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门的文化之七

人间一笑

第七节　宫门内外
　　
　　1.“天子五门”
　　
　　汉代初年，刘邦征战在外，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东也筑阈、北也筑阈。刘邦回，眼见不但修了宫中殿，还修了宫门阈，殿壮丽，门壮丽，怒而责问：天下成败尚未可知，为何有此大兴土木的过分之举？萧何自有道理，他对刘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刘邦闻言，化怒为悦。其中道理，正如唐诗所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皇家建筑气势磅礴的空间大组合，在古代，可以“宫阈”“宫闹”称之。宫与阙、宫与闱，这阙指的是皇城的门，这闱说的是宫内的门。深宫九重，可望而不可及，那造成距离感、生出帝王威的深不可测，不仅在宫之殿，也在宫之门。唐代诗人的笔触写到这种神秘感。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如九重天门一样，宫门打开一道又一道。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虽是骊山行宫，宫门却也是层层叠叠。此外，更为民间所熟悉的模式，那被舞台搬演、被艺人说唱的午门，一声“推出午门”，带给艺术的矛盾冲突还小吗？
　　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大筑郭邑”，然而仍被南朝人讪笑。《南齐书·魏虏传》讲到两条，说“妃妾皆住土屋”，再是说到宫城大门——“门不施屋”，后来“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没有高大的城门楼。历史是发展着的。到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易风俗，吸收汉文化，举措之一是大兴上木。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建门楼。《洛阳伽蓝记》：“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如云也。”高祖即孝文帝。北魏统治者改革图强，又肯兼收并蓄，郭邑宫城大改观。巍然壮丽的金镛门楼，不仅表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不甘示弱，也显示着北魏王朝的威仪。
　　这就是宫门。南朝人曾以“门不施屋”、“不知为重楼”相奚落，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建起高大门楼，看你南朝人如何轻蔑？南北朝，南方人、北方人都那么看重宫门建筑的规模，其中自有道理。
　　皇宫大门的故事不胜枚举。宫阙宫门，称孤道寡者的门户，它的启闭开阖，进进出出，占了“二十四史”多少的篇幅……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初，在汴京修宫城，诸门及宫殿在一条线上，唯大庆殿与端门少有偏差，“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有载。《邵氏闻见录侧记，“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那位太祖皇帝感叹： “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
　　一条中轴线，串起诸多的门，——包括宫殿的门，和那些称为门的建筑。这是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格局。
　　中轴线是子午线。《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区别了中轴线的首和尾。老年代里，北京人称地安门为“后门”，便因为它处于中轴线的末端，且坐南向北。
　　与南面称王相对应，是北面称臣。《水经注·浙水》：“《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故北其门，以东为有，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越王勾践向吴称臣，为表示降服，北面开门；双阙建在北门外，更强调了甘心“北面”的样子。然而，“北其门”的勾践却在卧薪尝胆，“北面”为了争取“南面”。门的开向，竟如此生动形象地凝聚了吴越争霸的历史一页。
　　中国古代皇宫建筑南北纵向排开的平面布局，早在《周礼》中就列出了。它是建筑群的组合模式，也是宫廷礼俗的格式，是凝定了君主专制精神的一种铺张排场。
　　外朝、治朝、燕朝，“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周礼》未明写，汉代的郑玄予以注出。燕朝连着“寝”。这样纵列成串，长长一串建筑群，既阻隔又连通，既利用门的出入口功能，又赋予它标志性功能。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画出皇家建筑布局的框架，六宫六寝之前，是五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道大门（图57）。
　　“天子五门”，讲的不是偏门角门，而是指中轴线上的五段分割。汉代郑玄为《周礼·天官·阍人》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对于五门的解释，《古今图书集成》载有一段文字，其与郑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
　　五门的基础上，又有九门之说。《礼记·月令》注：古天子九门，一路门，二应门，三雉门，四库门，五皋门，六城门，七近郊门，八远郊门，九关门。这是在皇城五道大门的序列之外，再续以城门、郊门和关隘之门。
