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学百年研究综评集锦（六）

xicheng-liu

新中国神话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李立





　　摘要：在古代神话的整理和研究上，前辈学者做出了贡献。其学术成果大都完成于20年代到40年代，并在解放初期出版或再版，构成了新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袁珂先生对神话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其丰硕的成果和贡献，构成了50年代到80年代神话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改革开放以后，神话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学术视野宽广，成果丰富，实为神话研究的第三个高峰。新中国神话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新世纪神话研究的展望和走向，还需要做出科学的预测。




　　同世界上其他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富饶而充满魅力的中华大地上，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文明，延续了数千年辉煌的文化，这里面便包括丰富而复杂的神话。对于这些丰富而复杂的神话的整理和研究，前辈学者都秉承着一种崇高而严肃的情感和态度，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期望，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因此，在古代神话的整理和研究上，前辈学者已经做出了贡献，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神话学研究方法传入我国的神话研究领域，同时，随着文化领域上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渊远流长的古代文化，关注传统文化在民族振兴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伴随着“文化热”的到来，对古代神话的研究，再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将古代神话的研究与总结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审视反思传统文化在当代民族文化建设上的地位作用结合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神话研究领域不仅成果丰富，而且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研究者民族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应当指出的是，建国以来神话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偏颇和薄弱的环节；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神话研究的某些领域，还存在着涉猎浅泛或空白的现象；在神话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出现重量级的研究专著或系列学术成果；在新世纪神话研究的展望和走向的科学预测等方面，还显得落后。本文试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以求学者指正。

　　　　一



　　前辈学者在古代神话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些研究成果，或为古代神话研究开辟了道路，或为古代神话研究确立了学术规范，或为后学者在神话研究领域奠定了进一步深入拓展的坚实的基础。例如，在丁山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字学、文献学、校勘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学术积累，结合考古学、文化学的某些学术成果和理论，对古代宗教祠神体制及神话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其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无人能过之。值得一提的是，丁山先生在其遗著《商周史料考证》一书中，在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就“神话时代商人生活”进行了推测。其中的一些见解，极富学术上的启发性，有些意见，已为今天的神话研究者们接受，或进一步发展。徐旭生先生于1960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是一部古代神话研究的重要著作。作者将古代文献中保存的神话材料，放在远古的历史演进中来研究，并以一个历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审慎地处理这些材料，从而使某些神话人物和神话传说得到了历史意义上的认识和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掀开了蒙在传统神话上面的面纱。其中极富学术价值的地方，如对“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的分析和考辨；对古代神话传说中著名的“洪水神话”所进行的古史角度的研究；对“徐偃王”这个或神或人事迹的考订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后还附有作者《读山海经札记》一文，就《山海经》的成书、作者以及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作者对《山海经》之《山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证，并力图从地理学的角度对《山经》之山、水给以定位。这一研究成果，对古代神话的部族性和地域性特点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茅盾先生对神话的研究也情有独钟，其《神话研究》一书，虽出版于80年代初，但其中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原名“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等论文，则是作者早期神话研究的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作者就神话起源、神话分类、神话保存，以及中国神话的一般问题，发表了意见。对中国和北欧的神话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

　　将神话与古代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是这一时期神话研究的特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还有卫聚贤及其所著《古史研究》、吕振羽及其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前者以古代文献的考释为基础，将“盘古”及“三皇五帝”、“尧舜禅让”、“禹治洪水”纳入古史系统来研究；书中涉及中国古代图腾的研究，虽然篇幅不长，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吕振羽先生是现代史学家，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出版，书中将文献材料、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发现相结合，探讨史前时期历史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试图将考古学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明与中国古史传说对应起来研究，从而使带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纳入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范畴。同时，作者还依据这样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对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洪水内容、尧舜禹的事迹以及图腾崇拜等问题，给予历史学意义上的界定。这样的研究成果，严格说来，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这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仍然给神话学研究以启发，其学术上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低估。

