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民俗的交融复合——端午节俗形态分析

萧放

萧放

端午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的传统大节，她的地位仅次于春节，端午被人称为“龙舟节”、“诗人节”、“粽子节”，我们从她众多节日名称中仍能感受到她的生命活力。但在传统社会，端午并不是一个良辰吉日，我们这里要说的端午是旧时民间百姓心目中的端午。
民间向来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正月为善月，人们笑逐颜开、欢呼雀跃；五月很早就被视作“恶月”，人们小心谨慎，处处避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之“恶日”，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这天对小儿的保护尤为关键。因此在荆楚民间形成了“躲端午”的习俗，端午节这天，年轻的夫妇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去外婆家躲一躲，以避不吉。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也有类似的节俗，母亲这天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跳称为“幼女祭”的圆圈舞。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脸上涂胭脂，削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避瘟”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粧”（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由此可知端午作为避忌日，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
   龙舟翻腾的端午，在过去却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恶日”，我们要揭示其中的奥秘，就不得不从传统社会民众的时间感受说起，在带有原始思维的民间社会，时间并不具有同一的中性性质，太阳同样是东升西落，但时间却具有不同的伦理属性，它们有善有恶，善恶的标准是看时令对于人生来说是利还是不利。正月为一年之首，又正值春回大地，万物萌生的时节，正月自然是人们欢呼雀跃的喜庆之月。仲夏五月却是令人忧心的不祥时节。
端午作为五月五日的节名，就目前所见资料看，始于魏晋时期。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如下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端午本是仲夏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夏历的午月午日，后人们用数字记时体制取代干支记时体制，以重五取代重午，但仍保持着端午之名。在端午这一人文节日形成之前，夏季的节俗集中在夏至，人们对夏至时节天文物候的观测与理解，构成了夏至节俗的基本内容。端午的出现削弱了夏至时间点的标示意义，但事实上，端午以夏至时节为时间基础，端午节俗的核心是人们对夏至时节的时间体验，端午与夏至在六朝曾经并重于随着岁时节日体系的完善，端午最终替代了夏至，但夏至的节俗功能大都潜移至端午节俗之中。
汉代以前属月令时代，人们重视自然节气的时间点。仲夏五月的重要节令是夏至，虽然五月五日在汉代已属特殊时间，但夏季的主要节俗还是集中在夏至。《礼记·月令》很严肃地对待这一时间点，“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夏至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的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行政事务亦应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在古人观念中，自然节令日是阴阳运动的关键日，也是人们精神紧张的时日，因此小心避忌，谨慎过关，是当时人的节日心态。
