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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2 18: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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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马银琴]《两周诗史》
[王小盾]序《两周诗史》
发布尔日期：2006-11-22 作者：王小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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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的历史是从关于《诗》作品及其编辑过程的零星评述起步的。屈指算来，它已经有三千年时间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一批原始资料，作为儒家最早的教本因而作为最重要的一部儒家经典，“诗三百”受到了每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当人们把不同的眼光和趣味投向这批作品的时候，《诗》研究也就有了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问题的组合。进入20世纪以后，《诗》从作为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上解放出来，被当成一种历史存在来看待，《诗经》研究中于是形成了以下四个焦点问题：第一，“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的涵义问题；第二，孔子是否删诗、如何删诗的问题；第三，《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第四，《诗经》诸篇的内容及其社会背景问题。它们都联系着“《诗》的形成”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学术界尚未就《诗》的形成建立一个科学的明确的认识。
其实，以上问题也是由来已久的。关于《诗经》形成史的研究，从古到今，其意义从来不曾被人们忽视。从吴公子季札关于各国诗乐渊源的评论、《毛诗序》关于“风雅正变”的历史追述，到郑玄《诗谱》为各国诗歌所作的编年，人们一直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理解“诗三百”的逻辑结构。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诗》的本质，就隐藏在它的形成过程之中。探索这一本质，是《诗经》研究的首要工作，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历时数千年的学术追求。这一追求之所以迄未实现，只是由于一直缺少解决问题的条件。在文献有限的情况下，这条件主要是：足够的背景知识，亦即能够把各种相关知识充分调动起来的广阔的视野；科学的思维，亦即建立历史与逻辑之契合的能力；锐利的眼光，能够赋予研究对象以合理身份并找到深入其本质的切入口。除此之外，还有把这些条件要素结合起来的契机。后者事实上是一个更高的条件。科学史表明，所有重要的发现，都产生于某些因缘的会合。
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契机──从根本上改观《诗经》研究的契机──似乎降临了。这是同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学术准备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都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文学研究者纷纷从中汲取了新的视野和手段，在许多学术方向上造成了突破。《诗经》研究也迎来了新的高潮。我当时正好进行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于是也稍稍涉足了这一领域。1984年，在研究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时候，我发现，敦煌文学的文体区分，由其作为俗文学的口头传播的特性决定，只能采用表演方式这一标准；也就是说，敦煌文学之文体，实质上是传述方式的文本表达。1993年，我进一步论证了敦煌“俗赋”的文体来源，注意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一古老的训释，亦即注意到“赋”作为传述方式的本质，于是把“赋是一种同音乐有关的诗歌方式，即改歌诗为韵诵的方式”的看法，写进了同潘建国君合作的长篇论文《敦煌论议考》。到1996年，我又以《诗六义原始》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包括“赋”体在内的“六诗”的本来涵义，确认它们都是指某种文体或某种传述方式：“风”与“赋”是用言语来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方音诵与雅言诵；“比”与“兴”是用歌唱来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赓歌与和歌；“雅”与“颂”则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述诗的方式，分别指乐歌与舞歌。我认为，在“六诗”理论和“六义”理论之间，有一个历时数百年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乐教为中心，以诗为仪式歌的阶段；二是以乐语之教为中心，以诗为聘问歌咏之手段的阶段；三是“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以德教为中心的阶段。这也就是诗文本因仪式需要、乐教需要、德教需要而逐步成形的过程。
