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玲论文】诙谐与和谐——试论民间诙谐文化与和谐文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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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谐与和谐
——试论民间诙谐文化与和谐文化构建
内容提要：民间诙谐文化是存在于民间的一种文化形态。我国的民间诙谐文化虽一直未受到文化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却是文化的内容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今的和谐文化建构中，民间诙谐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诙谐文化主要包括诙谐活动、诙谐语言和诙谐文学三种基本形式。本文从民间诙谐精神对和谐生活的创造，民间诙谐语言对和谐文艺局面的形成，民间诙谐文化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三方面分析了民间诙谐文化对当下和谐文化构建的调节、补充以及促进作用。
关 键 词：民间诙谐文化    和谐生活   和谐文艺   和谐社会   和谐文化

汉语中的“谐”有三个基本意思：一为“和谐”；一为“诙谐”；还有“事谐”（事情商量好之意）。其中“和谐”、“诙谐”最为常用，“事谐”因带点文言色彩使用频率已经很低。“和谐”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诙谐”指说话有趣，引人发笑。笔者仔细辨析这两个词语，发现它们不仅有意义上的有同有异，还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无论是“诙谐”、“和谐”还是“事谐”，都是一种积极的人际关系或状态。事谐是现实成果，诙谐是手段，也是风格，和谐是总体效果，也是最佳状态。作为文化类型，诙谐侧重于文化内容，和谐则是指不同文化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民间诙谐文化”一词最初是由前苏联思想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提出的。巴赫金发现在世界文学中有一类作品广泛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节庆语言，渗透着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表现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诙谐角度。他称这种文学为“诙谐文学”、“消闲文学”或“节庆文学”。他把所有这些活动、语言、文学形式统称为“民间诙谐文化”。巴赫金认为：节庆活动、节庆语言和节庆文学①是民间诙谐文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民间诙谐文化具有非官方性、全民性、原初性、双重性和乌托邦性质等方面的特征。民间诙谐文化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精神，渗透着人民大众对追求现世幸福、自由的肯定，它解开了人民大众身上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束缚和枷锁，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所以，来自民间的诙谐总是面向现在和未来，乐观向上，充满了积极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
无疑，巴赫金挖掘到了民间诙谐文化所蕴涵的变革力量、崇高精神和积极意义，事实上，他也是以民间诙谐文化理论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支柱。他几乎用自己一生的遭遇来丰富和阐释着民间诙谐文化理论。在巴赫金看来，民间诙谐文化已成为一种无所不能、无懈可击的文化。很明显，巴赫金将民间诙谐文化的意义与力量在一种过度阐释中被人为地放大了。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巴赫金始终将民间理想化为一种不可驯服的、反抗的和不断更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摧毁现状，而从废墟中将产生美好的新世界。”[1](P.377)巴赫金还将民间诙谐文化的发展以中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他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是民间诙谐文化发展的高峰，此前，民间诙谐文化不断发展、上升；此后，民间诙谐文化便逐渐退化、下降。
巴赫金的分析让人们觉得，民间诙谐文化仅仅是中世纪前后的事情，中世纪过后便风光不再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作为和官方严肃文化相对的民间诙谐文化在文艺复兴以后其实并没有“退化、下降”，而是“蜕化、提升”了。“蜕化”了的民间诙谐文化依然保持着非官方性、原初性、双重性和乌托邦性等特征，但其“全民性”特征则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传统诙谐文化中带有的浓重狂欢化色彩的“节庆活动”到后来明显减少。再以后，随着城市化的纷纷崛起，市民阶层的日渐扩大，个性化追求的日益强烈，诙谐文化确实渐渐失去了广场和全民的性质，逐渐成为一种室内的风格和个体的精神追求。由外在的广场走向内心深处，意味着诙谐由有形的形式转向无形的精神；由全民趋向个体，意味着个体诙谐的才能的普及和提高。民间诙谐文化的全民性特征蜕变为个性化，但诙谐的本质未变，或者说诙谐的内涵趋向纵深。从文学角度看，现当代文艺思潮中的黑色幽默、怪诞现实主义等都不乏诙谐文化的特质，而眼下的电视小品、手机短信、网络文学等等更是充分展示了民间诙谐文化的巨大能量。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民间诙谐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它也在不断择取新的手段、更换新的形式、拓展新的空间，不懈地应对、丰富、补充着严肃文化。所以，民间诙谐文化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下的时尚话题，但却具有永久的意义。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文化和谐、世界和谐的必由之路。社会和谐，包括了文化和谐，文化和谐是社会高度和谐的标志。但在此进程中，“民间诙谐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是文化建设中不可轻视的组成部分，它必将在当今和今后的和谐文化建设中产生作用。本文将分别从诙谐精神与和谐生活、诙谐语言与和谐文艺、诙谐文化与和谐社会三个方面逐层探讨。