　　五门之制，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明清两代，皇帝将北京宫禁的规模发展到了极致，那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仍可见“天子五门”的影子。天安门（明宫承天门）为紫禁城正门，向进深，端门、午门、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乾清门。乾清门内是后宫生活区。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出乾清门向前，至太和门，这一段中轴线上排着保和、中和、太和三大殿。太和门相当于五门之制中的应门，应门意谓应治。再向前是午门，相当于雉门。再向外，相对应的是，端门与库门、天安门与皋门。
　　皇城建筑凝固着封建社会的政治仪礼。其中轴线上，门、殿及宫的排列，正如古老象形字的竖写铭刻，它写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易·说去》著名的话。
　　“天子五门”。门之为用，且听以下分解。
　　
　　2．天安门金凤朵云颁诏书
　　
　　天安门，明代叫承天门。这是明清皇城的正门。《明宫史》：“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其当合于“天子五门”的头一道，即所谓皋门。每遇大典，在此举行颁诏仪式。
　　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牌画集，刻成于日本文化二年，时值我国嘉庆七年（1802年）。书载天安门颁诏图两幅，其中一幅（图58）画面是，礼部官擎朵去于城楼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宣诏官于城楼上，绳系衔诏金凤。书中说：在此门的堞口设金凤朵云。颁诏时，宣诏官身穿朝服，领耆老行礼，用朵云接过来，诏书由金凤含在口中而下降。
　　天安门颁诏，沿袭了宫门阙上颁布法典的传统。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举行隆重的颁诏仪式，可烘托出一种庄严的气氛，显示帝王气象，天安门以其雄伟，又系皇城门户，“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诏曰”，正可以在此宣示天下。
　　金凤朵云之说，所出有据。《事物纪原》“凤诏”条“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口而颁之。宋大礼御楼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龙始也。”
　　石季龙是个暴虐而奢华无度的帝王。《晋书·石季龙载记》写他搞木凤衔诏的新花样，近似于游戏取乐：
　　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交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石季龙之举，本非庄严，却启迪了后代王朝的思路，为把宫廷礼仪编排得繁文缛节，以示威加四海的帝王气派，这木凤颁诏的形式不妨用一用。再没有游乐寻开心的味道，它成为一种庄严的盛典了。
　　颁诏仪，有清一代发展到了极致。《清史槁》说，颁诏之日，太和殿前具卤簿，丹埠内植黄盖、云盘。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预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讫，铺黄案。皇帝到太和殿，一番礼仪毕，将诏书置于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再至天安门外，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宣读官在台上，众官员跪听宣，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诏书，系以彩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员行礼。
　　天安门也曾颁布遗诏。清顺治帝崩，“颁遗诏天安门，群臣素服，三跪九拜。宣华，举哀。礼部誊黄，颁行各省”。
　　
　　3．好厉害的午门
　　
　　明清故宫中轴线上一座座巍峨大门，除天安门外，论知名度要数午门为最了。午门建筑平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面呈凹形（图59）。刘敦帧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指出，故宫两则凸出，用廊庑连接，是门阙形式的最后的残余。从成都汉画像砖上的双阙（见图14），经河南禹县宋代石幢表现的凸出于城门的双阙（图60），到故宫午门的造型，可见宫门阙的发展脉络。午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此前朱元璋在南京建阙门，叫午门。北京故宫午门含有门阙结构，这可视为直接来源。
　　午门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建楼五座，俗称五凤楼，煞是壮观。两侧凸出的阙，形成相对围合的空间，使人产生压抑感，更觉高大午门的威严气象。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的评论，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午门在天安门和端门之后，依“天子五门”的古制，午门相当于雉门。“雉门者，取其文明也”。明代《明宫史》：“居中耸然而向明者午门也，钟鼓在焉，旗纛有焉”。午门城楼上设钟鼓亭，每当太和殿举行大典时，午门上钟鼓齐鸣。
