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兰 发表于 2006-11-7 17:13:10

坟典索丘考【转】

•        简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是古代真有的书籍,是刘歆拟造之后插入《左传》中者.
•        坟典索丘考
王 宁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四种很有名的古代书籍,据说是三皇五帝之书,地位甚显赫,每每称某人博学就说“通于坟典”,但是谁也没有来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可信性,其实这四个书名是很靠不住的。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在先秦的古书中,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也是唯一的一见,其文云: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铋,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杜预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下注曰:“皆古书名。”
    《正义》则博引诸家之说曰:
    “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云:‘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也。’贾逵云:‘《三坟》,三王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延笃言、张平子说:‘《三坟》,三礼,礼为大防,《尔雅》曰:‘坟,大防也’,《书》曰:‘谁能与朕三礼’,三礼,天、地、人之礼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礼》八议之刑,索,空,空设之。《九丘》,《周礼》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设之。’马融说:‘《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数也。’此诸家者,各以意言,无正验,杜所不信,故云皆古书名。”
    关于这四种古书名,先秦典籍记载仅见于此,汉代以后诸书所记都是本于此。但是,这四本书这样古老、这样有名,先秦典籍里竟然不见有引用,也没有其他人提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古史辨派对《左传》的这段记载表示怀疑,论述不少,比如顾颉刚有段论述云:
    “在这一段故事里,出来了‘三坟’之名,与《五典》等并列。杜预注谓‘皆古书名’,说得很浮泛,究竟是些什么古书呢?在他以前的贾逵,曾注谓‘三坟,三王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左传疏》引)许是三王的时代太落后了,所以他的说法没有得到后人的信任。马融注谓:‘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左传疏》引),马说最不通,‘三气’、‘五行’,无论怎么好的史,将怎样去读它?什么事全是后来者居上,可巧《周礼•春官》中有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便谓这是‘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这样的注解最是完满的了,拿《三坟》、《五典》来印合‘三皇、五帝之书’,岂不是‘天衣无缝’?……但我们要知道《左传》和《周礼》是一鼻孔出气的。康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曾说:‘……《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汉书艺文志辨伪》)……《周礼》既是刘歆伪造,他更与它经设证,于是‘掌三皇、五帝之书’一句的证据就偷偷地埋伏在《左传》里。《左传》楚灵王次于乾溪以及向子革夸口的一段话,《史记•楚世家》里全有(不过《史记》里误子革为祈父),单单灵王夸奖倚相及子革微词托讽的话则一字没提。在《周本纪》里也没有祭公谋父谏劝穆王的《祈招》之诗。说是司马迁的删削罢,在子革是‘曲终奏雅’,为什么偏偏把雅的删掉?而且‘《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既是古书,是何等重要的古史材料,他又如何忍心删削?这无疑是刘歆重编《左传》时插下的埋伏,而老实的郑玄竟落入了他的圈套。”这段话切中肯綮,故怀疑《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刘歆伪造了插进《左传》中也是有道理的。不过疑终归是疑,没有找到他杜撰这四个古书名的根据,缺乏说服力。
    首先,刘歆等伪造这些,都是为了张扬古文经的目的,他们在古文经里插入一些杜撰的东西互相照应,以增加其可信度,从而进一步为王莽篡汉提供理论保障。其次,他们伪造这些名目也是有所根据的,只要找到这些根据才能明白这些古书名目的来源。那么,这四个古书名是根据什么拟造的呢?
    《三坟》这个名字就有点奇怪,《尔雅•释地》曰:“坟莫大于河坟”,郭注:“坟,大防。”郝懿行《义疏》曰:“《释崖岸》云:‘坟,大防’,《方言》云:‘坟,地大也。’郭注:‘即大陵也。’鲍照《芜城赋》称‘三坟’,此言河坟,《诗》言‘汝坟’及言‘淮坟’,三坟之中河坟为大,故独在八陵。”为什么书名要用“坟”为名呢?原来,这个名目是刘歆等根据《诗》和《尔雅》拟造的,这一点早就让唐代的李善给揭破了。《文选•鲍照〈芜城赋〉》曰:“格高五岳,袤广三坟”,李善注:“三坟未详,或曰:《毛诗》曰:‘遵彼汝坟’,又曰:‘铺敦淮坟’,《尔雅》:‘坟莫大于河坟’,此盖三坟。”这个就是“三坟”一名的由来。因为《诗》虽然称为“四诗”,实际上只有风、雅、颂三种诗体,只是“雅”分成了大雅和小雅,三诗正好与三皇的数目相合。把《尔雅》和《诗》放在一起,是因为《尔雅》和《诗》是同类的书,《尔雅序》曰:“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疏:“《尔雅》所释,遍解六经,而独云‘叙诗人之兴咏’者,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故毛公传《诗》皆据《尔雅》谓之《诂训传》,亦此意也。”
    《五典》的根据是《书》,《书》中有《尧典》和《舜典》,尧、舜是五帝中的最后两位,既然他们有“典”,那么另外三帝也该有“典”,所以说《五典》是“五帝之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八索》的问题,笔者认为马融说“《八索》,八卦”是找到了其根源,它的名称的根据就是《易》。为什么不叫“八卦”而叫“八索”呢?其根据是《易传》,《易•系辞上》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舋舋者,莫大乎蓍龟。”疏:“索,谓求索。”因为《易》是“探赜索隐”的,故名《八索》。
    《九丘》的根据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刘歆对《山海经》很看重,他领校过该书,而且写了一篇《上山海经表》,里面对《山海经》大加张扬,所以他拟造古书名的时候也忘不了它,使用了里面的“九丘”,以拟《书•洪范》中所说的“洪范九畴”。畴的本义是“耕治之田也”(《说文》),九畴本来应该是指九州的耕治之田,故《说文》又言:“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洪水之时,人民皆居高丘,畴其土而生,这些丘也就是州,也就是畴,所以刘歆用九丘来拟九畴。
    实际上,八卦和九畴与汉代迷信的谶书河图、洛书有很大关系,《汉书•五行志上》说:“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因为王莽篡汉主要依靠的是图谶,通过谶纬图书编造自己代汉是天命的假象,为自己篡汉制造根据,故刘歆等人在《左传》里写上《八索》、《九丘》就是为了给当时的《河图》、《洛书》张目,表示这都是上古的天命之言、圣王之道。
    所以,这四种古书名的来源可表示如下:
    《三坟》——《诗》、《尔雅》
    《五典》——《书》
    《八索》——《易》
    《九丘》——《山海经》
    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定不是古代真有的书籍,《诗》编定于春秋,《书》中的帝典成于战国中后期,《尔雅》成书于秦汉之间,三皇、五帝时代的古人不能反取于后而作书名。特别是使用了《尔雅》,可知这些书名一定是汉代人所拟造,而且在刘歆表彰《左传》之前的汉代书籍里还没有提到过,直到《左传》经过刘歆的努力立于学官之后,称“坟典”的人才多起来,因此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刘歆拟造之后插入《左传》中者,可无疑义。

注释: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三皇考》第213-214页 中华书局19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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