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

陌上花开

作者简介：
岳永逸，1972年生，四川剑阁人，农民出身，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调查研究、著有《飘逝的罗衣》，写有论文《脱离与融入：近代都市社会街头艺人身份的建构与获得》、《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数篇。已经出版专著《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参与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等。

图书目录

乔健序
赵世瑜序
自序
第一章　雪中的路歧人
　一　雪中的困惑
　二　对“路歧人”的冷漠
　三　街头艺人及“拾样杂耍”之所指
第二章　生存的空间化抉择
　一　人：空间的物
　二　贱、脏、穷：被“格式化”的天桥
　三　人穷了当街卖艺
　四　嘛样人说嘛样书
第三章　拜师、学艺与出师
　一　拜师“拨眼”
　二　凤凰涅槃：学艺的日常生活
　三　祖师爷信仰及其淡化
　四　行规、春点与“三稳”
　五　摆知与出师
第四章　盘道、卖艺与绰号
　一　跨地域的流动卖艺
　二　盘道、捡板凳腿儿与“家里的”
　三　“逗乐”的表演　
　四　宠辱俱在的绰号与艺名
第五章　师承关系与系谱：天桥艺人社会网络的生成
　一　说唱艺人的师承与拟制的“家”
　二　杂技艺人的家传
　三　拜把子、同盟与联盟：社会网络的延伸
第六章　下半身与上半身的对话：主流社会中的天桥街头艺人
　一　下半身和上半身的隐喻与城市生理学
　二　下半身对上半身的猬亵
　三　下半身中的上半身：天桥艺人的差序与尊卑
　四　戏仿：反结构与结构
第七章　话语的偏执：对天桥街头艺人言说的政治学
　一　言说的民俗志
　二　贱民、平民和人民之间的递进
　三　向后看的写作：关于苦难和幸福的神话
第八章　民间文化的生产
　一　天桥八大怪，你赶上过吗？
　二　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第九章　社会化延展性中的人之本真
　一　社会化的延展性
　二　风景之你
附录　主要合作者简介
参考文献