　　上述学术成果大都完成于解放前的20年代到40年代，并在解放初期出版或再版，为新中国神话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新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对神话研究倾注毕生心血而成就斐然的，是袁珂先生。袁珂先生第一篇神话研究的论文是《山海经里的诸神》，于1948年、1949年发表在台湾的《台湾文化》上。1950年，作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古代神话》一书。此书刊印6次，并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了新版。这本书将神话的梳理与研究相结合，章末附有大量的文献卡片，不论在古代神话的整理和普及，还是文献的收集和考释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本书又身兼研究和欣赏两种功能，对初涉神话研究领域的后学及普通的读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作者又曾对这本书做过一次较大的增补修订，这就是1984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的《中国神话传说》。1980年，作者出版了其学术代表作《山海经校释》。此书以郭璞《山海经注》为基础，广涉前人研究成果，再补以自己的学术心得，可谓建国以来《山海经》研究之集大成者。其后，作者又整理自己神话研究30年来的学术成果，在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神话论文集》，将13篇学术论文纳于其中。1985年，作者出版了在神话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第二年，又出版了《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的问世，不但标志着作者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领域学术造诣的巨大成就，而且为神话研究者及普通的神话爱好者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神话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这样说，袁珂先生在神话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上述成就，将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带上了第二个高峰。
　　前辈学者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局限也是明显的。其一，以历史观代替神话观，将研究历史的思路和方法带到神话的研究领域，将神话历史化，作为历史事件的佐证或注脚，从神话中寻找历史真实的影子；其二，缺乏从文化视觉的高度对神话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宏观的把握，对神话的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清或认识不够，在对古代神话的研究中，没有充分地将其置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氛围之中，从文化的多样、整一、发展和嬗革等方面研究神话的发展和演变；其三，由于没有能够充分地注意到古代宗教信仰与神话、宗教祠神体制与神话，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与神话的产生及流变的复杂的关系，导致在古代神话的研究中，或以神话自身来解释神话，或将神话锁定在某种宗教理念及祠神体制的范式中，使古代神话的研究显得单薄，缺少理论的深度和思辨的探求。


　　　　二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学术界迎来了春天，中国古代神话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自80年代后期开始，实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第三个高峰。

　　这一时期古代神话研究的特点，一方面体现为人才辈出，成果丰富；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学术视野宽广，涉及到神话研究领域的诸多方面。例如，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并将中国古代神话放在世界文化的范畴内，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古代神话的比较研究中，探索和总结中国古代神话所寓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范式。其代表作如：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等。在大文化的视域中进行神话研究，从文化整合与文化嬗革的演变中，探索和总结古代神话发展流变的规律和轨迹。如朱狄《原始文化研究》、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李立《文化整合与先秦自然神话演变》、《文化嬗变与汉代自然神话演变》等。将神话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尤其注重将神话研究放在地域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之中。如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历史》、李白凤《东夷杂考》、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等。神话的个案研究及对神话类型的专题研究，如黄芝岗《中国的水神》、陶阳《中国的创世神话》、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等。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图腾崇拜”和“图腾神话”尤为关注。1986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岑家梧先生早在30年代即写成的《图腾艺术史》，第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和森的《图腾层次论》，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而赵国华在其所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亦对中国古代图腾崇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神话综论研究成果丰富，如刘魁立《神话新论》、何新《诸神的起源》、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陈建宪《神话解读》、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等。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神话研究领域，神话哲学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1992年，叶舒宪出版了他的神话学研究新著《中国神话哲学》，从“神话哲学的元语言”、“神话的时空哲学”、“神话的生命哲学”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哲学底蕴，原型模式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其哲学的思辨精神，为神话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神话学研究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被大量地译介过来。如叶舒宪选编的《神话：原型批评》、恩斯特·卡西尔的《神话思维》、《语言与神话》、戴维·利明与埃德温·贝尔德合著的《神话学》、埃利希·诺伊曼的《大母神：原型分析》、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等。同时，一些与神话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也被大量地译介过来。如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结构人类学》、弗雷泽的《金枝》、卡西尔的《人论》、爱弥尔·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约翰·麦奎利的《神学的语言与逻辑》、弗洛伊德的《论宗教》、弗罗姆的《被遗忘的语言》、米尔希·埃利亚德的《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阿瑟·科尔曼与莉比·科尔曼合著的《父亲：神话与角色的变换》等。不可否认，远不只这些著作的成功译介，不但拓宽了我国神话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而且为我国新时期神话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纵观新时期神话研究的繁荣景象，有如下4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第一，神话是文化的存在，研究者能够充分地认识到神话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注意到了神话的文化价值含量及其在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注意到了从地域文化或部族文化入手研究神话早期形态的特点，从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的角度研究神话演变的内在动因和发展的外在轨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神话作为论证某一特定地理区域之地域文化、特定历史时期之文化现象形成或演变的根据，那么，在这样的研究中，神话便成为材料或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是人类对自身与客观世界之关系的认识的真实叙述和记录，神话中含有“历史”的成分，人们在神话中寻找人类童年时代的“真实”，或以神话印证历史，或以历史的方法和观念研究神话。前者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神话研究，而后者容易导致将神话历史化。第三，我们承认人类在“童年”时期在面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宇宙天象、自然环境、群体发展、个人生存等诸多对象和问题时，会做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思考和回答，这便决定了世界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团体所创作的神话之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的存在。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学术界老一辈学者已有所实践，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当代学者则更加关注西方神话学理论与中国神话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注重运用西方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是神话研究的万能钥匙，单一化、绝对化或方法的目的化，有可能导致学术成果在形式、内容和结论等方面出现问题，如简单或生硬的比较、理论的套用、带有臆想的结论等。第四，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实用价值，永远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神话研究更不能例外。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对当代乃至未来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等重大理论问题，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论著很少，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并不多见。神话研究作为学术研究，也需要朴实的学风，前辈学者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奉献出了一些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神话研究专著，这是值得和需要今天的神话研究者学习的。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神话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同样悠长，面对如此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古代神话，我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应该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领域，仍然有无限的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掘，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地探索。