　　午门是举行献俘受俘礼的场所。《清史稿》记：
　　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国，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
　　清帝受俘的场面，何等风光。献俘礼因午门而益发气势如虹，午门因献俘礼而更添天阙帝阍的壮丽气象。同为军礼，御驾亲征时，皇帝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午门上鸣钟鼓，军士鸣角螺；命将出征时，出师前一日，午门前颁衣马弓刀，行日，在午门外颁大将军敕印。
　　行嘉礼，讲排场，午门也是展示繁褥礼节、张扬皇权尊贵的地方。乾隆帝86岁归政嘉庆，授受仪的重头戏唱在太和殿。午门外五铬、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仪式的关键场面安排在慈宁宫。午门外设龙亭、香亭，三品以下大臣集午门外。宫内典礼，同治帝率群臣三跪九拜，实况由鸣赞宫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后来，光绪帝亲政，午门前又上演了这样一幕典礼。
　　太和殿的常朝，是重要的宫廷仪礼。如果逢常朝之日，皇帝不到金銮殿上坐龙椅，官员们要行礼午门外，算是象征性地有所表示。《清史稿》记，“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测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一道午门，坐北朝南，以一座门而代宫廷、代帝王。其实，午门的建构，本身即有“九五之尊”的含义——午门正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正合《易经》“九五，飞龙在天”的帝王数字。
　　午门的威严，在于它宏伟的体量、尊贵的含蕴，在于它所据中轴线的位置，还在于它的功能。其所派用场，除已讲到的外，另有一项在民间流传甚广，即“推出午门”云云，——这实际上是对于廷杖的添油加醋的传说。
　　把宫廷中轴线上的一座门称为午门，始于明代。在午门下棒打朝臣的廷杖，也始于明。《明史·刑法志三》列举“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首先列举的就是廷杖。明代皇帝在奉天门（清代名太和门）御门听政。奉天门与午门相望，皇帝要杖责朝臣，行刑在午门下，就距离而言挺便当。
　　廷杖由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大打出手。明代朱国恢《涌幢小品·廷杖》记：“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然尤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逆瑾指太监刘瑾。刘瑾曾侍奉的东宫太子继了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刘瑾恃宠而骄，陷害忠良的种种恶行，其一是廷杖去衣，往死里打。从此，不断有死于午门杖下者，“推出午门斩首”的传说，由此发端——“推出午门”是真，斩首之刀虽不曾血刃，“推出午门”而断了命，也不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德五年，权奸刘瑾本人末日到时，也着着实实地尝了尝午门棍棒的滋味。邓之诚《骨董琐记》：
　　明代廷杖，每于午门下行之，不知其杖法若何，何以每每致死？据《张文宁年谱》所记，逆瑾在午门前打问情形云：旧例午门前，只于锦衣卫直房门首。是日拿才定，不知何官，传言上御门，拿瑾上前，拿到午门御道东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璋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传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著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言，则各官校齐声答应如前，响振殿庭。刘瑾则洗剥反接，二当驾官揪其脑发，一棍插背挺直，复有一阔皮条套其两膝扣住，一棍压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拦马。五棍毕，一官叫唤，邀喝答应，一一如前。打四十后，方问。
　　究竟是明武宗御门临朝，发下了旨意，还是锦衣卫们要用棍棒，在午门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记述似乎有些模糊。但其对廷杖的场面描写，倒是细致的。
　　午门下，禁军林立，加上廷杖行刑时的厉声吆喝，气氛可怖；每打五下换一棍，再吆喝，声振殿庭。被吆喝声淹没了的，还有那痛苦的呻吟。廷杖，封建专制时代公然展示在朝廷门前的一种酷刑。酷刑为午门更增森严，关于这一酷刑的传说也为午门增森严。午门，好厉害的皇宫大门口！
　　
　　4.御门听政
　　
　　明清故宫有巍巍三大宫殿，然而，却又有御门之典，皇帝听政在“门”。
　　这门，是“天子五门”之一。就说故宫的太和门，其建于明永乐年间，初称“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代叫“太和门”。它堪称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它的门内，是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在“天子五门”的序列中，它该相对于应门。“应门者，居此以应治”，明代皇帝就在这座奉天门早朝，处理政务，所谓御门听政。
