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阳新著《口头文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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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阳《口头文学论集》出版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


陶阳，1926年生于山东泰安赵庄。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书记，研究部主任，《民间文学论坛》主编。著有：《中国创世神话》（与钟秀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泰山故事大观》等。

陶阳《口头文学论集》序

刘锡诚

屈指算来，我与陶阳兄相交已有47个年头了。在这近半个世纪里，我们有幸先后两度同事，一起亲历过文艺界风狂雨骤的峥嵘岁月，也目睹了文坛上你来我往的人事变迁。岁月铸造了我们的人生和友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镌刻我头脑里的印记，至今还是那样新鲜那样清晰。我工作后第一次分配的住房，是北京朝阳门外芳草地中国文联宿舍，就与陶阳同在一排小平房里。这个曾经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的处所，现已被夷为平地，连凭吊的标志都找不到了。我第一次敲开他的房门时，他正伏案埋头在整理到云南采风搜集记录的白族民歌。那是他涉足民间文学以来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的成果。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又都是外省人，还有一层老乡关系，自是有一种亲近感。相处得久了，见他常常写作到深夜，有时天亮了，该上班了，他却还伏在桌子上酣睡不醒。他长我几岁，在诗坛上也小有名气，如今又添加了一个民间文学家的身份，这些经历无疑使我这个刚走上社会的青年陡增了几分敬意。
后来的几十年里，他虽然无法忘情于诗，却也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写诗，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民间文学的编辑、调查与研究上。多年来，文艺界的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都赶上了，而且如俗话说的，“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可以说，生活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人提供过一个安静良好的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环境，到了老年我们见面或通电话时，也曾常以自嘲的口吻谈起被白白浪费了的青春。即使如此，陶阳在民间文学研究上的辛勤耕耘和丰硕成果，还是令我羡慕不已。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民族史诗已开始受到关注。青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收集作出了令人称羡的成绩。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也初见成绩。陶阳就是在这时，于1964年被派往柯孜勒苏地区与新疆文联的刘发俊先生一起，参与领导《玛纳斯》的搜集记录工作的。他们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搜集记录下了这部民族英雄史诗的全六部，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章。1966年“文革”爆发，一切文化工作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陶阳以及民研会参加调查的郎樱、赵潜德等被迫打道回府，他们从南疆带回来几大木箱的《玛纳斯》汉译手稿，但谁也无法知道这些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史诗手稿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从“文革”开始就被“砸烂”了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联各协会的人员，从1969年9月30日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批珍贵的手稿，也被送往“三线”的地下工程避难长达十年之久。待“文革”结束运回北京时，几番周折与磨难，已散乱不全了，所幸毕竟还是找回来了绝大部分。据我所知，在新疆的一年多田野采录调查，在陶阳的主持下，他们的搜集、记录、翻译，“忠实”于讲唱者的讲唱，始终坚守着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为柯尔克孜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无法替代的历史贡献。由于他有实地调查的丰富田野经验，在史诗的研究上，他也是较早发表深度研究论文的学者之一，他关于史诗演唱者“神授”现象的阐述，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深，还没有失去理论探求的光彩。
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曾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民间文学也不例外。在民间作品的搜集写定过程中，搜集者常常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尺度和审美鉴赏尺度改造或改写从民众中搜集来的作品。故而报刊上和会议上曾不得不就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展开讨论，1962年还由民研会研究部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题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集。讨论归讨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特别是没有人下功夫深入民间提供出具备科学性的搜集整理“样板”。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陶阳自告奋勇率领中国民协的两名干部，在泰安的同行的协助下，在他的家乡泰安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采风，本着忠实记录的原则，搜集了一批泰山故事传说。作为采风的科学实验，陶阳的这次调查及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首肯。对于陶阳此次田野调查成果的学术史意义，我在为《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和《新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总论》（高占祥、李准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所写的民间文学专章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性评价。
新时期民间文学事业的进展和成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标志之一。1982年春，最初讨论“三套”的构成方案时，陶阳受命起草了总方案设想和《中国谚语集成》的方案，并提出了“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的编纂原则。1983年9月我受命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日常工作后，1984年起草向中宣部报批的“集成”文件和1987年编写《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时，把这个“三性”原则写进了文件，从而被确认为这项宏大文化工程的编纂原则。他还被聘为编委会委员和《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主编马学良教授逝世后，他一直坚持参加《中国谚语集成》编委会和终审工作。多年的“集成”编纂工作，表现了他不愧是个有事业心、责任感、学风严谨的民间文学家。
1984年4月，在峨眉山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全面规划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会上还成立了以袁珂先生为主席的中国神话学会。陶阳在这次会上被推选为该学会的秘书长，他的研究领域也从此开始从过去的擅长歌谣研究而向神话研究倾斜。他从1984年起，担任了中国民协的书记处书记和《民间文学论坛》的主编，在繁忙的公务和编辑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开展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并选择了创世神话这个有待垦殖的课题作为研究方向。建国50年来，特别是历史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神话研究的成绩最为显著，表现在除了在古典神话研究外，开拓了各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这个新的领域，而少数民族神话，又多数是还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活态”神话，这就解决了一些20世纪前半叶古典神话研究中被提出来却未能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经过众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十多年的艰苦奋斗，1984年制定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陆续落实和许多专著得到出版的时候，陶阳与夫人牟钟秀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创世神话》于198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虽然曾有人研究过这个论题，但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前人的研究只是着眼于文献上记载古典神话的阐释，而将中国古典神话与近十多年来搜集的各民族的大量“活态”神话融会在一起并作为研究对象，且写成一部洋洋几十万言的专著，这在中国学界还是第一部。以往的神话研究界有一种占重要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神话中没有创世神话可言，故而，创世神话研究与开拓的难度颇大，陶阳和钟秀大胆地进入这一领域，并以大量的资料和相当的理论深度对创世神话做了独到的整合与分析，解决了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后人的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基础。此书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界在这个专题上的空白，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使作者在神话研究领域里脱颖而出，卓然成家。
半个多世纪辛勤耕耘于民间文学园圃里的陶阳兄，如今已是古稀之人。尽管早已退出了工作行列，心中却依然想着、惦着一生所从事和热爱的民间文学事业，不久前他又出版了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大观》，也还不时地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发表有关民间文学的意见和见解，依然是那样执着、那样认真，表现出一个学者的赤子之情。现在，他的新文集《口头文学论集》就要出版，借此机会写上以上这些话，作为对他的赠言和祝贺吧。
2005年5月26日于东河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