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朴学述论

戈兰

皖派朴学述论

朱昌荣


  



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有言：“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而乾嘉学术之中坚，在吴则惠栋为首的吴派，在皖则戴震为首的皖派，后者的学术地位尤高于吴派2。由之，深入研究皖派朴学的工作，是探究有清学术乃至理解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轨迹的关键所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皖派朴学的研究相当薄弱。3本文由考察皖派朴学的得名与名学之意义入手，进而探讨其成因及演变，试图揭示有清一代皖派朴学的基本脉络，以就教于方家。

一  皖派朴学之得名与名学之意义

本部分重在考察皖派朴学之得名，及以之命名皖派学术的意义所在。我们认为，“皖派朴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乃是由“皖派”与“朴学”两个较小的构词要素组成，故欲考察皖派朴学之得名，必先由辨析“皖派”与“朴学”两词基本内涵入手，进而方可论证以“皖派朴学”名学的依据及意义所在。

（一）、“皖派”之由来

“皖派“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滥觞于章炳麟《检论•清儒》篇中。我们认为，以这一名词作为学术流派的代称是有一定依据的。

1、   “皖派”成立的依据

有清学术，以乾嘉学术为中坚，吴皖二派并世出现，俨若鼎立之双峰。皖派是相对吴派而存在的学术流派，因其初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安徽人而得名。这种以学派创始人的籍贯为依据而划分学派的做法自有其依据，大致来讲，这种以空间分布作为区分学派畛域的作法，滥觞于南北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空间差异和学派传授相结合的编撰形式，成为学术史的典范。因此，以皖派作为命名皖派学术的一个要素是符合学术史编纂的传统的。另一方面，“皖派”的得名，又有其一定的必然性。戴震自言其学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5，又以“定宇求古，吾求是。”6自许。王引之论惠吴之学，则云：“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1可见，王氏以惠定宇之学为“株守汉学而不求其是者”。如果说，这仍是戴学中人从治学态度层面区别皖学与惠学的认识，戴震更从义理学的角度作出了区别。他说：“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2且云：“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3由上，“皖派”的称法既与传统的学术史编纂传统一致，又能从学派中人将本派学术与惠吴学术区别开来的自觉中找到依据，此为“皖派”分称的必然性。

从根本上说，“皖派”一词作为正式的学术规范，是在清代灭亡以后。我们认为，吴、皖学分野之说由章炳麟首揭其橥，中经刘师培的发挥阐扬，至梁启超的反复论说，终成定格。章炳麟论清代学术有云：“（清）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4章氏此论以惠吴之学“好博而尊闻”，皖南江戴之学“综形名，任裁断”为区分“吴”学、“皖南”学的依据。章氏弟子刘师培撰文进而阐发乃师之说，其论吴学有云：“东吴惠氏……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伸，寡于裁断，……掇次古谊，惟笃于信古”5，论皖学则云：“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者矣。”6可见，刘氏所云遵从乃师从治学方法角度区分“东吴惠氏”学、“江戴之学”的作法，虽于前者不无补苴罅漏之功，但所云仍不出乃师所论的范围。吴皖分野之最后之成立，乃不得不专表梁启超的贡献，其论清代学术有云：“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志”。7梁氏此论直以“吴派”、“皖派”来名学，超越章、刘二氏以“吴”学、“皖南”学或“东吴惠氏”学、“江戴之学”名学的拘囿，至此，吴皖学派分称尘埃落定。

2、学界对吴皖分野的认识，及笔者对扬州一派成立与否的看法。

纵观学界对吴皖分野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可以王茂先生为代表。他主张取消惠戴派别名目之称。他说：“乾嘉间学术只有汉宋之别，而无惠戴之派别名目，但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风，即所谓求古与求是。……戴震主求是，而惠派主求古。”8也就是说，王氏根本上否认惠戴派别名目之必要性，主张以学风区别“吴学”、“皖学”。然而，综观王氏行文，则往往会出现“戴震”、“惠派”并称的情形，甚而径然出现“吴学与皖学两种不同学术的流派”1的表述。则知王氏一面以“无惠戴之派别名目”立论，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使用了“戴震”“惠派”的称法。因此，王氏之论无从自圆其说，结果倒有些显得捉襟见肘了。上文，笔者从学术史编纂的传统、学派分称的必然性、滥觞及成立等层面论证了吴派、皖派分立的可行性。我们说，皖派作为相对于吴派而存在的学术派别，肯定了其中一个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另一个的存在。因此，王氏既然可以在行文中使用“惠派”的称法，自然也就应当承认戴派名目的成立。既可在行文中用“吴学与皖学两种不同学术的流派”的表述，又何不可用“吴派”“皖派”两种不同学术流派的表述。否则，其立论就难免会犯对同一学术现象施以双重标准进行考察的指责。

一种观点以陈祖武、王俊义等人为代表。他们基本上肯定了吴、皖分派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具体表述上又有一定的差异。陈祖武先生论乾嘉学派分野，说：“乾嘉学派，惠、戴齐名。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又有吴皖二派之分。”同时，他又指出：“严格地说来，惠、戴二家并不能赅括整个乾嘉学派。”2其理由乃在：其一，乾嘉学者多有与吴皖二派“蹊径各异”，非其“所能拘囿”的学者，如治经学的顾栋高，治史学的全祖望，治子学的汪中辈。其二，“吴皖分野之说，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所以这样的归纳就未尽合乎历史实际了。吴皖分野说，则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3由上可见，陈氏关于乾嘉学派分野认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他肯定了乾嘉学派中吴皖分野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吴皖分野的不足。应当说，陈氏此论颇有见地，但不尽善。颇有见地处乃在指出：吴皖二派“不能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实际的情形的确如此，乾嘉时期一些学者如顾栋高、全祖望确实不可归入吴皖二派中。说其不尽善，乃在其立论之依据颇值得商榷，其理论依据之一为：无论是从治学领域还是从学者地理分布看，都有一些学者乃至学术群体不属吴皖二派。4我们认为，他从地理分布角度区分学者是否属吴皖二派，就未免犯了曲解章、刘、梁等人关于吴皖分野的看法了。遍检章、刘、梁三氏之论，可知他们从没有以吴皖二派之学者就纯为吴皖两地之人的言论，相反，他们或云：“（戴震）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5，或云：“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盖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6由上可见在章、刘等的著作中，他们归之为皖派朴学阵营中的学者除安徽人外，尚有其它等地人（如江苏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兴化任大椿）。再者，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吴皖两派分野地依据在治学领域，据笔者的考察，在他们提出吴皖分野之初，多是从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的区别入手，直到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徽学”精三礼，惠氏通《易》来区分两家，方为近代学术史上，旗帜鲜明的从治学领域角度区分两者畛域。其立论依据之二，乃是以为吴皖分野“注意到了惠戴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故而主张以整个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研究“其形成、鼎盛直至衰微的过程。”7但我们说，这种以依托于乾嘉学术的研究取代独立的皖派朴学的研究，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以皖派朴学作为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始终在“大环境（乾嘉学术）”中去考察“小背景（皖派朴学）”。客观上有助于理清整个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的整体发展脉络，这是应当肯定的。当其不足也是明显的，它主观上抹煞了清代存在独立的皖派朴学、吴派汉学的现实，取消了它们的独立性。皖派朴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自有其产生、发展、衰亡的规律，自不可照搬“大环境”中的一切要素。那种以乾嘉学术之成因为皖派朴学的成因，以乾嘉学术的成绩为皖派朴学的成绩，以乾嘉学术的不足为皖派朴学的不足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因此，我们今天提倡吴皖分野、提倡独立的皖派朴学的研究，非但不会“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相反的，从这里得出的是，真正建立在对其重要学术流派均有深入、细致考察基础的上的更能反映历史真实的乾嘉学术。由上，陈氏主张从宏观角度对乾嘉学派作整体的考察，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有可能从肯定吴皖分野滑向否定吴皖分野的一方的。

另外，陈、王二先生皆同意在吴皖学派之外分立扬州一派的提法。陈氏说：“戴震之后，乾嘉学术还在继续发展，直至嘉庆、道光间，始由扬州诸儒对之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1我们知道，陈氏是乾嘉学派使用上的狭义论者，也就是说，他以乾嘉学派为乾嘉之世存在的一个学术流派，前此后此皆不可称之为乾嘉学派。2从这里出发，他将主要产生发展在嘉庆、道光之间的“扬州诸儒”从乾嘉学派中独立了出来，以之为乾嘉学术的继续发展，进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将之从吴皖二派中独立了出来。我们认为，乾嘉学派应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的起讫时间不可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二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学术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因此，皖派学术显然已超出了狭义的乾嘉学派的范畴。因为从其上限上讲，其初萌不在乾嘉之时；从其下限上讲，终结亦不在乾嘉之际。研究皖派学术应突破将其仅仅视为狭义的乾嘉学派的范畴局限，确实用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它。

主扬州一派分立甚力的是王俊义、朱维铮、黄爱平等学者，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提出了应将扬州一派从吴皖学派中分立出来的看法。3这里，仅就王俊义先生的基本观点，展开自己的论述。王俊义先生指出：“清代乾嘉时期的确存在着扬州学派，其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吴派和皖派，且在学术渊源上受吴、皖两派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从吴、皖两派分化演进出来的一个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李惇、任大椿、程晋芳、刘台拱、贾田祖、江德量、凌廷堪、秦恩复、钟怀、顾风毛、罗士琳、王引之、刘文淇、黄承吉等。近代学者刘师培，则属其遗续。学派成员大都是扬州人，或长期活动于扬州地区，或相互间存在师承渊源有共同的学术倾向。该派确集吴、皖两派之长，又独具自己的学术风格，其治学规模之广博、研究方法之缜密、思想观点之会通，都远远超越吴皖两派之上。”4这里，笔者之所以不惮累赘过录王氏原文，乃是因为这是主扬州一派存在的学者们的代表性认识所在。以下，笔者由剖析他的观点出发，阐明自己的看法。约略王氏的说法，他坚持扬州学派成立的依据，主要有：（1）学派中成员有着基本相同的治学宗旨、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2）学派成员间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或有师承渊源，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乍观王氏此说似可为扬州学派之存在作有力的辩护，实则颇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清代乾嘉时期并不存在独立的扬州学派，理由如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王氏主张扬州学派成立的基本依据乃是比照前代学者（尤其是章炳麟、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对吴皖两派成立的标准而设立的，因此，他的划分学派的标准应是与章、刘、梁等学者一脉相承的。离开了此点，就失去了展开讨论的前提。

其次，王氏所说学派成员应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或有师承渊源。我们认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从未单纯以地域为划分学派的依据，此点在前文已论之，兹不赘述。核心的一点是，从章、梁等人原意看，他们坚持的是：皖派的代表人物江永、戴震等人为安徽人，而他的弟子则不必局限于安徽人范围，如传戴氏学之山东曲阜之孔广森、江苏金坛之段玉裁、高邮之王念孙、兴化之任大椿，此数人无一是安徽人。再看王先生提出的其它几条依据：

从“学术师承”看，王念孙传戴震“形声训诂之学”，为戴氏嫡传弟子。焦循私淑戴震，他作《申戴篇》以明心志，且曾表示：“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1且其与阮元是族姊夫（阮元为戴氏嫡传王念孙之弟子），故焦循可视为戴氏三传之弟子。阮元自年轻时与王念孙、刘台拱等同乡学者相磋磨，于王念孙为“乡后学”，自云：“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2汪中之学，其自叙为学次第时说：“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亭林）。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3他在《国朝六儒颂》中，又把惠栋、戴震与顾炎武诸儒并列，说：“（国朝）古学之兴也，……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4可见汪中之学上承顾炎武，下接惠栋、戴震，与吴皖两派皆有紧密的关联。足见王氏作为“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学者们几无一不是皖派戴震学术之嫡传及再传，或其学术的信奉者，再次亦与其有极为紧密的关联。

从治学宗旨看，扬州学者走的仍是惠戴两家“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5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宗旨。正如阮元所云：“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6这不正是阮元等所谓“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们仍坚持由训诂求经义的明证吗？

从“学术风格”看，吴派“株守先儒”7，皖派多主“实事求是”，8王氏所列“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王念孙、阮元接近皖派，阮元自述其治经有云：“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9。又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0此为阮元等人承袭皖派江、戴之学术风格的明证。