　　(一)关于神话定义的问题。

　　对神话的定义和诠释，我们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概括。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神话的定义和诠释，仍然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科学、最精当的结论，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回避问题的存在。首先，上述理论概括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创造神话的目的和神话的作用，是“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以此为基础，必然引出神话发展、演变的“下限”，也就是神话消亡的问题。其次，将神话的被创造(神话的产生)归于神话创作主体的“幻想”和“想象”；以此为基础，必然导致人们以“幻想”和“想象”的特点和方式来认识或解读神话。

　　对神话的定义和诠释，不同的神话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日本学者大林太良在其所著《神话学入门》中引述英国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神话作为现代生活中至今还活着的荒古实体的陈述，其合理性是有前例可援的，而且在道德价值、社会秩序、巫术信仰等方面提供了可资回顾的典型。”“神话是一切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且不断地在新生。神话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成力量。”再引述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鲍曼的观点：“神话被认为是真实的记录，它是由该民族世界观所确定的诸要素形成的。”[1](P32)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2](P17)总结上述学者关于神话的认识，其中几个理论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神话的文化性质；其二，神话作为民族世界观而决定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特征；其三，由于自然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导致的神话的无限衍生特点。不能否认，上述三点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和诠释神话所不能回避的。

　　神的产生依赖于人的“自意识”的形成，马克思在论及原始人这种“自意识”时指出：“他们不再像一般动物那样靠了本能去进行满足他们所需要的物种的标准和需要，而是进行自觉地适应所改造的对象的规律，同时也把自身固有(或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3](P5)人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要适应自然、适应自然的选择，同时，他还要顽强地通过主观的努力来认识并进而把握自然。因此，在人类的早期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人对自然世界的依附、适应和认识、把握，其结果，必然导致“神”的产生和原始宗教及祠神形式的出现。“神话”作为描述神的事迹的“神圣故事”，恰恰是人与自然这种特殊关系的真实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应该是氏族的、部族的、民族的、乃至某一人群团体原初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是这种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客观的、真实的和理性的体现。

　　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人在不断地认识自然的同时，自然世界也在不断地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人的面前。而自然世界超时空的无限性，与人类受时空束缚的局限性所构成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因此，尽管对神的膜拜有可能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或淡化或消失，但是人类创造神话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动力却仍然存在着，人类相信神话的非理性的精神和意识方面的机制也仍然潜藏着，从这个意义上看，不但古老的神话被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会被人们继承下来，传承下去，而且蕴含着神话要素，体现着新的内容和形式的新的“神话”，也会被人们创造出来。

　　神话的本质决定了神话的文化属性。神话不仅与仪式、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神话与古代制度、人性特点、民族属性、生活习俗等等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度都存在着联系。同时，神话又反过来反映和说明这种文化的意义和存在价值。因此，神话作为文化的存在，它一方面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另一方面又成为民族未来文化建设的基础。

　　(二)关于神话载体的问题。

　　神话的文化属性与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决定了人与神话从普通的日常生活到精神、思想、情感和意识等多方面、多维度的联系。神话与人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神话具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神话的这一特点，恰恰表现在神话载体的多样性上，即神话的话语形式、文字形式和物化形式。神话的文字形式主要指记载神话的文献材料，这也是今天的神话研究者研究神话的主要材料来源。因此，在神话研究中，对文献材料进行科学的考释、辨析、梳理，便成为首要的和基础的工作，同时，更应注意这样两种情况：其一，情节被“递减”的问题。所谓“情节递减”是指神话在被载录和转录的过程中，情节、内容逐渐收缩，由具有丰富内容、复杂情节的神话，到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这种现象在古代文献中大量存在，其形成的原因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却为古代神话研究设置了障碍。其二，内容被“肢解”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神话对古代作家和他们的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古代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曾以神话情节、内容，乃至神的形象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从而导致神话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因创作的需要而被“肢解”。在这些被肢解的神话片断中，溶入了作家的情感和意志，并不同程度地导致神话本质特征的淡化、偏移或消失。