《诗六义原始》是一篇八万字的长文。它讨论的问题很多，除“诗六义”的原始涵义问题以外，讨论了孔子删诗的原委、“四始”的结构、“变风”“变雅”的来历、散乐（乡乐）与正乐（仪式乐）的关系、献进之诗与正歌的关系等问题。当它选择历史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之时，它也就对《诗》的分类体系的形成──进而对《诗》文本的形成──做出了描写。这描写可以说是深刻的，但却比较粗略。我于是编了一份《诗三百年表》，期望另找一个机会，全面而细致地探讨两周时代诗的历史。也就是说，尽管《诗》文本的形成过程是以《诗》的创作、采集、进献、编辑、修改、演唱和传播为主要内容的，但它却联系着两周时代各种韵文文体的运动。从这个角度看，这项工作的实质，是撰写一部《两周诗史》。
当《两周诗史》这一名称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我曾经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我觉得一个遥远而庞大的梦想正在向我靠近，令人诚惶诚恐。我于是在编辑《诗三百年表》之时，努力设想了一些对《诗经》做年代学研究的方法。除通常的考据法以外，我认为最可行的是“标准器”的方法和“类编年”的方法。前者的具体做法是对一些已有定年的作品做内容和形式的分析，据此建立若干具有年代属性的范式，依此范式来考察作品，推定其年代；后者的具体做法是通过作品的内容来确认它所反映的时代面貌，依此背景来对作品加以分类，按类系年。1997年，我并且和博士生何剑平、周广荣一起，在编辑《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一书之时，做了一个“类编年”的实验，即把传入中国的佛经，按其内容特征，分类编入了一个年代体系。例如其中前三类佛经分别是：（一）主要内容属于阿育王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至前187年）及其前的经书，包括阿含部经典及部分戒律；（二）主要内容属于孔雀王朝之后时期的经书，包括弥兰陀王时代、贵霜王朝时代的经书，说一切有部、正量部、法藏部、化地部、大众部等部派的经典，以及法救、马鸣、世友、五百罗汉、尸陀盘尼等人的著作；（三）主要内容属于案达罗王朝中期（公元50年前后）至笈多王朝前期（四世纪初期）的大乘佛经，包括方广、般若等类别的经书，以及龙树、提婆、诃梨跋摩等人的著作。大家知道，古代印度素无用文字来作记录的传统，每部佛教经书在其产生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口头传诵的过程。因此，在过去看来，为佛经编年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的工作却证明，如果用一种宏通的眼光来看待古文献的年代学研究，如果充分注意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联，如果能发掘数据中的一切年代要素，那么，我们就能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道理来取得认识上的突破。事实上，古人对这一道理早已有所理解了。比如《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结构，就大致反映了佛经结集的过程；而《中华大藏经》的结构，则大致反映了佛经传入中国的过程。
不过，直到此时，《两周诗史》还只是一个蒙眬的设想──它还没有变成现实。谁能把它变成现实呢？如果说，我们已经为研究对象找到了合理身份并找到了深入其本质的切入口，那么，谁能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实现这种历史与逻辑的契合呢？
这个人出现了，她就是马银琴。
马银琴是在1996年和我认识的。当时，她以二年级硕士生的身份来扬州访学，目睹了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她那时的专业是文艺学，研究方法颇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但她却对后者产生了兴趣。她那时只有24岁，很年轻，但却不缺乏勇敢。她向我提出了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的要求。我怀疑她是否能够适应新专业的实证方法，她表示这正是她的爱好。我认为需要做一次检验，她说她乐意接受。她很坚决。我于是布置给她一个写作练习题──《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人对于鸟的分类》。我的想法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数据分类，这篇作业可以检查对数据进行分类的能力。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包括最重要的工具书，在公元二世纪以前已经初具规模，这篇作业可以检查阅读古籍、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另外，这个题目联系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检查视野的广狭。人们曾经讨论过文史研究者的基本功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它主要体现为记诵的能力，我却认为它主要体现为能否清晰地思考和表述。这个题目所要求的基本素养恰好也是清晰。