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图调研报告

戈兰

清代画图调研报告

刘潞


  

在现存清代历史文献中，除大量的文字史料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史料，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在此，暂统称为“画图”。画图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

显然，画图可以用其生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宋元以来，学人编有不少“图录”。由于清代处于从古代社会步入近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逐渐密切，因此，朝廷上下，四海内外，以图记事、纪史者甚多。就笔者所闻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法国东亚艺术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私人收藏的清代画图，就达万余件。报告在对它们有限的调查基础上，就画图与清史研究的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作一粗略的研究分析。



一、清代画图的类别

清代画图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廷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为了解这数以万计的画图概貌，笔者从所知画图中择部分有代表性者，依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分类原则，将其归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筑、人物、天文、地域和水道10类，见附图一。其中属社会范畴的7类，属自然范畴的3类。每类又依据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合计为41个小类。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分类，因为有些画图，如《南巡图》、《万寿庆典图》等，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这里仅依其主题进行归类。



二、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在清史研究中，它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一）在某些方面，无图画无以立史

画图对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说，像地学史、边疆史、环境史、矿业史、天文学史等，也离不开画图。汤若望绘《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山东水泉图》、《淮扬水利全图》、《西域图册》等，为我们研究清代天文地理、地图技术、环境变迁、黄河改道、边疆风俗等，提供了直接可以利用的材料。

这里以清代地理学为例。清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集中体现在采用西方近代梯形投影法勘测与绘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上。今人对清代科技史特别是地学史的研究，就离不开这幅图。早在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就把描绘全球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带到了中国，但是近百年后，《康熙皇舆全览图》才出现。其间经过明清易代的大震荡，又经过历法之争的反反复复，直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终于进入清钦天监，并成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皇舆全览图》的勘绘才具备了条件。南怀仁在康熙朝服务了20年，首次为清廷制做了绘有各洲地理及物产的大型地球仪，实地勘测了《万泉河道图》，并为勘绘《皇舆全览图》的延揽人才计划起了桥梁作用。1678年（康熙十七年），他给欧洲耶稣会写信，希望向中国增派耶稣会士。10年后，张诚、白晋等6位被冠以“国王数学家”称号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并成为康熙帝建立蒙养斋算学馆，培养科技人才的中坚力量[1][1]。对此，白晋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写道：“中国皇帝仿此例（指建立科学社团），开始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为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2][2]经过近20年的人才培养、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等准备工作，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终于开始。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清廷发布上谕：“谕传教西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府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3][3]从1708年到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五十六年），这支测绘队走遍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绘制了一幅幅各省地图。1717年，白晋将各省分图总绘制成一幅全国地图，就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为中国第一次经实地勘测绘制的全国地图，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评论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在这份地图的测绘过程中，测绘者发现了地球经度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不但是18世纪中西交流及当时中国已具较高地学水平的反映，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4][4]。可见，《康熙皇舆全览图》不但是清代科技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证。

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

有些史实，由于种种原因，文字记载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某些画图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学西渐”现象。这在文献中有一些记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欧洲贵族的卧室里装饰着有中国人物的丝绸壁纸，餐具上绘有着中装洋人的图案，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所不同。当时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除《易经》、《孔子》以至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御制诗文等中国哲学文学著作外，更多的是丝织、制瓷等手工业技术和中国物种。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器，是当时西方短缺的且又是中西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清代的云龙缎、罗斗纱、香云纱、灯笼纱等精美织品的实物，今天在纺织博物馆还能看到，但当时的织机已荡然无存。而织机的结构对于清代纺织史或经济史有直接的意义。据纺织史专家研究，“缎机之所以能织制缎织物，实由两个条件决定，即除须设置与缎纹枚数相等的综，还表现在织筘上。……缎织物甚为细密，这又需要增加织筘的齿数。缎机织筘齿数较之其它织机之筘均高，这是实现缎织物经丝细密的重要手段。”[5][5]东来的传教士与商人就绘制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织机。相信今人如能比照这些织机图谱，纺织史的研究或可再上层楼。

再如中国植物的西传，像杜鹃花，今天在欧洲已广为种植，当年则是传教士们先绘制成图，再移植欧洲的。至今在巴黎的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保存着植物学家、传教士汤执中等人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画的中国花卉图。这同样为清代的中西交流提供了证据[6][6]。

另外，清代很多重大军政活动在画图中都有反映。前述《皇舆全览图》，除康熙朝首绘外，雍正朝与乾隆朝也分别测绘了《皇舆十排全图》和《皇舆十三排全图》，但绘制的意义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有相当大的差别。如雍正朝《皇舆十排全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凡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均贴黄签以汉文注记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伤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如此详尽的兵力部署记录，几乎形同军事地图。结合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曾派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的历史，这幅《皇舆十排全图》，应与这段战事密切相关。又如另一幅雍正朝绘《皇舆十排全图》，在贵州标有苗族部落鸡井、丹江、八寨、古镇等名。而据史载：“雍正八年庚戍六月戊申，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疏报黔省黎平、都匀等处生苗共二百七寨归化供赋，下部知道。”[7][7]显然，只有在贵州苗地实行了改土归流之后，这种大规模地图上才可能标出苗寨的地名。

再如康熙朝绘《福建舆图》与《四川全图》。前者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不但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而且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直接相关。后者图上题有“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的款识。据载，这件图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就已送达朝廷：“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为恭进川省舆图事，臣于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接准兵部移咨，奉旨特遣武英殿监视布尔塞、西洋人费隐、单驳占、响导护军参领英柱、吏部郎中郎古礼、钦天监监副双德前往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四省绘画舆图。又奉旨画完一省即将舆图交该巡抚着家人好生送来，钦此钦遵。臣即通行所属各府、州、县、营、驿等官，遵照部文预备马匹，并需用志书旗锣等项伺候。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布尔塞等随由山东入滇画图去讫。今臣家人魏之辉赉捧全图，于七月初一日至成都府，臣谨遵旨，缮写奏折，封固舆图，严谕家人魏之辉小心赉捧，恭呈御览。布尔塞等奏折一封，内五件一并附进，理合声明。臣实不胜屏营之至。”[8][8]但年羹尧的“敬装”年却为戊戌年，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因察觉到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策动叛乱，上疏朝廷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而受到康熙皇帝“治事明敏”的嘉奖。为此，康熙还以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9][9]年羹尧就地升迁为一手掌管四川军政要务的封疆大吏，自然感恩戴德，要有所表现。或许是他考虑到皇帝对舆图有偏爱，而对军国大事也常常通过舆图来了解。这样才有了“敬装”《御赐四川全图》之事。

清代一些边境地区舆图的绘制，就更是当时历史的直接反映。如《西藏廓尔喀交界图》，此图上题有“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和琳绘”，且有满汉廓尔喀三种文字，这表明，此图应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出兵平息廓尔喀入侵西藏有关。但战事于一年后即结束，且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初，廓尔喀纳贡的降臣就已到达京师。和琳事隔两年绘制此图显然另有原因。1791年，时任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的和琳被派往四川，先是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务，接着又奉命与四川总督鄂辉轮流管理粮饷。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和琳升迁四川总督。按说此职与西藏无直接关系，但升迁本身，却为和琳借口向皇帝尽忠表明自己功绩提供了机会。这一清代历史上首幅中廓边界图的产生，与此应不无关系。

这些画图除了有助于对事件本身认识的深化外，对当事人特点的研究，也有直接的意义。

三）画图帮助解读文字史料

在清代画图中，有许多江河图、河工图。如《康熙黄河御坝图》、《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嘉庆元年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道光二十四年中牟大工双合龙安澜图》、《道光陈州归德府各州县被水图》、《咸丰河南黄河堤工图》、《查筠绘清代黄河河工图》、《光绪二十年山东黄河全图》、《光绪十三年郑州附近漫口图》等。这类图的出现，与清朝的治河史直接相关。

清朝自康熙始，各代都极为重视治理江河。众所周知，康熙帝尚为少年时，就“以三藩及河务、遭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0][10]他穷毕生之力治河，并使河患大为降低。对此后人评价说：“如果论举清代善治河者，第一个为陈潢，第二则应推玄烨。”[11][11]他自己则说：“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此舟中望之，水与岸平。……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河仅有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12][12]  

