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移动的华夷界限与司马迁的华夷族群认同
按照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说法，民族主义有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与族群一象征主义等4种范式。其中“永存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代表着主流与正统。“永存主义”认为：即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现近的，但民族却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这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人将“种族(ethnicity)”与“民族(nation)”等同了起来。在二战前的西方国家，“种族”这一术语常常表示世系群体的不同文化，而不是表示遗传的、不变的生物特征和基因。所以，史密斯认为今天我们似可以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替代之。[69]依据西方民族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之国内部分民族学、社会学者的实地调查，任何族群的认同均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表现出来，应该说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前提的。特别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祖先神话与传说是族群认同的必要条件。但随着人口的迁徙、族际通婚、宗教信仰的改变、语言的更替等，族群的内涵与边界也将随之变更，族群决不是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族群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
这个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夷夏边界的移动与夷夏观的演变中也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春秋时期，齐、鲁、晋等中原诸侯自称为“华夏”，位处中原外缘的秦、楚等则被称为“夷狄”。进入春秋晚期战国初期，伴随着秦、楚等夷狄诸国的强大与问鼎中原，它们也随之跻身于“华夏”之列。与此相呼应，“夷夏之防”观念也渐被抛弃。不消说，“华夏族群”边界自然随之扩展，部分夷狄族群被化成或自化成华夏族群。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边界大移动乃华夷衍变的第一波，第二波则随着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最终完成。因为此时的汉朝已是“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70]的华夏帝国，帝国内部充斥着夷狄族群，帝国边缘环绕着夷狄部落或国家，汉朝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这些夷狄族群、如何与这些夷狄部落或国家相处的问题。诞生在这种境况下的《史记》，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素材，加之司民迁的远见卓识，将夷狄族群与华夏族群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构建。那就是司马迁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架构。如果说董仲舒将文化作为区分华夷族群的标志的话，那么司马迁则从族源上为华夷族群构筑了共同的血缘谱系。现代西方民族学现代主义论最杰出的贡献，被认为在于其发现——族群或民族具有人为地从主观上加以构建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已开始重新构建华夏族群以及华夷族群关系。
史密斯认为构成“族群”的基本要素应有以下6个标准，即专门的名称、共同祖先的神话或传说、共享的历史记忆、某些共同的文化特质、与某个“故土”的联系、至少存在于其精英阶层之中的某种一体同心的意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6个衡量尺度，在许多方面与民族的标准是重叠的。为此，史密斯给了我们一个界定其差别的标准：“虽然种族与现代民族都有共同专名、神话和共同记忆等因素，二者的重心所在却不相同：种族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共同祖先神话和历史记忆来界定，现代民族则由所具有的历史领土及其大众的公共文化和共同法律来界定。一个民族必须占有它自己的故土，一个种族却不必一定如此。”[71]事实上，我们从司马迁所构筑的“华夷共祖”的意境中，可以推想到司马迁已凭直觉知道，族群心理的核心是共享血缘的感觉。借用英国民族学家沃克·康纳(walkerConnor)的话说，这种血缘纽带的信念以及共同的族群血统神话、传说并非必然，并且通常与真正的生物学上的血缘以及我们所确知的真实历史往往不相一致。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事情是什么，而是感受到的事情是什么。[72]
华夏族群自商周以来，由血统关系所形成的组织——宗族，便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夏族群的姓氏，最初乃系部落的名称。至周初，为了加强中央政治权力的统治机能，将姓与氏分开，以形成宗法制度中的骨干。自春秋中叶，宗法制度开始崩溃，姓与氏又开始合而为一，而出现社会平民的姓氏；至西汉之末，平民之有姓氏始大体上完成。其他蛮夷族群，或仅有第一阶段的姓氏，或演变有第二阶段的贵族姓氏。像华夏族群经过三大演变所形成的姓氏，由姓氏而宗族，在姓氏、宗族基础之上，塑造成古代中原三千年的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已构成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值得关注的是，姓氏及宗族在族群生存、发展上曾发生过不可替代的功用。确实，以宗族为核心所构筑的华夏社会形式，对环绕在周围的夷狄族群而言，乃华夏族群所独有。而华夏族群同化力之强，鲜有出其右者。按徐复观先生的话说，华夏族群同化力之源，在于有姓氏及宗族所形成的社会形式。[73]在古代中国极具宗族色彩的社会环境中，族群性始终表现为一种血缘现象，即一种在自我的持续以及在几代人之间共享祖先联系的持续。所以，当司马迁构筑“中国”大一统思想框架时，建构华夷一体、华夷共祖认同的历史体系便成为最紧要的一环了。因为没有华夷界限的移动、没有华夷共祖的认同，天下一家、四海如一的“大一统”便无法架构。应该说，司马迁所架构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或许反映了华夏知识分子或官方单方面的意向，但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不同，族群可以被外人来辨别和认定，并且不必有自我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构筑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不但为华夏族群所认同，而且为夷狄族群所认同，进而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之夏与刘渊之汉、鲜卑人之前燕、南凉、北魏、西魏等政权，莫不以黄帝之裔自居，并以此作为人主中原的法理根据。此乃后话，作者将另行撰文予以考察。
注释：
①《汉书》卷62《司马迁传》。
②参见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③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多处参考了徐先生的研究成果。