陌上花开

《自我的放逐》序


赵世瑜


记忆里好像没怎么给人家写过序，书评倒是写过不少。后者是书出版之后写的感想、体会、心得，无论说好说坏，书反正出来了，基本不受你胡言乱语的影响。前者不得了，对于作者来说，既有尊敬的意思，也有点拉大旗的意思；对于写序者呢，一般会有点奖掖后人的意思，兼有做广告之嫌。作者诚心来请，不答应，是你矫情；答应了，又不愿意做成上面说的那样，于是陷于两难。
思前想后，想起20年前王焱兄在《读书》编辑部的时候，约我写书评，经常是既不愿意说一大堆好话，又不愿意一张臭嘴把别人都得罪了，所以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就是从所评之书中说开去，讲我自己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看法，虽然其中也含有臧否，但总是没有直接说出来——这种心理，实与把头伸进沙堆的鸵鸟相仿佛——不好意思，此次仍允许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写这篇序。
忘了是多少年以前，在鄙校举办的一次关于民俗学的论坛上，我曾讲到一个话题：什么是民俗学问题？记得我讲了四点，一是多年来大家都希望明确民俗学科的学科本位，但一直都没有十分明确，也一直受到不同学科的质疑和挑战，如果我们这个学科的从业者都回答不好这个问题，讲不出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区别，那实在是岌岌乎殆哉。最近许多人都在忙着保护遗产，设计项目，分钱花钱，不太有空追问这个根本的、涉及整体的、具有学科特色的问题，所以旧话重提可能不太时髦，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二是如何梳理学术史上的民俗学问题，比如从“文化遗留物”说到传播论，是不是早期的民俗学问题？中国现代民俗学创立以后，它的问题意识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轨迹？三是思考其他学科的发展而获得的启示，有些古老的学科很占便宜，比如历史和地理，它们的问题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是自然存在的。剩下研究人与社会的许多学科，都在拼命想办法，划分势力范围，但是从内容或对象上是不好分的。这些学科面对的是共同的生活世界，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因此我们努力去做的，可能只是尽可能提出独特的或者对其他学科有所贡献的问题。四是我着重强调了传承问题——民俗学就是要回答文化的传承问题。有人会说，这一点太低幼了，每本《民俗学概论》讲民俗学特征时都会首先提到这个，而我觉得这里牵扯的问题太复杂，虽然已有很多出色的研究论及到此，但我还是想着想着就头疼。
我不过是说说空话，甚至要想长篇大论地说空话也还要换个场合，不能随随便便地在这儿“撂地”，但岳永逸的《自我的放逐——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一书，却是实实在在地讨论这个“传承”的问题。他属于那种“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一种文化如果活着，无论是自身的生命机制，还是社会需要它活着，便都无法离开传承。传承是个时间的过程，但又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就像胎儿离不开母腹；传承需要传授者和承继者，更需要他们之外的人群，他们——行内的——和行外的构成了一种关系，就像鱼和水，或者像狼、兔子和草原。传承是一种生态。
岳永逸主要讨论的是天桥艺人——传承的主体。当他讨论拜师、学艺、出师的时候，讨论在这些过程中的仪式和规矩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规则和秩序，想到的是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则，包括外化为仪式的东西，往往是文化传承的保障，是为了保证文化传承的“有序”，假如徒弟叛出师门，文化传承即行中断，也必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造成秩序的紊乱。在我看来，人与体制之间既冲突对立、又不可或缺的复杂关系，正是传承的需要。而各种师承关系系谱的建构，则不仅是为了制造一个不断扩张的传承人群体，获取更大的文化空间（当然也是权力空间），也同时制造了一种可供传承的文化传统。
岳永逸当然不会忘记这种文化传承的空间。离开了天桥这块地界，这种下层卖艺的文化就会产生变异。其实天桥只是城市边缘地带的同义语，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南城”是类似的一个更大的概念。由于它只是一个被感知的、而非固化的形象，所以这种空间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层的时代是会长期存在的，比如现代大都市中的棚户区、大型地摊市场，或称为某某“村”的外地人聚居区。这里会成为某种大众文化的生活空间，后者也因这种大众文化而得到重塑，有了这些艺人的天桥才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天桥，地点（place）才变成空间（space）。
“天桥”更多地是对天桥以外的人来说的一个概念——地点和文化，对天桥以内的人来说，撂地和盘道则是体现领地感（territoriality，作者据有关译文译为“领土获得”，也是应有之意）和生存空间的生活方式。天桥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载体或干脆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代称，就在于它本身是个有竞争和冲突的文化复合体，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文化分子。没有竞争的文化，无法互动的文化，就是僵死的文化。没有竞争、互动，就无需规则、秩序，也就无需传承。传承也是为了竞争。
扩大“领地”是竞争的重要手段，反过来也会强化传承。这一扩大既可以发生在天桥以内，也可以跳出这个空间，比如进宫、参与堂会等等。岳永逸将其置于一个“城市生理学”的话语中去理解，其实不仅是城市有此“生理”特征，乡村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哪个农民不想当地主呢？在他们未曾登堂入室之前，天桥为他们提供了“大众化”即“流行化”（popularity）的空间，他们一旦火了，他们的名声从百姓口中传进了深宅大院，他们便有可能成为“御用”的，从书场里的个体户变成某大剧团的正式演员。事实上，当他们从集镇庙会的跑马卖解到进入北京城里的天桥，就已经经历了一个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转换，文化传承的环境从不稳定变为相对稳定，招牌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徽班进京也是如此，非如此，它永远不会成为“京剧”，而只是若干地方剧种，也不会有四大名旦，不会有“国粹”的美称，不会在天南海北根本没有欣赏土壤的地方也存在若干大剧团，作为传承的组织保障。
在过去的年代，当那些“乱弹”的角色变成了“同光十三绝”的时候，当那些撂地的被赏了黄马褂的时候，人们并不担心天桥或者类似地方的文化失了传，因为还有无数的后备军从丰沃的土壤中涌来，继续拜师学艺，在欢乐和痛苦的变奏中传承着文化。但现在这个土壤被铲除了，或者它只是被作为古董而被保护在博物馆里，文化便要失传了。新一代的“北漂”很像他们的先人，他们来寻找机会，他们也传承着另一种文化。因此，对于作为民俗学者的岳永逸来说，他不仅可以研究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且可以研究一种文化的失传，而后者，往往被我们这些人忘却了。
岳永逸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或民俗志，尽管他实际上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他的书写方式不完全是叙事性的，而是在叙事与理论思考之间跳跃。但无论是叙事还是理论分析，他显然投入了大量感情。一方面，有些论说未经充分实证，在自己编织的逻辑中担当角色；另一方面，他的目的又绝不仅停留在对一批人及其承载的文化的冷静述说上，他关注的似乎是人的自省，透过天桥街头艺人的兴衰，他痛心疾首于人对自身的异化，于是民俗学上升为哲学。
认识文化的传承也好，失传也好，应该都不是作为人文学的民俗学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透过这些去认识，去理解人类的本性。
岳永逸不是我的学生。他的老师刘铁梁教授与我同是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因此他可算我的师侄，又是我四川的大同乡。我时常羡慕铁梁教授有这样的好学生，勤于思，敏于行；既从乡土入手，又熟悉最新的理论，因此年纪轻轻便在海内外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他们这一代人应该比我们这一代更有优势，唯一期望的是他们能够耐得住寂寞，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一直以历史研究为主业，本来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只是因为我曾拜在钟老门下攻读民俗学博士，承蒙岳永逸提供给我这样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使我不至于在这门学问上过于愧对先师，倒是需要特别感谢的。
最后不应忘了说一句，岳永逸的书稿杀青之时，恰逢他喜得贵子，真是双喜临门。正所谓：革命生产两不误，文化传承有香烛。
是为序。

2006年春写于展读5篇学位论文初稿4篇开题报告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