　　神话的文化属性是由神话源于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古人生活的多重侧面也就成为神话的表现空间和表演舞台。而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神话也便能够凭借古人生活的物化形式以画面构图的方式附着在承载体之上而再次表现和展示出来。于是，神话也就成为后人能够通过视觉而感知的对象。这种物化的神话载体包括古代的壁画、帛画、砖画、雕画、地画、雕塑、堆塑等形式。如果说“文字”是作为记载古代神话的一种我们所熟知的载体的话，那么，反映神话内容和神话精神的各种画面形式，则以其能够被视觉所感知的鲜明的形象和构图，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直接的、真实的和原始的神话研究材料。不可否认，物化的神话形式，它们的内容是被定式在画面构图之中的，只有通过特殊的绘画语言，运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读懂和破译。这中间，除了对画面构图的神话内容进行必要的考释和辨析之外，还应注意如下几点：其一，情节化的还原。物化的神话形式是将神话通过人或物的静态的画面组合来表现、反映或象征、暗示神话的具体情节，这就意味着将画面构图尽可能地还原为神话情节变得异常重要。其二，动态化的把握。物化的神话形式体现为静态的画面构成，因此，必须将静态的画面转化成动态的神话图像再通过动态的组合联缀成整一的神话形象和神话情节。其三，意象化的再现。从视觉的角度感知物化的神话形式时，其神话“情境”的再现与文学欣赏时文学意象的形成是相似的，而意象化地认识物化的神话形式，我们会发现在传统的神话形式中所没有的色彩缤纷的神话世界。

　　(三)关于文学与神话的问题。

　　“从广义上讲，神话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至少神话研究为文学研究展现了重要的文化背景。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研究还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它只是为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阐释奠定基础，提供切入点。”[4](P5)因此，如何把神话研究延伸到文学领域，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观照文学，对于神话研究者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20世纪前半叶，国外文论界便流行“神话批评”理论。1957年，弗莱在其《批评的解剖》一书中确立了以原型概念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自此，原型批评理论便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研究方法之一。我国学者也在尝试通过神话来研究古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现象，早者如郭沫若、闻一多、胡小石等学者，都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1986年，周勋初先生出版了《九歌新考》，作者在“引言”中这样写道：“《九歌》的篇幅虽然短小，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它描写了许多神祗的活动，因而具有神话学上的价值；它与古代的祭祀典礼有关，因而牵涉到了宗教学上的问题；它反映了古代人民的原始信仰，因而与民俗学发生关系；它是杰出的抒情诗篇，因而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我们认为，要想全面地了解《九歌》，就得进行综合的研究。”[5](P2)作者对《九歌》所做的综合研究，便包括从神话学意义上的研究。其后，肖兵的《楚辞与神话》、李炳海的《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等，以及台湾的一些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以古代文化和神话为切入点，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或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获得了一些极富学术创新价值的成果。

　　神话本身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神话承载着传统，内含着道德，体现着文化范式。神话的至高无尚，即体现在人类“童贞时期”超越经验世界的理性追求。这种超越经验世界的理性追求，随着人类“童贞时期”的结束而被定式在民族的文化内质中，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被后人继承。因此，古代神话中的形象、寓意、情境和精神，或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或成为诗人们对自身、人生和社会进行诗性反思的手段。如此，探索和总结神话题材、神话形象、神话情境、神话寓意、神话精神在古代文学中的表现，构成的审美特点，形成的艺术规律，产生的美学价值，达到的文学意义等，将是神话和文学研究中富有价值及意义的课题。神话的人文价值体现在神话以其超自然的情境和浪漫的艺术精神，积淀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中，并成为古代作家感情依托、归附和慰藉的手段；因此，探索和总结神话情境和神话艺术精神在古代文学创作中人文价值及人文关怀的构成机制，在后人接受过程中，神话的人文关怀作用的再现过程等，也将是神话和古代文学研究中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课题。

　　“神话所营造的世界诡怪瑰丽，能激发人的奇思异想，特别是采用文化学、人类文化学方法研究神话的学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天马行空，任意驰骋。所以，在神话的研究和阐释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又必须建立起思维上的他律、自律机制，使神话的研究和阐释具有自己的学术规范，这是每位神话研究者面临的严肃课题。”[4](P4-5)回顾建国以来学术界神话研究的“历史”，上述问题的提出更显得重要和有价值。

　　展望神话研究的发展趋势，评估其走向，下面诸问题应该值得注意：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或地域文化精神，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它对当代乃至未来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建设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古代神话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构架的变异，语言代码的转变；神话寓意的生成和演变，神话情感的萎缩，神话仙化和神话世俗化过程中的审美转换，神话文本化过程中文学价值的确立；多种形式的物化神话形式的神话学研究，符号的合理诠释，神话艺术精神的恰当总结；从中国古代神话的整体和宏观研究中总结和归纳神话学理论问题，神话哲学研究，构建中国神话学体系和神话学理论等。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神话研究将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1]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
　　[4]李立.文化嬗变与汉代自然神话演变序言[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
　　[5]周勋初.九歌新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原载《文史哲》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