再从“治学方法”看，皖派“综形名，任裁断”，“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 严密瑮。”11简单地说，就是走从归纳、演绎相结合，以归纳为主的方法，王念孙、阮元等学者亦多循此道。王引之序《经籍纂诂》有云：“（是编）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12王氏父子更是由这种方法治学的楷模。这是王氏父子、阮元等人治学方法近皖的明证。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学术师承”、治学宗旨、“学术风格”还是“治学方法”来讲，王氏举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学者，几无一可脱皖派壁垒特征。至若王氏所归入扬学阵营中其他人，则或可归入皖派阵营中，如任大椿、刘台拱、凌廷堪、王引之、刘文淇等；或可纳入吴派壁垒中，如李惇、顾凤毛、贾田祖辈。

综上，学界就吴皖分野之说有两种基本认识：一种以王茂等人为代表，他们否认吴皖分野的必要性，主张以“学风”的不同代替“名目”的区分；一种以陈祖武、王俊义等人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吴皖分野的存在，但同时又指出吴皖分野的不足，进而提出了扬州学派分立的看法，但从其立论依据来说，皆不能辩护扬州学派的存在。相反，从这里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扬州学派在乾嘉时期并不能单独成立一派，他们中的主要学者或可归入皖派阵营，或可归入吴派壁垒，或吴皖而外，尤其与皖学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要之，这种主张扬州学者应当从吴、皖学派中分立出来的看法，客观上割裂了扬州学者与吴、皖学派两者间的有机联系。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支离了学术发展的内在线索。由此，笔者以为在清代学术史上，独立的所谓“扬州学派”是不成立的。

(二)、“朴学”之由来

近世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往往不加区分地将“朴学”、“汉学”、“经学”等相近概念混用。我们认为，这是一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使用中理应注意使用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兹由分述其缘起及基本内涵入手，比较其异同。

朴学。“朴学”一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史载：“（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1至此，“朴学”一词始成为正式的学术术语，其后，它的内涵经历了一历史的演进过程：其使用之初，乃是相对“文学”而言；2明清鼎革，“天崩地解”之际，顾炎武、阎若璩等以之作为反对理学“清谈”的思想武库，此期“朴学对玄学言”，“朴学兴而理学不见重于世”。3总的来说，朴学的基本含义乃是一“质朴之学”，它指的是一种学风。它的根本研究方法，顾炎武归结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即由音韵（知音）、训诂（考文）、求义理（读九经）的方法，后世学者惠栋、戴震辈多遵从之。

汉学。“汉学”一词的最早使用，据江藩、梁启超、刘师培等人的考察，始于惠栋的《易汉学》，作为学术规范，则始于惠氏弟子臧琳，他“闭门穷经，研覃奥义，根究故训，是为汉学之始。”5陈祖武先生则以为“汉学”一词的最早使用当在康熙间，他说：康熙间，毛奇龄专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之称。6且不论其始于何时，从根本上说，称清代乾嘉学术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7

经学。“经学”一词，始见《汉书》卷58《儿宽传》所载：“及（张）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8经学自其成一定的学术规范后，其内涵随时代的演进发生一定的变化，约略如下：

其一，二派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有云：“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9

其二，三派说。以周予同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经学可以归纳为三大派：“一、西汉今文学，二、东汉古文学，三、宋学”。10

其三，四派说。以刘师培为代表，他在《经学教科书》“序例”中说：“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11

综上，由《四库总目》首揭汉、宋两家中分经学之帜，后世于其多有补苴罅漏之举，若刘申叔细分“经学”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及“近儒”四派，周予同分又以“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及“宋学”三派当之，其说虽略有不同，要之，经学是就其治学内容言。

以上扼要介绍了朴学、汉学、经学等概念的缘起及其基本内涵，约略其异同，如下：

它们的成立依据不一。朴学就学风言，同时它又是一种方法论；汉学就其宗旨言；经学就治学内容言。从这个角度说，朴学与汉学有一定关联，汉学的宗旨即是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朴学家走的正是这条路。

它们的内涵不一。汉学使用之初乃是专指古文经学（或云考据学、考证学），而不是指两汉经学。经学则是由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宋学乃至玄学、佛学的一个综合体。因而从概念使用的范围上讲，“汉学”从属于“经学”。

以上笔者用了较长篇幅勾画了“皖派”与“朴学”两个基本构词要素的基本内涵，下文论证用皖派朴学命名皖派学术的意义所在。我们认为，以皖派朴学名学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有二：

一方面，皖派学者对“考据学”、“汉学”等名目是不满的，具有“反动“的倾向。从笔者现已接触到的资料看，皖派学者从一开始就对“考据学”、“汉学”等名目表示反动。焦循有云：（近之学者）“乃无端设一考据之目，……而考据之名不可不除，果如苴掇拾，不能通圣人之言之指”。1可见，焦氏是反对以“考据”名学的，但他此论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他所不满的以“考据”名学的学者，多为惠吴中人，他们所据者确实为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不唯郑（玄）、许（慎）二人，“盖吴派专守汉学，不论毛、郑，亦不排斥三家”2。其反映在治学态度上就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3以“株守先儒”为职志。王引之以“株守汉学”名惠吴之学。可见，皖派学者中焦循、王引之等对“汉学”、“考据学”名目是不满的。至若皖学遗绪章炳麟更是严辨“汉学”、“朴学”畛域，他在解释学界对乾嘉学术的批评时指出：“诸此咎戾皆汉学尸之。要之，造端吴学，……其所谓汉学者，戴（震）、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未尝尸其名。”4可见，章氏以汉学之名与吴学，而不以之与皖学，否定了以汉学名皖学的合理性。

二方面，皖学诸师在对“考据学”、“汉学”等名目反动的基础上，各自提出了以什么词来名学的构想，焦循名之为“经学”，他说：“本朝经学盛兴，……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瑶田）……段若膺（玉裁）……王怀祖（念孙）父子……钱竹汀（大昕）叔侄……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当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5章炳麟名之为“朴学”，他在考察皖派学术时，称皖派学者为“近世为朴学者”。6

（三）、以“皖派朴学”名学的依据及意义

由上，皖派诸师或以“经学”名学，或以“朴学“名学，我们认为，以“皖派朴学”命名皖派学术是可以成立的，其要有四：

第一，    从语法角度看，“皖派朴学”由“皖派”与“朴学”两个基本构词要素构成。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紧密关联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使用是可以构成一个小系统的。它们之间的搭配有一定的确定性，反之，如随意替换其中任一要素，组成“徽州朴学”，“皖派汉学”、“皖派经学”等名目则有失协调，破坏了构词要素间的相辅相成。

第二，    可规避皖派学者对“汉学”、“考据学“等名目的“反动”。皖派学者是以“朴学”为手段展开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

第三，    可恰如其分地反映皖派学术的治学宗旨。皖派学术有一条直接而下的治学宗旨，即戴震所云：“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1王念孙所云：“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则经学明。”2即由音韵训诂以通义理。

第四，恰如其分的标明了吴皖学术的关联。以往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往往以吴皖是截然对立的二派，其实两者颇多关联。以皖派朴学名学一方面体现了皖派与吴派的关联。前文，笔者已指出：朴学就学风言，同时它又是一种方法论；汉学是就治学宗旨言，两者在这一点上是有一定契合性的。事实如此，吴皖两派学者走的都是那条由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道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派汉学与皖派朴学找到了关联点。同时，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从皖派学者对以“汉学”、“考据学”名学的反动上看，皖派朴学的提法又实现了吴皖学术的区分：

从治学态度上看。吴派治学多“株守汉儒”，坚持的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道路。皖派治学则主“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朴学以其“质朴无实”的学风实现了皖派学者的追求。

从治学内容上看。吴派治学乃“纯取汉学，不敢出入”。3而皖派诸师则“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以治群书耳。”其治学，“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4由之，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吴学乃“纯汉学”，而皖学则不可以“纯汉学”名之的原因了。

二  皖派朴学的成因

在探讨皖派朴学的成因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皖派朴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在什么时候，标志是什么？我们认为，皖派朴学是乾隆中叶以后首先在徽州地区形成而后逐渐传衍至全国其它地方，并与清廷之覆灭相始终的学术流派。由文字音韵训诂以通义理是其为学宗旨；实事求是是其治学态度；归纳、演绎相结合，以归纳为主是其治学方法。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部分是安徽人（如江永、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绩溪三胡），部分不是（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焦循、阮元、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之所以说皖派朴学形成于乾隆中叶，是因为此时规定学派成立的三个基本要素（治学宗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都已出现了并趋于完善。其二，皖派朴学与乾嘉学派的关系如何？我们认为，说皖派朴学是乾嘉学派的组成部分，两者是“大环境”与“小背景”的关系，这是可以成立的，但有一个前提是，这里的乾嘉学派应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即指“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5由此，我们在研究皖派朴学时，既要注意将其置于乾嘉学派这一“大环境”中去，又要实现“小背景”的独立；既要肯定他们之间有相联系的一面，又要认识到他们之间相区别的一面。结合本部分所论，在探讨皖派朴学成因时，我们应承认其有与乾嘉学派成因相一致的部分，也有相区别的内容。以往学界论皖派朴学成因时，多强调两者相一致的部分，决少关注相区别的内容。而麟见的几位尝试系统论证皖派朴学的发展脉络的学者，对学派的成因着墨较少1。下文，就由考察皖派朴学成因中与乾嘉学术成因一致的“清初学术的影响”与“清廷文化政策的影响”两个方面内容出发，然后将其置于世界史中去予以考察，最终着重从徽州因素方面的影响进行探究（本文所论“徽州因素”包括“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徽商的作用”，“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演进”三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清初学术的影响

我们在考察清初学术的影响时，可从清初学术的两个基本特征上着手进行：

提倡经世致用。明清鼎革，“神州荡覆，宗社丘墟。”2知识界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他们猛烈抨击晚明的脱离实际的学风，指斥陆王之学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3他们或以“匡扶社稷”为“天下之公”，讲求经世之务的实学；或将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统统目为“惑世诬民”，4倡导具有实践意义的实行、实习之学。其中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的乃是顾炎武。亭林毕生之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5为己任，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的经世之学。亭林的学以经世的思想，传衍至徽州，对徽州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黄生、江永俩人所受影响尤巨。黄生，字扶孟，号百山，安徽歙县人，为学“淹贯群集，于六书训诂，尤有专长。”7所著有《字诂》、《义府》。《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考究淹通，引据精确。”8邑志言其“能肩随亭林而为有清一代朴学之先登者矣。”9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其学“凡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韵，无不探颐索隐”。10他对亭林之学颇有深究，屡有辅益，说：“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11，且指出顾氏分古音、古韵之未当处数则。黄生，江永二人在顾氏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努力从古书中寻求对现实有用的东西，开后世皖派学者走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的经世传统。

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在徽州影响甚剧的另一支是颜元、李塨的实行，实习之学。歙县程廷祚是其传衍者。程廷祚，字启生，号绵庄。《清史列传》记其学术渊源有云：“廷祚，……初识恽鹤生，闻颜、李之学。……（学）以颜元为主，而参以顾炎武、黄宗羲。读书极博，而皆归实用。”12按：恽鹤生，字皋闻，江苏武进人。交李塨，为颜、李之学。13廷祚侄晋芳“问经义于从叔廷祚”，晚又从“戴震游”1，则戴氏之学或曾受颜李之学影响，不无可能。

以朴学考经证史为方法，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潮。当时，思想界在摒弃了以往诸儒究心于论究“性与道”的陈腐思想后，开始走上由经学济理学的道路。这一努力，始由清初江南学者钱谦益启之，他在《初学集》中指出：宋明以降的道学（理学）非儒学正统，而是如八股时文般的“俗学”，2因此他主张应“以汉人为宗主”去研治经学。3钱氏此论对清初学者，尤其是江南学者影响很大。后经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人的发挥阐扬，蔚为洪流。其中，扭转一时风气者，首推顾炎武，他明确提出“经学即理学也”4的命题。他对后世乾嘉学术（包括皖派朴学）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乃在于较早进行了对以朴实考经证史的方法的研讨经学的方法的理论概括，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的这一治学宗旨成为后世乾嘉学者的一贯宗旨，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5至戴震时，归纳为“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至此，朴实考经证史一途成为“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6