康熙治河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除了亲视河工、用人得当、规划合理等之外，一些技术性工作处理得好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河工图的绘制就是其一。1672年（康熙十年），他要求臣下绘制河图，并以河图为凭指示工部：“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据前往看视决口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回京绘图进呈朕观，黄河自宿迁以至清河，皆为紧要。虽有遥堤一层，恐未足捍蔽水势，应否于遥堤之外再筑遥堤？”[13][13]以后南巡，无不命河臣画图进呈，并将河图与实情相互参看。如1707年第六次南巡时，指责河督张鹏翮：“朕今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与尔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准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14][14]从而及时调整河工。

为根治水患，康熙还曾特派侍卫拉锡率员前往青海，寻找河源。由此而产生了清代第一幅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此图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勘测黄河之源壮举的直接证据。

乾隆朝无论从治河还是仿效“圣祖”都会绘制河图。清代的第二幅河源图《黄河源图》的产生就是如此。此图为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阿弥达奉命于前往河源告祭河源神后绘制，它比康熙河源图有所进步，以形象的画法，绘出位于星宿海西南阿勒坦郭勒及噶达素齐老山上的天池，即黄河之源。《黄河源图》上钤有“太上皇帝之宝”，足见它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位置。

乾隆朝其它河图的绘制，同样是治河活动的产物。如1736年（乾隆元年），黄河水大涨，南河总督高斌与淮扬京员夏之芳就疏濬毛城铺以下河道发生争议，为申明己意，高斌就特绘河工图呈进乾隆帝。乾隆做出了正确的判决。此后，高斌的治河还确见成效。为解决黄水南逼清口的不利水情，1740年（乾隆五年），高斌“仿宋陈堯佐法，制设木龙，挑流北行。”[15][15]30年后，这段往事又出现在高晋绘《江南河工图》中。此图为河道总督高晋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绘制，图上题：“乾隆五年臣叔高斌推广圣意，请追木龙……”。这一年，高晋升迁为两江总督，但“仍统理南河事务”[16][16]，绘制《江南河工图》成为他身为河督且兼封疆大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对此图在乾隆中后期的治河作用尚待研究。

现存河图中，有一幅绘于1796年（嘉庆元年）的《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这一年黄河泛滥，河水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诸湖，并涌入运河，漫溢两岸，致使江苏山阳、清河多处被淹。当时的南河总督兰锡第通过导水入蔺家山坝，引黄河水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并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泛滥的河水东趋入正河，“较为得力”，缓解了这场水患，事后曾“绘图以闻”。[17][17]目前尚不知这幅《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是否就是兰锡第所绘之图，但至少可以判断，是图与这场水患直接相关。

诸如此类河图的出现，大体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此若仅凭文字材料，难免有理解的偏差，有了各个时期的相关画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实况。

四）画图为研究提供线索

在清代的画图中，纪实性绘画是极为突出的。如顺治朝的《多铎率清军入南京图》，康熙朝的《大兵平吴应麟图》、《董卫国平三藩纪功图》、《北征督运图册》、《抚远大将军西征图》，乾隆朝的《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平定大小金川战图册》等所谓乾隆的“十全武功”战图，嘉庆朝的《平川楚教民四川达州官兵布防图》，道光朝的《平定回疆张格尔战图册》、反映中英鸦片战争的《虎门海战图》、《中英乍浦之战图》、《英军攻占镇江西门图》，咸丰同治朝反映太平天国的《平定粤匪（太平军）战图》、《太平天国紫打地战图》，反映捻军起义的《平定捻匪战图册》，反映云南回民起义的《平定云南回民战图册》，同治朝的《中法战图》，光绪朝的《左宗棠平阿古柏战图》、反映义和团与八国入侵的《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图》、《董军门设计大破西兵图》等。反映帝王出巡与百姓生活的，有首尾相接长达数百米的康乾二帝《南巡图》、《万寿庆典图》等等。这些绘画不但记录了清朝历次重大的战事，记录了清帝出巡的辉煌场面，还记录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生产生活用具等等。为我们今天研究清代历史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大量的记实性绘画集中出现在清代，除画面本身传递的信息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由于战事与帝王百姓生活，并非惟清代才有，而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成。

首先是客观条件。与前述《坤舆万国全图》传入中国的背景一样，因西学东渐，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而记实性绘画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清帝授意绘制。清代“前后在宫廷内供职的可知姓名的画家总数约二百人。”[18][18]西洋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艺，使他们有能力用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而归附清朝，来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反映乾隆皇帝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的作品。当时在华的另一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在一封信中曾提到此事：“皇帝和他的朝臣及侍从们离开圆明园到热河去了……第二天一早四点钟，皇帝派了一名德亲王来到海淀传教士们的住处传圣旨，命王致诚随同皇帝去热河……向他传达皇上要求他画节庆图……最后他抓住了皇帝进来的场面，这是最能讨皇帝欢心的。”[19][19]

其次是主观条件（这里指为记实性绘画立意的清帝王）。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20][20]笔者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如果说绘制《南巡图》的目的仅仅在于表现盛世盛典，那么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以封禅为名的第一次南巡后，就应绘制此图。但《南巡图》却始绘于1690年。这一年，是张诚、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成为康熙皇帝西学教师的第二年。他们到中国来的首要任务是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搜集科技情报。其中李明的任务，就是负责了解中国的艺术史和工艺史。现在尚不知康熙决定绘制《南巡图》这一大型记实性绘画，是否与这些人有关，但由于绘制记实性绘画乃当时西人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一背景对康熙皇帝必会产生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从《南巡图》的创作者情况也可看出。《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而焦秉贞的西学素养就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21][21]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22][22]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他的兴趣，直接影响到当时另一重要的记实性绘画的出现。这就是反映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因亲征噶尔丹，遣内阁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大军粮草的《北征督运图册》。这套图非清宫廷画家所绘，但也是运用西洋绘画中贯用的焦点透视法，真实地再现了大战中粮草运送的情况。

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这当然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23][23]从这些记录着传教士几乎等同于绘画机器的文字背后，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记实性绘画的热情。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之所以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功的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而且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24][24]  

由于上述条件，战后绘制记实性的纪功图，即紫光阁张挂功臣像，在乾隆朝渐成制度。它的创立就是绘画与政治的结合。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修葺清朝阅视武进士的西苑紫光阁。其中一个内容，就是绘制在平定西域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兆惠以下100名功臣之像，包括协助清军俘获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的哈萨克部霍集斯。乾隆本人还为其中50人题赞。尽管功臣像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但由于画像几乎等人高大，又是记实性，很令观者产生敬畏感。显然，这正是乾隆皇帝绘制这批画的目的。因为在紫光阁落成典礼上，举行了除功臣而外，还有各蒙古王公、叶尔羌诸回部入觐的伯克以及哈萨克汗阿布赉的使臣等参加的庆功大会。此时的紫光阁，不但成为乾隆彰扬自己武功的一座圣殿，也成为清廷实施恩威并重，安抚与震慑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如此盛大的政治活动，乾隆自然不会忘了画家。姚文瀚彩绘《紫光阁赐宴图》卷，就是用画笔对这一场面的记录。而送至法国制作的铜版画《紫光阁赐宴图》，则是西洋画师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景的记录。

清代自乾隆朝后渐趋衰落，但由清廷出面绘制战图的状况却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甚至给清廷带来重大打击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也都照绘不误。表面看此为循例行事，但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据前述分析，纪事性绘画的出现离不开特定的条件。咸丰朝以后的财力物力以及皇帝个人的才智等等，都与乾隆时无法相比。如果说绘制战图自乾隆朝始已为成例，各朝都应遵循不殆，但事实上，1813年（嘉庆十八年）的平天理教之战就未绘图。显然，咸丰以后战图的绘制还另有原因。