由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的激烈争锋，阳迫于上，阴动于下，蛇虫出没，暑毒盛行。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感受到生存的困难，因此人们将夏至所在的五月，视作“恶月”。既是恶月，自然会有诸多禁忌：不宜盖屋，“五月盖屋，令人头秃。”（《风俗通》佚文）不宜赴官，“五月到官，至免不迁。”（同前）不宜生子，“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论衡·四讳》）重重的禁忌表达了汉代人对五月人生的关注。我们在注意到五月自然气候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时，更应该看到汉代人对五月的认识是基于一种文化观念。在《夏小正》时代，五月并没有被视作恶月，那时只有蓄蘭、蓄药保健身体的习俗。汉代是神秘思想流行的时代，人们以阴阳五行的观念看待自然时空的变化；就阴阳五行的观念看，五月是阳气最盛的时刻，也是阳气开始衰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间关节点上，人们自然心存恐惧，五月也就被赋予恶的伦理意义，因此，一系列死亡型的故事也与五月发生了关联，诚如《论衡·四讳》所说：“夫忌讳非一，必讬之神怪，若设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这种五月为恶月的看法，主要也集中在北方。五月北方酷旱少雨，人们在这恶劣的时节只有静养“以顺其时”。
汉魏以后，受阴阳术数观念的影响，北方民间逐渐将夏至节俗与人们对五月的看法聚焦到五月五日这一时间点上。而五月五日最初来源于午月午日，在干支历中，以地支记日月，午月即在天文星图上北斗斗柄指午的月份，夏正建寅，午月即五月，午日大约在夏至前后。汉代有午月午日赏赐百官夏衣的习俗，《汉书·章帝纪》载：“尝以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裤。”由于干支记日需要推算，在一般人那里有掌握的困难，因此更容易接受数字记时方法，汉魏以后社会通行数序记月日的记时体制，于是人们在节气之外，另择时日作为人文节日，这无疑是社会文化的一大变动。因夏至节气变动的关系，人们相应形成了诸多月讳习俗，从汉魏开始这些习俗逐渐集中到了五月五日。五月五日的凸现不仅与“午”“五”同音、易于记忆有关，更重要的是日渐流行的阴阳术数信仰对民众观念的影响。魏晋时代人们依据阴阳术数信仰对民间节日作了系统的整饬。据徐整《三五历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一、三、五、七、九等奇数属天属阳，在天人感应的时代，这些数字本身就具有神秘意味，因此以这些天数标示的月日自然也成为神秘的节点，在古代阳月阳日的重合意味着阳盛之极，不合刚柔相济之道，因而是一个忌讳的日子。从《四民月令》的记述看，东汉时期，上述月日已具特殊意义，但除正日在岁首外，其他尚未成为主要节日。魏晋以后这些重阳之日在社会上受到特别的重视，数字信仰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可能与当时盛行的道教有关，道教时间观为民众的时间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照。这就是五月五日成为仲夏月讳习俗集中点的原因。
南方的五月节俗同样起源于人们对夏至时节的时间感受。夏至，在南方土著民族那里曾经被视作新年。中国远古时期就开始以天象的空间变化来标示时间的变化，人们以东方苍龙七宿在天空的位移确定季节的变换。五月仲夏时节，苍龙升至正南位置，如《周易·乾卦》所说：“飞龙在天”。由于大火（心宿二）处在苍龙的主体部分，因此这时它正悬在南方中天上，特别的醒目，上古人民将其视为季节农时的标志；《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大火在上古时代是重要的时间标志，朝廷设有专门的职官，负责观察大火的出没与位置的变化，这种官员成为“火正”或“祝融”。楚人奉祝融为先祖，说明南方民族曾使用过以大火位置变化记述岁时的“火历”（庞朴《蓟门散思》五六）。《左传·襄公九年》：“火纪时也。”这是原始的天文历，在这种远古历法中，大火的昏中、旦中正值夏至与冬至，因此分别作为冬夏两个新年的标志。冬至新年在南方山地民族仍有传承，即使中原之地在宋代仍旧冬至重于新春（《东京梦华录》卷之十）。与冬至相对的夏至，也是真正太阳年的起点，（不过与冬至太阳视运动的方向相反。）夏至因此在一些民族中也被视作新年，甚至它比冬至作岁首的时间起源更早。因为古代的年度周期是以农事活动时间为基础的，大火昏见的夏至时节，正是黍菽糜等农作物播种之时，也就是新的农事周期的开始，“用后来的历法术语说，也就是以此时为‘岁首’。”（庞朴语）这种以夏至为新年的习俗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如瑶族、布依族、毛南族中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这些民族的新年在夏至附近，一般在汉族所说的分龙节这天，即五月二十九日。这与古代夏至东方苍龙星座正处南中的季节天象相关。（参看陈久金等著《中国节庆及其起源·序言》）在夏季新年中，家家都要做丰盛的菜肴，并包粽子供奉祖先。并有竞渡风习。竞渡是典型的南方地域民俗，南方居民以热闹、主动的姿态度过夏至时节，这与北方静态、被动的避忌形成鲜明的对照。北方以“无为”静待阴阳的变化，南方以襄助的行为促进阴阳的转换。节俗的一静一动，体现了南北民众的文化性格与时间态度。
当然南方居民对暑热季节也有着强烈的感受，同样出现五月为恶月的忌讳，不过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以夏至为中心的节俗活动构成了南北五月节的自然人文基础。
