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枯竭的对象资源。
高丙中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迫切地想把民俗学纳入经世学术之列。所以，此书不仅是理解民俗以及民俗学诸概念必不可少的学术专著，而且为民俗学与社会实践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平台，是民俗学经世致用的理论依据。
但是，高丙中充分论证了一个“应该研究”的对象世界，却未能解决一个“如何研究”的现实问题。高丙中没有注意学术发展往往还有其自因的、出世的一面，也即科学革命无法人为预设的一面。具体的科学研究如何做、做什么，往往只与该项研究所持的理论与方法相关，而与我们如何定义操作对象没有关系。
也许，学术的入世与出世，本来就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念指导下的两种取向，彼此无法相融，却始终互补。但无论主张入世还是主张出世的学者，都能从这本著作中获益。
（施爱东）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高丙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2000年重印）
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
在民族传统节日成为文化热点之前，萧放是国内惟一以“时间民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俗学者。曾经有学者认为，把自己固定在这么“窄”的一个领域，往好处说叫“大材小用”，往不好处说叫“不思进取”。可是，没过多少年，时间民俗成了传统文化热潮中炙手可热的一张王牌。
1992年，钟敬文先生把《荆楚岁时记》的研究任务交给了萧放，理由是：该书在中国岁时民俗记录方面有开创意义，却从未有人进行专门研究，萧放是荆楚人，学历史出身，受过民俗学专门训练，为学勤奋、肯动脑筋，乃最佳人选。
萧放果然不负“钟”望，“他研究视野开阔，对《荆楚岁时记》产生的时代与所记述的时代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分析；对《荆楚岁时记》的学术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扒梳，正确地指出了它与《月令》《四民月令》之间的文化变迁关系。将岁时记与民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结合进行探讨，这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开创性研究。”
短短几千字的《荆楚岁时记》辑佚本，把萧放吸进一个神秘广袤的“时间黑洞”。萧放潜心于此几二十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心无旁骛，成绩斐然，由“六朝”上溯至周秦、下延于当代，由“荆楚”而广涉全国，不仅没有“善罢甘休”，而且大有跃马扬鞭，痛饮黄龙之势。
（施爱东）
（《<荆楚岁时记>研究》，萧放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