据载，1885年（光绪十一年），“紫光阁成。朝命征取粤匪、回、捻三案战迹并功臣真象，设功臣画馆于京师。”[25][25]跨越三朝的三次战事的战图，在时隔20年后一次设馆绘制，动因绝不会是仅仅为了所谓的“纪功”。在曾国荃于1886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些原委：“昨奉三月二十二日赐谕，恭审神机营钦奉禧圣懿旨，敕将剿办粤匪战事绘图进呈，……兹复蒙禧圣垂光不照，念及前劳，眷兹鼙鼓之声，申以丹青之信，国家觐光扬列，不惜善善从长。而一介书生乃获厕国初群辅之列，上感圣怀眷注之逾格，重以执事奖掖之过情，发缄动情，不知躯命之所厝也！”[26][26]曾国荃为此感激涕零之状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说，慈禧下令要绘制这批战图是达到了目的。然而，她何以要选择1885年设馆绘画呢？这一年光绪皇帝15岁，按照“祖制”，头一年光绪就该亲政。尽管慈禧曾以种种借口拖延归政时间，但归政也只是早晚之事。1885年成为她准备归政之年。准备活动之一，是当年开始的修西苑三海工程。三海各殿堂中，紫光阁是唯一能体现皇权之地，至光绪朝在紫光阁召见外藩蒙古王公的活动也未中断。而紫光阁修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张挂战图与功臣像。以慈禧的地位与心胸，是不该在修葺后的紫光阁内再张挂前朝战图的。清宫奉宸苑档案中对此有所记录：“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李总管口传旨：紫光阁有抱厦两旁战图，均着起揭绘新，其西山应换之战图着随工办理。”[27][27]“应换之战图”，据目睹者说，在紫光阁墙上，“张挂左文襄公平回、李文忠公平捻等图”[28][28]由此可见，设馆绘制战图，不仅是要笼络有关臣子，更重要的，还是以“归政”西苑之身，行使太后垂帘之权。在这里，我们从晚清于同一年绘制的三套不同的战图中，看到了更为复杂的历史。

五）画图为文字史料提供佐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清代大型记实绘画的出现，都离不开重大事件。一般来说，重大事件都有文献记载，但出于种种原因，记录中总会有遗落。而有些画图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深入地认识历史，特别是一些涉及民族边疆的重大活动。如我国的辽阔版图和生存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包括克尔克孜族在内的56个民族，是经过康雍乾三朝几十年的残酷战争才最后得以确立的。对这场战争，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留下大量文字的或图象的记载。但反映布鲁特（即克尔克孜族）进入清朝这一多民族大家庭，却语焉不详。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郎世宁绘制的乾隆皇帝于木兰围场会见布鲁特首领的《丛薄行诗意图》，则可以成为克尔克孜族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成员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布鲁特是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一个少数民族，是清初以准噶尔语对这一民族的叫法，意为“高山居民”，现称柯尔克孜[29][29]。据清代文献记载，布鲁特分东西两部，“东布鲁特，在准噶尔部西南，回部西北，东北距伊犁一千四百里，东南距阿克苏七百九十里。”“西布鲁特，在回部喀什噶尔之西北，东南皆扼葱岭，西至布哈尔诸部落界，东北接东布鲁特界。”[30][30]布鲁特西部，“与外藩安集延、霍罕诸部接壤。”[31][31]布鲁特信仰伊斯兰教，“向为回部别族，与中土声教不通。”[32][32]

少数民族首领至围场觐见皇帝，在清代制度中是有具体规定的。理藩院为少数民族首领朝觐皇帝，特别设有内外札萨克年班和围班制。年班即内外蒙古各旗王公，分为二班或三班，每年一班进京或赴木兰朝觐请安。围班则指清帝在赴木兰围场狩猎时，各旗王公派兵随围。然而，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年班与围班制仅限于内外蒙古王公，其它地区和民族，尤其是地处南疆的诸回部，并未介入[33][33]。那么，布鲁特人因何不远万里，从帕米尔高原来到木兰围场觐见清朝皇帝呢？简言之，就是向清朝表示臣服。

众所周知，清王朝于新疆设置管理机构，经过数十年的对额鲁特蒙古等部的战争才实现的；至1755年（乾隆二十年）前后，跨越康雍乾三朝的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地处南疆的信奉伊斯兰教诸回部对战争的介入，清廷统一新疆的战争对象，逐渐从准噶尔部转向回部，即清廷所谓的“平回之战”。布鲁特等部的臣服是“平回”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环节。就在清军于叶尔羌附近的黑水营与反叛的大小和卓木激烈交战时，清廷接到“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归诚，遣其弟舍尔伯克等入觐”的奏报。不久，又接到“左翼布鲁特霍索楚鄂拓克头目迈塔克、启台鄂拓克头目喀喇博托遣其弟侄归诚”的消息[34][34]。乾隆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立即谕军机大臣：“入觐之布鲁特，行至巴里坤、肃州等处，俱著优加宴赉，以示慈惠。”[35][35]

乾隆皇帝对布鲁特这一态度不是偶然的。布鲁特与南疆诸回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同信伊斯兰教，也不仅地域相毗邻，就是在准噶尔蒙古与清廷的斗争中，布鲁特也卷入得很深。如准部就曾侵占过布鲁特大片牧地，地处乌什附近的布鲁特首领噶第，还曾为小和卓霍集占的叛逃提供过方便等等[36][36]。因此，布鲁特的臣服，对乾隆来说，是不费一兵一卒便削弱了两和卓木的势力。事实也确乎如此。当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叶尔羌与清军对恃时，大和卓木波罗尼都率军从喀什噶尔前往援助，却遭到了布鲁特人的阻击，使其无法接近叶尔羌，有效地缓解了清军的压力[37][37]。同时，布鲁特的归顺，也有助于断绝负隅顽抗的霍集占的逃路。

可以说，是布鲁特在平回之战中的特殊角色，才导致乾隆皇帝对其来使的高度重视。布鲁特使臣来到木兰阿济格纠围场后，受到皇帝赐宴的隆重招待。从《丛薄行诗意图》的画面上可以看出，画家对布鲁特使臣围场朝觐这一事件，在时间和氛围上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图中所绘8位布鲁特首领的具体身份，是来自布鲁特左右两翼的两组朝觐者。按满民族右为上的习惯，紧挨着两位清廷侍卫的，应是前来朝觐的首领。据布鲁特民族习惯，长者、尊贵者头戴红色尖顶高帽，普通人则戴白色尖顶高帽，而图中右起第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朝觐者，正是头戴红色尖顶高帽。这一服饰上的差别，也可证实，自右向左，第一位就是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之弟舍尔伯克，第5位戴红色尖顶高帽者，是左翼布鲁特头目迈塔克之弟或侄。这进一步印证了此图的记实性。

在此之前，曾有对平定准噶尔部战事中，杜尔伯部首领三车凌以及阿睦尔撒纳朝觐等事件描绘的《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的绘制。这次为布鲁特臣服绘图，看起来是绘制《马术图》等活动的延续，但事实上差别很大。《马术图》等画是重大活动大功告成的记录，《丛薄行诗意图》则不然。

布鲁特部与准噶尔部的臣服，有质的差别。两部除土地面积、人口多寡都相差很远外，他们与清廷的关系也根本不同。准噶尔是割据天山南北的与清廷对恃有年的宿敌，而布鲁特与清廷则无根本利益冲突。乾隆皇帝要求为这样一个小部落使臣觐见绘图，不是一般的决定。就在乾隆“命郎世宁、方琮为瀛台听鸿楼下东墙画《丛薄行诗意画》”的当天[38][38]，他与布鲁特使臣间有过一番关于领土归属的实质性谈话。

布鲁特使臣说，一个名叫特穆图诺尔的地方，是该部原有的游牧地，“恳请加赏给予。”但乾隆却并不因布鲁特已臣服而同意给予：“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外酌量赏给，以俾生计，尚属可行。”同时他又传谕在平回前线的兆惠与富德：“附近伊犁及尚可屯田之处，断不可轻与，伊等游牧荒废无用者，酌量指给，仍须详定边界。”[39][39]  

这番谈话表明，乾隆对西域诸部的安排已有所考虑。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南疆的宗教。在避暑山庄所写“万树园赐布鲁特人观灯火”一诗及诗注中，他说：“棰峰正挂玉轮盈[时九月望日夕]合灿烟花惬远情。卉服毳裳朝丽正[山庄正门名]，狄疏忽爽耀光明。从来不识灯王法[布鲁特本回部，不似蒙古敬黄教]，幻里疑游迦布城[彼处地名]。岁岁山庄行盛典，心殷保仄益屏营。”[40][40]

回部与满蒙所奉宗教不同这一点，可说是清廷对回部一系列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乾隆皇帝明确指出：“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即从前准噶尔之于回人，亦抵如此。……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管理回部事务。”[41][41]

这表明，清廷于南疆诸部，是准备实行一种相对自治的松散管理。前提当然是回部先要臣服。而此时，南疆的库车、乌什、和阗及塔什干、哈萨克等虽已归降清廷，但顽敌小和卓木霍集占却逃往老巢叶尔羌，并在黑水营地方给清军以重创。分析乾隆皇帝决定以布鲁特使臣觐见为主题作画，一方面当然是围场的场面较为生动，适于作画；但更为主要的，我以为恐怕还是为笼络和震慑刚刚臣服的乌什等回部人心，间离与霍集占的关系。

