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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9 14: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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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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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丁
三、五洋寻珍不辞远
刘亚丁：1964年您和孟列夫（Л.П.Менъшиков，1926—）在苏联《亚非人民》杂志上发表论文《发现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介绍了您在列宁格勒发现的新的《石头记》的抄本，后来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台湾的潘重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周汝昌等先后去阅读研究了这个抄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合编的这个抄本，同时发表了中方的序言和您与孟列夫代表苏方写的序言，您能谈谈具体的情况吗？
李福清：1963年初，我到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学、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里收藏的敦煌文献。孟列夫说他发现了新的变文，还有其他友人说发现了别的文献。我很羡慕他们。夜间睡下，我就想，是否也试着作点调查，也许能发现什么孤本。我拿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比较，看看我们是否有中国和日本没有保存下来的古典小说版本。第二天到东方所，马上发现了1832年一位留学生库尔良采夫（ПавелКурлянцев ）从中国带回的《石头记》八十回抄本（封面上有他写的他自己的名字）。这个抄本很有价值，其中有大量的异文和批注，如第三回就有47处眉批和37处夹注。我和孟列夫教授合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首次对这个抄本做了简要的描述，文章同时提供了俄藏《红楼梦》续作的各种版本的资料。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这个抄本的影印本，被称为“列藏本”，前面印了我和孟列夫写的前言，许多学者对这个版本作了研究。
现在在我国有多种《红楼梦》收藏。入藏的缘由是这样的：到中国的神甫与学生学汉语都用白话写的《红楼梦》为读本。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启程到北京，随团的有季姆科夫斯基，他是外交部亚洲局的官员，他受命在华购买图书，供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亚洲局图书馆以及拟议中的“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院”等处收藏。这个使团的团长是卡缅斯基，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精通汉语。估计是他向不懂汉语的季姆科夫斯基推荐了《红楼梦》。这个使团购回两部《红楼梦》，一部是四函，用了八百两银子，为亚洲局图书馆所有；另一部也是四函，只用了一两五钱银子，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中还有另一个《红楼梦》本子，是萃文书屋本，上面有卡缅斯基的题词，内有他的眉批和其他人的批注，说明卡缅斯基介绍给其他俄国传教士读过这本《红楼梦》。这是俄国收藏《红楼梦》的基础。1830年第十一届俄国教士团启程到北京。这一届传教团有两名学生对《红楼梦》感兴趣，他们是科万科和库尔良采夫。科万科（АлексейКованько）是个地质工程师，到中国的目的是研究中国地质，为了尽快掌握汉语，他选择《红楼梦》作为教材，回国后他还在给矿业工程师总部主任的报告中介绍此书，希望翻译成俄文。可惜他的报告在矿业总部没有得到回应。他也写了较长的《中国旅行记》连载于俄罗斯《祖国纪事》杂志，介绍中国教育与科举制的第九篇随笔之后，科万科附录了《红楼梦》第一回前半部分的译文。这是世界上首次将《红楼梦》译成外文。与他同行的库尔良采夫也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本的《红楼梦》，这就是我在东方所发现的那个版本。
这个抄本共三十五册，八十回，没有总的题目，但几乎每回都有两个题目，先是书名，然后是本回回目。大部分章回的书名是《石头记》，第十回作《红楼梦》，另外第六十三、六十四和七十二回回首写的是《石头记》，回末又加写了“《红楼梦》卷六三回终”等字样。我们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先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写文章响应，小野理子把我与孟列夫的文章译成了日文。1973年中国台湾的潘重规教授到列宁格勒研究了这个抄本，写了几篇文章，陈庆浩也写了文章。列宁格勒大学的庞英也作了校勘工作。根据这些研究和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列藏本《石头记》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它接近于曹雪芹生前抄写过的1759年（己卯本）和1760年（庚辰本）的早期脂评本。但此抄本的正文中又有许多特点，因此又可以把它归入一个单独的系统。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此书后，引起了红学家的极大关注。人们称赞这是中苏文化交流的佳话，是中苏第一次合作出版书。
刘亚丁：发现《石头记》之后，您似乎没有停止寻访中国古籍的工作。