④汪越：《读史记十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4页；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张新科：《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汪高鑫：《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淮北煤师院学报》2001年第5期。
⑤《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⑥《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⑦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⑩⑾《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⑿[日]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
⒀参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
⒁《史记》卷2《夏本纪》。
⒂《史记》卷3《殷本纪》。
⒃《史记》卷4《周本纪》。
⒄三家注本《史记》卷2《夏本纪》“索隐”。
⒅三家注本《史记》卷3《殷本纪》“索隐”。
⒆《史记》卷5《秦本纪》。
⒇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都邑考》。
[21]参见蒙文通：《秦为戎族考》，《禹贡》1936年6卷7期；蒙文通：《秦之社会》，《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22]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88页。
[23]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
[24]参见卫聚贤：《中国民族的来源》，《古史研究》第3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9～51页；黄文弼：《赢秦的东方氏族考》，《史学杂志》创刊号，1945年；徐旭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国出版社1943年版；林剑鸣：《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尚志儒：《早期赢秦西迁史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5]转引自姚大力等：《“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26]《史记》卷1《五帝本纪》。
[27]汪越：《读史记十表》，《二十五史补编》，第3、4页。
[2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07页。
[29]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等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30][31][32]《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3]王明珂：《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34]参见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35]参见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36]参见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7]参见刘启益：《西周矢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38]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2，中华书局1981年版。
[39]参见尤中：《尤中诗文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40]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8页。
[41]参见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42]参见李昆声：《云南考古材料所见百越文化考》，《云南考古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3]参见龚友德等：《滇文化之谜》，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44]参见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45]参见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6]参见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第13卷。
[47]参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黄文弼：《论匈奴之起源》，《边政公论》第2卷第
3—5合期，1943年；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8]参见[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蒙文)，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61年版。
[49][53]《史记》卷27《天官书·太史公日》。
[50]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页。
[51]《孟子》卷8《离娄章旬下》。本文所引《孟子》均用焦循《孟子正义》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5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一辑，第13页。
[54][59]《孟子》卷8《离娄章旬下》。
[55]《孟子》卷1《梁惠王章句上》。
[56]《孟子》卷7《离娄章句上》。
[57]《孟子》卷4《公孙丑章句》。
[58]《孟子》卷5《滕文公章句下》。
[60]《春秋公羊注疏》，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61]《汉书》卷62《司马迁传》。
[62]《春秋繁露》卷8《三代改制质文》。
[63][68]《春秋繁露》卷2《竹林》。
[64]《春秋繁露》卷11《为人者天》。
[65]《春秋繁露》卷1《玉杯》。
[66]《汉书》卷56《董仲舒传》。
[67]《春秋繁露》卷8《度制》。
[69][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52页。
[70]《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71]转引自姚大力等：《“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
[72]Connor,Walker：Etbno-NaEonalism：The Ouest for Under- stand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98—103．
[73]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204页。
作者简介：于逢春，教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06)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07．2．21～34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2-27 16: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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