事实证明，乾隆皇帝如此隆重对待布鲁特使臣的朝觐是十分必要的。大小和卓木的同族额色伊与图尔都叔侄，在当初阿睦尔撒纳被平，从伊犁返回叶尔羌后，因与大小和卓木矛盾，就一直避入布鲁特地界。[42][42]布鲁特的臣服，直接影响到额色伊等对清廷也采取了臣服的态度，这对加速清军平回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随后进入清宫的乾隆皇帝的维族妃子——图尔都之妹容妃，应该说也可视为布鲁特臣服的一个间接结果。



上面对清代画图的分类与作用作了简略的分析。说它简略，是因为这只是在笔者所见所闻范围内的举例性的分析，大量收藏和散落在海内外的画图还未闻未见。即使对所见所闻者，笔者目前也无能力作详尽的挖掘与分析。但仅从这些就不难看出，画图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从文献中无法得到或无法准确理解的。在这方面，它们比文字记载要更接近于直接的证据。因而在清史研究中，充分发掘、利用画图史料，同研究以往古代史须利用文物考古成果一样，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戈兰

附图一：



类别
      画图名称
备   注

1政治
  
  

1.1礼制
《康熙南巡图》
康熙朝


《康熙万寿庆典图》
康熙朝


《孔尚任引驾图》
康熙朝


《雍正祭先农图》
雍正朝


《雍正临雍讲学图》
雍正朝


《八旗阅阵图》
乾隆朝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
乾隆朝


《皇朝礼器图之礼器部分》
乾隆朝


《皇后祭先蚕图》
乾隆朝


《胪欢荟景图册》
乾隆朝


《南巡路程图》
乾隆朝


《乾隆八旬万寿庆典图》
乾隆朝


《乾隆南巡图》
乾隆朝


《西巡路程图》
乾隆朝


《嘉庆谒西陵后巡五台山路程图》
嘉庆朝


《西巡盛典》
嘉庆朝，董诰等绘


《京城至东陵路程图》
同治朝


《慈禧五旬庆寿点景图》
光绪朝

1.2民族
《顺治会晤五世达赖图》
顺治朝


《万法归一图》
乾隆三十六年，是图绘乾隆在万法归一殿召见新归之土尔扈特渥巴锡


《广舆胜览图》
乾隆朝


《皇清职贡图》
乾隆朝


《万树园赐宴图》
乾隆朝


《紫光阁赐宴图》
乾隆朝


《哈萨克贡马图》
乾隆朝，郎世宁绘


《丛薄围猎图》
乾隆朝，郎世宁等，图为布鲁特觐见乾隆


《西域图册》
乾隆朝，明福绘


《皇清职贡图》
嘉庆十年，董诰等绘


《慈禧太后会唔十三世达赖图》
光绪朝



2经济
  
  

2.1工业
《北洋机器制造局制各机器图》
同治朝


《江南陆师学堂武图》
光绪二十五年，钱培德绘


《广东海南儋州锡矿区图》
光绪三十四年，何航测绘


《查勘广东石门坑等处矿山图》
光绪朝


《贵州矿产舆图》
光绪朝


《新疆实业邮政盐产电线道里图》
光绪朝


《湖北大冶县铁矿运道全图》
光绪朝，施启华绘


《陕西电杆线路图》
光绪朝，是图绘潼关至长武的电杆线路


《京师工业学堂成绩初集》
宣统元年，内中为学生制成的工业产品之图

2.2手工业
《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
康熙朝？传教士绘


《棉麻纺织机械图谱》
康熙朝？传教士绘


《制瓷图册》
乾隆朝


《江宁汉府机房图》
乾隆朝，题“江宁织造兼管龙江西新关税务安徽布政使高晋呈进”


《三百六十行》
乾隆朝？西人绘


《景德镇陶录》
光绪朝，蓝浦撰绘，内为制陶流程图

2.3农业
《耕织图》
康熙雍正朝


《棉花图》
乾隆朝，方观承绘


《京畿水田图》
乾隆朝，弘旿绘，为玉泉山至京城之水


《钦定授时通考》
乾隆朝，内有农业流程图


《益象征农图》
乾隆朝，钱汝诚制，内为程式农具，为钱汝诚向乾隆所献


《黑龙江东部屯垦图》
乾隆朝，图有“乾隆53年，吉林将军奉准将黑龙江呼兰所属江北地界分拨给三姓闲散余丁居住，绘沿江安设之台站”等文


《钦定授衣广训》
嘉庆朝，内为植棉纺织流程

2.4茶业
《制茶图》
乾隆朝？西人绘

2.5盐业
《滇南盐井图》
康熙四十六年


《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图》
嘉庆十七年，阮元修


《两广盐法志》
嘉庆朝，卢坤编，内中有大量制盐彩图


《淮南淮北盐场图》
嘉庆朝？是图绘制盐过程图式，及黄河由苏北入海之景


《两淮盐法图》
道光朝


《四川盐法志，煎盐图》
道光朝


《山西河东盐池图》
道光朝，详绘盐池、盐铺、盐神庙及运盐路


《河东潞盐行销山陕豫三省府州县图》
光绪朝，绘有行销地名称道路及距离，及缉私与督销人数


《四川自贡自流井五当全图》
光绪朝，李右绘，详绘自流井桐当、龙当、新当、邱当、长当等各当

2.6牧业
《蒙古车臣汗部落廿三旗游牧图》
同治五年


《蒙古库伦所属恰克图东西卡伦恰克图境及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徒众各游牧图》
光绪十六年，满文

2.7治河
《黄河御坝图》
康熙朝


《江南河工图》
乾隆三十年，高晋绘，题“乾隆五年臣叔高斌推广圣意，请追木龙-----”


《淮扬十一厅事宜图说》
嘉庆朝，是图绘外河、里河、海防、江防、高堰等及沿堤堡房、堡夫及官兵粮草数目等说明


《江苏黄淮运河水利图说》
嘉庆朝？是图抄绘康雍乾年呈报的水利情形


《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
嘉庆元年


《河口图说》
道光二十年，麟庆绘，是图详绘并述自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黄淮运交汇处历次河口变化


《陈州归德府各州县被水图》
道光朝


《河工器具图说》
道光朝，麟庆著


《清代黄河河工图》
同治朝，查筠绘。此图用形象画法翔实绘出黄河两岸大堤及沿河府县村等


《山东黄河全图》
光绪二十年，详绘山东黄河两岸村庄大堤、临黄埝、决口合龙处及防营位置


《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
光绪二十二年绘


《河南黄河河道工程图》
光绪朝，是图包括荥泽县民埝工程图、兰阳汛堤河势图、下北河厅属河图、曹县旧营黄堤岸图等17幅


《豫河南北两岸八厅经管工坝垛埽段情形全图》
光绪朝，是图绘有公署、集镇、兵夫堡房、堤坝、拦黄埝等，并注明决口时间、用工人数及银两


《郑州附近漫口图》
光绪朝，所绘为光绪13年郑州七堡黄河决口漫溢形势

2.8交通
《进藏路程图》
康熙朝


《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
光绪二十七年，安成绘


《东三省铁路图》
光绪二十八年，胡惟德绘


《北洋铁轨官路山海关至大凌河全图》
光绪朝


《黄河铁道桥图》
光绪朝


《庐汉铁路图》
光绪朝


《黔省驿递道路图》
光绪朝


《上海初行有轨电车图》
光绪朝


《鄂省州县驿传全图》
光绪朝，湖北官书局，是图绘有道路、驿站等


《广东省河南各码头全图》
光绪朝，绘有广州城南大江两岸码头设置及炮台、府税馆、缉私机关等


《前后藏交通图》
光绪朝，是图东起布达拉，西至堆噶尔本，南部绘有与布鲁克、哲孟雄及廓尔喀之交通


《西陵铁路图》
光绪朝，为慈禧谒陵，1903-05年，清廷专修高碑店至梁各庄铁路


《湖南临湘县纤道化险如夷图》
光绪朝，因长江水急，为行船安全而绘此纤道图


《滇越铁路总图》
宣统朝，清云南学务公所绘

2.9商贸
《广州十三行图》
1760年，西人绘


《香港开埠图》
道光朝？西人绘

2.10其它
《畿辅义仓图》
乾隆朝，方观承编


《畿辅赈溺图》
光绪十八年，张云腾绘


《广东六门缉私地舆图》
光绪二十三年，姚翰绘



3军事
  
  