南北的五月节俗都以对夏至时节的人文感受为心理基础，虽然形态不尽相同，但都注重对时间转折的强调。由于文化与时间观念的变化，从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由时令节点夏至向人文节日五月五日的转移。魏晋六朝时期，因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关系，南北民俗文化交融，北方恶月禁忌与南方夏至时节诸俗汇聚，五月节俗空前丰富。同时由于礼教的崩溃，月令时代的结束，人们的时间意识出现了变化，人文时间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夏至节俗逐渐移到了五月五日。在晋周处《风土记》中说：“俗重五日，与夏至同。”这时夏至较五月五日为正节，但民间已看重五日。至南朝时，五月五日的影响已盖过夏至，成为民间的一大节日。
五月五日地位的陡升，与六朝时期南北节俗的交汇、南方历史文化因素的注入有着极大的关系。因生存环境的关系，南方楚越之地素有祭祀水神的传统，夏至时节的飞舟竞渡、饭食投江本意就在于祭神禳灾。在南北分立以前的时代，楚地久已流传着忠臣屈原的传说，据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云：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后“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屈原在楚地很早就被视为水仙，立祠祭祀。在南北朝时代，因时势的关系，屈原的形象日益崇高。屈原不仅因赴水而死的关系被奉为水神，而且与传统的竞渡风习结合，形成新的历史传说，祭祀屈原的时间因此也定在了五月，甚至将传统的死亡日——五月五日看作屈原的忌日，并以此日作为追悼日。南朝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说：“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南朝荆楚地方将悼念屈原的活动结合到五月五日的节俗之中，这是中国端午节转变升华的重要动力。虽然在此前吴越地方有五月五日祭祀伍子胥、勾践的习俗，但均因其人格魅力的不足及文化影响范围的有限，未能流播开来，他们仅为一方的习俗解说。由于屈原传说的加入，南朝之后，由南北夏至节俗交融演进的端午节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异（就其在传统社会的主要形态而言）。先秦以来单一的五月避忌主题，已开始变化为避忌与纪念并联的二重主题，伦理性节日主题的突出，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时间节点不再是被动适应自然的意义，（虽然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时间具有了庄严的伦理内涵，将岁时节日作为承载历史文化传统的时间载体，对中国民族文化来说，它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岁时节日因人文内涵的增强而提升了它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其二、历史文化传统因依托了岁时节日使其能够持久有效地传承。正是由于历史伦理融入了民众的时间生活，造就了民族文化的不息生机。
荆楚地区不仅在地域上处于中国南北结合的部位，在文化上也充当着南北文化交流的中介。《荆楚岁时记》适时地记录了这一新型节日，从《荆楚岁时记》记述的五月五日节俗看，其中心主题为追悼屈原与避瘟保健。具体表现为两大内容：
一、飞舟竞渡，“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竞渡是划船者之间的技术与体能的较量，水军与水马作为竞技的双方，在水上的比试，在宗懔的时代已有相当的娱乐成份，但其主要的意义大概还在于传承楚越之地古老的水神祭祀仪式。事实上，水军与水马的交战，象征着阴阳二气的争锋。日本流传有水怪河童与马争斗的故事，河童是背负龟盖猿类怪物，其头上顶有一盘水，水是他的命根，他在斗争中既要保护自己的水，又要战胜大马。河童属阴，马为阳，阴阳争斗，阴胜阳衰的意义表达了夏至时节的气候变化（参看吉野裕子《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学林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所以说飞舟竞渡其原始意义在于顺时令，助阴气，阴气的顺利上升，有利于阴阳的和谐。悼念屈原是六朝新出现的民俗主题。