　　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有“常朝御门仪”。此仪，朱元璋南京开国时即已制定。后迁都北京，奉天门即是极门是御门听政的场所。《明会典》记：
　　近仪，凡早朝鼓起，文武官各于左右掖门外序立。候钟鸣开门，各以次进，过金水桥，至皇极门丹墀东西相向立。候上御宝座，鸣鞭，鸿胪寺官赞入班，文武官俱入班，行一拜三叩礼，分班侍立。鸿胪寺官宣念谢恩见辞人员，传赞午门外行礼毕，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应奏事件以次奏讫，御史序班纠仪。鸿胪寺官跪奏，奏事毕，鸣鞭驾兴，百官以次出。
　　明代的御门听政，隆庆六年时定为每旬三次，逢三、六、九日为期。
　　清代皇帝御门听政，顺治时在太和门，康熙时改在乾清门。震钧《天咫偶闻》：“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
　　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是五门中最靠里的门。郑玄说：“路门者，大寝之门。”其门内是廷，皇家生活区；门外是朝，依次排列三大殿。御门之典于乾清门，又符合治朝在路门之外的古制。清代设军机处，在乾清门前右侧。
　　《清史稿·礼志七》：
　　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几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折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囗、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
　　御门听政在“门”前广庭举行，只将皇帝的宝座摆在门厅内。清末户部官员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每月逢五、十两日，皇上出至乾清门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宁也。”所以，御门听政实际上可算露天听政。露天的形式里面包含着“天人感应”的内容。天子有所谓“奉天承运”的套话，喜欢“天意”的标签，有所“圣明”，也希望上达于天。
　　至于“御门五日为期”，是后来的事。《清史稿》记，“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卫执蒲建议御门听政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皇帝说：“政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这个为皇帝减负担、谋清闲的主意，没有被采纳。乾隆帝的诗： “御门折本待纶宣，例事亦为勤政先。了识安民在察吏，未能去慝且求贤。”便是以御门自夸勤政的。
　　清代御门大典的时间，起先是春夏季卯正、秋冬季辰初开始奏事。上朝的时刻，在康熙二十一年向后推迟，春夏改为辰初，秋冬改为辰正，仍是早朝。君、臣早朝，在封建时代里，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的施政方式，而这却在宫门进行。“天子五门”，那重重大门不仅仅是用来显示威严的摆设；帝王御“门”，以君临天下，这设计，在制定《周礼》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御门听政，“自同治初两后垂帘，此典遂废”。御门之典先于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废止了。
　　
　　5.紫禁城的“禁”字
　　
　　京师宫城称为紫禁城。“紫”，取诸紫微星之“紫”。《晋书·天文志上》：“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望星空的人们，依据人间世事命名星辰天区，想象紫微垣是天上帝王所居的地方。
　　注释紫禁城的“禁”字，可借蔡邕《独断》之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卫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皇帝居住的地方，“门户有禁”当是至关重要的事。《周礼·天官》载有王宫守门者的职责：“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几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畿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扫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阁人守卫宫门，执行门禁。丧服葬器不准擅自带进宫门，暗藏杀器、衣服内穿着销甲的人不可放入，擅自携器物出宫者也不放行，等等。阍人负责按时开关门，洒扫门庭，等等。阁人职责，最主要的是执行门禁，将不轨之徒拒之门外。
　　宫禁门前也设门棍。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禁门两傍，皆列朱棍二根，长三尺余，围圆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清语曰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然则此棍乃纳言之标，非御侮之械也。按禁门司启闭稽出入者，太和门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用五旗护军营。各门列木棍处，俱有护军二人席地跌坐，虽王大臣出入，亦不起立，惟祝版、实录、玉牒百官望阙谢恩，则鸿胪预唱穆克申起立，然后兴起，其谨严之制如此。