结果，马银琴用三个月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她的作业完成得不错，达六万字。作业的前部使用白话，而越到后来，其语言风格便越是接近文言。这表明她在自觉适应新的专业。她的表述是非常有条理的，只是过分注意了“对于鸟的分类”，而忽视了“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人”的分类意识的发展。但这只是白璧微瑕。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她指出了这一点。在我看来，若要做一个好学者，就应当①能够保持对于特定事物的长时间的思考，②能够打破思维习惯而创新自己，③能够在充满矛盾的意见或现象中找到潜在的统一逻辑。马银琴用她的作业证实了前两种能力，她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学习来掌握第三种能力。
就这样，马银琴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一系列事情。她在1997年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考虑到她曾经接受比较好的思维训练，《两周诗史》被确定为她的博士论文的方向。她从修订《诗三百年表》入手，进入了新的学术领域，也亲近了一批新资料和一种新的思维。她在编纂《诗本事》、《两周诗史长编》的名义下学习考据之法，由此摆脱了离开材料的轻松思考而习惯了另一种思考──在具体与抽象之间不断往返的艰苦深入的思考。她用三年半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西周诗史》，然后又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进行《东周诗史》的工作。前后五年多，她经受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辛苦，包括长期的困惑和孤独；但她也不断收获作为探索者、发现者的快乐。今天，就在我写作这篇书序的时候，我从计算机文件《师生讨论》中忽然发现了以下字句：
诗歌的功能与它的存在形态之间的关系？
《诗序》与诗的对应程度？
汉人说诗的可信度？
《年表》所反映的诗歌组合与《诗经》编次的关系？
《诗经》的语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重复？
现在的《年表》越来越多地肯定了《毛诗序》，那么，似应在论文中对《诗序》作一番全面的考察，说明此序是为了何种目的、如何编成的，其数据来源如何。──许多研究工作，在其开始部分都有资料说明一节。
《诗》的成形，应当有几个里程碑式的时期，例如周公、康王、宣王、平王、齐桓公，宜作专门讨论。
要注意避免“文艺学逻辑”，即主观地设想每一事物的过程如同植物成长的过程，其发展线索像是平滑的拋物线，而使用“发生”、“萌芽”、“初盛”、“成熟”一类概念。这其实是图像思维的产物，即在想象中歪曲地填补运动中本有的空缺。文学艺术的发展哪里像植物生长那样单纯？每一时代的文学艺术现象都取决于社会所要求于它的功能，功能变了，这一线条的方向就转变了。我们的职责，其实是先去考察文学由“偶然性”造成的运动，待有了充分积累，再去揭示它的必然。
数据的价值有时体现为它的错误（不实）。因为它同样揭示了某种真实（促使它犯错误的力量或原因的真实）。《诗序》若与史实不合，则它一定暗含了另一种史实。
你现在总是在想每篇作品的年代问题，你看到的每条材料都是在这一问题上呈现意义的。但是否还可以想一想：那些有助于说明诗篇年代的材料，它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来讨论诗歌年代问题的呢？它们是对哪些经验的概括呢？
我们同其它文学研究者的主要区别是：我们认为任何精神现象，其原因和原理都是物质的──要从物质角度寻求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古代事物的分类总是针对物质的分类。为什么唐代音乐分类要以乐部为单元呢？因为每一个乐部都是一组乐工和乐器的集合。它们是作为战利品或进贡物加入到宫廷音乐中来的。这无疑也是一种“采”乐。它提醒我们注意文化现象的物质载体。十五国风，其载体是什么呢？
我们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因为工作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处处对话了。这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境界，意义、前程等等都只能从自己的心中生出来。这大概就是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吧？
…………
这些语句都是我的口吻，大概是马银琴从日记中摘抄出来的。它们使我想起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的时光。那是同古代书院生活相类似的愉快时光。那时候，我们的博士生教学还在用手工方式（而非机器方式）进行，由部分行政庸人所发动的形式主义考核之风还没有席卷小城扬州。也许正是这种清淡、安静、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成全了马银琴的智慧。她按计划完成了博士、博士后两篇论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第一，她从两个角度入手重新考察了《毛诗序》的时代。首先，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说的同源关系出发，考证《毛诗》首序的产生时代在周代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的春秋末年以前；其次，从《毛诗》首序说解诗义的方式与周代礼乐制度之间内在的对应关系出发，通过考察，提出《诗序》产生的时代就是作品被编入诗文本的时代。这样一来，《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获得了较合理的解决。
