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禁改限：反思春节放鞭炮

夏敏

        2月28日，厦门电视台“十分关注”栏目就春节放鞭炮问题来我家进行现场电视采访。下面是我的主要观点。——作者说明


    一到春节，话题自然转到鞭炮一事上，前溯15年，禁炮律令中的许多城市人眼巴巴地羡慕未禁炮的农人，而今年，所有中国城市由禁该限。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禁炮被彻底认定为是一项匆忙而错误的国策，现在得以更正，这是尊重传统和民意的政治表达。

    虽然我不喜欢放鞭炮，但在政府禁炮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各种场合大放厥词反对禁止放鞭炮的做法。理由只有一个：不能让一个延续上千年的中国年的主要特征——放炮被一声令下的行政命令取缔。如果搞全民公决，禁炮措施绝对通不过。

    但是已经冷清了十几年的城市突然炮声隆隆起来，反倒让久违十几年的中国城市人忧心忡忡起来。因为房子更加密集，火灾隐患在即；逐渐有了环保意识的城市人也明显感到这种传统游戏对环境的破坏，对健康的不利。传统和现代化，官方与民间，在放炮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角力和冲突。

    前些年，禁炮的国内城市人甚至羡慕未禁甚至开禁的国外华人。数千年一路放过来，在记忆深处根深蒂固意味深长的传统，15年前说禁就禁了。面对过年不得放炮的冷清局面，很多人是一脸的无奈与尴尬。有好事者常常提及此事，视其为官民观念冲突的一个活样板。记得2004年2月17日晚央视制作的“实话实说”，感觉到媒体的灵敏度，也感到如今言论的自由度。作为一介小民，对于节日记忆中一直没能淡出的鞭炮，无论放与禁，想必大家都会有很多话要说。

    春节放鞭炮，是这个节日的重要的象征和一种喜庆的习俗表达。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人在放鞭炮时，一个受到鞭炮声音“冲击”的人，只要不受到对方有意的伤害，往往会给予最大的宽容和理解。我小时被鞭炮伤过，一次被蛇咬，十年怕紧绳，从此金盆洗手，不再摸它。以后一看到别人放鞭炮就担心自己或他人被炸，可是看着他人放炮时欢天喜地的样子，也觉得过年就该这样的。

    过年放不放炮，原本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事，15年前城里生长的我们就失去选择的权利。于是经过几年被禁的沉默后，还是抵挡不了舆论哗然，怨声四起。我感到国人对于春节放鞭炮来沿袭本民族的娱乐方式是有自己想法的。小的时候也放过炮的政策执行者们，对中国人放鞭炮的感情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过年放鞭炮，千百年来一直得以传沿，从未有过官方的“禁炮史”，它被民众视为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禁它，反而觉得这样的年过得“无味”“无趣”。会产生自己的东西被干预、被阉割、被肢解的那种尴尬与失语。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禁炮三十多年后开禁，西方唐人街内允许华人过年放炮也表示西方政府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对我们的“鞭炮政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即：民间是否被轻视？中国人过年放鞭炮可以找到喜气洋洋的感觉，西方人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过年感受，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传统，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记忆。放弃传统，靠近西人。我们尴尬，有华人的西方国家也感到不可思仪，他们会说：中国的新年怎么啦，怎么如此静悄悄？

    一个族群都有自己久之成俗的节日表达，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与共识。过年与放鞭炮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或“族群记忆”。数千年来它不断地撩拨我们的民族记忆，使我们这个源自农业不善表达狂欢的民族在祖先遗留的炮仗声中一下子找到我们的民族身份。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农业社会，但中国式的精神狂欢方式并没有说变就变，手禁心不禁啊。农业社会的遗俗必然和工业化社会格格不入了吗？放炮没有碍着中国日益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步伐，二者没有对峙的理由；谁都不会愚蠢到产生一放炮中国就退回到数百年以前的想法。如果循此想法，放炮不就成了阻挡社会前进的罪魁祸首了吗？先抓鞭炮，后抓腐败，哪个更重要呢？

    中国正步入一个日益强大的社会。做今日中国人，都期待自己的祖国经济发展，文化昌明；都希望心情舒畅地生活在自己的有文化特色的国家，在这里科学要遵循，传统要尊重，民意要维护。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千年的遗俗，服气有几人？把过年放鞭炮定性为野蛮、恶俗、不文明，鞭炮成了愚昧落后的象征，那么就意味着以放炮作为喜庆方式的中国人就是愚昧落后的，除了强奸民意的人敢如是说，谁敢理直气壮站出来说这样的话呢。

