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谈马伯乐论著中译本

匪兵甲

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谈马伯乐论著中译本
葛兆光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11-23　　发表评论>>

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

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时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

一

1944年7月，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还在沦陷中的巴黎艰难地从事他的中国学研究，他十九岁的儿子却为反抗德国法西斯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27日，在完成一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时，被盖世太保追踪，他虽然机灵地逃脱，但是，盖世太保却发现了他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当法兰西学士院与美文学院将要举行周会时，学者们发现，院长马伯乐却没有来，因为在这一天早上，马伯乐和夫人一道被德国人逮捕。

文雅的学术在粗暴的权力面前，没有任何抵御的力量。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他们穿着从死囚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饥寒交迫，在冬日的严寒里被迫进行各种劳动。1945年初，也就是被捕七个月之后，他终于病倒了，拿惯了笔的手已经握不住十字镐，在书斋里深思熟虑的大脑经不住纳粹的摧残。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时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马伯乐没有坐在书桌旁，却倒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使得法国的东方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究，少了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马伯乐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据戴密微给他写的传记说，他出身在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父亲是埃及学家，他的哥哥是越南历史研究者，他曾经在河内的远东学院研究多年，其间到过中国考察，然后他向著名的中国学家沙畹学习，他的研究领域很宽，仅仅在这部译文集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也涉及中国古代的地理和历史，而且还涉及了东南亚的历史、风俗和语言。

二

我没有能力全面评价马伯乐的研究，这里主要是从我稍稍熟悉的道教研究领域说一些感想。我最早接触马伯乐的著作，就是因为研究道教史。他关于道教的历史、道教的神祗、道教的技术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而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于1971年整理出版马伯乐的长篇巨著《道教和中国宗教》，更是影响了一代道教学者。

在早期有关道教研究的领域中，如果简略笼统地说，那么，日本学者的长处在文献，中国学者的长处在历史，而法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性和历史性的综合把握。法国人对于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兴趣，也许可以追溯到1911年魏格尔编制的《道藏书目》，和1919年沙畹关于泰山投龙简的论著，尤其是后者，这部以“投龙简”为中心的研究论著，关注到了道教人物、经典和思想之外的仪式、方法和政治背景，显示了综合传教士传统、欧洲历史学方法和现代人类学意识的法国道教研究的特征。不过，真正使法国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形成新典范的人物，却是马伯乐。当二十世纪头二三十年，日本的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中国的傅勤家、许地山、胡适、陈寅恪、陈垣开始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道教史的同时，他却以法国中国学的严谨方法和法国学术界的特有思路，对道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马伯乐从西周和东周的宗教信仰差异开始进入他的论述。首先，他指出西周的时候宗教信仰比如对皇天后土、先公先王和先祖，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东周以后，一来诸侯强大，形成地方性的和类别性的信仰和仪式，二来百家蜂起，各自将信仰如鬼神等等理性化，反而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成为边缘和下层，大行于民间，并成为后来道教形成的资源。其次，他介绍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各种神鬼谱系，最高神如玉皇，自然神如雷、电、水、火，管理地方之神如五岳、城隍、土地、灶君，职业神如孔子、关帝、天后，个人休咎之神如北斗、观音、财神、瘟神，死后世界诸神如阎王、地藏等等。他觉得，中国神鬼世界的特点是与人间世界相仿佛，是帝王政治的影像和模拟。接下来，他讨论了古代中国和近代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泰族的社会和宗教，这一部分显示了他对印度支那历史和文化的熟悉，也暗示了他对古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取向，一是要扩大中国研究的背景，因为很多中国的东西都和周边有关，二是要用另一空间现在还存在的田野资料，映证此一空间已经消失的历史，三是对于道教史有宏观的把握。而下面几章，就集中讨论了道教史，道教的起源、道教的历史、修炼、仪式。最后的“西历初几个世纪的中国道教”一章，是在马伯乐遗留下来的大量讲演稿、笔记和卡片中，由戴密微整理出来的，它不仅涉及了道教的神、道教的组织、道教的仪式，和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等，而且，后来道教研究领域的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在他这里都已经开始讨论了。