第二，她讨论了文学史前史中“歌”与“诗”的分立与合流问题。她提出：由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发展而来的“歌”，在西周早期，由于仪式乐歌的编定与流传，成为以颂赞、祝祷为基本内容的仪式之歌（《雅》、《颂》）的代名词。“诗”则是一个产生较晚的概念，最早是指能够规正人行的讽谏之辞。宣王重修礼乐之时，产生于厉王时代的讽谏之诗被用于仪式歌奏。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结果，“变雅”被编入原来以颂赞之歌为内容的诗文本。由此开始，原来互不相干的“歌”与“诗”走向合流。在这里，闻一多所提出的“歌与诗”的问题，得到了深刻得多的阐述。
第三，从“四始”与“四诗”的区别出发，她重新认识了今本《诗经》“四始”结构的成因。她认为：《诗经》的“四始”结构，实质上反映了周代礼制下四分结构的音乐观。也就是说，在诗教隶属于乐教的时代，“乐”的结构决定了“诗”的结构。诗文本的结构与体制，实质上反映了周代音乐的体制与结构，是周代乐制的缩影。这项成果深化了《诗六义原始》的解释。
第四，由于《诗经》作品在其产生过程中表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即作为作品群（而非单篇作品）在文学史上集体出现的特点，因此，她借用“类”的概念，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从“类产生”的角度，为相当数量的《诗经》作品确定了基本准确的创作或写定的年代。
第五，在考订《诗经》作品年代的基础上，她勾勒出了诗文本形成的轮廓：首先，在康王时代“定乐歌”的活动中，产生了以祭天地、颂祖功为内容的仪式乐歌文本《颂》；《大雅》亦在某种名目下编辑成册。这是周人对仪式乐歌的第一次整理。其次是西周中期的穆王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写定周代典章制度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诗文本得到再次编辑，《雅》、《颂》文本的内容都得到进一步扩大，燕享乐歌成为《雅》诗的内容之一。再次，到宣王重修礼乐之时，收录当时仪式乐歌的《小雅》文本产生出来，厉王时代的“变大雅”进入诗文本。与此同时，同《雅》、《颂》仪式乐歌文本并立的、以诸侯国风为内容的《诗》文本也产生出来。宣王时代的这次整理与编辑，是周王室对诗文本的第三次大规模的编辑与整理。由于“变风”、“变雅”被编入诗文本，诗文本的性质与功能开始由服务于礼仪向服务于讽谏转变。此后平王东迁，重修礼乐，在这一时代，以《诗》为名的《风》《雅》合集产生出来。到春秋时代，在《诗》的形成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整理《国风》、纳《颂》入《诗》的文本编辑，其二是增删诗篇、调整次第、取得《诗》之定本的所谓“删诗”。前者发生在齐桓称霸、礼乐复兴的春秋前期，后者则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前者是周礼复兴的自然结果，后者则是孔子为传承和保存周代礼乐文化而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第六，通过对诗文本形成过程的讨论，她揭示了周代仪式乐歌的社会功能由服务于仪式向服务于讽谏的转变。她认为，仪式乐歌之社会功能的转变，实质上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体制由重乐向重礼的历史变迁。而这种转变是从西周后期的宣王时代开始的。
上述六条意味着，在《两周诗史》这部作品中，马银琴至少透彻地讨论了六个问题。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近年来，在《诗经》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博士学位论文。若把这些论文仔细读过，那么可以知道，在一个积累深厚的学术领域，每一步扎扎实实的前进，都具有某种偶然性。而马银琴却以不屈不挠的姿态把它变成了必然。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看法：遇上好的机会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有某种偶然性），但更值得庆幸的是能够有力地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不再是偶然的了）。而若在此之外，又能进一步发展出更多更好的机会，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创造者了。听说马银琴在完成《两周诗史》以后，又投入了《诗》的传播史的研究，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传播角度──撰写新的诗史。我想，我们应该给这位从贫瘠的西海固地区走出来的年轻人，给她的学术创造力以乐观的祝福。
2004年8月12日于汉城往十里
马银琴著：《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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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11-22 1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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