3.1战场
《多铎率清军入南京图》
顺治朝


《荷兰殖民者降郑图》
顺治朝？清初，西人绘


《北征督运图册》
康熙朝


《蔡毓荣围剿吴三桂》
康熙朝


《大兵平吴应麟图》
康熙朝


《董卫国平三藩纪功图》
康熙朝


《抚远大将军西征图》
康熙朝


《清兵进取岳州图》
康熙朝


《平定安南战图册》
乾隆朝


《平定大小金川战图册》
乾隆朝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
乾隆朝


《平定台湾林爽文战图册》
乾隆朝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
乾隆朝


《平苗图册》
乾隆朝


《平定回疆张格尔战图册》
道光朝


《英军攻占镇江西门图》
道光朝，西人绘


《中英乍浦之战图》
道光朝，西人绘


《洪福瑱被擒图》
咸丰朝


《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
咸丰朝


《平定捻匪战图册》
咸丰朝


《僧格林沁围攻河间府图》
咸丰朝


《英法联军入侵图》
咸丰朝，西人绘


《太平天国紫打地战图》
同治朝，是图绘1863年清军在四川大渡河地紫打地即今安顺场，与石达开作战情形


《平定云南回民战图册》
光绪朝


《中法战图》
光绪朝


《左宗棠平阿古柏战图》
光绪朝


《董军门设计大破西兵图》
光绪朝，1900年


《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图》
光绪朝，1900年

3.2布防
《京畿八旗防卫图》
顺治朝


《长城各口图》
顺治朝？


《防准噶尔驻兵图》
雍正朝


《长江炮台总图》
清中期，清内府绘


《湖北宣都灌湾脑白莲教全图》
嘉庆朝，惠龄绘，此图为湖北巡抚惠龄镇压白莲教时的进呈本，绘有白莲教占据村镇路卡30余


《平川楚教民四川达州官兵布防图》
嘉庆朝，英善进


《广东水师驻防图》
道光朝


《广东炮台图册》
道光朝，顾炳章等绘，内有虎门外炮台图14幅，番禺县香山县海南县炮台图17幅


《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
咸丰朝


《丹阳官兵扎营图》
咸丰朝，是图绘清军与太平军在此地对峙之营地


《平太平军扬州到江宁沿江布防图》
同治二年，是图绘清军与太平军双方军事力量在扬州至江宁一带布防态势


《平壤城驻防图》
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时平壤中日之军事形势图


《台湾澎湖海洋巡防图》
光绪五年，台湾知府绘


《福建闽厦两海口炮台全图》
光绪朝


《江浙两省沿海炮台图》
光绪朝


《旅顺炮台图》
光绪朝


《内蒙昭乌达盟营图》
光绪朝


《厦门胡里山炮台全图》
光绪朝，胡里山炮台之炮为载涛从德国购置


《新疆驻防图》
光绪朝，绘有新疆巡防部队驻扎地区分配图及常驻军驻地分配图


《江苏沿江炮台图》
光绪朝，是图绘江阴南岸炮台、天生港炮台、乌龙山炮台、吴淞炮台、天都庙炮台等


《九江四路炮台总分图》
光绪朝，是图绘金鸡坡炮台、岳师门上下炮台、湖口东西炮台


《浙江海防图》
光绪朝，是图详绘沿海营汛及关隘


《西宁大通营驻防图》
光绪朝，详绘塘卡要地及交通路线、驻军情况


《大沽海口南北两岸炮台营垒全图》
光绪朝，辛丑前绘，详绘营房炮台


《江阴炮台全图》
光绪朝，周玉生绘

3.3军器
《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
光绪朝


《鱼雷图》
光绪朝


《奏定陆军衣制图说》
光绪朝

3.4演阵
《湖北水操阵势全图》
明末清初，题“驻扎湖北荆州府彝陵州城总兵杜森进《湖北彝陵镇标水师前营水操阵势全图》”


《京师神机营各营值班图》
同治朝


《神机营合操阵势图》
同治朝


《渤海阅师图册》
光绪朝


《陆军操法图》
光绪朝


《铁舰快船八艘演阵图》
光绪朝


《毅军陆操图》
光绪朝

3.5交战
《日俄战争图》
光绪三十年


  
  

4外交
  
  


《澳门图》
？


《出使琉球图册》
康熙五十六年


《朝鲜国图》
康熙五十八年


《琉球国全图》
康熙朝？题“翰林院侍讲周煌恭进”


《马嘎尔尼访华闻见图》
乾隆朝，18世纪，西人绘


《英使马嘎尔尼避暑山庄觐见图》
乾隆朝，清人绘


《琦善与英人谈判图》
道光朝，西人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图》
道光朝，西人绘


《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
同治朝，西人绘


《越南地图》
同治朝？广西巡抚进呈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
光绪朝


《上海城厢租界图》
光绪朝


《奕訢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图》
光绪朝，点石斋画报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会唔图》
光绪朝，西人绘


  
  

5文化
  
  

5.1宗教
《六世班禅俗装唐卡像》
乾隆朝


《三世章嘉胡图克图唐卡像》
乾隆朝


《全球人种宗教分布图》
光绪三十二年，沈仪容绘

5.2习俗
《十二节令图》
雍正朝


《冰嬉图》
乾隆朝


《村市生涯图册》
乾隆朝


《风俗小品图册》
乾隆朝


《木兰秋狝图》
乾隆朝


《台湾风俗物产图册》
乾隆朝


《太平欢乐图册》
乾隆朝


《岁朝图》
乾隆朝，郎世宁绘


《出猎图》
嘉庆朝


《吸食鸦片》
道光朝？西人绘


《光绪大婚图》
光绪朝


《台湾内地番社图》
光绪朝，详绘番社分布


《新疆舆图风土考》
长白椿园氏编，绘新疆风土

5.3科技
《皇朝礼器图之天文仪器部》
乾隆朝

5.4戏曲
《戏曲图册》
道光朝


《升平署戏曲人物》
光绪朝

5.5其它
《四川涪陵南川公业图说》
光绪十五年，张涛编绘，分学田、义卷、书院、恤嫠、养济院、育婴堂、乡学、济仓、文庙祭田等


  
  

6建筑
  
  

6.1城市
《盛世滋生图》
乾隆朝，详绘苏州盛景


《盛京城阙图》
乾隆朝


《京师生春诗意图》
乾隆朝，绘京城中轴线盛景


《台湾郡城图》
乾隆朝，是图绘郡城、府学、万寿宫、县学、孔庙礼器、台郡先农坛、文庙乐器、台郡崇文书院魁星阁、台郡军工厂、洲南盐厂、鹿耳门公馆、风神庙官厅牌坊计12图


《广东省城图》
咸丰朝，西人绘。全图范围东自东校厂，即今之省体育馆，西至仁威庙，南至珠江及海幢寺，即今之海幢公园，北至观音山，即越秀山。详绘城墙、城门、街道、寺庙、教堂、海关、码头等，地名以中英文标识


《江宁省城图》
同治十二年


《武汉城镇合图》
同治三年，绘有门楼、城墙、皇殿、楼阁、寺庙及龟山蛇山等


《四川省城街道图》
光绪二十年，吴绍伯绘，详绘成都内城街道、行政设施、寺庙、城墙、及城外名胜等

6.2宫殿
《皇城宫殿衙署图》
康熙朝


《乾隆京城全图》
乾隆十五年，精确而形象地绘出城垣宫殿苑囿坛庙王府衙署街巷民宅等，是第一幅大比例尺北京实测地图，为研究二百多年前京城建筑的珍贵资料。


《紫禁城内各建筑图》
乾隆朝，

6.3王府
《怡亲王府图》
雍正朝？


《西郊亲王府》
乾隆朝，西人绘


《郑亲王府图》
咸丰朝？


《醇亲王府图》
光绪朝

6.4衙署
《西安将军衙门全图》
光绪朝

6.5坛庙
《孔林图》
康熙朝


《蒙古多伦诺尔善因寺》
康熙朝？


京师太庙、地坛、永慕寺、关帝庙等图
乾隆朝？


《山东孔府孔林图》
乾隆朝？


《山西临汾尧舜禹庙图》
光绪朝


《坛庙图》
光绪朝，绘天、地、日、月、社稷、先农、太庙、帝王、先师、文昌、关帝、堂子等

6.6园林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
康熙朝


《静宜园图》
康熙朝


《清漪园图》
乾隆朝


《木兰围场图》
乾隆朝？


《圆明园全图》
同治朝


《三山五园及外三营图》
光绪二十三年，常卯绘。所绘为英法联军焚前的园林建筑


《静明园全图》
光绪朝


《西苑三海全图》
光绪朝


《南苑全图》
光绪朝？所绘为清中期南苑状况

6.7名胜
《江南名胜图》
乾隆朝，是图为乾隆南巡时所绘，有扬州名胜及江南名胜


《西湖全图》
嘉庆朝


《御题天下大峨嵋山胜景图》
同治朝，是图绘自金顶至临江草鞋渡口沿途名胜


《申江胜景图》
光绪十年，吴嘉猷绘，是图形象绘出当时上海重要景点60余处


《金陵省城古迹全图》
光绪朝

6.8陵墓
清福、昭、东、西陵图
数十幅


  
  