三

马伯乐的成就当然不止是道教的研究，当年高名凯教授在他去世以后介绍他的短文中曾经说他，“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所著《中国上古史》（La Chine Antique）曾获儒莲奖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实出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右”，这里提到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已经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很体现了欧洲学界当时综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路数，也让我们了解，何以中国当时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当年冯承钧翻译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和新翻译的《道教与中国佛教初兴》，反映了当年道教史研究总是与佛教史研究相互纠缠的状况，早期欧洲和日本道教研究，常常是因为研究汉魏六朝佛教，不得不讨论佛道交涉，而促进了道教史研究的；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关于道家、墨家的两篇论文和关于早期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法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希望上溯到 “轴心时代”的取向，也体现了马伯乐对于“古代中国”作总体研究和把握的勃勃雄心；而《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编年史》、《汉代敦煌文献》等论文，则体现了法国中国学界，除了像葛兰言那样有一个借助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传统以外，仍然有像沙畹这样继承了精通和熟悉文献，从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献出发重新发掘历史的旧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交融，才构成了法国中国学现在的风格；至于《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唐代的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等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上疆域“移动”的中国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研究重视“周边”的映证的思路，当然也让人想到他在越南生活和观察的经历。

四

六十一岁的马伯乐早早死在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学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书斋学问毕竟抵御不了政治权力，纸的书本也绝对不是铁的枪炮的敌手，烽火连三月，就得白发搔更短，铁骑下长安，就不得不携妻带子落荒逃，更不必说刀斧加于颈项了，算完一道数学题再从容赴死的阿基米德故事，多多少少有些想象的意味和自励的作用，学者再清高脱俗，也得有一个安全和温饱的环境，战争对于学术就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不过，除了战争的摧残之外，有时候因为某些其他原因的遗忘和忽略，也常常带来学术史的遗憾。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于法国汉学就并不陌生，不仅冯承钧曾经翻译过马伯乐的若干著作（当时把马伯乐译作马司帛洛，这里收集了四篇），李璜也曾翻译了另一个和他同时代，和他颇有瑜亮情结的法国学者葛兰言的著作《古代中国的舞蹈及传说》（此书把葛兰言译为格拉勒，非全译本），但是，后来很长时间里，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法国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却越来越隔膜。隔膜造成了彼此的生疏和忽略，也带来了学术史上的资源短缺和思路滞塞，恰成对比的是，在日本却由于相当多的中国学家对法国的特别好感（很多日本中国学者都曾在法国留学或访问，日本各地有很多类似日法会馆这样的机构，法国远东学院专门编纂佛教研究著作的《法宝义林》编纂处也一直在京都），法国汉学常常是刺激他们学风变化的资源。仅仅在道教研究方面，不仅像吉冈义丰很早就和苏远鸣（Michel Soymie）合作编辑了四册《道教研究》，就是马伯乐的《道教》，经川胜义雄翻译后，不仅被收入风行一时的平凡社《东洋文库》，而且在短短若干年中就印刷了十几版。就连他关于六朝道教合气之术的若干讨论，也由持田季末子翻译为《道教の养性术》一书，1983年由东京セリカ书房出版。我特别注意到， 1968年，第一次道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学者提出了道教研究的一个清单，建议研究重心应当围绕着道院制度、道教与异端、道教与现代化、佛道关系、道教与方术、道教与艺术、道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来世观念、降神术、意识中的幻觉、房中术、道教内的相互关系、思维模式等主题上，事后看来，这个建议显然对后来的日本道教研究界的转向，发生了深刻影响。

学问是一个长久的事情，来自外国的知识，并不是像时装那样越新越好，有时候回头看看早期研究，也会发现一些看似陈旧的论著，却有变新的意味，旧的和新的，有时能够越过时间的断裂，构成学术思路的链接，再读马伯乐的著作，也许就是如此。看看这本书的翻译，也觉得颇为有趣，这里既有冯承钧先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的四篇，也有翻过了一个世纪的年轻学人新近翻译的若干篇，新旧翻译之间，竟然遥遥相距半个多世纪，这让人想到，学术史上也许不仅有持续不断的薪火相传，还有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重新找回中断的记忆，接续旧有的资源以补上新课的时候。（葛兆光）

（马伯乐论著中译本之出版，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