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Karin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晁天义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关于巫术文化的讨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J·G·弗雷泽“巫术时代论”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的不少古史研究者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无一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
     这种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化精神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重现实而轻玄想”。在这种文化精神之下，巫术在古代的发展空间和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一个“巫术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古典人类学单线进化论的影响。不可否认，20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材料的输入对中国的古史研究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但并非所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弗雷泽的“巫术时代论”运用到中国古史研究当中就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文化解释为西方文化翻版的错误倾向，并由此认定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必须经历西方式的“巫术时代”，任何文明都只是欧洲文明的“复制品”。从而夸大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忽视了各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特质的不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5-3-16 10:49:23

戈兰

偶文章的一段，正可跟这个帖子呼应：

    张光直先生的“巫蹻”说，意在说明出土文物中那些龙的形象可能是古代巫师通天的动物神媒，藉以证明龙原于动物崇拜。张光直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考古学家，对其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我是外行，无缘置喙，但就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巫术和神话学方面的论述而言，我认为存在很多理论和材料上的纰漏。问题不在他的基本观点，诸如古代社会中巫术与王权的统一、巫师和王者对于通天权或曰通神权的垄断、神性动物在巫师通神中的辅助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学中的常识，而在西方，人类学与考古学原是近亲。问题在于这些观念大致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形态比较简单的部落社会所得出来的结论，用它们来解说已经高度分化的商、周时代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是否适用，这在张光直先生那里其实是一个完全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把中国的历史纳入这些现成的理论，于是就不得不委屈中国的材料。张先生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存在着巫师以动物为通天神媒的制度而对先秦典籍中诸如“绝地天通”（《国语》）、“铸鼎象物”（《左传》）、“乘龙”（《山海经》）等文所作解释，就存在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毛病。篇幅所限，难以尽述。单说张先生自己津津乐道的“巫蹻”说，就很成问题。“巫蹻”之说见于《抱朴子》和《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张光直先生援引此说旨在证明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出土的龙、虎、鹿三种动物堆塑是古代巫师通天的“乘蹻”。《抱朴子》的作者葛洪是晋代人，而《三矫灵应经》据《道藏提要》称“引证唐孙思邈，祝文中称‘府州县某’，用玉帝咒印，盖出宋代”，而西水坡墓葬则属于公元前4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仅仅因为西水坡墓地的堆塑形象作龙、虎和鹿与《抱朴子》等书中的龙蹻、虎蹻和鹿蹻在名目上巧合，就把两则相差5000年的材料撮合在一起，未免也太瞒天过海了。况且，稍微仔细读一下“三蹻”之文，就不难发现所谓“乘蹻”完全与巫师通神之事无干，《抱朴子•杂应篇》云：“或问登峻涉险，远行不及之道。抱朴子曰：……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则以一时思之，则可以一日一夕行万二千里……”可见，所谓乘蹻，无非是道士一种故弄玄虚的健行法术，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升天，而是为了像飞毛腿一样一日千里，其方法也不外乎“服符精思”之类道士常用的伎俩，服符可能是指把符咒烧成灰服用，也可能指在身上佩服此类符咒，就像《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绑在腿上的“甲马”。说句对张光直先生欠恭敬的话，既然他能用《抱朴子》等书的“乘蹻”之说证明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的动物堆塑是死者升天的坐骑，那么，按照相同的逻辑，也未尝不可以用神行太保的“甲马”证明古人骑马打仗为的是能够死后升天。况且，直到现在，民间巫汉神婆入神过阴，往往还是要先举行“买马”仪式的。其实，要说明龙在古代文化中的通神功能完全不必绕这样一个大弯子，龙崇拜的渊源既然是龙星纪时制度，龙的原型既然是天上四时昭回的龙星，也就是说，龙既然原本就是在天上的，那么，对于一门心思想着白日见鬼、死后升天的巫师神仙来说，龙自然就是再好不过的坐骑了，据说，黄帝就是骑着龙上天的，魏晋以降的神仙故事中，也有不少是骑龙登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