（二）、清廷文化政策的影响

以往学界在探讨清廷文化政策对清初学术的影响时，或片面强调文字狱高压的一面，或注重“稽古右文”怀柔的一面。我们认为，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准确的，清廷文化政策是恩威并施，高压与怀柔两手并举的政策。在考察皖派朴学成因中的“清廷文化政策的影响”，也应作如是观。就文字狱高压一面而言，学界较早认识到皖派朴学成因中的文字狱因素的是章炳麟。他认为乾嘉学术是清代文字狱淫威下学者逃避现实而为“学隐”，“朝隐”的产物7，而戴氏义理学的形成亦在于此，他说：“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骫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訶固不在此而在彼也。”8章氏此论颇有见地。据统计，有清一代，雍正朝文字狱十余起，乾隆朝七十余起，占清代文字狱总数的半数以上。朝廷动辄以“文字”罪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营生的戴震亦无法摆落“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蹉善矣。”9的窘境。

文字狱而外，清廷文化政策又有怀柔的一面，“稽古右文”是集中表现。它是清朝顺、康、雍、乾以来历代诸帝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儒学，崇儒士。康熙12年（1673）颁诏荐举山林隐逸，18年（1679）年开明史馆，乾隆14年（1750）诏举“潜心经学”之士，都是这种政策的集中反映。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廷的文化政策，在清初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由康熙的专尊程朱之学，到乾隆时意识到理学难以维系知识界，转而同时提倡汉学，以汉学、宋学兼而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故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10结合徽州的实际情形看，戴震撰《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有云：“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时婺源知县陈公有子在朝为贵官，欲为先生进其书。”11其后“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韵学三种，进呈贮馆，以备采择，……由是海内益重其学。”1此为明证。

第二，钦定御纂经书。有清一代，顺、康、雍、乾四帝皆特重钦定御纂，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康、雍、乾三代，经由皇帝之手钦定御纂之书凡330余卷。其内容涉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春秋等内容。清人皮锡瑞赞道：“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今鸿篇巨制，照耀寰区，……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2从清帝钦定御纂经书的内容看，已超出以四书为基本文本的宋明理学之藩篱，转而趋向重视对汉学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阐释。清廷在实现经书的钦定御纂后，又将其“颁行学官”3，以之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基本读物，体现了清廷在官学教育中的由先前的独重理学向兼重理学、汉学的转变，这无疑是有助于朴学在全国乃至徽州地区的孕育成长的。

综上，清廷文化政策以文字狱的高压与“稽古右文”的怀柔两手，主观上是出于其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有力控制的需要，客观上却促成了乾嘉学术乃至皖派朴学的形成：一方面，读书人在文字狱高压下埋首书斋，作“稻梁谋”；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圣学所指，海内向风”4的士子争治古学的局面。

另外，在皖派朴学（尤其是戴震义理学）的成因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戴震对清廷“抑王尊朱”策略的“反动”。清廷立国伊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抑王尊朱”的策略。从历史的实际看，这一策略的形成同清初朝廷解决与东南地区士绅的特殊矛盾、打击地方携贰力量的需要有密切的联系，而“包括江浙赣皖闽诸省的东南地区，是朱学和王学的共同策源地。但从明中叶起，后起的王学，在这里已超过了朱学”5。而王学较之朱学，更尊重“人性”、“人欲”的满足，这无疑是不利于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标榜的纲常名教秩序维系的。因此，皖派朴学的策源地徽州地区无疑是清廷实施该策略的重点所在，而戴氏对它的“反动”，则是皖派朴学中义理之学形成的重要因素。戴氏义理学讲求理欲合一，提倡对“依乎天理”的人欲的追求6，而“理欲合性，合二为一等具有自然人性倾向的思想，……是明季王学中左右两派相当普遍的态度，后来在清代思想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戴震、焦循、凌廷堪等皆发挥这种看法”。7因此，受王学理欲合一思想影响甚大的戴震对清廷的文化政策发起了猛烈抨击，他指斥程朱理学是“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8，尤其是对朝廷动辄介“程朱绪言以骫法”的现实提出了控诉。

（三）、西学的影响

日本学者木下铁夫在考察皖派学术时，指出：皖派的学问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在世界史中形成的。此论颇有见地我们说，皖派朴学是思想学术范畴，对它的考察，不能就学术论学术，而应将其严格置于清初社会所处的世界史背景中去考察，西学的影响无疑是这一社会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学自明末利玛窦等人来华，在徐光启等汉族士大夫的倡为同调下，对明末清初的传统思想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皖派朴学策源地的徽州地区所在的东南诸省，西学被士大接受的程度，较全国其它地区尤甚。据《畴人传》所载明清科学家区域分布的情况，可之知道：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其余江西、福建、山东等13地共50人，由之，吴、浙、皖三地科学家总数占全国的95.1%，其中安徽一地占全国的15.9%，换句话说，明清两代，全国每100个科学家中就有16个是安徽人。1我们说，任何文化的承传都有时空的连续性，以江南为辐射中心的西学，必然会对同一地域的皖派朴学的形成产生影响。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致戴震信有云：“宣城（文鼎）能用西学，江氏（永）则为西人所用”。2足见，时人对皖派朴学先驱受西学的影响是有深刻认识的。概括说来，西学在皖派朴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学方法的关联。胡适在论述考证学方法的来历时，指出：考证学与西学两者有一定的关联。3从皖派学术来看，受西学方法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历算学的研究，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4。也就是说，他终身关心天文历算之学，中法、西法兼采。皖学另一先驱江永则私淑文鼎，历法专讲西学，时人以之“为西法所用”。从根本上说，西学乃是一种“质测”之学，注重对事物本质的发掘。而皖学先驱梅、江两人对天文历算的探讨，乃包含有由其中的“数”作为“通例”以寻求“根底”的意思。此点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对“通例”的探求跃然纸上，戴震称江氏“长于比勘”，认为他于“经传中制度名物，必得其通证举世。”5江氏的由“比勘”以求“通证”的方法正是皖派学者走的那条“以归纳和演绎相结合，归纳为主”的治学方法。

第二，治学目的的关联。皖学诸师中，梅文鼎、江永等人于西学，尤其重视其中的天文历算之学，究其根本目的，乃在其“裨益民生”。6诚如戴震在评论西方科技时所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7且戴氏本人也亲自参与实用器物的制作，他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究其缘起，乃在“车人为溉器”，发明之可获“我稼我穑，时惟尔翼。我惟我息，时惟尔力。篝车穰穰，佐我康食”8之功。从这一点上来讲，皖派朴学的经世致用一面与西学的“裨益民生”是相关联的。

第三，治学领域的关联。西学对皖派朴学又一影响是在其治学领域的形成上。戴氏私淑弟子凌廷堪在论戴氏数学时说：“戴氏《勾股割圆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补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9也就是说，皖学中人认为戴氏作数学书，多有沿袭梅文鼎之处，而梅文鼎的治数学方法，又多为西洋成法，则西学由影响皖派学者的治学方法出发，进而引起后者对前者的研讨兴趣，促成皖学的治学领域的形成。同时，西学的传入又引起了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对舆地、测绘之学的研讨兴趣，皖学江永、戴震诸人皆精于此道。江永于地理之学多有撰著，成《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戴震称他精“推步、钟律、声韵”之学。戴震本人深得乃师学问之全，亦精通此学。他以山川为主而求郡县，成《水经注》校注40卷。又成府、州、县志多卷，与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直隶河渠书》诸书。

总之，皖派朴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西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治学方法、治学目的以及治学领域上的关联证实了这一点。

以上所论的是皖派成因中与其赖以存在的“大环境”（乾嘉学术）成因相一致的部分。除此之外，尚有其“徽州因素”的存在，亦即前文已指出的：“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徽商的作用”，“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演进”等3个方面的内容。分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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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学派和学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一定的作用，人所共知，世无异词。章炳麟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1其弟子刘师培则羽冀师说，以“山国”、“泽国”之地区分学术，认为“山国之地，地土墝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2应当说，二氏之论是有一定道理的，结合皖派朴学的特点看，朴实考经证史是其根本宗旨，实事求是是其治学态度，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他们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文献记载徽州之地理环境，或云：“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3；或云：“（吾歙）地隘斗绝，厥土騂刚而不化”4。足见徽州地理环境之恶劣，但它从一方面影响了皖派学术风格的形成，所谓：“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5论者此处直以皖学之“深邃”、“直核”归结为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甚明。

（五）、徽商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认为：任何思想、理论、观点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皖派朴学作为一种思想内容，它的产生自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存在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这一“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徽商。以往学界在探讨徽商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多从其经济因素功能角度考察。其实，徽商除了是一种经济因素外，也是一种文化形态。这里从徽商的经济因素功能与文化形态功能两方面结合的角度探讨徽商在皖派朴学形成中的作用。

徽商首先表现为经济因素功能。明清两代，徽州地理环境恶劣，地“介万山之中”6，地产硗薄，其民多以“货殖为恒产”7，其结果是“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8这些徽州商人在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后，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文教事业。这主要从两方面来讲：

一方面，徽商积极兴办书院。据笔者之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兴建各类书院凡89所，其中，官办者10所，民办者达79所，始建于清顺治以前的有58所（建置不详的除外），它们广泛分布在徽州所属各个地区。由此，我们知道，明清两代的徽州书院中，由民间出资兴办的书院占总数的88.89%，在数目上占有绝对优势。9而能够承担起兴办书院重任的社会阶层中，商人无疑占有极大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官办、民办也不是绝对而言的，一些官办书院在败颓之后，也往往经由民间捐输的方式获得修葺，如歙县紫阳书院就多次重修，其间多次由徽商主持进行，鲍志道即曾“捐银八千两，增置城南紫阳书院膏火，偕曹文敏公倡复古紫阳书院，出三千金以落成之。”1总之，这数目甚多，分布地域广大，兴建甚早的书院，为皖派朴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徽商注重建立塾学。明清时期，徽州民间开设塾学之风兴盛，它们一般由民间自己出资，“各自延师训诲子弟”2。塾学凡分族塾、家塾等形式，其中之设教情形稍有差异，但明清两代，徽州地区塾学设立之多，则无可置疑。（明）黟县汪文宗、歙县江之鳌，（清）祁门郑华邦、婺源张伯熉等皆曾为之。3总之，这些塾学或由塾师自行出资设馆，招收学童；或由富人出资设馆延师教导子侄。这些较之书院分布更为广泛，数量更为庞大的塾学对皖派朴学的兴起作用尤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称之为皖派朴学家的初受蒙学之所。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歙县不疏园在皖派朴学形成中的意义（后文将详论之，兹略论）。

邑志有云：“不疏园在西溪，汪梧凤故宅。梧凤藏书甚富。江慎修于此著《乡党图考》并教学。戴东原辈时来就学。郑虎文、刘大櫆、汪容甫、黄仲则均尝集于此。咸丰时毁。”4

按：不疏园是由徽商汪泰安（1699—1761）创办，历乾隆、嘉庆、道光，至咸丰园毁，是汪氏创办，供后人读书之所。从邑志的记载来看，皖学先驱江永曾设教于此，于设教之具体情形及日后之影响则语焉不详。（清）汪中所作《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记之甚详，其文略云：“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始此两人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是时歙西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向学矣，盖自二人始。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5按：“贡生汪君”指汪梧凤。汪中扼要叙述了皖派朴学在不疏园的发展脉络，并将兴起之功首归江永、戴震，许梧凤以“左右而成之”之功，原因在于：其一，他提供饮食供具，礼致江、戴。其二，斥资置书，招徕好学之士，他们或如郑虎文、刘大櫆辈讲学于此，或如好学之士求学于此。因此，不疏园一方面成了当时徽州地区与其它地区学术交流的中心，另一方面又是皖派学术的策源地。事实正是如此，这些“好学之士”据梧凤自述乃是：郑枚、汪肇龙、戴震、汪梧凤、程瑶田、方矩、金榜、吴绍泽等8人。6此中数人除吴绍泽后改习词章之学外，余7人皆习经学，是为江门七子，他们的学问开创了日后皖派朴学的基本规模。此后，皖派朴学在徽州地区得以广泛传衍，亦即江、戴而后，（徽州）“朴学经师，魁硕迭起。”7

