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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猬与狐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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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15 22:53:44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意味的学术自述  

   李欧梵先生将学术自述取名为《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读之细品,觉得不落俗套,颇有点现代意味。

   学者自述其求索学术文化的心灵历程,往往异别于作家的创作回忆录。他摒弃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执着于理性的思想梳理;不拘泥对某作品的写作甘苦作过程性叙述,却用心总结学术文化探索的研究初衷和纵横比较,反省某些学术理念的得失。作家回忆录常常是自我角色的显现和张扬;学者自述却较多是对文化的历史积淀。就这点而言,学人自述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中历史文化或思想文化演进的某些轨迹。李欧梵在学术文化两级(现代与传统)中徘徊和求索的自述,正反映了当代学人对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思考的心灵历程。

   李欧梵是颇有影响的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领域颇有建树。尤其是中西贯通,不拘一格的“狐狸型”学术风格在哈佛华人学者中独树一帜。《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以较多篇幅对其学术风格的定型作了全景式的表述。李先生自称是“狐狸型的人”,不是“刺猬型的人”。

   刺猬型的人是要做大官、做大事,“研究学问,就要做大学者,大教授”,对学问“只相信一个系统”。狐狸型却不同,“不愿意做一代大师”,“不相信任何系统”,他“可以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做学问“比较注重小的,轻的”,“以小窥大”,追求“一种经过重新构筑的东西”。李欧梵自认是属于“狐狸型”的。他认为,“人的思想模式是因人而异的”,他一生追求的是“发挥狐狸型的才智”,可惜,“中国知识分子想做刺猬的人太多了”。李先生的自述并非是自谦,也非圆滑,而是其治学、求道的思考和心得。笔者的理解,李欧梵的“狐狸型”风格蕴含了这样的内涵:一是学术生涯的传奇色彩,二是多元文化视点和比较文化思维,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文化边缘意识。

   李欧梵的学术生涯是有趣的,也是耐味的。《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披露了这样的经历:少年时代的梦,是艺术、音乐,想当童子军、指挥家,曾经也有过表演和发挥潜天才的机会,但因升学的戏剧性,使其人生“数易其稿”。准学术场(大学)中绝对偶然的专业选择,先是读外文,后学国际关系,最后被挤进“西式巴士”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哈佛教席缺位的临时机遇,促成了其学术生涯的起步。他学国际关系,却在哈佛执教中国近代史,在印第安那教中国元代杂剧。由此,李欧梵从中国近代史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及上海文化思想史研究。这与承袭国学导师启蒙、诠释、考证、注解、辨伪起步的国内学子,显然是承受绝然各异的文化熏陶。文化环境的指向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边缘角色,而文化边缘意识却造就了他有别于传统,颇有现代文化意识的学术风格。也就是,二十世纪西方学界的现代主义新学理激活了他的学术思维,促成了文化批评的思维坐标和价值概念的构筑;西学与国学的文化互补,开拓了其文化比较的思维空间。

   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论鲁迅的著述对国内学界有较大冲击力,尤为当代青年学术文化界所推崇。

   李欧梵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求索,不只反映了当代学人如何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文化融汇、重构的结合点的心灵历程,还意味着他们已摆掉传统的思维定势,去更新、构建开放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这一点,在读李欧梵自述时可获得强烈的感受。传统的学术思维模式往往驱动着学人倾心于建立理论体系,似乎学术的终极目标是“宗师”、“大师”的学说,或者终身诠释“大师”,注解“学说”,作学术的附庸。李欧梵是及其道而行之。他追求的是“在两个文化之间”,“用一种杂的学问来为我的研究找一个座标”,他把“这种风格归结为狐狸型的”。“狐狸型”的学术思维方式是开放的、比较的,融含着东西学文化思维的优势。我们正如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西文化由冲突、排斥转向相互参照和融汇已是必然趋势。尽管东西方的文化理念、价值指向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人类文明,中西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是人类共享的。中国传统文化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却不能掩盖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局限。长期恪守这一传统,是难以承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冲击。李欧梵等海外华人学者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先走了一步,而狐狸型这一富含现代意味的学术风格是值得当代学人仿效的。

   李欧梵的学术自述,采以口述实录的对话文体,也是别具一格的。国内对学人的传记较注重于生平考证及著作评述,而文学性传记又过度追求细节和阅读的艺术趣味。前者虽是严谨,但不乏琐细、庞杂之弊,加之评传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偏见,常常失之牵强附会;后者难免磨抹历史的真实,流于平庸和虚假。口述实录却有助于自我剖析与真情流露,对话文体又可避免时空的约束,虽思维跳跃,但能导引学术思想灼见的闪现。这种阅读的趣味不在于故事的传奇性和细节的艺术感染,而较多是话语的幽默,思想的启迪。《徘徊在现代与传统间》犹师生对话,天马行空,侃侃而谈,似同家常,从容不迫。其话语既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又溢满着西方文化的自由意味和机智。
 楼主| 发表于 2008-2-15 22: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狐狸式的徘徊者  



