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读杨义新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nanwan

“大文学观”笔下的又一部精彩佳作———读杨义新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孙伊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作者杨义在几年前的一次讲演中曾经提到：“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在他的梦想中，这幅地图应该是“完整、丰富、深厚、精彩”的。尽管这样一幅地图可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但是此书的出版，已经将这幅地图展开，使其大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学地图”这一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作者多年治学心血的结晶和治学思路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作者最初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早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已经有了打破雅俗、地域和时段区隔的倾向，不可不谓开风气之先。《中国新文学图志》引图入文，图文互证，透过“图”解读复杂而微妙的文化信息，从视觉形态的表层挖掘精神形态的深层，从而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可能性，“兴致勃勃地逼近历史的本质”。《中国叙事学》对西方理论进行了“参照、质疑、驳难、汲取”，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具有原生型的中国叙事学理论。正是作者多年治学中拓展出的这种融通雅俗、地域、民族、时段的视野，对文学文献之外文本的关注，以及立足本土文化，开展中西对话的胸襟，使“文学地图”这一崭新的、原创性的概念的提出，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文学地图”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很大反响。今天在google网上输入“文学地图”，已经可以得到600多万条检索结果，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学地图”提供了一种文学史书写的新格局、新思路。既曰“重绘”，必有其别出手眼之处。从京师大学堂的讲师林传甲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至今100多年来，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已有1600多部。与以往的这些汗牛充栋的文学史相比，“重绘”有三大学理上的突破。
     第一个学理上的突破是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也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引入。顾名思义，“史”强调的是时间性，而“地图”强调的则是空间性。早在对“京派”和“海派”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作者就特别注重地域文化对文学流派、风格的影响。该书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路，对空间维度的强调不仅包括地域文化，还包括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移，以及作家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归隐地等人生轨迹问题。例如，通过对“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不同地区流传和转述的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和重新编码的解读来透视地理空间的移易对文学想象产生的影响，就是这种研究思路产生的精彩之论。文学地理学的渗入，不仅开拓了文学研究“横”的向度，而且可以借用地理空间的形式，展开文学丰富层面的时间进程，从而产生新的智慧、新的见地。
     第二个学理上的突破是要在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动力，也就是文学民族学的引入。作者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概念———“边缘的活力”。因此，文学的民族学也就不仅仅是单纯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框架和研究视野这样简单，“活力”昭示了一种动态的过程，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明、文化、文学在碰撞和摩荡中共生共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动力学过程。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的框架，一部《格萨尔王传》就使中国由“史诗的贫国”变成了“史诗的富国”；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进行分析，《莺莺传》发展为《西厢记》的过程中伦理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异就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神授艺人”吟唱史诗的那种原生的恢宏气度与中原文人雕章琢句的精巧趣味共生并存，使文学史的画卷更加异彩纷呈。
     第三个学理上的突破是要在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也就是文学文化学的引入。注重文学的文化和精神层面不是对文献功夫的轻忽，这一点只要从书中对大量历史典籍、考古名物的旁征博引就可见一斑。“文化透视”的第一个层面是对民间智慧的关注，即对“雅”“俗”之分的超越，第二个层面是对文学与其它文化形式、艺术形式关系的考察。以作者近年来投入心血最多的文学图志学为例，通过对历代以苏轼、杜甫和白居易为主题的文人画流变的阐发，发见中国古代的士人风习、文化心理的传承和流变过程。这种“以图出史、由史带图、图文互动、意义互射”的研究范式昭示了一种经由互文性沟通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的巨大可能性。而“文化透视”的第三层、也是最根本的意义是“考证型的透视”，或曰“透视型的考证”，即在文献功夫的基础上发挥感悟能力和思辨能力。这三个层面看似不同，实则一致———只有“文化”的渗
     入，“死”的文献才能焕发出“活”的光彩。
     杨义先生曾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归纳为“一纲三目四境”。“三目”即上述的三大学理上的突破，“四境”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和图志学。而这“三目”和“四境”又都是以“大文学观”这“一纲”作为统摄的。“大文学观”对“纯文学观”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它保留了纯文学观的科学的缜密性、文学的独立价值，同时又吸收了杂文学观的那种博览、博学的因素，使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不致被割裂。“大文学观”是对纯文学观主导态势的一种反拨，也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独特的发展历史和存在方式的一种尊重。以“大文学观”为笔，相信并期待杨义先生的这幅文学地图会画得更加酣畅，更加精彩。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7-10-30 1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