李福清：是的，我发现了《石头记》后，为了查找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没有著录的其他小说，继续调查苏联国内的图书馆。1964年，我到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抄本部门看看那里藏的中文抄本，老汉学家麦勒纳克尼斯（А.И. Мелнакнис）知道我研究中国文学，就从抄本书库拿出来几部文学作品抄本，并说他自己不是研究文学的，不知道是什么作品。我打开一个较大的纸盒子，里面放的正是二十四册的小说《姑妄言》抄本。这是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К.С.Скачков，1821—1883）带回的。他大量搜集各种书与抄本：历史、地理、水利、农业、天文（他是天文学家）书籍和文学作品，小说方面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一些较罕见的作品，有的版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都没有著录，如三槐堂本《绣像飞龙全传》、孔耕书屋本《增订精忠演义》等，或海外较少见的《三分梦全传》（道光十五年版）、《莲子瓶全传》（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公大红袍全传》（道光十三年版）、《娱目醒心编》（咸丰二年刊）等等。我还见到斯卡奇科夫1848年在北京所买的道光年间的小说版本，他试图较全面地搜集各种小说，所以得到《姑妄言》抄本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其他小说都是刻本）。与其他汉学家不同，他对各方面的书有兴趣，特别注意抄本。麦勒纳克尼斯1974年出版了《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抄本与地图目录》，现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要出版中译本。但去年图书馆请我继续整理馆藏的中国抄本，我发现他的目录不全，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说好了，我编补遗。
刘亚丁：就是在这些抄本中，您发现了《姑妄言》的抄本吧？
李福清：正是这样。《姑妄言》是章回小说，作者为三韩曹去晶，有1730年（雍正八年）自序，林钝翁总评，分二十四卷。我当时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其他书，都未见著录。我给孙楷第教授写信时，提到这本书，他回答说从未见过，并怀疑它是韩国人用中文写的作品。1966年，我在《亚非民族》发表一篇长文《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补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各种俗文学目录，第一次著录了在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抄本。其实“三韩”是中国的一个县名，清代属热河省，《姑妄言》作者定是三韩县的汉族人。可惜笔者许多年都查不到关于曹去晶和《姑妄言》的材料。
过了八年，1974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麦勒纳克尼斯编的《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抄本与地图目录》一书，仔细记录斯卡奇科夫所藏的抄本及手绘的地图、风俗画333种。其中245号著录《姑妄言》，注意到抄本是几个人抄的，有人写楷书，有人写行书。第二卷、第二十一卷有中国收藏家之图章。有的纸是“仁美和记”和“仁利和记”两个纸厂的。每册他都数有多少叶，也注意缺哪一叶，如第八册缺十七至十八叶，哪一叶撕掉一块等等。可惜麦勒纳克尼斯编的目录很少人注意，苏联用的人很少，国外汉学家及中国学者大概完全没有注意。1989年至1991年间，我在北京与刘世德教授、法国陈庆浩教授讨论过《姑妄言》的影印。我1992年到台湾教书，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也提到出版《姑妄言》的问题。199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菲利波夫到台湾参加中央图书馆馆庆，王秋桂教授和我与馆长趁此机会终于谈好在《思无邪汇宝》出版《姑妄言》的排印本。2003年来北京发现两个大陆的盗版，一本说是在上海发现的，另一本说是在1730年抄本总评林钝翁家里发现的，实际上都是从台湾版盗印的，印得也不好。这次《姑妄言》小说重新问世，要特别归功于陈庆浩、王秋桂、陈益源三位教授。
刘亚丁：除了上述的发现而外，您对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请您略做介绍。
李福清：我从1961年开始调查各国藏的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版本，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波兰、越南、蒙古汉籍收藏（在美国只调查了芝加哥大学的收藏，在日本只调查了东京与京都藏的梆子腔版本，参见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3年1卷1、2期，2004年2卷1期发表我的长文《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四十多年中发现了不少在中国失传的作品与版本，有的已出版了，如我和中国学者合作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我与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长友先生合作，要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工作很多，我已经发表了四篇记述我发现的广东俗曲（木鱼书等）的文章，总计有十万字。我还在中国买到了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一大本，很有用。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复印了《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的小说、俗文学部分（赵景深搜集的鼓词较多，我也发现了不少），现在看到他收藏的目录，得知他藏的大部分是石印本，我发现的都是木刻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先生送我刚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三大本，编得非常好，我编目录时应该参考，以便确定我所看到的小说哪些是孤本，哪些版本是新发现的。拿到总目我马上查了一些新发现的小说，目录中没有，证明是孤本。最近我开始整理记录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抄本，希望也可以发现孤本。结果真发现了一种不平常的抄本，描写北京风俗（大约嘉庆时期的），每页洋人用铅笔画插图，下面中国人用毛笔写释文。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来莫斯科，我陪他去图书馆看这个抄本，他说非常有兴趣，大概可以出版。