    放炮有危险，有污染，是谁都知道的。因其有弊便禁，则菜刀能误伤是弊则禁切菜，汽车能伤人有噪音是其弊则禁汽车好了。干吗“禁制”拿鞭炮“开刀”呢？因为鞭炮不像菜刀或汽车得天天使用，而鞭炮无实用功能，只有心理宣泄和精神狂欢功能，心理这东西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就禁它，可是心被禁锢了，表达人心的自由欢乐的希图的传统方式被强制禁止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西方的狂欢节常常有人被踩伤或踩死，但并没有让西方人改变他们狂欢方式。因咽而废食，是中国新年炮禁的重要根源。然而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强权至上。城市老百姓不得接触烟花，社会上层的“表率作用”又如何呢？几年前的上海APC论坛晚会上各国领袖在我们政府的款待下，不是一同在黄浦江畔欣赏中国的烟花爆竹吗？元宵夜厦门金门两地烟花对放烟花是政府行为，百姓放烟花则遭到“严厉查办”，难免让有怨气的人想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谚来。

    现如今也是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法规的出台要有其严肃性和持续性。如果其形成之初就是有误的是匆忙立法的，那就是与民众感情相左的，时间一长也会面临被修正、改造或取缔的局面，否则有令难行，法规之严肃性几同儿戏。禁炮是否忽视了人们在鞭炮中所附加的民族感情，这需要今天的人民权利的承受者们多加思考。其实过年时放炮是一种自发性的娱乐行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放炮不得伤人，不得烧房。炮声起来，人们希望既获得愉悦，又受到法律保护。所以政府应该提倡“文明放炮”。文明放炮大概意指行政布控管理要跟上，每个放炮者要严格尊重法律，凡酿成灾难和恶果者必法办，提倡放炮者要讲文明，此其一；其二，鞭炮产业严把质量关，交管工商严把物流关；传统鞭炮确有改进之必要，如无烟少火少污染等等；其三，法律部门在放炮一事上应充分尊重老百姓对传统文化选择的“自由度”，例如应该规定所有鞭炮制造商在鞭炮包装盒上一律注明“放鞭炮是危险游戏，请慎重使用”这样的字眼，如同“吸烟有害健康”的香烟盒的提示语，以此提醒使用者放炮自觉趋利避害不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策略吗？

    春节禁炮有没有留给老百姓说话的余地呢，有没有给老百姓造成心理伤害呢？这些都需要研究。中国的民调一向不发达，旧日法规制定时又不那么公开，权利在法律制定中的说一不二，常常表现为对无权民众的轻蔑与嘲弄。有人说北京15年前制定禁炮规则时参考了80%民众的意见，这80%是否透明是否夸大，又有多少是铁杆的炮禁支持者，他们当中有多少观点发生了动摇？我在不久前的一次200余人的民俗学课上没有给学生提示任何个人态度的情况下做了一项调查，赞成放炮者占一多半，三十个人不举手表示沉默（说是没想好），反对者只有一个女生。我无意想在放鞭炮上大做文章搞“全民公决”，但是出台“禁令”要慎重，要尊重民意，是小民我的一个想法。面对禁炮15年来愈演愈烈的开禁呼声，执法者是否对一个“禁”字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众声纷纭说禁放，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于是民间也形成放与禁两派。真心主张禁的人，无非这么三种人，一是曾受鞭炮伤害而生反感之心者，二是科学至上主义者以及全盘西化论者，三是近15年在无炮的年节中成长起来的人，习惯了无炮，就觉着有炮是不正常的。真心主张放的人，大概也有三种人，一是文化多元论者，二是人文主义者和部分非官方人士，也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三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为中心的城市逐渐转移的群体，怀旧是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时必然出现的普遍心态，于是故俗成为被个体被承认、被尊重的逻辑前提。

    今年的禁放终于改成限放，这是回到文化本位的一个正确思考。我只是希望，限要成为一种真正的限，否则政策法规成为游戏和一纸空文，加强炮仗管理，安全放炮，文明放炮，是今后的中国年需要亟待思考的问题，因为它毕竟关系到健康和生命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