一、诙谐精神与和谐生活
诙谐精神是民间诙谐文化的核心。诙谐既是生活态度也是生活的技巧。现代社会其实也在竭力运用民间诙谐文化来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据说欧美还出现了一种新企业——笑话企业。1983年华盛顿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广播电台WJOK，整天广播笑话和喜剧，常常令人听了捧腹不已，收听率很高，颇受听众欢迎。巴西还有个电话服务系统——“笑话台”，有专用号码，是企业家布拉沃首创的，如今已经在巴西三百多个城市普遍使用，并在欧亚非一些城市推广。[2](p.30)我国的民间诙谐文化渊源久远。但最显著的是明清时大量诙谐文学作品编纂、刊行。明代陆灼著的《艾子后语》，冯梦龙编的《广笑府》、《古今笑》、《智囊补》，浮白斋主人辑的《雅谑》，江盈科著《雪涛谐史》，潘游龙的《笑禅录》，文林撰的《琅琊漫钞》，起北赤心子辑录的《新话摭拾》等；清代石成金撰的《笑得好》，褚人穫辑的《坚瓠集》，游戏主人辑的《笑林广记》，钱泳撰《履园丛话》，独逸窝退士辑的《笑笑录》，铁舟寄庸辑的《笑典》，小石道人辑的《嘻谈录》，丁治棠撰《仕隐斋涉笔》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现都说明了那时或在那以前，现实生活中必定出现过一个民间诙谐文学的辉煌时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森严壁垒的宋明理学也行将在这个时期达到极至，另一方面嬉戏滑稽的民间诙谐文化同时在潜滋暗长。两者相反相成，相应成趣，以令人费解的方式并存，且几乎在同一时代达到高峰。若从更深层次分析，笔者以为，正如游戏是人类的天性一样，长期封建礼教的压抑的结果必然导致某种逆反情绪的迸发。这是一种深埋在人类心底的狂欢情结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含蓄的中华民族并不缺乏诙谐精神。
日常生活中的诙谐精神表现在人们遭遇矛盾时，常常采用智慧的方式化解。据说，在民间和谐文化理论的创始人巴赫金的故乡，那里的人们的表演才能和想象力就相当高。许多对时政的批评都以诙谐的方式出现在那里。在60年代，当前苏联市场上买不到手纸和洋葱时，就编出了这样的幽默对话：
现在对苏联人来说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手纸里包几个洋葱头。
当苏联粮食减产而要从国外进口粮食时，人们说：
我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新品种的小麦——什么新品种？
把种子撒在这块土地上，在那块地上长出粮食来。
真有这样的小麦吗？——那还假得了，你看，在哈萨克播种小麦，却从美国和加拿大源源不断地把小麦收了回来。
当新闻广播中说肉类和蔬菜如何丰足而市场上却买不到时，有笑话说：
有个办法可以使冰箱里充满了好吃的东西。——什么办法？——把收音机的插头直接插到冰箱上去。[2](p.32)
比之与针锋相对的批评或硝烟弥漫的战火，诙谐显得温柔敦厚多了，所以，笔者认为民间诙谐精神又是一种善意的、温和的处世方式方法。
诙谐精神在不同性格的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中国文化比之于西方是一种内敛的文化，所以，中国人表达狂欢的方法也和西方有所不同。积淀千余年的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积聚起来的主要是一种诙谐的精神。诙谐精神一般完全立足于大地、立足于物质现实，它不会无望地追求超越和永恒，而是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变化运动中，从人类整体代代相续的繁衍更迭中获得无尽的生命力。所以，近代中国虽然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连绵不断，但在民间，依然不乏笑谈如常的时刻，那就是在诙谐精神驱使下的各类诙谐活动。诙谐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观察世界的统一而又十分独特的角度，它包括一种独特的对世界和人生狂欢节式的生存感受。是一种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潇洒和幽默。巴赫金关注的诙谐活动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气氛，人们在这种气氛中暂时摆脱了一切等级和阶级、行会隔阂，一切规范和禁令，一切现有的制度，进行不拘形迹的接触和自由自在的交谈。在我国，当全民性有形的诙谐活动的外在条件不再具备时，诙谐精神自然向人的内心世界延伸，或者转向虚拟的狂欢空间。于是，我国的民间诙谐文化较多以生活故事和笑话的形式出现。
诙谐幽默是一种处世智慧，和谐生活通常表现为采用诙谐的方式实现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虽然生活有时很艰难，虽然现实有时充满荒诞，但在诙谐精神的笼罩下，矛盾在和谐的笑声中失去了锋利，人们也在和谐的笑声中变得宽容。诙谐总是和笑相连。诙谐引发的笑声有表层的滑稽可笑和深层的会心幽默。笑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表现，其实与理智有一定的联系。笑本质上是一种感悟，一种对事物认识的升华，是一种理性的通达的表现。笑也是一种对矛盾的解脱，它给人以极大的快感，使人身心舒畅，所以笑是人人都喜爱的，对人身心体健康都很有好处。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笑还可以治很多病。从生理学上看，笑能解除紧张的情绪，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良好的调节作用，从而影响到内分泌和全身各种机能的改善。