徽商除了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形态上的功能外，尚有体现为文化形态功能的一面。换句话说，明前两代，徽商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出现的，但它在自己活动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促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资本主义，不单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8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必然会对思想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一书，指出：“启蒙时代的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1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想两者间的关联。我们知道，明清两代，徽商活动辐辏的江南地区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主要地域，而当时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顾炎武、黄宗羲、戴震也都长期活动于此，资本主义萌芽与反传统思想在同一地域并代而出，无论如何是不能仅仅简单视之为一种纯粹的偶然的现象结合的，两者之相互关系于此可见一斑。由之，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戴震思想中具有提倡“义理”一面的原因所在。

（六）、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演变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皖派朴学的成立尚有其学术的内在逻辑因素。2

首先考察一下明中后叶以降，理学在徽州的传衍情况。当时，与程朱理学“相对”的陆学经阳明之发扬光大，其后迅速流传、发展，对当时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致在这一时期，王学开始渗透到“程朱阙里”徽州，《紫阳书院志》载：明中后期，徽州“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3，《还古书院志》亦称：徽州“闽洛绝响，遵者寥寥”，而“新建之说，沦人骨髓”。4按：此处的“文成之教”，“新建之说”，即指王守仁的心学。自阳明心学入徽后，对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另一方面，“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 5此后王学、朱学在徽州地区组成各自的阵营，规模影响相当。

降至明末清初，徽州学术与整个知识界的演进一致，风气产生了转换，学术产生了演进。这一过程主要从两个层面上进行：

由王返朱。明末清初思想界掀起“由王返朱”声浪，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诸人开其端。此前，对王学的修正在明万历之时已经开始，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提倡格物，重倡朱学，实际上已启学界由王返朱之先声。这一风气同时也影响了新安理学界，其时“淮南、徽、歙之间，咸私淑东林之学”，其间多有“闻东林之绪论者”，如施璜、吴慎。6吴慎，字徽仲，歙县人，笃行好学，尤致力宋五子书。尝从高世泰游。施璜，字虹玉，休宁人，好学不敢自是，尝过梁溪，访高世泰。按：高世泰，东林领袖高攀龙从子，字汇旃。笃守家学，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施、吴二人皆批判王学之非，提倡朱子格物之学。《清史列传》：施璜“又以文成不道不熄，朱子之道不著”，吴曰慎“以金溪之徒援儒入释，非痛切明辨无以尽绝根株，悉祛障蔽”7。

由朱学兼采汉学。这一路的学者可以江永、程瑶田为代表，他们早期皆为朱学壁垒中人，奉“朱子之学”为圭臬，但同时又有超越朱学矩彠，趋向汉学的一面。江永之学凡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韵无不探颐索引，尤深于三礼及天文地理之学，这是其不拘囿于宋学的一面。同时，他晚年著《礼经纲目》，史称其“引据诸书，厘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8这又是其对朱学继承的一面。其高足弟子程瑶田“笃志治经”，“学长于涵泳经文，得其真解”，戴震尚“自言逊其精密”，9同时，其于义理、象数诸学，也是“无所不赅”，其所走仍是乃师一路，学以宋学为渊源，兼采汉学。

由上可见，明末清初，徽州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由王返朱、由朱至汉的“复古”思潮，

这一思潮同清初整个思想界的情形是一致。因此，我们说，清初由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转变是后者形成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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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皖派朴学的演变

梁启超论清代思潮之流转，将其分作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且以为“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1梁氏此论对研究皖派朴学的演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皖派朴学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一、初创期，从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二、发展期，乾隆中叶至嘉庆末；三、易帜期，道咸以降。分述如下：

（一）、初创期

初创期之皖派朴学以黄生、梅文鼎、江永、汪绂为代表，依其生卒年月，排列如下：黄生（1622—1696），梅文鼎（1633—1721），江永（1681—1762），汪绂（1692—1759）。他们主要的生活年代，都在明末清初，故其治学颇承清初学术之气象，学求实用，务为经世之学，一扫前明苟且破碎陋习，然以值此之时，学者多由宋学而来，故其学多“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2但草创之功不可没，究该期之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规模草创

这可以从治学宗旨与治学态度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治学宗旨初立。皖派朴学的宗旨乃是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我们认为，这乃是清初学术经世致用和朴实考经证史两方面在发展中，地位发生转换——经世致用一面渐为潜流，而朴实考证证史以求义理的内容则获凸显的结果。此期的皖派朴学正经由由经世致用向朴实考经证史转变。一方面，他们继承清初“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3的主张，究心经世之学。宣城梅文鼎为学甚勤，于学无所不窥，尤“有志历学”4。《四库总目》称“文鼎以草野书生，乃能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其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5江永于“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韵，无不探颐索引，尤深于三礼及天文地理之学。”6汪绂之学“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融畅”。7由之，我们知道，此期的皖派学者颇多关注天文历法、古今制度，乃至地舆、阵法、术数等切合实用的内容。二方面，他们又多重视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内容。若黄生由古音以求古义，著书遵汉儒训诂之条例，于“因音求字”多所发明，清人刘文淇甚称之，以为：“夫声音训诂之学，于今日称极盛，而先生实发之。”8

治学态度基本确立。皖派朴学以“实事求是”为其一贯的治学态度。黄生著《字诂》，时人以“于六书多所发明，每字皆有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9称之；后学以“实事求是”10归之。江永著《礼经纲目》，通篇皆“引据诸书，梨正发明”。汪绂有所论，则必“贯彻内外，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诚，偶设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1此三人著书皆以广摭博引为方法，偶立一论，必求其是。从根本上讲，正是他们这种学求其是的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奠定了后世皖派学术“实事求是”态度的基石。

2、由宋学兼采汉学

此期之学者多由宋学而来，以宋学为渊源，兼采汉学，这是此期皖派学术又一重要特点。江永精通步算、钟律、声韵诸学，于三礼尤深，戴震称江永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2江藩以为“非溢美之辞”3。此二氏所言皆江永深邃汉学之明证。然而，他曾注《朱子近思录》十四卷，以朱子《近思录》经明人窜乱，几不可卒读，恐其贻误来学，乃仍原本次第，为之集注，采《朱子文集》、《或问》、《语类》诸书中言有相发明者，采入分注。他又曾作《礼经纲目》一书，“终朱子未竟之绪”4。汪绂之学于六经皆有成书，举凡乐律、天文、舆地、阵法、术数，无不究畅，然其治学“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5，所著《四书诠义》、《理学逢原》诸书于朱学皆有补偏救弊之功，尤当注意者为《理学逢原》一书，书分内外二篇：上篇明体，下篇达用，于“天人性命之微，以及日用伦常之著”，皆“井井有条，通融贯彻”。6由上可见，此期之皖派学者，一方面已开始研习汉学，另一方面又始终未脱宋学藩篱，以之为指归。

3、贯串中西

此期之皖派诸师，承晚明西学传入之遗绪，又以生活之徽州地区颇受西学之影响，故为学多兼采西学，梅文鼎、江永两人尤为此中代表。

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历算、天文之学的研究，为学兼采中西。所著历算、天文之书颇有可观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勿庵历算书记》）“于中西诸法融会贯通，一一得其要领，绝无争竞争门户之见”。7梅氏自己亦以“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相标榜。结合其立论诸篇来看，则知他所作《元史天经补注》《古今天法通考》《春秋以来冬至考》《庚午元法考》诸书皆发明古法（中法）之书，而《四法补注》、《西国日月考》诸书则为发明新法（西法）算书，或正其误，或补其缺也。

较梅文鼎稍晚的江永则私淑梅文鼎，亦精通历算、天文之学，所著有《七政衍》、《中西合法拟草》等书，于文鼎之论多有补正，曾指出文鼎所言岁实消长之误。8

以上所论，乃初创期的皖派朴学，该期皖派学术呈现以下特点：规模草创；学以宋学为渊源，兼采汉学；贯串中西。其学条理虽未完全确立，研究方法亦不甚完善，然而对于学派的最终形成及进一步之发展，意义甚伟。

（二）、发展期

该期从乾隆中叶起至嘉庆末。皖派朴学在该期的发展又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以江永执馆不疏园，“江门七子”出现为主要线索；后一阶段从戴震避仇入都，皖派学术获得长足发展为脉络。此二事，前者为皖派朴学在徽州地区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内容；后者为皖派学术趋于完善，学派最终形成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本节由考察学派在两个阶段上的发展情况出发，进而考察其发展原因及治学路径等内容。

1、学派在两个阶段上的发展情况。

前一阶段以江永执馆不疏园及“江门七子”的出现为标志，这是皖派朴学在发展期上一重要事件，原因在于：

第一，学术阵营初具规模。江永执馆不疏园，从壬申到戊寅，前后凡七年之久，好学之士纷然来学，“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这其中，尤为著者乃休邑郑用牧（牧）、戴东原（震）、歙邑汪稚州（肇龙）、程易畴（瑶田）、方唏原（矩）、金蕊中（榜）及汪松溪（梧凤）七人，即“江门七子”。这七人是皖派朴学在该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二，治学内容基本确立。江门七子皆能传乃师之学，他们或传江永“三礼”之学，汪肇龙、汪梧凤、金榜辈是；或兼精小学、测算、制度之学，戴震、程瑶田辈是。皖派学术之治学方法亦于此时趋于成熟。史称，江永“于古之制度，名物，必参互得其据证”，1也就是说，江氏治学博览群籍，广搜博讨，以“参互”得其“据证”。弟子程瑶田则博学多能，尤喜涵泳经学，于经文“得其真解，不屑依傍传注。”2余如金榜辈，皆卓然一家，其所著礼学诸书，以《礼笺》为最，后人推为“详稽制度，卓然可补江戴之缺。”3之作。

第三，学术著作蔚为大观。在江永执馆不疏园阶段，他及弟子撰著极为丰富，有许多著作在皖派朴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诸江永生平所作，收入《四库全书》的凡十四种之多，除《礼经纲目》及《近思录集注》外，大多完成于壬申（1752年）以后。其中《算学》（原名《翼梅》）、《乡党图考》、《律吕阐微》及《古韵标准》四书，皆成于执馆不疏园时。其弟子戴震在此期间则佐江永“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其始研讨音韵学，亦于此时开始，至若《诗补传》则写成于此间。

不疏园之教，乃是皖派朴学在徽州地区形成发展的重要事件。我们认为，至江永执馆不疏园并“江门七子”出现时期，规定学派成立的治学宗旨、治学态度、方法等要素已基本确立，但此时学派仍拘囿于徽州一隅，尚未形成超越徽州地域范围的完整意义上的皖派学术。由此，我们将江永执馆不疏园及“江门七子”出现时期的皖派朴学作为其发展史上一重要阶段。此后，自戴氏避仇入都，学派突破地域性限制，由徽州一隅传衍至其它地方；主要学者阵营扩大，规定学派成立的3个要素最终确立，皖派朴学作为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完整的皖派学术成立。

皖派朴学进入其发展期上的又一重要阶段，乃是在戴氏避仇入都以后，以以下数事为标的：

乾隆20年（1756），震33岁，避仇入都，会钱大昕，大昕以“天下奇才”4目之。此后，又与一批学问家如王鸣盛、卢文弨、王昶、纪昀、朱筠等结交，他们皆“耳先生名，往返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5此处未明言王鸣盛、卢文弨等人与戴氏结交时间，但据纪昀所作《考工记图序》所云：“乾隆已亥（1756）夏，余初识戴君，奇其书”6。结合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所记，则这数人与戴氏之初交当在已亥（1756）。此为戴氏入都后，学术传衍之一事。

乾隆21年（1757），吏部尚书王安国延之课子念孙。7念孙乃传其声音训诂之学。此为戴氏入都后，学术传衍又一事。

22年（1758），识惠栋于扬州都转运使卢见曾之雅雨堂内，两者“交相推重”8。此次晤面于戴氏学术颇有影响，戴氏作《题惠定宇授经图》，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其书有云：“盖先生之学，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堕未堕，霾蕴积久之业。”且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推求理义。”1此处，戴氏表达了自己对惠栋之学推崇之情，同时又归纳出惠栋的治学宗旨是由故训通理义，而此前之乾隆已未（1739），即戴震17岁时，他已提出了自己的治学宗旨，即“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2的方法。惠、戴二氏之文字虽有出入，但核心之意相同。因此，戴氏与惠氏之晤面，可能是促成他完善由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最后（至少也是重要）步骤，此后，这一宗旨乃为吴皖两派学者共同遵奉之圭臬。近代学者钱穆也敏锐地认识到了惠戴之晤面对戴氏的影响，他说：“东原初入都，其学尚与江氏沆瀣一气，并时学者同推江、戴，……窃考东原论学之变，盖在丁丑……游扬州，识惠氏松崖之后。”3按：丁丑，时当乾隆22年。由之，钱氏亦以惠、戴丁丑会晤前后为戴氏论学变化的重要事件。