“现代是从什么时候结束?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系列的问题非常复杂,我是故意绕着讲,因为我自己做学问就是这么绕着做的,这又是狐狸型的,又是在那里迂回。所谓徘徊也包含迂回的意思。”


这是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他的学术自传《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的一段夫子自道。熟悉欧梵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向喜欢以“狐狸”自喻,如他的一本学术随笔就叫《狐狸洞书话》。


狐狸是狡黠而行踪不定的,它总在犹疑、探寻中徘徊游走。而欧梵先生正像一位狐狸式的徘徊者,游移于中/西之间、现代/后现代之间。他曾有过一个妙喻:每个研究过现代文学的人都得背上一个“十字架”,以古今为竖轴,以中外为横轴。显然,十字架之喻首先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承受的负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十字架构成的关系复杂的坐标,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无限的徘徊空间。


作为华裔美国学者,欧梵先生难逃宿命地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他在《中西文学徊想》一书中,便勾勒出了他在中西文学碰撞中腾挪趋避的轨迹。而在后现代理论兴起之后,他又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跳起了‘脱步舞”。我想,但凡读过李欧梵著述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不是那种一脸高深、经院气十足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个很随和、很生活化的学者:他厌倦于头头是道的“宏大叙事”,学术关注点不仅“杂多”而且“零做”,又往往喜欢在理论思考中穿插进对通俗文化如吴宇森、王家卫影片的感受,这些特征无疑都多多少少与“后现代”有染。不过,李欧梵在面对“中国问题”时所显示出的现代性焦虑和担当意识,又表明他仍然没有跳出现代启蒙主义学者的行列。比如他说:


“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永远有意义的,不能够相信西方所谓历史没有意义的说法;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有意义的历史也快到头了,于是有一种焦虑。所谓快到头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我的一些大陆朋友对于这一条革命的大历史、大叙述有一种幻灭。幻灭之后,下面的问题是,中国走哪条路?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要追寻这个意义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焦虑。”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者是否弃历史感的,因此,当欧梵先生为追问“历史的意义”而紧锁眉头之时,他也就暴露出了与“五四”学人相似的启蒙心态。难怪他曾戏称自己是个“半吊子的后现代派、后现代式的人物”。


狐狸又是生性好奇而多变的。因此,欧梵先生做学问崇尚“杂学”。他谈到当年在哈佛读书,后来用得上的都是胡乱旁听得来的东西。他又像狐狸一般善于在徘徊游移中寻找机遇。从他的“学术自传”中,我们会不时遇到有关“游荡”的有趣母题,如深夜在芝加哥的火车站形影相吊,在革命风潮里浪游巴黎……事实上,他最初就是抱着走向世界的意愿从新竹这个小城到台北的,后又觉得台北太小、太土,于是又从台北到了美国,这似乎都是冒险小说的情节及其主人公的性格。这种“乡巴佬”的经历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但欧梵先生的冒险基本上是在学院,他说,“我是狐狸型的,这里闻一闻,那里嗅一嗅,这里弄一点,那里弄一点。我一方面是怀疑,一方面是好奇”,“我常常会对那些奇说异论好奇的成分大于排斥的成分”,“对我来说,求学最过瘾的是一种刺激”。


他在求学、问学乃至治学之道上徘徊,种种的好奇和刺激也带着怀疑以至迂回和犹豫,这是一种极其紧张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生产的过程。而他自有自己的应对方法,“而犹豫的时候,中间有一种张力的话,有时候我用一种矛盾的方法处理,有时候会冒出一些火花,有时候就很难处理,就掐死在那里了”。


如果说这种徘徊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某些“辩证法”,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导师史华慈。李欧梵介绍说,他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都深受史华慈先生“犹太式辩证法”的影响。正由于这种辩证方式的作用,他认为任何一种思想系统,不管是儒、道、佛,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者现代或后现代,都是复杂的思想系统。而对任何一种思想系统,他都不简单认同,也不轻率排斥。因此,他既能接受源自于“新马”的文化研究理论并将之应用于他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呼吁那种“老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按照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杯的说法,古往今来主要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刺猬型的.一类是狐狸型的。刺猬型的学者相信宇宙中的一切问题可以凭借一个系统来解决。这类学者的代表人物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狐狸型学者则不相信世界上的事情可以靠一个系统.或者纳入一个系统得以解决,对任何声称可以解释一切的系统都满腹狐疑。这类学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而欧梵先生自然亦属此列。


