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典索丘考【转】

戈兰

•        简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是古代真有的书籍，是刘歆拟造之后插入《左传》中者.
•        坟典索丘考
王 宁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四种很有名的古代书籍，据说是三皇五帝之书，地位甚显赫，每每称某人博学就说“通于坟典”，但是谁也没有来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可信性，其实这四个书名是很靠不住的。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在先秦的古书中，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也是唯一的一见，其文云：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铋，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杜预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下注曰：“皆古书名。”
    《正义》则博引诸家之说曰：
    “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云：‘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也。’贾逵云：‘《三坟》，三王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延笃言、张平子说：‘《三坟》，三礼，礼为大防，《尔雅》曰：‘坟，大防也’，《书》曰：‘谁能与朕三礼’，三礼，天、地、人之礼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礼》八议之刑，索，空，空设之。《九丘》，《周礼》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设之。’马融说：‘《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数也。’此诸家者，各以意言，无正验，杜所不信，故云皆古书名。”
    关于这四种古书名，先秦典籍记载仅见于此，汉代以后诸书所记都是本于此。但是，这四本书这样古老、这样有名，先秦典籍里竟然不见有引用，也没有其他人提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古史辨派对《左传》的这段记载表示怀疑，论述不少，比如顾颉刚有段论述云：
    “在这一段故事里，出来了‘三坟’之名，与《五典》等并列。杜预注谓‘皆古书名’，说得很浮泛，究竟是些什么古书呢？在他以前的贾逵，曾注谓‘三坟，三王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左传疏》引）许是三王的时代太落后了，所以他的说法没有得到后人的信任。马融注谓：‘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左传疏》引），马说最不通，‘三气’、‘五行’，无论怎么好的史，将怎样去读它？什么事全是后来者居上，可巧《周礼•春官》中有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便谓这是‘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这样的注解最是完满的了，拿《三坟》、《五典》来印合‘三皇、五帝之书’，岂不是‘天衣无缝’？……但我们要知道《左传》和《周礼》是一鼻孔出气的。康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曾说：‘……《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汉书艺文志辨伪》）……《周礼》既是刘歆伪造，他更与它经设证，于是‘掌三皇、五帝之书’一句的证据就偷偷地埋伏在《左传》里。《左传》楚灵王次于乾溪以及向子革夸口的一段话，《史记•楚世家》里全有（不过《史记》里误子革为祈父），单单灵王夸奖倚相及子革微词托讽的话则一字没提。在《周本纪》里也没有祭公谋父谏劝穆王的《祈招》之诗。说是司马迁的删削罢，在子革是‘曲终奏雅’，为什么偏偏把雅的删掉？而且‘《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既是古书，是何等重要的古史材料，他又如何忍心删削？这无疑是刘歆重编《左传》时插下的埋伏，而老实的郑玄竟落入了他的圈套。”[1]这段话切中肯綮，故怀疑《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刘歆伪造了插进《左传》中也是有道理的。不过疑终归是疑，没有找到他杜撰这四个古书名的根据，缺乏说服力。
    首先，刘歆等伪造这些，都是为了张扬古文经的目的，他们在古文经里插入一些杜撰的东西互相照应，以增加其可信度，从而进一步为王莽篡汉提供理论保障。其次，他们伪造这些名目也是有所根据的，只要找到这些根据才能明白这些古书名目的来源。那么，这四个古书名是根据什么拟造的呢？
    《三坟》这个名字就有点奇怪，《尔雅•释地》曰：“坟莫大于河坟”，郭注：“坟，大防。”郝懿行《义疏》曰：“《释崖岸》云：‘坟，大防’，《方言》云：‘坟，地大也。’郭注：‘即大陵也。’鲍照《芜城赋》称‘三坟’，此言河坟，《诗》言‘汝坟’及言‘淮坟’，三坟之中河坟为大，故独在八陵。”为什么书名要用“坟”为名呢？原来，这个名目是刘歆等根据《诗》和《尔雅》拟造的，这一点早就让唐代的李善给揭破了。《文选•鲍照〈芜城赋〉》曰：“格高五岳，袤广三坟”，李善注：“三坟未详，或曰：《毛诗》曰：‘遵彼汝坟’，又曰：‘铺敦淮坟’，《尔雅》：‘坟莫大于河坟’，此盖三坟。”这个就是“三坟”一名的由来。因为《诗》虽然称为“四诗”，实际上只有风、雅、颂三种诗体，只是“雅”分成了大雅和小雅，三诗正好与三皇的数目相合。把《尔雅》和《诗》放在一起，是因为《尔雅》和《诗》是同类的书，《尔雅序》曰：“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疏：“《尔雅》所释，遍解六经，而独云‘叙诗人之兴咏’者，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故毛公传《诗》皆据《尔雅》谓之《诂训传》，亦此意也。”
    《五典》的根据是《书》，《书》中有《尧典》和《舜典》，尧、舜是五帝中的最后两位，既然他们有“典”，那么另外三帝也该有“典”，所以说《五典》是“五帝之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八索》的问题，笔者认为马融说“《八索》，八卦”是找到了其根源，它的名称的根据就是《易》。为什么不叫“八卦”而叫“八索”呢？其根据是《易传》，《易•系辞上》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舋舋者，莫大乎蓍龟。”疏：“索，谓求索。”因为《易》是“探赜索隐”的，故名《八索》。
    《九丘》的根据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刘歆对《山海经》很看重，他领校过该书，而且写了一篇《上山海经表》，里面对《山海经》大加张扬，所以他拟造古书名的时候也忘不了它，使用了里面的“九丘”，以拟《书•洪范》中所说的“洪范九畴”。畴的本义是“耕治之田也”（《说文》），九畴本来应该是指九州的耕治之田，故《说文》又言：“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洪水之时，人民皆居高丘，畴其土而生，这些丘也就是州，也就是畴，所以刘歆用九丘来拟九畴。
    实际上，八卦和九畴与汉代迷信的谶书河图、洛书有很大关系，《汉书•五行志上》说：“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因为王莽篡汉主要依靠的是图谶，通过谶纬图书编造自己代汉是天命的假象，为自己篡汉制造根据，故刘歆等人在《左传》里写上《八索》、《九丘》就是为了给当时的《河图》、《洛书》张目，表示这都是上古的天命之言、圣王之道。
    所以，这四种古书名的来源可表示如下：
    《三坟》——《诗》、《尔雅》
    《五典》——《书》
    《八索》——《易》
    《九丘》——《山海经》
    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定不是古代真有的书籍，《诗》编定于春秋，《书》中的帝典成于战国中后期，《尔雅》成书于秦汉之间，三皇、五帝时代的古人不能反取于后而作书名。特别是使用了《尔雅》，可知这些书名一定是汉代人所拟造，而且在刘歆表彰《左传》之前的汉代书籍里还没有提到过，直到《左传》经过刘歆的努力立于学官之后，称“坟典”的人才多起来，因此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刘歆拟造之后插入《左传》中者，可无疑义。

注释：
[1]《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三皇考》第213-214页 中华书局1996年4月


                                                          200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