7人物
  
  

7.1帝后
《清代帝后朝服便服像》
顺治朝——光绪朝，共计百余幅

7.2 名臣
《郑成功像》
顺治朝


《尚可喜像》
康熙朝


《吴三桂斗鹁图》
康熙朝


《达瓦齐像》
乾隆朝


《关天培像》
道光朝


《林则徐像》
道光朝

7.3 名士
《纳兰性德像》
康熙朝


《戴震像》
嘉庆朝（此类画图多达数百幅）


  
  

8天文
《天球星宿图》
顺治朝，汤若望绘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
顺治朝，汤若望绘


《日食图》
康熙二十四年，图上用满汉文注出京师及各省府日食分秒及初亏时刻


《瑞日图》
雍正朝


《月食图》
雍正朝，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乙酉望月食图，以满汉文注明京师和各省月食初亏及复圆出现的时刻


《日食坤舆总图》
嘉庆朝


  
  

9地域
  
  

9.1世界
《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
康熙朝


《亚西亚洲图》
1698年，巴黎印


《欧罗巴洲图》
1698年，巴黎印


《亚非利加洲图》
1698年，巴黎印


《南阿美利加洲图》
1698年，巴黎印


《亚墨利加洲图》
1698年，巴黎印


《奥大利阿洲图》
1698年，巴黎印


《坤舆全图》
康熙朝，南怀仁绘


《海宇全图》
道光二十八年，程承训绘


《五洲列国图》
光绪二十九年，京师大学堂审定教科本


《地球五大洲全图》
光绪元年，邝其照绘

9.2中国
《天下全图》
康熙三十三年，巴黎印，中法文


《康熙皇舆全览图》
康熙五十八年


《雍正十排皇舆全图》
雍正朝


《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
乾隆朝


《萝图荟萃》
乾隆朝


《大清一统舆图》
同治朝，胡林翼编

9.3分省
《福建舆图》
康熙朝


《西藏全图》
康熙朝，是图绘有山川、河流、海子、道路、官寨、寺庙、塘汛等）


《四川全图》
康熙朝，是图题“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


《广东舆图》
康熙朝？


《贵州全省舆地图说》
雍正十年——乾隆35年，绘有贵阳府、安顺府、南笼府、大定府、遵义府、思南府、铜仁府等


《全滇舆图》
乾隆十一年——35年，绘有山川河流，府州县关隘村庄，并附“云南诸江发源图”


《台湾地理全图》
乾隆朝，是图重点绘出台湾西部山川、水系和府县港口城镇及少数番社驻地


《四川全图》
同治三年


《贵州通省总图》
光绪十七年，顾德凤测绘。顾为清会典馆图式测绘贵州通省舆图的主要负责人，是图绘出光绪年间贵州12府3厅1州政区建置

9.4地区
《四川至打箭炉图》
康熙四十八年11月初4日


《蒙古肯特山图》
康熙朝，图题“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拉史同西洋人何木英在皇寺画的”


《滇东新辟苗疆图》
雍正朝？贵州提督哈元生绘


《西域舆图》
乾隆朝，内有新疆总图、巴里坤图、古城图、伊犁图、喀什噶尔图、叶尔羌图、和阗图、阿克苏图等17地之府州厅县营堡驿台等设施


《土尔扈特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玉锡图》
乾隆朝？


《滇桂粤边境舆图》
同治三年，湖北官书局


《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
光绪十三年，姚子仪编


《四川卫藏沿边全图》
光绪十四年，金昭绘，是图绘出自成都经巴塘，前藏至后藏沿山道路、村寨、山川、河流，并标注府厅州县土司等地


《蒙古车臣汗部落图》
光绪十六年，车臣汗部盟长车林多尔济绘


《三姓及乌苏里口松花江南岸地势图》
光绪六年，是图绘有要隘卡伦俄人占领地


《乌里亚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图》
光绪朝，光绪十四年，本图系杜嘎尔奏折之抄件，详细标注俄人入境时建房、垦田、采金之地


《伊犁全境图》
光绪七年，曾纪泽制，绘有山河城堡卡伦等


《赏赐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图》
光绪朝，所绘包括乌兰巴托，有寺庙敖包草场贮水池，蒙汉文


《云南腾越厅边图》
光绪朝，图中标绘了洋营即英国驻地


《黑龙江至新疆地区图》
光绪朝？


《吉林晖春边界图》
光绪朝？是图绘中俄边界及图们江

9.5边界
《西藏廓尔喀交界图》
满汉廓尔喀三种文字，题“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和琳绘”


《广东广西安南交界三不要地方图》
同治朝？


《腾越缅甸中外交界图》
同治朝？云南巡抚张凯嵩绘


《伊犁中俄分界图》
光绪朝？


  
  

10水道
  
  

10.1江河
《星宿海河源图》
康熙朝


《长江全图》
康熙朝


《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水源图》
康熙朝


《永定河河源图》
康熙朝


《金沙江澜沧江发源图》
康熙朝


《乌苏里江流域图》
康熙五十八年


《黑龙江江源图》
康熙五十八年


《牙鲁藏布江图》
康熙六十年


《黄河源图》
乾隆朝，阿弥达绘


《黑龙江山川形势图》
道光朝


《湖南西路常辰沅靖河图》
光绪朝，李洪斌绘

10.2海界
《澎台海图》
康熙朝


《东洋南洋海道图》
康熙五十七年——六十年


《八闽沿海图》
康熙朝？


《广东沿海图》
康熙朝？是图详绘广东沿海岛屿、口岸、城镇、古迹，及驻兵与船只数目


《浙江海塘图》
雍正朝——嘉庆朝


《福建广东台湾沿海全图》
嘉庆朝


《山东海疆全图》
光绪六年，戴杰绘


《江浙闽沿海全图》
光绪朝？


《旅顺海岛图》
光绪朝？

10.3运河
《运河全图》
乾隆朝？此图用形象画法，绘自杭州至京城之大运河沿线河道闸坝城池等。


《山东运河全图》
嘉庆朝？是图绘有沿河闸坝桥梁涵洞及沿途各县济运河道水源，重要水利工程及修建历史皆有说明


《山东运河图》
同治朝，查筠绘，记有运河水势及济运入海情形。









[1][1] 见刘潞《从观象台走进礼器图——清宫科技仪器的历史命运》，载《清宫文化与皇权》，P133，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

[2][2] 《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致拉雪兹神父的信》，转引自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3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3] 黄伯禄《正教奉褒》P18，上海慈母堂，光绪三十年。

[4][4]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P235，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5][5] 赵承泽 张琼《“改机”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6][6]《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67，香港市政局，1997年版。

[7][7] 《清世宗实录》卷55。

[8][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9][9] 《清史稿》卷295。

[10][10] 《清圣祖实录》卷154。

[11][11] 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载《康雍乾三帝评议》，P128，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

[12][12] 《清圣祖实录》卷220。

[13][13] 《清圣祖实录》卷39。

[14][14] 《清圣祖实录》卷228。

[15][15] 《清史稿》卷126。

[16][16] 《清史稿》卷310。

[17][17] 《清史稿》卷126。

[18][18] 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P107，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19][19]《钱德明神父给德拉图尔的信——1754年10月17日于北京》，转引自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205。