　　这俗称“榔头”的朱红色门棍，据说具有纳言的意义，而实际上，更表示一种威慑。先于《听雨丛谈》，清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每门设红杖二，以护军二人更番轮执，坐门下，亲王以下经行，皆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挞之”。这种被称为“榔头”的红色棍杖，各门均有设置，是备以打人的——如有胆敢冒犯宫禁者，挞之。“榔头”下席地而坐的阍人大模大样的，遇亲王大臣出入仍旧坐着不动，只在一些礼仪场合，要经礼仪官唱“穆克申起立”，这才屁股高地站起身来。“谨严之制如此”，就在于他们是皇家的守门人，可以说，他们与二根红棍一同，是构成那个“禁”字里边的笔画。
　　白天里，把门者维护着那个“禁”字，到夜晚皇城诸门紧闭，宫门钥象征着那个“禁”。南朝梁《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皇帝年幼，庾太后临朝称制，诸庾恃势擅权。当时司马宗为禁卫军长官，“典管钥”——掌管紫禁城城门的启闭。诸庾要挤掉他，暗中上表进谗。司马宗得知，斥骂道：“这难道是你们庾家大门吗？”结果，司马宗还是被借故除掉了。“典管钥”，是宫禁要害。
　　皇宫的大门多，朝启夜闭，门钥的管理自然须有章可循，形成制度。清嘉庆十一年编成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八：
　　门钥之制：恭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每夕，景运门直宿司钥长率官军至后左门、后右门、中左门、中右门、左翼门、右翼门、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以次验视扃囗。午门，以隆宗门护军参领；东华门，以苍震门护军参领；西华门，以启祥门护军参瓴领；神武门，以吉祥门护军参领，分视扃囗华，各遣护军校纳钥于司钥长，受验诸门钥，汇贮于筐，复加扁钥。诘朝，各门校领钥以次启门，日以为常。
　　每到闭门锁扃时分，有关人员各司其职，负责锁闭指定的宫门，各门的钥匙要汇总一处，装入箱子，加上锁。严格的门钥规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紫禁城“禁”字的分量。
　　自然，门禁虽严，但所要禁而止之的只是通行，并非禁止出入。住在宫禁里的人要出出进进，住在宫外的官员也不免要入得门，去朝请。守门者凭什么决定放行与否，自然是入门的凭证。《史记·魏其武安侯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门籍，即进入宫门的证件。
　　进入宫禁，就需“通籍”。唐代人的《三辅黄图》注解说：“通籍，为记名于门，通出入禁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清代平步青《霞外捃屑·通籍》：
　　今人作文，每云通籍为某官，盖本谢跳《始出尚书省诗》“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注云：金闺，金马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纪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李善此注，盖据《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助注也。金马门当作司马门，李注似误一字。《随团随笔》则云：汉制，司马一人守宫门，记公卿之年貌，号日门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窦婴门籍，使之不得奉朝请。王嘉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不知何本。今无此制，似未可率用。然今制内外官引见，部院各堂官带领者，先以粉牌，俗称“绿头签”进御。签书某官、某姓名，背书年若干岁、某省某县人、由某出身、历某宫，一一开列，盖即古竹牒之遗。新进士亦然。
　　门籍有名，可进出宫门，这是一种身分的象征。由此，“通籍”被用来表示初入仕途，自然是容易理解的。平步青还言及清朝的门籍，俗称“绿头签”，正反两面写有不少内容。清《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凡三公、官员、执事人等，各有限制，不得擅行”。官员等“准由禁门行者，均将姓名及所隶旗分、佐领、内管领造册咨送登籍，于经由之门各置一通。工匠服役人等，则由该管衙门各给人烙印腰牌，书姓名、工作差役，持为出入符验”。
　　《明会典》载“入朝门禁”，洪武十一年规定，“朝参文武官给领牙牌，悬带出入。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成化年间，“文武大小官员入朝，跟随办事官吏人等照出午门例，于长安左右门承天门端门，各下小木牌进入，出则收回”。
　　请病假，要注门籍。明朝时，一京官为躲避赴楚之差，称病注门籍，结果误了官运前程。清《巢林笔谈》有记，并言“门籍者，京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据《明会典》，“患病若上系咳嗽等小疾于朝仪有碍者，量许注门籍五日；若病非旦夕可愈者，必须堂上官印信手本，开写明白”。皇宫的大门，不可随便进，也不可无故不进。
　　官员被停职，门上贴“注籍”。清代《广阳杂记》：“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毛，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二字，闭门以待命。”这“注籍”，当是由注门籍的形式变异而来。请假，为主动，需去长安门注门籍；停职是被动的，“注籍”贴在自家门上，带有闭门思过、听候发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