四、览古寻幽穷翠微
刘亚丁：我发现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给予关注，您先后向贵国的读者介绍过老舍、叶圣陶、钱钟书、刘白羽、王蒙、谌容和冯骥才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您能谈谈有关的情况吗？
李福清：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曾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给予过关注，我曾翻译、介绍、编辑过您所说的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翻译的叶圣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儿》的乌克兰文本出版时，我做责任编辑，并写了《中国讽刺作家老舍》一文。我也在我国的《外国文学》上发表了《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但我主要的学术兴趣还是在中国民间上。
刘亚丁：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杂志的版面主要被“回归文学”（即在50—60年代拒绝发表的作品）和“俄侨民文学”占据。当时中国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中国的这些作品有一定数量被翻译介绍到苏联，似乎填补了某种空白，您本人就参与了翻译编辑介绍当时中国文学作品的工作。
李福清：我自己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和《三十七度正常》等作品，写了《论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及其作者》和《冯骥才创作三题》等文章。我也目睹了中国当代作家在苏联受读者欢迎的景况。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以后，当时的苏联文坛也出现过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例如，王蒙的作品就很受欢迎，80年代，他的小说的俄文译本的印数达十万册以上。我还可以举我在80年代编的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书作为例子。冯骥才的那一本，出版社只给了我一本样书，后来我想多买几本送人，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三本。有一次我的同事在阿尔巴特街的书店里看到《人到中年》集子上了架，就马上将这消息告诉我，我赶紧跑去买。到了那里，我说要买十本，书店售货员说每人只能买一本。我说我是这本书的编者，她不相信，要我说说《人到中年》的故事情节，我说了其中一篇的大致内容，她才答应卖给我五本。
刘亚丁：我记得您对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有非常独到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挖掘当代作家作品中蕴藏的古代文学因素。这与当时中国批评界对“寻根”问题的探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福清：我发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作家一方面积极向国外文学学习，一方面又认真借鉴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寻觅本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根源。读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中国17世纪的话本选《今古奇观》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构成这个故事的古代传说载于公元3世纪的《吕氏春秋》。故事说的是官吏俞伯牙偶然遇到一个能欣赏他的琴声的樵夫钟子期，后来当他从京城回来听说樵夫已去世，就摔琴痛悼知音。《雕花烟斗》实际上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小说发生在“文革”和以后的岁月里，著名画家唐先生备受屈辱，被迫放下画笔，只能在雕刻烟斗这种完全是实用的艺术上施展才华。当时唐先生常到一个花农那里去坐一会，欣赏花农所种的绚丽多彩的凤尾菊。在古代故事中，俞伯牙很清楚，樵夫确实善于欣赏他的崇高艺术。而生活在俞伯牙数千年以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画家唐先生却对一个普通农民是不是他的艺术的真正鉴赏者持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冯骥才在传达画家这段思绪时用了“知音”二字。“知音”恰恰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交往的故事，因而我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老农死后，画家听他儿子述说父亲曾吩咐下葬时“千万别忘了把唐先生那只烟斗给俺插在嘴角上”的遗言时，一下子明白，他犯了多大的错误，这位一次次给他送来菊花的老农确实是他的知音。
刘亚丁：我记得，您也写文章分析过阿城的《棋王》。
李福清：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也是吸收古代传统小说因素的一很典型的例子。我发现，《棋王》与17世纪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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