概括来讲，这一阶段，皖派朴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术阵营更趋扩大，治学领域更为拓展，学派之社会地位提升。一大批学有专长，较戴氏稍长或与之相若的学者因信服戴氏之学加入皖派营垒中来，卢文弨、钱大昕辈是；或不入皖派营垒，却汲汲以提携朴学之士为己任，朱筠兄弟、纪昀辈是；同时，为数不少的青年才俊开始传习皖派学术，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皆从戴氏学。皖派学术开始突破徽州一隅之限制，传衍至全国其它范围。从此，戴氏小学、测算、典章制度诸学皆有传之者：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典章制度之学则任大椿。其传衍之范围，则不唯徽州之地有后学衍其学，论者所谓：“戴氏既殁，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数学者有汪莱，……治“三礼”者有金榜……胡匡衷……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高邮王氏……兴化任氏……咸与戴氏学派相符。”4徽州而外，江苏、浙江、河北、河南、福建诸地并有传之者，后人以为“盖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燕豫岭海之间矣。”5

2、发展原因

梁任公论乾嘉学术与政俗两者间关系时指出：“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6概而言之，梁氏此言指出了政俗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就政俗与皖派朴学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内容：一为官府的态度，二为民间的观念，前者可以提倡朴学诸贤达为代表，后者可以家学之兴盛为代表，分述如下：

（1）、提倡朴学诸贤达的作用

一方面，主持编纂图书。18、19世纪之际提倡朴学诸贤达（主要是官员），积极倡导编纂大型图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聘请的多为当时治朴学的精英，刊刻的也主要是当时占主流的学术著作。其中朱筠、朱珪、阮元、毕沅等人的功绩尤大。

朱筠、朱珪。朱筠（1729—1805），朱珪（1731—1807），直隶大兴人。二朱皆少有文名，长而出仕后“锐意求朴学之士”7。曾以有诏求遗书，筠上言：请裒集中秘所贮之《永乐大典》。其后朝廷纂辑《四库全书》，首倡之功“实筠发之”8。四库开馆，朝廷征聘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于世的学者，其中皖派诸师亦多有参与其间，戴震以举人特辟入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史称“（戴震）晨夕披检，靡间寒暑”1，所校《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水经注》诸书，皆“详慎不苟”。任大椿，少从戴震学，四库开馆，担任总目协勘官，他“条分义举，钩剔醇驳”2，于礼经“裒辑为多，《提要》多出其手”3，时人以“考订论说多精当，于纂修之事尤为有功”4称之。余如精研经学、小学之洪梧，深晓小学、校勘学之王念孙诸人，皆得获厕其间，一时之间，“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5。四库馆开，对当时的乾嘉学术，乃至皖派朴学的发展皆有深远意义，梁启超以“汉学家大本营”称之，且以之为乾嘉学派获“全占胜利”6的标志。

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元“淹贯群书，长于考证”7。他曾主持编纂《皇清经解》、《经籍纂诂》、《畴人传》、《学海堂经解》等大型图书，令人编写宁波藏书楼天一阁的藏书目录，出资刊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诸书。

大兴二朱、仪征阮元而外，镇洋毕沅（1730—1797）也主持编纂了一些图书，如《史籍考》、《墨子》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及一些汉乾嘉学者的作品的获得出版，使得大批朴学之士积极参与其间，部分学者的论著获得梓行，这些无疑都大大促成了当时学术风尚的转换，也推动了皖派朴学的发展。

二方面，开设学堂。这是提倡朴学诸贤达有功皖派朴学发展又一方面。他们往往重视地方教育的发展，利用自己出任地方官员之便，开设学堂。这里仅以影响较大的阮元为例，予以论述。清人刘毓菘《阮文达公传》有云：“（公）所至必以兴学为教士之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知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皆奉为矩彠。”由之可见，阮元为官一生，前后所设学堂以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为最。它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阮元设立学堂的目的在培养朴学人才，以诂经精舍为例说明。《国朝先正事略》载：阮元浙江巡抚时，“立诂经精舍，祀许叔重，郑康成两先生，延王述庵，孙渊如主讲席，选高才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8，由之，我们知道学堂之设以东汉经师许慎、郑玄为圭壁，所请教师王述庵、孙渊如诸人亦是汉学家。其结果是培养了大批人才，时人以“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9称之。

第二，培养了良好的学术氛围。阮元设诂经精舍、学海堂等学堂时，注重培养自由的学术氛围，拓宽士子的学术视野。从当时学堂的设立宗旨看，乃是以讲求实学为标的，时人吴岳说：“（阮）公之媲浙士于粤士，而孜孜以古训实学相淬励者，上以报国家倚任”。10从其实行的管理措施看，学堂实行八学长集体分工负责制，此举乃为“不立门户，不相党伐”。11课业诸生，则可“择师而从，谒见请业，庶获先路之导”12。而出任学长诸人则各有专长，或“博通古今，兼通汉宋”（林伯桐），或“枕经葄史，无所不通”（吴兰修），或诗书画俱佳（徐荣），皆一时之雅士。诚如阮元自云：“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故训于《仓雅》，……规矩汉晋，熟精筛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1在阮元精心组织下，学海堂蔚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群体，良好的学术氛围得以培养，诸生的学术视野得以拓展。

总之，阮元的开设学堂的活动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术视野的拓展，使得诂经精舍诸子如汪家禧、徐养原、丁授经、洪颐煊、洪震煊、李富孙、李遇孙、许宗彦；学海堂诸子如陈澧、廖廷相、桂文灿等人，皆为一时之后劲，一大批以浙粤两地学者为主要阵营的皖派朴学后劲形成。

（2）、家法、专门之学兴盛

皖派朴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法、专门之学的兴盛，这可视为代表民间观念的一般学者群的活动。家族内部治学氛围浓厚，在同一地域内以家族为核心的经学研究家学化的不断外延和拓展，形成以师长为奠基人，以家学为核心的学术群体。这为皖派朴学在各地的更有力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高邮王氏父子、绩溪朴学三胡皆其中之荦荦大者。

高邮王氏。以王念孙、引之父子为代表。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念孙幼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子引之，字伯申，“能世其学”。论者谓“国朝经述，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自长洲惠氏父子外，盖鲜其匹云。”2

绩溪朴学三胡。三胡，即胡匡衷、秉虔、培翚三人。3胡匡衷，卒年74，字寅臣，号朴斋，绩溪人。于“经义多所发明，不苟与先儒同异。”4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礼书。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一字竹村，匡衷孙，其学“邃精三礼”。5时人以绩溪胡氏“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斐然有述作者无虑十人，海内论家学之盛，于鄞县万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而外，绩溪胡氏实为后劲。”6

高邮王氏，绩溪胡氏而外，仪征刘氏四世（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宝应刘氏三世（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皆为皖派朴学在该期之家学尤盛者，他们或治小学（高邮王氏），或精三礼（绩溪胡氏），或研春秋左氏（仪征刘氏），或通论语（宝应刘氏）。一家之内，数世皆承家法，专治一学，成绩斐然于世。

以上所论为皖派朴学发展原因。

3、治学路径

该期之皖派朴学主要经由三条路径展开学术研究：一派继承戴氏小学、音韵学，方法更加严密，成就更为突出，但抽剥了皖学中的义理色彩，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一派兼通小学、音韵学和义理之学，继承发挥戴震的哲学义理，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这又可分作两条进路：一条以凌廷堪、阮元的“以礼代理”学说为线索，一条以焦循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学说为脉络。一派从皖派朴学正统中分化出来，从尊崇古文学转向今文学，进而走到古文学对立面，以孔广森为代表。上列学者按其生卒年排列如下：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孔广森（1752—1787），凌廷堪（1757—1809），焦  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王引之（1766—1834）。他们的学术活动大都在乾隆中叶以迄嘉庆末造（1821）之前，虽王念孙、阮元、王引之卒年稍迟，但因其主要学术活动仍在嘉庆以前，因此，仍他们作为发展期的皖派朴学的代表人物予以考察，分论之：

（1）、小学、音韵学一派

戴氏之学，其尤显明于当时者，乃在小学及音韵一路。梁启超以“乾嘉以后言古韵者虽多，而江、戴门下薪火相传，实为其中坚。”1称之。训诂之学，“其始能有条理有统系之发见，戴氏震开其始。……戴氏之弟子段玉裁，其训诂之方法更精……高邮王氏父子之工作尤巨。”2足见戴氏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小学及音韵学成就之一斑，详论如下：

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乃在经学，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皖派学者于此用力甚勤，故成“蔚为大国”。要而论之，此期之皖派学者治小学以江永、戴震启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集其成，所涉之领域包《尔雅》、《广雅》、《说文》等：

《尔雅》之研究。《尔雅》一书的研究，戴东原启之，他曾著《尔雅文字考》十卷（书成未刻），其自序有云：“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故“折衷前古，于《尔雅》万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传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3然此书之作尚未完满。其同学专释《尔雅》者为程瑶田，他作有《通艺录》42卷，其中含《释宫》、《释草》、《释虫》篇。弟子从事于斯者，乃任大椿，他作《释缯》等。

《广雅》之研究。戴氏弟子王念孙《广雅疏证》为其中之最著者。据其“自序”所云：该书之作乃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寐其非。”4而成。按：“张君”即《尔雅》之作者（魏）张楫。王氏此书所校，凡原书之讹字、脱字、衍字、错乱、正文误入音内、音内误入正文者，皆有改定。王氏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之法，实承乃师衣钵而来。段玉裁称其书尤能以古音得经义，后人以“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5称之。

《说文》之研究。戴东原于该书用功颇早。据段玉裁《年谱》所记:“先生十六、七，……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6。由此，戴氏之初研《说文》当在十六七，然未有成作。其后，弟子段玉裁承其未竟之志作《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氏此书，影响颇大，时人卢文弨以之为“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7王念孙说此书乃“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8

戴氏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于小学颇有成绩者，尚有阮元、王引之、洪颐煊、洪震煊及郑珍诸人。王引之作《经传释词》十卷，亦为皖派学者研究小学一门之大者。该书乃引之既憾古说经者“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而作，他“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9而成。

小学而外，此期之皖派学者治音韵学成就亦是斐然。众所周知，清代的音韵学，一为古韵学，一为切韵学。清代音韵学，首推顾炎武开山，所著有《音学五书》：《音论》、《易音》、《诗本音》、《唐韵正》、《古音本》。自亭林而后，皖派诸人能承其遗绪者为江永，著《古韵标准》，永弟子戴东原作《声类表》、《声韵考》，东原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皆有撰著，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王念孙作《诗经群经楚辞韵谱》、孔广森作《诗声类》，戴氏之乡后学江有诰亦成《音学三书》，以上诸书皆多有创获。要而言之，他们的成就主要在古韵分部的日益精密上。亭林分古韵十部，永析为十三部，玉裁析为十八部，广森析为十九部，念孙析为二十一部，有诰析为二十一部。总之，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比较各家分韵之异同，可知戴氏数家皆自相师友，学求其是，是之所至，即师说亦不可强许之。因此，取得了很大成绩，王国维总结清代古音研究的情形后，说:“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1古韵学而外，切韵学也是此期的皖派学术颇有成就处。这学问仍由清初顾亭林启之，他著《音论》，论发音之条颇多。皖学大师江永、戴震也讲切韵，江永作《音学辨微》，戴震著《转语》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2

综上，此期之皖派学者的小学及音韵学成就，远承清初顾氏，近接江、戴二人，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或直承乃师未竟之志，或补苴罅漏，发凡起例，渊源有自而成。