笑是一种精神美，而诙谐精神又是这种精神美产生的文化根源之一。笑，是长青的生活之树上最灿烂的花朵。笑是人类最美的表情，笑口常开是人类幸福的表露。和谐生活是和谐社会的实在内涵，也是和谐社会最为现实的标志。诙谐能使人身心愉快，使人对生命的每一跳动，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论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3](p.15)保持一分诙谐精神，树立起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一种健康的身心姿态，宽容地对待人际矛盾，在游戏和玩笑中释放各种压力，举重若轻，笑脸面世，这样的生活，不亦乐乎？
二、诙谐语言与和谐文艺
汉字的“诙谐”二字皆为言旁，字形上已暗示出这个词的本义和言语有关。“诙”“谐”都有戏谑、用语言开玩笑、戏弄之意。“谐”另有“合众意”义项。文学是语言艺术，民间诙谐文艺是民间语言诙谐的提炼和升华。诙谐语言是诙谐文化最生动的表现。巴赫金的民间诙谐文化理论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或者叫做狂欢化诗学理论。他的民间诙谐文化理论是在分析拉伯雷等人的作品后归纳出来的。无论是诙谐活动还是诙谐文学其实都离不开诙谐语言。因此我们说诙谐是语言的一个重要本质也许并不为过。而当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式的全民性的诙谐活动蜕变为个体为主的诙谐活动，偏重于追求一种诙谐精神时，诙谐语言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当初共性化的诙谐转化为众多生动的诙谐个体。诙谐文化的真正繁荣正是众多个体掌握了诙谐精神，形成了个性化的诙谐语言。
民间诙谐语言最集中地表现在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中。其实，我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对民间诙谐作品并没有漠视。古代最伟大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对诙谐作品推崇有加。《文心雕龙》中有一篇专门分析诙谐作品的，叫《谐隐》，在这篇文论的末尾，刘勰还写了一个总结性的“赞”是这样说的：
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认为诙谐作品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解除人们的困苦。不能因为有了其他文体而把它们忽视了。诙谐作品能合于道义，适应时事的需要，对讽喻劝诫人们改正缺点，是很有好处的。在一千五六百年前的刘勰就能对民间文化有这样的认识，真正无愧于魏晋这个伟大的文艺盛世，也难怪像《世说新语》这样的文人诙谐经典会出现在这个时期。
民间诙谐语言本来是民间的产物，但在被文人吸收以后诙谐语言就不仅仅是民间的专有物了。与我国文学经典《诗经》、《楚辞》也是秉承了民间文化精神一样，无法不受民间诙谐精神濡染的历代文人作家们会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或展示这种传统。所以，追究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文学、怪诞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化根源，都会通向民间诙谐文化。在我国，建国以后伴随着我党眼光向下的创作政策，随着作家创作中民间理念的深化，文人作家争相从民间文化资源中吸收营养。特别是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同样也和民间诙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当然，最充分地体现了民间诙谐文化精神的语言作品主要还是那些直接出自民间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故事、民间笑话、地方曲艺等等堪称民间诙谐语言的大荟萃。我国当代著名的幽默大师老舍先生就对笑话进行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他本人也会讲很多笑话。老舍这样来评论民间笑话创作：“我有很多文艺界的友人，可是没有见过任何一位会写出一个足以使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人听了都发笑的笑话。笑话的创造几乎是被老百姓包办了的。”[4](P.7)当然，文人创作的笑话也是有的，但真正的广泛流传的精彩的笑话，还是主要来自民间。
文艺领域对民间诙谐语言资源的充分利用远不止文学，民间戏剧、现代相声、小品、喜剧等语言艺术形式，大多都以诙谐的语言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我国难得一见的全民性的狂欢节。在晚会上，笑声常常来自诙谐语言或诙谐动作。相声、小品或情景剧一直是赢得掌声和笑声最多的节目。近年有席卷全国之势的东北二人转更是民间诙谐文化的生动展演，其说、噱、逗、唱、浪等带着浓重的原生态的诙谐文化色彩，据说二人转在大都市也很深受欢迎。当今信息社会，人们“表达”自己的手段无限增多。在中国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以后，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也成为诙谐语言新兴的使用空间。这几乎将民间诙谐文化的功能扩展得无边无垠。虽然是虚拟的，同时又是近乎真实的互联网让无数的网民再次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倾诉平台。许多人不仅在这里找到真实的自己也发现了快乐的自己。民间诙谐文狂欢的时空有再度复兴之势。