[20][20] 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P91。

[21][21]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15。

[22][22] 胡敬《国朝院画录》。

[23][23] 《钱德明信》，转引自《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207。

[24][24]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24。

[25][25] 《汪雩跋庆宽仿戴熙山水卷》，转引自张弘星《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战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26][26] 转引自张弘星《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战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27][27] 转引自吴空《中南海史迹》，P42，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

[28][28] 《平等阁笔记》卷1，转引自吴空《中南海史迹》，P42。

[29][29] 白寿彝《中国通史》卷1，P52。

[30][30] 《大清一通志》卷420。

[31][31]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4，嘉庆同文聚珍版。

[32][32]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4，嘉庆同文聚珍版。

[33][33] 《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984。

[34][34] 《清高宗实录》卷567。

[35][35] 《清高宗实录》卷567。

[36][36] 《清高宗实录》卷572。

[37][37] 《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1。

[38][38] 《清档》，转引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

[39][39] 《清高宗实录》卷572。

[40][40] 《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81。

[41][41] 《清高宗实录》卷571。

[42][42] 《辅国公额色伊列传》，《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7。

戈兰

清代纪实性绘画和照片的历史价值

朱诚如


中国历代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肇于前，民国时期的纪传体《清史稿》殿于后。中有司马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又有袁枢创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应该说各有创新，各有所长，都树立了一代修史的丰碑。清朝也编了一些当朝史书，为编年体的《实录》、纪传体的《列传》、纪事本末体的《方略》等，均为钦定，难免弊端。清亡后的民国初年，集前清文人学士修《清史稿》，忠于前朝，诽谤革命，也难修出一代信史。时代跨入2l世纪，我们修史切不可抱残守缺，妄自菲薄。既要继承历史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力求创新。新修清史设置图录就是创新之一。

关于图录或图谱的设置问题。历代修史由于印刷技术或其它原因，未能设置图录，但历代学者都主张设置图谱。我们编纂清史设置图录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清代大量纪实性绘画基本保存完好；第二，1839年照相术出现以后，反映晚清时期社会状况的照片海内外大量收藏；第三，现代高科技的印刷手段。这是我们设置图录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绘画纪事的传统，一些纪实性很强的绘画弥补了文字资料记载的不足，而且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资料记载更准确、更生动的信息。纪实性绘画分为纪人和纪事两类。宫廷画家的纪人，主要是为帝王后妃或名臣作“御容”或画像：纪事主要是用绘画形式记录当时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汉毛延寿、唐代阎立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宫廷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卷，生动地刻画出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松赞干布派来迎娶文成公主的使臣禄东赞的隆重场面。宋代的《迎銮图》卷，绘记了南宋曹勋奉命到金国迎还宋徽宗赵佶灵柩的历史事件。例如我们在一幅宋代的绘画中，除着汉人服装者外，有着阿拉伯人服装者，据此，可以推断在宋代中原地区生活着阿拉伯人及其后裔。正是绘画的这种无可代替的作用，所以郑樵认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郑樵《通志》）。到明清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得以开辟，海上交通同样也给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和可能。自明代开始大批西方文化传播的先驱者——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人文理念，包括西方的文化艺术。西方的绘画技术也逐步传入中国。一些具有高水平西洋画艺的传教士，他们高超的画艺，得到中国高层统治者认可，而成为宫廷的御用画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清代宫廷画家是意大利人郎士宁。郎士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达中国广州，时年27岁。当年即到北京，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郎士宁在中国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清宫中充当宫廷画家前后达52年。郎士宁不仅把西洋画法传到中国，而且为了适应中国皇帝的欣赏口味，在欧洲油画基础上吸收中国画的技法，形成了独特的画风。郎士宁还在清宫中培养了一批中西结合画法的宫廷画家。如丁观鹏、张为邦、王幼学等。

在清宫中的外国传教士画家，除著名的郎士宁外，还有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等。清代康熙时期，焦秉贞、冷枚、陈枚、唐岱等一些中国宫廷画家和一些民间著名画家已经开始创作纪实性很强的绘画。其中有王翚为主要作者的《康熙南巡图》（十二卷）以及其它宫廷画家合作的《康熙六旬万寿图》、《庆典图》等。康熙后期，由于郎士宁入宫，开始大规模纪实性绘画的创作，受其影响，一批中国的宫廷画家或合作或独自开始创作纪实性绘画。清代宫廷画家绘画的最大特点，是纪实性强，这些绘画在照相术没有发明之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留下了大批“御容”、南巡、大阅、秋狝、祭祀、行乐等纪实性绘画，为我们今天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最为生动的历史画面。绘画中不仅人物逼真，卤布仪仗、车马轿御、甚至画面上盔甲、衣冠服饰、八旗布阵也很逼真。2002年故宫博物院在英国举办《乾隆时代艺术展》，其中有著名的《乾隆大阅图》，乾隆当时所穿的盔甲也同时作为实物出展，画中乾隆穿戴的盔甲，与同时展出的实物盔甲相比，竟然连每一根金丝线都是一样的，令外国观众赞叹不止。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明清家具展，因为展品中有一件乾隆皇帝当年经常使用的交椅，随展同时带去了一幅郎士宁、丁观鹏等中外宫廷画家合作的《弘历雪景行乐图》，图中乾隆皇帝所坐的交椅与展品中交椅一模一样，从器形、色彩、花纹、扶手、尺寸比例都以一丝不苟的工笔写实。更为神奇的是，另一幅《岁朝图》，画的是弘历和诸皇子在宫中欢度春节的场面，其中乾隆的御容，以及燃放爆竹的皇子相貌和姿态都与《弘历雪景行乐图》一模一样。纪实性到这种程度，可见这些宫廷画家们为记录历史的真实，确实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力，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清王朝的历史留下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清朝纪实性绘画从内容上看主要是用来宣扬皇帝的文治武功和皇帝的威仪，但是我们从每幅画上又会窥豹出许多其他社会历史内容。清代为了国家统一，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一直到乾隆朝最终完成大一统的局面，几代帝王征战不已，打击北方沙俄侵略势力，扫除西北境外势力的入侵，又镇压西北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平定南方三藩势力的内乱，收复宝岛台湾，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此外，清代统治民族满族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清一代的民族政策自有其许多成功之处，如对北方蒙古族的统治政策，以及对藏族地区的治理。特别是对一些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极力予以安抚，力求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清代宫廷画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纪实性绘画。著名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以纪实手法描绘了我国境内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部内迁，乾隆皇帝亲自在离宫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三车凌”，并分别封赐王爵，赏赐贵重礼品，连续大宴十天，整个活动持续了五十多天。奉乾隆皇帝之命，郎士宁、王致诚等外国宫廷画家一直参加这一重大活动，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整个活动的全过程，对于活动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场面，这些宫廷画师均以纪实性手法加以描绘再现，客观记录了清代历史上清朝政府安抚内迁的杜尔伯特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场面。著名的《阿巴锡持矛荡寇图》卷，也是以完全写真的手法，刻画了蒙古族勇士阿巴锡跃马持矛、荡平叛匪的英雄形象，赞扬他奉命扫荡分裂势力达瓦齐叛军，以二十四人夜袭叛军万人军营，瓦解叛军势力的英勇气概。其它如描绘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迢迢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的《万法归一图》等。还有一些战图，如著名的铜版画《乾隆平定西域战图》一组十六幅，描绘了乾隆时期清政府对西北用兵，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天山南路波罗泥都以及大小和卓木叛乱等重大战事，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次是大量反映清代社会风貌、生产活动、风土人情的纪实性绘画。如著名的《康熙南巡图》（十二卷）、《乾隆南巡图》（十二卷），虽然是以描绘皇帝活动为主，但总体上看是皇帝南巡的纪实，它展现了从北京到江南沿途各地山川河脉、市井乡野、建筑园林、名胜古迹等历史风貌，描绘了大江南北沿途各地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以及漕运畅通、商业繁荣等景象。又如《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两卷，描绘了康熙皇帝六十寿辰盛大的庆典场面。第一卷起自紫禁城的神武门，止于西直门；第二卷由西直门起，止于西北郊的畅春园。贯穿了大半个北京城，是当年北京城的风景画。沿途的建筑园林、街市坊间、官军庶民一一列列在目，再现了北京当年的繁荣景象。《京师生春诗意图》轴，以鸟瞰手法描绘了京城中心地带的全貌，画中正阳门外店铺林立，车马行人，一一栩栩如生，皇宫紫禁城、景山近在眼前。上述画面都是场面宏大的绘画，所以摄录范围广泛，历史内涵丰富，史料价值很高。此外反映清代农业、手工业、牧业、商业的有《制瓷图典》（乾隆朝）、《耕织图》（康熙朝、雍正朝均有）、《制茶图》（乾隆朝）、《棉花图》（乾隆朝）、《滇南盐井图》（康熙朝）、《广州十三行图》（乾隆朝）以及《香港开埠图》（道光朝）等等。清代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向台湾派遣官员，大陆的文人学士不断造访台湾，清朝皇帝非常关注台湾，于是令遣台官员等将台湾高山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及宝岛的物产情况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有了《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册》和《台湾内山番地土产图册》。