（2）小学、音韵学与义理兼采一派

该派以凌廷堪、阮元、焦循为代表。他们部分继承了戴震的义理学，同时于小学、音韵学也有一定的成就。

从小学、音韵学方面看，正如前文所云：戴氏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中于小学颇有成绩者，尚有阮元等人。阮氏之小学成就乃在《经籍纂诂》一百六十卷的编纂，该书仿《尔雅》之例，采唐以前的儒家经典注释，对古代音韵、训诂资料进行全面总结，颇有功后学。阮氏而外，凌廷堪于小学亦多有成就，时人以“（廷堪）于声音、训诂、九章、八线，皆造其极而抉其奥。”3论之。所作《燕乐考原》一书，尤颇可多者。

然凌廷堪、阮元、焦循3人的成就不以小学、音韵学名，而在义理一路。凌廷堪、阮元、焦循三人皆是戴氏义理学的承继者。凌廷堪就当时学界对戴氏义理的颇多诋议，指出：“而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诸后人之定论云尔。”4焦循更是戴氏义理学的信奉者，焦循曾作《申戴》及《读书三十二赞》诸篇，以明心志。史载，钱大昕作《戴先生震传》，盛赞其“考证通悟”5之功，而于戴氏义理著作，则未为称许，焦循于此颇有微词，他说：“如戴震之学，钱氏详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义》一书，所以发明理道情性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至精极妙，钱氏略举之，尚未详著之也。”6足见，焦氏对戴震义理学的崇奉之情。当然，凌、焦二人虽服膺戴氏义理之学，但并不盲从，焦氏曾指出戴氏义理之不足。他说：“循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考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7凌廷堪则不满戴氏批判宋人援佛入释不彻底，所谓“又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以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8进而，凌、焦、阮三人对戴氏义理学进了修正，他们从两个层面上进行：

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以礼代理”的思想。凌廷堪不满戴氏批判宋学不彻底，他直指“宋儒之理义乃禅学”9，并以“开门揖盗，反藉揖者而驱除之。”10讥戴氏。他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作《礼经释例》、《复礼》三篇，前者研究古例通例，后者阐发提倡礼治的思想。凌氏首倡“以礼代理”之论，在学界产生极大之影响，社会上乃出现一崇礼思潮。焦循、阮元等人乃与之后先相倡，阮元有云：“朱子……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之邪说起矣。”1阮元此论以理附礼的思想，无疑是受到凌廷堪的影响的。焦循也阐述了以“以情契情，舍理言礼，舍理言让，及辨析礼、理之异”2为核心的礼学思想。阮、焦二氏与廷堪作同调之鸣，颇开当时学界礼、理之论辩的先河。此戴氏义理学修正之一路。

二方面，由焦循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思想。这是焦循在继承皖学梅文鼎、江永、戴震等人精研历算之学以求得事物之“通例”、“通证”的传统下，在“经言外衣下”建构起的自己的哲学体系。外庐先生早就作出了“戴派的哲学思想是和戴派的数学研究有关系的”3论断。焦循的哲学走的正是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路径，他的“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可用以概括他的哲学观点。由此，他使“易”学成为一种学问体系，以数学求“易”学，并用“易”学形成哲学体系，这种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均衡论”4，其用于治学方法上则体现为“通贯”之精神。他的主要义理作品如《易通释》、《论语通释》等书都贯彻了这种精神。职此之故，我们可称焦氏之哲学为“通贯”之哲学。其在学术上之表现，就在于融会众说，兼容并蓄，不偏主一家之言。阮元在论焦氏之治数学时指出：“我国家……为学之士，甄明度数，洞晓几何者，后先辈出，……而知夫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里堂会通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见。”5此为焦循以“通贯”之精神治历算学之明证。其论汉宋关系则云：“学者言经学则崇汉，言刻本则贵宋。予谓汉学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误。”6换言之，他主张学无论汉宋，兼不可专崇，而当折中于传统而后定其是非。此为焦氏以“通贯”之研几汉宋学之明证。

焦氏而外，阮元也是此一时期以“通贯”之精神治学者，主张学兼汉宋，他说：“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7此戴氏义理学修正之又一路。

（3）、古文学向今文学转向一派

该派以孔广森为代表，孔广森，山东曲阜人，因其叔父与戴震为姻亲，乃从戴氏游，“因得尽传其学，经史训故，沈览妙解，兼及六书九数，靡不贯通。”8所长在《公羊春秋》，成《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广森此书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之论，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时人颇称道其公羊学成就，以为“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9论者遂以其精邃今文学，而否认其为朴学家，其实他仍是以朴学精神治《公羊》，他所奉守的仍是朴学传统，只是非皖派朴学正统罢了。

戈兰

（三）、易帜期

此期自道咸以降，迄清亡。这一时期，皖派朴学发生了易帜，学术发生分流：在前期汉宋兼采基础上，汉宋进一步合流；今古兼采趋势加强；引子入经及经世之学渐趋显明。同时，作为皖派朴学正统的古学一路，仍有学者坚守榘彠。以下，笔者拟从剖析学派易帜的原因入手，论述学术分流的情况及影响。

1、原因

皖派学术在此期易帜的原因，概括说来，可归为以下五个方面：

（1）、通经服古代替经世致用

我们说，皖派朴学发展到乾嘉之际，初创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与朴实考经证史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内容发生了地位转换：前者成为潜流，后者则获凸显。学术进入发展期后，学者取得最大成就者乃是小学音韵学一路，他们多兢兢于由形声以通义理的书本之学，结果多“疲劳精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1]。时人章学诚已敏锐地意识到了皖派学术这一弊端，他在列举戴震主张遍治天文、音韵、典章、名物后方许读经的言论后，批评道：“此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身，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2]章氏而后，嘉道之时的学界更为深切批判皖学流弊，以为它是“考证于不必考之地”，结果是“学术衰而人才坏”3。此些言论皆深中皖学之弊。我们说，皖派学术在清初的初创及乾隆中叶以后的形成发展，并保持蓬勃生机，乃是由于提倡经世之学，坚持走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治学宗旨。但其传衍至道、咸以降，学派中人日渐抽剥了其中的“义理”色彩，他们孜孜矻矻于研讨小学、音韵之学，所谓“通经服古”全然代替讲求“经世致用”及“义理”的追求，此为学派易帜之一端。

（2）、学派内部的分裂

此处的“分裂”，准确地说，是指皖学阵营中人对学派最具生命力的以“义理”为精髓的哲学思想不能继承发扬光大的行为。皖派学术至戴震入都，学派得以最后形成，并获得长足发展。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皖派学术最具有价值的乃在“义理”一路，但戴氏义理之学，生前未获学界之普遍认可，生后亦未获有力的继承。

戴震生前，曾对其高足弟子段玉裁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又云：“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4足见，戴氏生前引以自许的乃是讲求“义理”之学。然而遗憾的是，戴氏生前他的“义理”学未获认同，反招非议与攻诋。其殁后，乡后学洪榜为作《行状》，欲过录他逝前一月所作之系统阐述其“义理”思想的《答彭进士允初书》，戴氏密友朱筠则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5面对戴氏“义理”之学所受之不公待遇，戴门弟子即遍是声名显赫若段玉裁辈亦未曾起而为乃师作有力之辩护。唯学派阵营外之章学诚尚敢于公开肯定了戴氏义理的价值所在，他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以合时好，以为戴氏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6章氏此言诚的论也。但问题是，一个学派的核心价值所在，不为本派中人认可，反由一壁垒外之人赞同之，无论如何都是不应等闲视之的。此为皖派学术内部分裂的一个方面。

凌廷堪、焦循、阮元兼小学、音韵学与义理一路的学者，他们较专精小学、音韵学的学者，较多地继承了戴氏义理学的内容，且对其不无补偏救弊之功。比如，他们的“以礼代理”的主张，客观上有摆脱理学束缚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这一主张并不能进一步推动戴氏义理学的发展，相反它只是成了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继续占据学术坛坫的手段罢了。以故时人说他们是“欲绌宋学，兴汉学，破宋儒穷理之说，变古学之教，而为考证之学。”1余如孔广森由古文学向今文学的转向，最终走到皖学对立面上去。此数者皆为此期皖派学术内部分裂又一方面。

（3）、今文学的兴起

清代的今文学，值“乾、嘉时代，当朴学发皇垄断一时的时候”2，若奇峰突起。皖派朴学营垒中人，亦有于此时转而滑入该阵营中去的（如孔广森）。但彼时今文学尚未占据学界之主导，值朴学一统天下之时，它仍只不得直颜抗行。道咸之际，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此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渐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3今文学兴焉。今文学者就朴学流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魏源作《武进李申耆先生传》有云：“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4。与魏源同时之龚自珍更直以朴学是“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实“琐碎饾饤”5之学。今文之学兴，对皖派学术之易帜颇有影响，后人以“道咸而后，今文之学日昌，惠戴之绪，或几乎息矣。”6论之。

（4）、宋学的反动

有清学术，始终是异彩纷呈，多元并进，汉学、宋学、经学、子学等皆并代而存，从未有哪一门学问被完全倾覆乃至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哪一种学问完全一统学界。汉学与宋学之关系尤是如此：乾嘉之际，前者占据完全之上风，但宋学亦为学界一大纛；道咸而后，宋学对乾嘉之学起一极大之反动。攻诋之尤力者，首推桐城方东树，东树（1772—1851），字植之，号仪卫轩主人，师从姚鼐，后游幕。他著《汉学商兑》一书，力辟乾嘉学术之非，指责他们是“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甚而以“鸩酒毒脯，烈肠洞胃”，如“洪水猛兽，横波荡流”7讥之。私淑姚鼐的曾国藩也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8要而言之，道咸之后，来自宋学阵营的反动，对皖派朴学的易帜确曾发生了极大之影响。清人方惇元极称东树之功，说：“道光初，其焰（按：指乾嘉学术）尤炽，先生忧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书出，遂渐熄。”9其论未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亦颇为在理。

（5）、咸同兵燹  

皖派朴学在道咸之际的易帜，除以上因素外，其学术活动辐辏之区遭受兵火之毁亦是一重要原因。胡适作《戴东原的哲学》说：“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10此论颇有见地。按：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自1852年起，此后十几年中，转战全国多个省份，东南的财富之区、富庶之乡的学校教育之所、公私藏书之室多被兵火，学者亦疲于奔命或枕死沟壑。结合现存之宁国、宣城及徽州等地邑志来考察，情况的确如此：

宁国：（同治）《宁国县志》“艺文志?祭城隍文”：“惟查宁邑自咸丰年间，叠遭逆患，死者千万，枕沟填壑，惨不忍言。”

《学校志?学宫》：“咸丰十年（1861），学宫毁于兵火。”

《书院志》：“西津书院讲席久虚。讲堂亦渐圮坏，至咸丰十年毁于兵火。”

宣城：（光绪）《宣城县志》卷八，《学校》有云：“县儒学……咸丰庚中毁于兵。”

歙县：（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学宫……咸同兵燹之后，邑人设筹工局，重加修葺。”“府学宫……咸丰间毁，同治初地方士绅组织筹工局重建。”“紫阳书院……咸同间紫阳书院毁于兵火。”

以上所引仅宁国、宣城、歙县等地的社会生产、学宫儒学及书院等被兵火破坏的情况。至于徽州之婺源、休宁、黟县等处乃至皖学传衍的全国其它地域，情况亦多如此，兹不赘引。总之，咸同兵燹，对皖派朴学在道咸之后的易帜，影响非浅。

2、学术分流

此期，皖派学术之分流从五个方面来讲：

其一，经世之学起。道咸政俗日渐陵夷，国势日衰，学者开始反思乾嘉学术的弊端，以之与秦近君之说《尚书》相提并论，说它是“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1鸦片役起，更是极大冲击了士子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他们开始返求经世之道。治经者沿及今文，研史者肩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俨然“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2此期的皖派学术也呈现出鲜明的经世色彩。以凌堃的农政思想为代表。

凌堃（1795-1861），字仲讷，厚堂，号铁箫子，浙江乌程人，性奇僻，好异书，与黟县愈正燮相善。仪征阮元为堃之座主，命治经，乃为朴学。所著《德舆子》一书，论时政甚备。核其农政思想之大要，在于他提出了一套比较合理的农副一体的布局结构，他的作法是“得不耕之地数顷，画沟洫，引虖沱委折溉之，成畎田亩稻十五六鬴，分十之二岁作疏防，又分其六七以利佃，经畛缘之，葵韭瓜蔬，渠澄之久，鱼虾育焉。”3按：“畎”，田中的垄沟也。“鬴”：古代量名。“畛”：井田沟上小路，界限。简单来讲，他经营农业的具体措施，不外以下几点：仿古代井田之制，划分田亩；引水灌溉；每亩种稻与休作之数各占一定比例；水沟上种植经济作物；水产生物繁殖其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凌堃的思想体现了有现代意义色彩的生态农业思想。