作为一位狐狸式的徘徊者,欧梵先生和本雅明笔下的巴黎“游逛者”颇为相似,但他不像后者那么忧郁。尽管他有着强烈的世纪末的怀疑和困惑。这种乐观根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世界主义”抱负,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就是:“对人生的千姿百态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知道、理解和品尝。”
 楼主| 发表于 2008-2-15 22:56:23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李欧梵先生是“狐狸型”学者绝非贬损,这正是他的自喻。他引用以赛亚·柏林的划分,将“狐狸型”学者的特征解释为:做学问多爱旁击侧敲、涉猎广泛、不服膺权威,以兴趣出发常能见人所未见;而与之相对,则是“刺猬型”学者,他们有耐心、有定力、探索宏大的问题一以贯之,建构出自己的体系。李欧梵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狐狸型”,兼容并包,又始终“喜新厌旧”。在这本以哈佛的生活为主线的自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这种学术特征形成、发展的过程。

  全书名为“哈佛岁月”,实则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记述其在哈佛八年的求学生涯,后半部则是对十年哈佛教学经历的回顾。李欧梵初入哈佛时修习的是中国近代史,本想师从当时的权威费正清教授,可渐渐的他不满起费教授的史学叙述的坚硬、缺乏“人”的视野,于是一次在课上大放厥词,当面指责。费教授却不以为忤,反赞其“freespirit”,处处提携。费教授的宽和更让他坚定了“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后来他转学思想史,读鲁迅和《列宁全集》,着迷于俄国史和俄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地下层苦读,选学俄语,游历欧洲,在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辗转于美国的七所顶尖高校,主持文化研究工作坊,以及对古典音乐和电影的喜好与痴迷。这些似乎都契合了“狐狸型”学者的特点,其实反过来想想,这就是本性使然:李欧梵先生有着广博的兴趣、过人的精力及敏锐的感受力和洞见力,他以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悟开拓了一片独特、丰饶的学术空间。当然这也为“狐狸型”学者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发表于 2008-2-16 08:34:06 | 显示全部楼层
戈兰先生说:

吕微是刺猬。
刘宗迪是狐狸。
 楼主| 发表于 2008-2-16 17:40:14 | 显示全部楼层
品三 于 2008-2-16 08:34 写道:
戈兰先生说:

吕微是刺猬。
刘宗迪是狐狸。


品三先生是什么?在刺猬与狐狸之间?
发表于 2008-2-16 17:5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刺猬和狐狸之间,那就是穿山甲。
 楼主| 发表于 2008-2-15 22:5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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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思想家柏林把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型的思想者善于创建宏大的体系,囊括世间所有问题;而狐狸型的思想者是那种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对宏大体系不屑一顾的人。这种二元式的划分虽然简易但是并不实用,我们虽然有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刺猬型思想家,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思想者来说,都是介于刺猬型和狐狸型之间。事实也证明,那些号称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所有疑惑的想法,结果都是虚妄之言。我们的生活仍然不尽是光明,黑暗的十二小时每天还是按时到来。所以刺猬型的思想者和狐狸型的思想者,并不能精确地区分开来,大部分人都是在两者之间往返,犹疑不定。许纪霖的思想评论集《回归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个不断挣扎往返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知识分子的清晰个案。

  按照朱利安·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划分,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激情,全身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人类生存方式最高价值的信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刺猬型的知识分子;而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道德主义者,他们关注人类现实的生活和冲突,这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如果对照这种区分,许纪霖一直给我的印象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个人气质上可能更接近于狐狸,对各种现实问题都有很高的兴趣,所以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书写过大量的文化、思想随笔。但是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动,许纪霖发现这种狐狸型的思考方式很容易流入肤浅、浮躁的境域,看问题虽然明白但是无法深入,所以从此后有过一段沉潜期,遁入学院,不理外务。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在我看来不但没有使其失去狐狸的激情,反而融入了刺猬的沉稳和理性,“在我看来,要在专业领域成为一流的学者,必须要有点刺猬的气质,在本专业之内拥有刺猬的建树。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这样说吧,刺猬为体,狐狸为用,在刺猬与狐狸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刺猬的功用”。

  只有明白这点,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在《回归公共空间》一书中他的书写范围如此之大,从大学制度这些专业领域谈到超女,从上海的都市文化研究谈到网络兴起的意义,从美国的“9·11”事件谈到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这些话题既有专业性质的刺猬型的,也有公共话题等狐狸型的,看似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个冷峻严肃的话题里面,我却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挣扎往返于刺猬型和狐狸型的思考之间的俗世情怀。在许纪霖先生笔下,谈北大的教师改革制度,是一个身在学院的刺猬型教授对中国高校存在弊端的一窥之见;谈上海这个全球化都市的传统和现在,是对上海的未来发展表示一种关心和忧虑;谈美国的“9·11”事件是一个世界公民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和怒斥;谈新启蒙运动兴起是对中国思想史传统的梳理和对年轻一代学人崛起的引导。可以看出,在《回归公共空间》中,这些看似斑驳芜杂的话题,因为作者刺猬型的专业学理的积淀,狐狸型的人文激情,很好地降服在作者的笔下。

  书中许纪霖提到1980年后中国思想界有两次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一次是19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另一次是“21世纪网络社会的出现,一群过去默默无闻的思想者开始崭露头角”。许纪霖对萧武等网络思想者的支持无疑是他刺猬为体、狐狸为用眼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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