再次是地图类，包括疆域图、山川河道图、交通驿道图、城镇园林图等。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开始2000多年来，统一是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凝聚力的源泉。为了防止境外势力的侵扰和境内分裂势力的背叛，在边境地区设置各种标识，以维护祖国的疆域。疆域图的绘制是历代统治者非常关注的事。但是，由于当时测量技术和绘图技术手段都很落后，所以绘制出的疆域图里程讹错太多，欠失准确性，其次没有经纬度线。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康熙亲自指派精于测绘技术的西洋传教士和中国人一起，按省进行逐一测绘，前后费了三十年时间，绘制成精密度远超过前代的《皇舆全览图》。康雍乾时期，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省以及东北、西北、北方民族地区都绘制地区图，特别是乾隆绘制了《台湾地理全图》，台湾的山川水系、城镇番社一目了然。至于记录山川河脉源流走向的《长江全图》（康熙朝）、《运河全图》（乾隆朝）、《黄河源图》（乾隆朝）；记录城市及园林风貌的《京城全图》（乾隆朝）、《盛世滋生图》（乾隆朝苏州图）、（台湾郡城图）（乾隆朝）、《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以及记录交通驿道的《进藏路程图》（康熙朝）等等。总之大到疆域图、小至园林建筑图，为我们研究清朝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历史的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清代除了大量纪实性绘画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流传下来。特别是1839年照相术出现后，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侵略者的枪炮声，英法联军开始用相机摄下当时战火下的中国现状。此后，清朝宫廷内一些洋人开始使用相机，摄下当时皇宫的生活情况。晚清的皇帝和贵族官僚们也开始使用这些洋玩意儿。于是在晚清的宫廷和外国人手中留下数万张中国当时现状的照片。照片与纪实性绘画相比，更真实，更可靠，是历史真实的最直接的载体，当然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后来的照片和早期的纪实性绘画还可以互相验证，而文献记载遗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据朱家溍先生介绍，1947年故宫博物院对太和殿内的陈设进行调整，恢复清代的原状。因为当时宝座台和台上金漆屏风都是清代原物，只有正中原来的宝座被袁世凯称帝时撤下去，换上他的一个大靠背椅，这样的陈列，显然不伦不类。这样就决定撤去袁世凯的大靠背椅，换上清代皇帝的宝座。于是准备在文物库房中选择一张形制最大、制作最精的宝座，以为换上去就可以了。挑选了许多，摆上去与屏风总是不相协调。后来从老照片中找出袁世凯撤宝座前的照片，再在文物库房和故宫内各处寻找这个宝座，终于找出这个宝座，虽已残损，但左边缺的部分，右边不缺，可以比照修复。后来发现，有一幅康熙皇帝的朝服像，坐的就是这张宝座。此外，还发现乾隆皇帝称太上皇时，皇极殿特制的宝座也是仿制这张宝座制作的。有了老照片和纪实性朝服像上的宝座以及乾隆时的仿制宝座，很快就修复了康熙曾坐过的这张宝座，于是太和殿内陈列的宝座台、金漆屏风、宝座都成了清代的真品。2002年，我们又根据清代的老照片，把袁世凯时期太和殿内撤去的匾联加以恢复，这样太和殿内的原状陈列终于得到了恢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老照片为据，从纪实性绘画中得到验证，再找到实物，这样就可以恢复历史上的原状，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可见老照片和纪实性绘画特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显而易见，无论是纪实性绘画、画图以及照片对我们再现清朝历史无异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些宝贵的资料从数量上看很多，但收藏分散，国内国外、国家私人都有收藏，搜集齐备很不容易。此外，历史是连贯的，而这些第一手资料有许多盲区，即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既无纪实性绘画也无照片（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还有一个鉴别问题，纪实性绘画有些是佚名，不能判断准确年代。照片鉴别更难，特别是清末照片，由于当时照相技术不高，底片模糊，即使很清楚的照片，由于都是一张张孤立的底片，照片上的人物究竟是谁，无从查考，需要花大量的功夫去鉴别，才能利用。

有了大量纪实性绘画、画图和照片，我对清史图录部分设计出以下两种方案：

（一）清史图录（按时序设计）

第一卷  太祖、太宗朝（上）

第二卷  太祖、太宗朝（下）

第三卷  顺治朝

第四卷  康熙朝（上）

第五卷  康熙朝（下）

筻六卷  雍正朝

第七卷  乾隆朝（上）

第八卷  乾隆朝（中）

第九卷  乾隆朝（下）

第十卷  嘉庆朝

第十一卷  道光朝

第十二卷  咸丰、同治朝（上）

第十三卷  咸丰、同治朝（下）

第十四卷  光绪、宣统朝（上）

第十五卷  光绪、宣统朝（下）
    （二）清史图录（按内容设计）

第一卷  舆图

第二卷  政务

第三卷  经济（上）

第四卷  经济（下）

内容：农业、手工业、商贸、盐政、市镇、漕运、财政金融、

水利、灾赈   

第五卷  文化艺术（上）

筻六卷  文化艺术（下）

    内容：文学、教育、科举、西学、学术、思想、中医药、

    　　　科技、书画、戏曲

第七卷  军事

第八卷  外交

第九卷  工矿交通

第十卷  宗教

第十一卷  社会生活

第十二卷  民族

第十三卷  建筑园林

第十四卷  礼制

第十五卷  人物肖像
    图录部分有图片，有文字，如何编好这本图文并茂的图录，既要选好图片，又要用准确精炼的文字表达，非有几个方面的专家相结合，共同努力完成，否则很难达到戴逸先生提出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我们编纂《清朝通史》时，就同时编了十二册《清史图典》，搜集清代得纪实性绘画和照片六千余幅。这是自清帝逊位以来，所有清朝通史著作都没有做过的，我们做了，尽管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但从效果看，受到了清史界的高度评价。从1999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十五名不同专业的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其中有搞宫廷史研究的、有搞清代宫廷绘画研究的、有搞清代藏传佛教研究的、有搞清代服饰、玺印、武备、建筑园林等方面研究的，各人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专长，他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绘画、器物以及晚清照片都比较熟悉。然后他们与各卷主编（都是清史研究的专家）相结合，形成一个长短处互补的群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互相结合，避免了或因清史研究不够，或因对绘画、器物、图片不熟悉而出现的弊病。搜集图片的方法，是在确立大纲的基础上，先从故宫博物院开始搜集。因为它是主体，清朝纪实性绘画和晚清图片基本都集中在这里。然后扩大向原清王朝的肇兴之地兴京、陪都盛京、离宫承德、陵寝之地东陵和西陵，再向全国各重点图书馆、档案馆，既全面铺开又突出重点去搜集和征集。尽管也向海外进行搜集，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得效果。在搜集大量图片基础上再进行筛选，不断地搜集补充，不断地筛选，最后进行专家审定。图片要选最能说明问题的，对图片本身要严格地鉴定，鉴定其真伪，鉴定其内容，最后浓缩在每幅图片下面得200字以内的小说明上。要求语言准确、精炼，能够画龙点睛。最后再请各卷主编逐一审定，以免出现错漏。由于有清宫史专家刘潞总体把关，出版至今，还没有出现图片与内容不一致的错误之处。我认为《清史图典》的编纂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编纂大型清史的图录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大型清史的要求，远非《清史图典》可比，图片总量远远超过《清史图典》，必须更广泛地搜集图片，每卷都请素有研究的专家担纲，方能完成此重任。

蔷薇剑

戈兰 于 2007-2-13 20:35 写道：
清代纪实性绘画和照片的历史价值

朱诚如


中国历代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肇于前，民国时期的纪传体《清史稿》殿于后。中有司马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又有袁枢创纪事本末体的《通 ......

请问戈领导，这些宝贝又是哪里找到的？
戈领导手里肯定有藏宝图。

戈兰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