凌氏而外，余如郑珍的“重农”思想，陈玉树的教育思想、民权思想，皆是此期皖派朴学返求经世的明证。陈玉树慨士习之颓坏，著《教育刍言》三卷；叹民气之嚣张，著《民权释惑》二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及民权思想。4

其二，子学复兴。此为易帜期皖学分流又一途，以汪士铎、陈澧为代表。

汪士铎（1814-1889），初名巽，字振庵，梅村，号梅翁。从绩溪胡培翚游，与杨大堉同精三礼，时号“汪杨”。他重视对诸子学的研究。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与朋友的谈话中，就彼时治儒学者不屑谈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之术的弊陋流露出不满，认为这些知识“百世不能废，儒者亦阴用其术，而阳斥其人尔。”5他十分推崇诸子学，说：“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非）、申（不害）、商（鞅），又辅以白起、王翦、



韩信，配以管仲、诸葛，则庶乎长治久安之道矣”1。按：汪氏所推崇的前贤中，太公、周公、孔子为儒家古圣先哲的化身，韩非、申不害、商鞅辈为法家的代表，白起、王翦、韩信是杰出的军事家，管仲、诸葛则为著名的政治家。因此，在汪氏看来，不唯应尊崇儒家之古圣先哲，即法家、兵家、政治家中的杰出者也应一体推崇。

陈澧（1810-1882），字兰甫，人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与阮元弟子侯康（1798-1837）交，澧“严事之，在师友之间”2。陈澧以西学和子学互证。他曾引《几何原本》和西方的凸凹镜等仪器的原理来释《墨子》，以西算中的“点”“线”来解《墨子》的“端是无同也”及“端体之无序”等概念。又曾引诸子记载来解释新现象，引《孔从子?陈大义篇》中赵王与子顺的谈话，感叹“互变”的历史变化，最终得出“自今以后，勿取其无用之货”3的结论。

其三，汉宋合流。在发展期阮元、焦循等人以“通贯”之精神治学，学兼汉宋的倡导下，这一时期的学者在汉宋关系上日趋显示出汉宋合流的倾向，尤其以阮元设诂经精舍及学海堂所培养出的浙江、广东等地的学者为主要阵营。以黄以周、桂文灿、陈澧等为代表。

黄以周（1828-1889），字伯玑，号儆季，浙江定海人，俞樾弟子。4少传乃父式三之学，初治易，再治群经，而“三礼”尤为宗主。所著有《礼书通故》、《军礼司马法考证》等。

陈澧，所论著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汉儒通义》等书。

桂文灿，生卒年不详，字子白，广东南海人，道光29年（1850）举人，陈奂（段玉裁弟子）弟子，所著有《易大义补》、《朱子述郑录》、《毛诗传假借考》等书。

“汉宋合流”是黄以周、陈澧、桂文灿等人的共同特征。黄以周为学，不拘汉宋门户，承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训；黄以周进而提出了以“礼学”挽救汉宋流弊的主张，他说：“欲挽汉宋学之流弊，其惟礼学乎？”5陈澧则坦言自己对“汉学”“宋学”的一体尊崇，以为自己的学问“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6。陈澧论有清学术，则云：“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7桂文灿也在总结汉、宋偏执一端之弊后，指出：“周公尚文，范之以礼；尼山论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约礼，明辨而不能笃行，非圣人之学也。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8因著《朱子述郑录》。

综合他们的学术思想，可以归纳为：汉宋学术各有流弊，不可专执一端；汉宋学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时期皖派学术的汉宋合流色彩。

其四，今古兼采。皖派学者治今文，较早由戴氏弟子孔广森启之。至道咸以降，学术随政俗的变化而变，更多的学者走上今古兼采一路，以陈立、陈乔枞等人为代表。

陈立（1809-1869），字卓人，号默庵，江苏句容人。师从江都凌曙、仪征刘文淇受《公羊》、《春秋》、许氏《说文》及郑氏《礼》，而于《公羊》尤精邃，所著有《公羊义疏》、《白虎通疏》、《尔雅旧注》等书。

陈乔枞（1809-1869），字树滋，号朴园，寿祺子，福建侯官人。寿祺，会试出朱珪、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又得见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诸人。治经兼采今古，子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1

陈立论学，有云：“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其义益晦，徐彦之疏《公羊》，空言无当。近人如曲阜孔广森、武进刘逢禄谨守何休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2乃博稽广讨，采历来说《公羊》之书，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陈乔枞承其父“钩考三家诗佚文佚义，与毛氏异同者”未竟之志，成《三家诗遗书考》。其论学则有言：“凡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所以传，悉由今文为之先驱……今文之维持圣经于不坠者实非浅鲜。”又谓：“《礼记》本出孔壁，及河间献王所得，皆古文。……郑所改读，略有四例。……一孔之士乃以为郑好改字，非也。”3

由上可见，两陈之学要在兼采今古。他们既意识到今文经在保存经典上的功绩，又为深受学者攻诘的古文经作辩护。他们在指出了以往今文经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古文经救济今文经的措施。

其五，固守朴学。道咸以降，皖学易帜，治朴学者或返求经世之学，或研讨子学，或合流汉宋，或兼采今古。值此朴学颓败之时，营垒中尚有一路学者固守朴学榘彠，俨为皖学最后之护军者，以俞樾、孙诒让等为代表。4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始读高邮王氏书，善之，自是专依为宗，又尝受学长洲陈奂。所论著凡五百余卷，总曰《春在堂全书》，尤以《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为最。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尝与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游，其学“实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5

俞樾的学术一方面继承了皖派的朴实考经证史的朴学传统，他在《群经平议?自序》中说：“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6他仿王引之《经义述闻》之例作《群经平议》，且以之自比附于王氏之书，所谓“余之此书窃附王氏《经义述闻》之后，虽学术浅薄，倘亦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7另一方面，他与此期皖派其他学者一样，瞩意探讨子学，其研究诸子学的成绩集中体现在《诸子平议》一书，其《自序》有云：“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求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8他以研究经书的方法研究子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凡成《诸子平议》三十五卷。               

孙诒让的经学研究，同样也继承了朴学传统，他说：“我朝乾嘉以来，此学大盛，如王石臞（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于经子，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然有功于古籍，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9章炳麟作《瑞安孙先生伤辞》，以孙诒让与俞樾、黄以周皆“承休宁戴氏（震）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俞樾、黄以周）。”1

孙诒让的学术研究，以《周礼正义》为最，其自叙著作缘起，云：“窃思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周礼》）不宜独阙。遂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2孙诒让的著作除《周礼正义》外，尚有《札迻》、《墨子闲诂》、《尚书骈枝》等书，皆颇有创获，论者以“岿然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3与之，洵不诬也。

综上，皖派朴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其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术流派（或学术主张）的最核心的内容乃在其形成之初是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手段，由形声进求“义理”与提倡“经世致用”两手并举。但在发展过程中，它发生了变化，学派中的讲求“义理”色彩逐渐被“抽剥”，先前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内容获得凸显，而经世致用的地位则下降，渐成潜流。降至发展期，先前已获凸显的方法论意义的内容地位更渐上升，进而占据学派之绝对主导地位。虽戴氏“义理”一派由凌廷堪、焦循、阮元继承，但始终未能超出戴氏“义理”学的规模与高度。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并扬弃戴氏“义理”学（此为学派的最具价值的内容所在），就成为这个学派能否永葆生机的关键所在。结果，在易帜之期，皖派学术内部发生分流，外部遭遇来自宋学阵营、今文学壁垒中人的空前攻诋，又遭逢农民战争之重创，凡此诸端并时而出，皖派朴学之推出历史舞台势所难免。



（文章来源：《清史论丛》2005年号）

戈兰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术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用梁氏之言，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他以“考证学”来赅括乾嘉时期学术的作法。事实上，乾嘉时期之学术决不可简单归之为“考证学”，我们倾向于用“乾嘉学术”来赅括它。

2  章氏论清儒，特推重戴震，说“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从理论的系统性、当时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看，自以戴学为长，其致吴承仕书有云：“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章炳麟论学集》，吴承仕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

3  此前，较为系统阐述皖派学术的成果主要有，房建昌：《皖派述略》，《江淮论坛》（合肥），1986年第5期；郭全芝：《戴震与皖派经学》，《文史知识》（京），2000年第6期；曹国庆：《清代的徽州朴学》，《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汪世清：《不疏园与皖派汉学》，《江淮论坛》，1997年第2期；汪银辉《试论徽派汉学》，《徽州学丛刊》。笔者作有较长之论文专门分析其成就得失，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4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40页。

5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集》（五），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8页。

6  王鸣盛：《自序》，《十七史商榷》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王云五主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1  王引之：《与焦里堂先生书》，《王文简公文集》卷4，高邮王氏家集本。

2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集》（五），第2678页。

3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引戴震语，《戴震全集》（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9页。

4  章炳麟：《清儒》，《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5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47页。

6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76页。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5页。

8  王茂：《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3－594页。

    1  王茂：《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1页。

2、3 、7  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六），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74、374页。

4  陈祖武：《清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8页。

5  章炳麟：《清儒》，《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56页。

6  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81页。

         1  陈祖武：《清代文化志》，第168页。

2  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8页。

3  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29－132页；黄爱平：《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第67—71页。

4  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第82页。

1  焦循：《寄朱休承学士书》，《雕菰集》卷13，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3页。

2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研经室续集》卷2之下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3页。

3  汪中：《与巡抚毕侍郎书》，《述学?别录》，四部丛刊初编本，（台湾）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校刊，1981年，第12页。

4  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校礼堂文集》卷35，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0页。

5  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五），第2631页。

6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7，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05页。

7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集》（五），第2678页。

8  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卷35，第317页。

    9  阮元：《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研经室一集》卷11，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26页。

10  阮元：《研经室集自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11  章炳麟：《清儒》，《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56页。

12  阮元：《经籍纂诂》，王引之所作“序”，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第2页。

1  班固：《欧阳生》，《儒林》第58，《汉书》卷88，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603页。

2  张汝舟：《三百年来朴学之学风》，《学风月刊》，第5卷第8期，1935年10月。

3  杨向奎：《缘起》，《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页。

4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4，《亭林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康熙刊本，第5页A面。

5  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81页。

6  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六），第370页。

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2集，1982年版，第1-2页。

8  班固：《儿宽》，《汉书》卷58，第2629页，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9 《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1，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10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所作“序言”，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11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序例》，《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72页。

1、5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13，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4、212页，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2  支伟成：《章太炎先生论订书》，《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6页。

4、6  章炳麟：《学隐》，《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64、263页，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1  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集》（五），第2630页。

2  王念孙：《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序》，《王石臞先生遗文集》卷2，高邮王氏家集本。

3  支伟成：《叙目》，《吴派经学大师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3，章太炎批语，第26页。

4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刘师培卷》，第775页。

5  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中国哲学》第18辑，岳麓书社，1998年9月版，第349页。

1  唯房建昌及（日）木下铁夫及之，详参房建昌：《皖派述略》，《江淮论坛》（合肥），1986年第5期；《关于皖派：据世界史和个人史》，《东洋史研究》44卷3号，1985年12月版，第146－147页。

2、3  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卷7，黄汝成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第240页。

4  颜元：《寄桐乡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

5  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亭林文集》卷2，《亭林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康熙刊本，第3页B面。

6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4，《亭林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3页A面。

7 《黄生》，《清史列传》卷68，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45页。

8 《义府》，《四库全书总目》卷119，第1029页。

9 《黄生》，《人物志?儒林》，（民国）《歙县志》卷7。

10、 11 《江永》，《清史列传》卷68，第5490页。

12 《程廷祚》，《清史列传》卷66，第5330页。

13 《恽鹤生》，《清史列传》卷66，第5330页。

1 《程晋芳》，《清史列传》卷72，第5885页。

2  钱谦益：《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初学集》卷79，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崇祯癸未刊本，第8页B面。

