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讨论要点摘录

高丙中

施爱东“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讨论要点摘录


    施爱东在开场白里对自己的文章立义做了陈述：我这篇东西并不是一篇纯学理探讨的理论文章，而是一篇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文章。通过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搜集整理”及“田野作业”的提倡及理论探讨的回顾，认为1、 一直以来，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都只注重“抢救”文本和宣传推广，把“搜集整理”视作终极目标，满足于为“大文学”提供辅助读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田野作业”，只是对过去搜集整理工作的一种更名延续。而“理想化”的“搜集整理”，常常体现为全面的普查工作，普查又往往依赖于“运动”（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学术运动这种集体行为，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2、 被今天的学者所指责的“过去”的田野工作并非一无是处，早在上世纪初，搜集整理的工作要求就已纳入了“科学”的轨道，过去的工作有过于政治化的阶段，但也有大量的忠实记录的文本，已有的普查成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既有的文本，也是今后工作的出发点，我们一方面必须依赖这一成果深入理论研究，一方面必须告别普查模式的田野工作。3、大千世界的无限丰富多样性，先天决定了我们的搜集整理永远不可能达到形而上的“科学性”要求。多年来，我们执苦苦着于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田野作业方法，从实践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4、作为一门学科，民间文学的致命缺陷不在于原始材料的缺乏，而在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当我们把民间文学工作定位于抢救、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与理论研究失之交臂了。5、田野工作应该是有目的的理论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盲目的对“政治意义”和“文化描述”的追求。当我们进入田野的时候，应该带着自己的理论假设，到实地检验或修正这些假设。一般来说，理论假设的灵感来源于对他者理论的汲取和既有文本的阅读，而不是来源于直接的“田野”经验。
    高丙中作为主持人肯定了文章的价值，同时也提出了几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施爱东发表在《民俗研究》2003年第一期的“告别田野”一文的立论是非常果断的，单看那题目，颇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意志。他在这里提交的论文把思绪表达得更加复杂一些，更多与人商量的意味。顺着作者的文意往下看，我们不能不同意作者的立论：田野是研究的手段，不是研究的目的；不要继续搞“田野”拜物教，我们积累的文本已经足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主体（与建宪兄的意见可以合并看待）；理论来自文本，不是来自田野，而田野只是验证来自文本的理论的；我们的文本已经自成天地，告别田野也无妨。作者的论证是有力的，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1、作者的提问方式可以讨论。文本与田野，我们研究的注意力应该（首先或者主要）投向谁？我想，我们并不是处在父母离婚，孩子必须择其一却又无所适从的局面。民俗学与精英文化研究的基本区别在于文本的产生方式不同。后者的原创人与文本的书写者是同一的，而前者的原创人与书写者是分开的，建立这两者的联系的是田野作业（或搜集整理）。有鉴于此，在民俗学中，文本和田野是一种神圣同盟式的联姻，是不可分割的。2、关键概念值得进一步讨论。采录、搜集整理、田野作业，作为资料的获得方法是同义的（仅此而已），但总体上是很不同的概念。文本的书写者作为主体的介入、渗透、再创造的份量是不同的，基本上分布在一个从弱到强的光谱上。采录，可以说只是获得研究资料的方法。搜集整理，可以是手段（提供资料），也可以是目的（提供阅读的作品，像董均纶等的例子）。田野作业，即是获得资料的方法，也是研究的过程，是一种专门的质的研究的方法论。他们都是在田野中发生。你们要与之拉开距离（告别田野，回归文本），是什么意义上的？
    其他参与者以自己的方式陈述了对该文的理解。如安德明说，强调田野作业的目的，不一定都是强调搜集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样一种观念：中国的文献资料实际上非常丰富，我们的研究完全可以按照对文献的研究来进行。其次，田野的研究不一定是民俗学研究的全部。第三，到田野中，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单纯的搜集资料，还是因为我们明确地知道仅靠抽象出语境的文本本身无法对文本做出准确的阐释？这样，田野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并不只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
    本轮讨论集中在对田野（作业）的辨析上。巴莫曲布嫫对此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中核心的一点是：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一俟田野开始，研究也就开始，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其工作方向是从桌面到田野，而非仅仅是从田野到桌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
    吕微对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颇为精采的表述：用文本解读的方式面对田野，用田野研究的方式面对文本。刘宗迪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我的理解，用文本解读的方式面对田野，就是把田野作为对象，而用田野研究的方式面对文本，就是把文本视为和田野一样早就我们生活的传统，其实，田野从来就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里，田野与文本早就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在田野中，时刻都能和伟大的文本不期而遇，田野就是文本书写出来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文本与田野之分或者之合。 陈建宪把这个问题与学科的定位联系在一起：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清晰界定其对象，如果对象与其它学科重合，则需有不同的方法或理论，否则就无独立性可言。就我个人而言，我以为民间文学的主体是文本，调查其在生活中的形态也是为理解作品服务的，所以提出“回归文本”。并非是不要田野。如果不能明确研究对象的主体与研究的目的，很容易为其它学科涵化，也无存在之必要。这正是民俗学今日之窘境之根源。
其他高论，请参阅该讨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