文艺的和谐，我们常常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最理想的状态。但在官方严肃文化绝对强势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双百”方针何其难哉。西方从17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新的君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局面，形成了以理性主义哲学和古典主义美学为核心的新的官方文化，节日狂欢生活逐渐被国家化和日常化，成了个人的、家庭以至室内的日常生活，成了歌舞升平的表现形式。往昔的节日特权逐渐被限制，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被一般的节日情绪所取代。西方到了18 世纪，民间诙谐文化仅以各种各样的弱化形式存在，显得极为贫乏和无力，对人们的生活，对文学，对人们的世界感受的直接影响已近乎无关紧要。而在中国，民间诙谐文化本来就没有能够像西方那样汪洋滋势，一直处于抑制状态，没有能够得到长足的生长。连小说都不屑正视的正史资料不可能记载诙谐文化的踪影。笔者仅据众多的诙谐作品集中能窥视出诙谐文化曾经的辉煌。
建国以后，虽然党和政府提出了“双百”方针，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文艺界不仅没有能够出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而且民间诙谐文化也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失却了民间诙谐色彩的文学园地变得十分黯然。但被压抑、被忽视并不意味着被取代、被灭亡，民间诙谐文化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其实一直在发生作用，特别是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文学受到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高度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大批鲜为人知的民间诙谐文学得以面世。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扶持和保护民间文化，扶持和保护民间文学的任务。中国文艺迎来了和谐发展的大好机遇。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诙谐语言作为民间诙谐文化所饱含的一种特殊的形象观念和审美观念，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并在新时期得到了各种文艺形式的大量吸收。一种新型的和谐文艺局面有望形成。文艺园地，百花盛开，芬芳四溢，雅俗共赏，人人会讲笑话，个个能说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在文艺中找到自己失落的或理想的精神家园，这样的文艺，不亦悦乎？
三、诙谐文化与和谐社会
无论是和谐生活还是和谐文艺，都还只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领域。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的和谐。如今党和政府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实现文化和谐的重要举措。也显示了官方文化对民间文化主动开放的姿态。一般来说官方文化是一种严肃的文化。诙谐文化与严肃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本来是平等的，但在国家阶级形成后，民间诙谐文化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本身既是对广大人民的生存的漠视，也是对人们在强势的严肃文化面前对自身存在的无可奈何的一种表现。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了主，但此伏彼起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许多民间文化都被当作了封建迷信革了命。新时期正本清源，民间文化再受青睐，民间诙谐文化也再次获得了生机。
其实，诙谐文化和严肃文化对人类的文化建设而言是殊途同归的。民间诙谐文化所包含的世界观是包罗万象的，但它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尽管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非主流的生活理想和生存追求，但它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如各种民间演出、风俗习惯、礼仪形式、文学样式、语言形式等。巴赫金把诙谐文化的深层本质同人的本性的回归，同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联系在一起，是十分中肯的分析。他说正是在狂欢节的笑声中，“人回归到自己，并且在人们之中感到自己是人。”[5](P.12)这和马克思的人的复归的理论不谋而合。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诙谐文化偏于感性，严肃文化强调理性，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是健全的人。而且，诙谐和严肃性是对立的，但并不绝缘。因为诙谐具有双重性②，它又可以看作对严肃性的净化和补充：“诙谐不让严肃性僵化，不让它与存在的未完成性失去联系。它使这种双重性的完整性得以恢复。”[6]（P.472）让严肃性回到它与世界的整体性统一中，这样又使得诙谐具有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力量，具有了解放功能。
