厘人嫉妒与沉静、羡慕与优雅、残忍与妩媚等等相互对立的性格。
这篇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冗长、沉闷的民族志，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体现出它的独特价值？正如格尔兹自己所说，他将文化模式的分析从一般说来类似于解剖生物体、诊断症状、译解符码或者排列系统转换——当代人类学中占优势地位的类比方法——转换成为一种一般来说类似于洞识于一个文学文本的方法。在这种分析方法中，作为文本的文化模式是由社会材料建构而成的想象的产物，人们在斗鸡游戏中表现出来的激动、绝望和欢欣，使社会得以建构，个体得以汇聚，也形成和发现了个人的气质以及社会的特征。随着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日志的披露，以及弗雷曼对于萨摩亚人研究所得出的与米德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啻是对那些标榜人类学是客观公正的文化描述之观点的强烈讽刺。在格尔兹的巴厘人的系列研究中，他不再纯粹以外来者的“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对待土著文化，在他的民族志描述中，代之以一种人类学家与土著居民情感、生活方式的强烈的互动，甚至是深入地融入到土著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类学家不再像一个手持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将文化看作是置于手术台上的被局部麻醉的一副肉身，而是一个充分理解土著社会以及土著居民的道德理想、审美观念与情绪心理的人类学家。在他的笔下，民族志不再标榜以科学、理性作为写作的唯一指导，而更多地深入到土著居民的内心世界。这样一种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已经符号化的文化体系，显然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符号体系（具有普遍性质的世界观），而关注于特定文化所独有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
从更为深广的背景来看，格尔兹的写作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背景下质疑人类学的普遍传统，人类学家曾经深信不疑的、超然的、客观描写的民族志大厦，在格尔兹才华横溢、汪洋恣肆、充满着个人主观情感的分析中轰然坍塌。格尔兹并不是反对客观、科学、公正的探索精神，他所反对的，毋宁是人类学长期以来对于科学方法的奴性十足的模仿——这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偏见。以格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将人类学的注意力，从强调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社会自然科学”转移到强调意义、符号象征、语言，也就是说，解释人类学将文化看作是意义系统来进行研究，并强调民族志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可以被观察者“阅读”的。 正是从格尔兹开始，人类学从一种工匠式的科学研究（虽然不乏拥有智慧与批评之作）成为一种充满着智慧、才情与批评力量的人文学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形成对话。在我看来，阐释人类学对于文化符号及其展示过程的深刻细腻的观察描绘、对于文化符号的社会背景的揭示、对于文化符号与人之间深刻互动表现出来的心理紧张与情绪冲突等等，都与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原文见《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克里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马库思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3-5-5 23:18 最后编辑 ]

淇园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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