二、避瘟保健，视五月为“恶月”，避忌的手段有：悬艾避瘟，“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佩彩丝避瘟，“以五彩丝系臂，名曰避兵，令人不病瘟。”食粽，粽，一名角黍，原是夏至节令食品，其菰叶裹粘米的包扎形式，“盖取阴阳尚相包裹未分散之象也。”（《玉烛宝典》卷五）剥食粽子，象征着释放阴阳之气，以“辅替时节”。五月五日出现后，亦以粽子为节日食品，晋时江南端午与夏至同食粽子。从粽的制作与食用看，粽子是南方民族的传统食品，也是南方传统的祭品，以“粢”祭神的习俗，在江南稻作区源远流长，粽即粢类食品。荆楚地区很早就有了裹饭祭水神的风习，据记载，周昭王溺于汉水后，人们在水边立祠祭祀，暮春上祀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拾遗记》卷二）南朝时期，屈原传说与五月五日节俗挂上钩以后，饭祭水神，祈求平安的仪式也成为悼屈的内容之一，《荆楚岁时记》虽然只记夏至节食粽，但同是梁朝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明确说到，五月五日楚人原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屈原，后因避蛟龙窃食，在竹筒上塞楝叶，并缠彩丝。采药保健，是自古相传的五月节俗传统，《荆楚岁时记》记：“是日，竞渡，采杂药。”端午采药的传统在民间历代相传，近代湖北监利“端午，采百草，悬艾于户。”英山“日午，採百草以为药物。”甚至影响到域外，在越南端午重要内容之一是采药，采药从正午开始，“这时采草药，药效最高。”草药采够一百种，晒干治病，特别治外感、阴虚的病（参看过伟主编《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端午节俗形态体现了南朝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性质的理解。端午的诸多节俗活动，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禳祸的原始意义，即其本原的意义。悼念屈原是六朝端午节俗的新主题，它的确赋予了端午以重大意义，但我们不能有片面的理解，悼念屈原在当时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一般百姓将屈原视作传统竞渡活动中的水神加以崇拜祭祀，以屈原的英灵驱瘟逐疫；另一个重要层面的意义是，文人士大夫感于地位的沦落，政事的衰败，将忧国忧民的孤愤情感投射到楚国忠臣乡贤屈子身上，将悼念屈原与传统的驱疫竞渡结合，以屈原的传说来解释竞渡民俗，从而赋予竞渡以历史的和伦理的意义（参看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第5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版）。由于生存技术的原因，人们受制于自然的状态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五月仍然是令人畏惧的时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因此，从六朝开始，端午的避瘟与追悼这两大主题持续不衰。隋唐统一后，形成于南国水乡的端午节，逐渐扩张为全国性的节日；唐宋时期，端午成为朝野重节，当然在荆楚地方更为隆重，竞渡成为端午的主要活动，历代文人士夫歌咏端午风俗：唐人有“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的诗叹；宋人苏轼记三峡地区吊屈之俗，“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屈原死已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三十二乐府）楚地的这种竞渡风俗明清依然兴盛，明人杨嗣昌在《武陵竞渡略》中说：竞渡事本为招屈，傍晚竞渡船散归时，“则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竞渡时的悲歌表露着竞渡者的悲凉心态。
端午竞渡，文人偏重于招屈的理解，而一般百姓将竞渡看作是禳灾、祈年，说：“俗传竞渡禳灾。”“划船不独禳灾，且以卜岁，俗相传花船赢了得时年。”（《武陵竞渡略》）在湖北孝感同样如此，光绪《孝感县志》记载：县河每年造龙舟，谓之打龙船，说：“不打龙船人多疫病。”端午避瘟保健习俗影响更为广泛，在中国南北各地都传承着这一习俗，系长命缕、服避瘟丹、印天师符、喝雄黄酒成为乡里百姓端午节必备的民俗节目。至今荆州人还说“五月是凶月”，互相告戒，言行必须谨慎。初五是凶月的凶日，要放黄烟爆竹，喝雄黄酒，小孩子穿五毒衣。武当山下的伍家沟村人甚至认为凶神这天会闯进门来为祸，于是，便在门楣上悬挂一串辣子，一串大蒜、一串鸡蛋壳，借谐音表示：“拉住”、“算了”、“滚蛋”（韩致中调查记录）。生动地体现了民众对待瘟神半是祈求、半是驱赶的态度。
端午依托夏至节点，传承着古老的年节习俗，在汉魏六朝时融会南北民众对五月的时间感受，并接纳了屈原沉江的传说，在单纯的五月避忌的民俗主题基础上生出追念屈原的主题，这不仅增进了端午在中国节俗中的地位，同时使端午发展为一个全民性的民族大节日。也正由于社会上下层民众对端午节俗的共同重视，才保证了她传承千年的生命活力。
(原刊《岁时——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