所以，民间诙谐文化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对话的欲望。民间诙谐文化与官方文化的不同，可能也就在于对话与独白的区别。如果官方文化总是独白，那么最后只能导致思想、语言的停滞和僵化。而民间诙谐文化则永远是对话式的，这不仅是指民间领域的文化对话，也指民间与官方展开的对话。只有对话才能带来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巴赫金提倡的民间文化，是在与官方展开对话、交流、融合基础之上的民间文化，而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民间文化。下面是一则民间笑话：[2](P.133)
某厂，工人问厂长秘书：
“厂长看戏，怎么老坐前排？”
“那是带领群众！”
“可他看电影怎么又坐中间了？”
“那叫深入群众！”
“来了客人，宴会上为什么总有他？”
“那是代表群众！”
“整天坐办公室，从来不下车间见工人面，这又怎么说？”
“傻瓜，这都不明白，那是他相信群众嘛。”
这个口口声声不离“群众”的厂长，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官僚。但在民间，只需用这些诙谐的笑话、故事，就已经产生了讽刺性效果，并希望借此与官方发生对话。这类幽默笑话在群众中的宣传作用有时要比报纸社论还大。正是因为民间诙谐文化有了这种对话的性质，文化“才能获得处于形成发展中的生活本身那种轻松愉快的相对性，从而不陷入抽象教条（自言自语型）的僵化之中。”[7]（P.230）
文化的对话性起因于生活的对话性，巴赫金认为生活中存在的一切都是矛盾，也都是对话的。“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7]（P.79）因此，文化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发展，才不会使文化陷入教条和僵化。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只有同其他领域的文化发生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文化。说到根本的一点，民间诙谐文化视野中人的生存方式带来的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肯定与尊重，一种对人的整体性的尊重，以及一种对人的未来的确定与乐观精神。在民间诙谐文化构成要素中，无论是肯定感官愉悦的怪诞的肉体形象，或者是粗俗、下流的民间语言，我们感到的都是一种欢快、昂扬的乐观精神。在狂欢节的笑声中，人们是感性而欢娱的，冲破了理性的种种限制与束缚，人们单纯地享受着来自人性本身所需要的快乐，看到了人的生命力。
这种来自民间的诙谐文化对当前中国的大众文化也有着极大的引导的作用。它在引导着中国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提醒我们尊重并肯定人的自身价值，确定人们追求现世及未来幸福的勇气和精神，而这些也都是大众文化的精髓和源泉之所在[8]。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总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它永远处在与官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断汲取其中的营养来发展壮大自己。在文化的平等对话中，使对话代替独白，使文化在交锋和对话中得到不断发展，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诙谐文化理论也体现了一种对话精神。
当下官方文化所选择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示了政府难能可贵的民间立场，这在文化上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这种民间立场饱含了对人的整体性的确定，是一种对人身、对人的感性的肯定和尊重、对人追求现世幸福的肯定和尊重。庄谐并举，全民共建，对话交流，乐观向上，政通人和，这样的社会，不亦和谐乎？

注  释：
①也可译为“狂欢活动、狂欢语言和狂欢文学”。
②诙谐文化的双重性是指在狂欢节的笑声里，有死亡和再生的结合，有否定（讥笑）和肯定（欢呼）的集合的特性。巴赫金说“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他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见参考文献[7]，P.180。）

参考文献：
[1]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M]，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转引自段宝林《笑话——人间的戏剧艺术》[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邵全正、王奇章《祝您长寿》[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4]老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851年版。
[5]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C]，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巴赫金，《小说理论》[C]，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C]，见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三辑（2）》，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8]参阅倪慧《狂欢节的笑声》，浙江师范大学，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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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开学，是不是我来——迟了——

锺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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