3  钱谦益：《与卓去病论经学书》，《初学集》卷7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5页A面。

4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亭林语，《鲒埼亭集》卷12，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姚江借树山房刊，第11页B面。

5  惠栋：《九经古义述首》，《皇清经解》第31册，阮元辑，庚申补刊本。

6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方植之全集》，光绪乙丑重雕本。

7  章炳麟：《学隐》，《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62－264页。

8  章炳麟：《菿汉微言》，《章氏丛书》第24册，第56—57页。

9  章炳麟：《清儒》，《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55页。

10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

11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全集》（五），第2608页。

1  李桓辑：《江永》，《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10，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周骏富辑，（台湾）明文书局印行，1985年版，第191页。

2  皮锡瑞：《经学复盛时代》，《经学历史》第10，第295页，统计数字据该书第295－298 页内容得出。

3  （光绪）《婺源县志》（总6 函） 卷10，《学校》（1—33）。

4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

5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6  戴震：《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

7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8  戴震：《与某书》，《戴东全集》（一），第211页。

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85—92页，统计数字是据他的表格内容得出的。

2  钱大昕：《与戴东原书》，《潜研堂文集》卷33，《潜研堂集》，吕友仁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95页，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3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第738－749页。

4  梅文鼎：《堑堵测量》卷2，《梅氏丛书辑要》卷40，颐园藏本。

5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全集》（五），第2608页。

6 《奇器图说》，《四库全书总目》卷115页，第984页。

7 《泰西水法》，《四库全书总目》卷102，第853－854页。

8  戴震：《赢旋车记》（壬戌），《戴震全集》（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3页。

9  凌廷堪：《与焦里堂论弧三角书》，《校礼堂文集》卷24，第213页。

1  章太炎：《原学》，《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  刘师培：《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32页。

3 《徽商便览?缘起》，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页。

4 《舆地?风俗》，（顺治）《歙县志》卷1。

5  章炳麟：《清儒》，《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57页。关于自然地理环境对皖派朴学学风形成的影响，尚可参李洁非：《清代安徽学者地理分布之统计小论》，《学风》，第5卷第9期，1935年；梁启超：《清代安徽的学风》，《学风月刊》，第3卷第10期，1933年。

6 《汪伟奏疏》，（康熙）《休宁县志》卷7。

7 《风俗》，（康熙）《徽州府志》卷2。

8  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铅印本。

9  李琳琦：“明清徽州所建书院一览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附表4，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9—55页，统计数字据该书第49－55页内容得出。

1 《人物?义行》，（民国）《歙县志》卷9。

2 《学校》，（弘治）《徽州府志》卷5。

3 《人物?儒行》，（嘉庆）《黟县志》卷6；《清故处士之鳌公传》，（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人物?义行》，（同治）《祁门县志》卷30；《人物?义行》，（光绪）《婺源县志》卷34。

4  许承尧总纂：《不疏园》，《舆地志?古迹》，（民国）《歙县志》卷1，民国二十六年（1937）丁丑印。

5  汪中：《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述学?别录》，四部丛刊初编本，（台湾）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本校刊，第20页。

6  汪梧凤：《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松溪文集》（无卷数），乾隆不疏园自刻本。

7 《人物志?儒林》，（民国）《歙县志》卷7。

8  高翔：《导论》，《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32页。

2  学界较早关注皖派朴学成因中的内在逻辑因素的是周晓光先生，详氏著：《试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3 《汪县尹》，《紫阳书院志》卷12。

4 《吴抑庵先生》，《还古书院志》卷7。

5  周晓光：《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未刊稿。

6  刘师培：《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44页。

7 《施璜》、《吴曰慎》，《清史列传》卷66，第5296、5295页。

8 《江永》，《清史列传》卷68，第5490页。

9 《程瑶田》，《清史列传》卷68，第5525页。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

2  章炳麟：《清儒》，《检论》卷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55页。

3 《陆世仪》，《清史列传》卷66，第5257页。

4 《梅文鼎》，《清史列传》卷68，第5450页。

5 《历算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106，第900页。

6 《江永》，《清史列传》卷68，第5490页。

7 《汪绂》，《清史列传》卷67，第5373页。

8 、10  黄生撰，黄承吉合按：《字诂义府合按》，刘义淇所作《字诂义府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2页。

9  《字诂》，《四库全书总目》卷40，第343页。

   1  支伟成：《江永附汪绂》，《皖派经学大师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5，第72页。

2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全集》（五），第2608页。

3、 8  江藩：《江永》，《国朝汉学师承记》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

4 《江永》，《清史列传》卷68，第5490页。

5 、6 《汪绂》，《清史列传》卷67，第5373、5374页。

7 《勿庵历算书记》，《四库全书总目》卷106，第901页。

1  刘大櫆：《江先生传》，《刘大櫆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夏炘：《程瑶田先生别传》，《景紫堂文集》卷14，咸丰已卯刊。

3  吴定：《翰林院修撰金先生墓志铭》，《紫石泉山房集》卷10，嘉庆庚午刊。

4  江藩：《戴震》，《国朝汉学师承记》卷5，第85－86页。

5 、6 、7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全集》（六），第3396、3397页。

8  王昶：《戴东原墓志铭》，《春融堂集》卷55，塾南书舍藏版，嘉庆丁卯夏镌。

1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全集》（五），第2615页。
2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集》（五），第2587页。

3  钱穆：《戴东原论学之第一期》，《戴东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350－351页。

4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749－750页。

5  马宗霍：《清之经学》，《中国经学史》第12篇，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47页。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4页。

7  支伟成：《大兴朱氏兄弟传筠 珪》，《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25，第339页。

8 《朱筠》，《清史列传》卷68，第5497页。

1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文集》卷39，《潜研堂集》，第712页。

2  施朝幹：《任幼植墓表》，《碑传集》卷56，《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97页。

3  阮元：《集传录存》，《研经室续集》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7页。

4  姚鼐：《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任君墓志铭》，《惜抱轩文集》卷13，《惜抱轩全集》，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1981年版，第6页。

5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上，家刊本。

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5页。

7 《阮元》，《清史列传》卷36，第2820页。

8  李元度：《阮文达公元》，《国朝先正事略》卷21，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626－627页。

9  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诂经精舍文集》（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页。

10  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学海堂集》初集卷16。

11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文集》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

12  林伯桐：《建置?设学长》，《学海堂志》，修本堂丛书。

1  阮元：《学海堂集?序》。

2 《王念孙》，《清史列传》卷68，第5535页。

3  “三胡 ”之称，学界颇有争议。章炳麟作《检论?清儒》，以“三胡”为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三礼》。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以匡衷、秉虔、培翚三人当之。但梁氏诸书又颇多相龃龉之处，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以匡衷、承珙、培翚三人并提。朱维铮先生以章氏之说为是。（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所作注释第2，第4页。）按：朱氏以为秉虔不治三《礼》，实误。秉虔，号春乔，于匡衷为族侄。精擅礼经，成《周礼小识》、《仪礼小识》、《大戴礼札记》诸书。由此，我们认为“绩溪朴学三胡”仍当以梁氏《清代学术概论》所说为是。

4 《胡匡衷》，《清史列传》卷68，第5492页。

5 《胡培翚》，《清史列传》卷69，第5619页。

6  徐世昌：《朴斋学案上》，《清儒学案小传》卷10，清代传记丛刊，第349页。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3页。

2  胡朴安：《自叙》，《中国训诂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5月版，第3—4页。

3  戴震：《尔雅文字考序》，《戴震全集》（五），第2181页。

4  王念孙：《自序》，《广雅疏证》，钟宇讯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5 《王念孙》，《清史列传》卷68，第5535页。

6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附录二”，《戴震全集》（六），第3390页。

7  卢文弨：《卢文弨读序》，《说文解字注》，许慎撰，段玉裁注，上海书店，1992年6月版，第790页。

8  段玉裁：王念孙所作“序”，《说文解字注》卷首，上海北市棋盘街扫叶山房刊，1961年发行。

9  王引之：《自序》，《经传释词》，上海北市棋盘街扫叶山房刊，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

1  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观堂集林》卷8，《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7页B面。

2  戴震：《转语二十章序》，《戴震全集》（五），本书已佚，《全集》存目，第2523页。

3  江藩：《凌廷堪》，《国朝汉学师承记》卷7，第121页。

4  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卷35，第317页。

5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文集》卷39，《潜研堂集》，第715页。

6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1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4－185页。

7  焦循：《论语通释自序》，《雕菰集》卷16，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67页。

8 、9 、10  凌廷堪：《好恶说下》，《校礼堂文集》卷16，第143－144、144页。

1  阮元：《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研经室续集》卷3，第124页。

2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3 、4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541、548页。

5  阮元：《总叙》，《里堂学算记》，《焦氏遗书》，上海受古书店藏版，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6  焦循：《九经三传沿革例序》，《雕菰集》卷15，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2页。

7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

8  支伟成：《孔广森》，《皖派经学家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6，第84页。

9 《孔广森》，《清史列传》卷68，第5529页。

[1]  章学诚：《天喻》，《文史通义?内篇六》，《章氏遗书》卷6，吴兴丛书，刘承幹辑，吴兴嘉业堂刊。

[2]  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氏遗书》卷29。

3  沈垚：《与孙愈愚》，《落帆楼集》卷8，吴兴丛书，刘承幹辑，吴兴嘉业堂刊。

4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全集》（六），第3459页。

5  江藩：《洪榜》，《国朝汉学师承记》卷6，第98页。

6  章学诚：《朱陆篇书后》，《文史通义?内篇二》，《章氏遗书》卷2。

1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方植之全集》，光绪乙丑重雕本。

2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7页。

3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26页。

4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8－359页。

5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定庵文集补编》卷3，《定庵全集》，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据通行本校刊，第9页B面。

6  马宗霍：《清之经学》，《中国经学史》第12篇，第150页。

7  方东树：“序例”及卷上，《汉学商兑》，《方植之全集》，光绪乙丑重雕本。

8  曾国藩：《朱慎甫遗书序》，《曾文正公文集》卷1，《曾文正公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3页A面。

9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汉学商兑》，同治十年刊本卷首。

10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第372页。

1  张璜：《读毛诗传》，《知退斋稿》卷1。

2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王国维遗书》等4册，第25页B面至26页A面。

3  戴望：《凌教谕墓志铭》，《续碑传集》卷74，《清代碑传全集》，第1189页。

4  支伟成：《陈玉树》，《皖派经学家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6，第121页。

5  萧穆：《汪梅村先生别传》，所载之《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330-336页。

1  转引自王汎森：《汪梅翁与〈乙丙日记〉》，《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月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2 《陈澧》，《清史列传》卷69，第5639页。

3  陈澧：《诸子》，《东塾读书记》卷12，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第13页B面、第11页B面。

4  徐世昌：《俞樾曲园学案》，《清儒学案小传》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427页。

5  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75，《清代碑传全集》，第1195页。

6  陈澧：《复刘叔俯书》，《东塾集》，四部备要本。

7  陈澧：《陈兰甫先生遗稿》，《岭南学报》2卷3期。

8 《桂文灿》，《续碑传集》卷75，《清代碑传全集》，第1196页。

1 《陈乔枞》，《清史列传》卷69，第5579页。

2 《陈立》，《清史列传》卷69，第5655页。

3  谢章铤：《左海后人朴园陈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74，《清代碑传全集》，第1194页。

4  学界亦有以章炳麟、吴承仕等人为皖派朴学最后“重镇”的说法。按：俞樾弟子章炳麟，章氏弟子吴承仕皆深受朴学启迪者，乃以皖派之学术至俞樾、孙诒让二人之时，作为一完整之学派已走向终结，章、吴两氏之学不入本文之讨论范围。

5  支伟成：《孙诒让》，《皖派经学家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6，第126页。

6、 7  俞樾：《群经平议?自序》，《皇清经解?经部》，王先谦辑，光绪十四年刊印，南菁书院刻本。

8  俞樾：《诸子平议?自序》，中华书局，1956年版。

9  孙诒让：《寄答日人馆森鸿君书》，《经微室遗集》卷6，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1  章炳麟：《瑞安孙先生伤辞》，《碑传集补》卷41，《清代碑传全集》，第1502页，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2  孙诒让：《序》，《周礼正义》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3  支伟成：《孙诒让》，《皖派经学家列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6，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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