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师能不能超越

心悦

  
  
由《汤用彤全集》出版引发的思考

季羡林

国学大师汤锡予（用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慨斥巨资，出版先生全集，此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杜甫诗曰：“好雨知时节”，出版者当之无愧矣。此举必能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可无疑也。

我虽不是锡予先生的及门弟子，但自己认为是他的私淑弟子。从上大学起，他的著作就哺育了我，终生受用不尽。来北大工作，又有知遇之感。现在，值《全集》出版之际，难道我真的就无话可说，无话能说，无话要说吗？

我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非说不行的。我并不想，也不敢涉及锡予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这方面，我只有学习的责任，而无置喙之余地。

学术大师能不能够超越

我所要说的与锡予先生有关，但又不限于他一个人。我所要谈的是我考虑已久，别人也多有所论列的一个问题：学术大师能不能够超越？

自然科学的我不谈，只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正的大师。我的重点是“真正的”三个字。那一些自命为“大师”或者想让别人把自己捧成大师的人，不在我谈论的范围内。

我过去对新胜于旧的说法一向深信不疑。使我的信念动摇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我读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魅力”而又“永恒”，不能不逼我深思。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主张新胜于旧的，主张人类总是前进的。希腊神话当然是旧东西，它怎么能有永恒的魅力呢？

我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但自己的悟性不高，终于达不到很高的水平。我觉得，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他们如同高山，也是不可超越的。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上面强调了仅仅出现一次和不可超越。希腊神话就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仅仅出现一次还不行，仅仅出现一次而且必须是伟大的精粹的东西，才能不可超越。那些低矮庸陋的人物和事件，也都是仅仅出现一次的。但是他们和它们有什么值得超越的呢？他们和它们自己就会化为尘埃，消逝得无影无踪。

专就人物而论，他们之所以不可超越，是由于他们的伟大。若就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而论，古人不管多么伟大也比不上现代人。李白、杜甫、王羲之、贝多芬、达·芬奇等等，不但不懂电子计算机，他们连原始的火车都没有见过，他们的伟大决不是靠这些东西，而是靠他们的天才。现在，进入了21世纪，连一个小学生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都比古代中外大诗人、大学者、大音乐家、大画家等等要多得多。但是，除非他们是一群疯子，有谁敢称超过了李白、杜甫的诗歌，孔子的思想，贝多芬的音乐，达·芬奇的绘画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后不会再有不可超越的大师出现了。大师还会出现的。我想改一改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大师出，各领风骚无数秋。”

中国近代不可超越的学术大师

我在上面绕了很大一个弯子，剌剌不休地说了些别人可能认为是梦呓而我自己则认为是真理的话。这些都是楔子，我的目的是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的问题。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不可超越”并非终止学术的发展

我在上面多次讲到“不可超越”，是不是指的是学术到了这些大师手里就达到了极巅，达到了终点，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学术会永远存在的，学术会永远发展下去的。只要地球存在，就有学术存在。但是学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不是永远一样的，不是均衡的。在这一条大路上，不时会有崇山峻岭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有新材料被发现，有新观点出现，于是夤缘时会，少数奇才异能之士就会脱颖而出，这就是大师。大师也并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能看到，又都能解决；大师解决问题也不见得都能彻底。

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就这样，大师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永远有问题，永远有大师，每一个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一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是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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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别人立为里程碑的人往往也喜欢别人把自己立为里程碑。
但只要是里程碑似乎就是可以超越的，否则的话，大家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段路不是变成北京的马路了，天天塞车。
话说回来了，锡予先生确实是值得尊敬的，但不是不可超越，而是后辈无能，到现在也没能超越。

雪村友梅

大旱之望云霓，这是安局研究的对象。

追云

大师时代远去与“装在套子里的文化”
来源: 青年时报　
　大师启功辞世，引发的不仅是哀伤，更有对“大师时代渐行渐远”的忧思——“我们的时代还能造就这样的大师吗？”7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记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昕所长刘梦溪、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等人对此昕作的思考。刘梦溪认为，现在之所以不容易出现大师，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的断层关系很大，“文化教育都有很多问题。没有徊当好的教育怎么可能出一些大知识分子呢？”葛剑雄教授的叙述与之殊言同旨：“西谚有云‘三代培养一位贵族’……一对知青父母又怎能对子女的文化底蕴起到太多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样的思考是有益的。然而，现在就断言启功们是最近和将来一个时期“最后的大师”，难以让人遽表赞同：“大师”之形成之发现，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文化的）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结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例如孔子的创造力，到汉以后才表见；……亦有在此处创造，结果不见于此处而见于彼处者。例如基督的创造力，在犹太看不出，在罗马才看得出。”——这是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就发表过的洞见。总之，当前时代到底还会不会造就出“大师”，或许是一个有待时间验证的问题。

我想退一步讨论：即便当前确实是个产生不了大师的年代，然而其根本的原因何在？果真与所谓的文化断裂或教育凋敝关系很大吗？

——我认为上述两位研究者指出的这些只是次要原因，并未触及本质和关键。

依我看，文化的问题，又从来都不只是文化本身的问题。研究文化问题，如果只从文化、教育等直接相关的方面着手，就会只见树林不见森林。文化的惟一本质是思想，文化成长的惟一方式是思考，要研究文化问题；必须从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入手，从思想解放的程度入手。

因而，如果暂且接受“当代无大师”这个判断，那么其本质的原因，或许在于“文化被装进了套子”——即一代人的思考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时候，虽然文化并末“断层”，教育也很“正规”，然而却往往形成了发展的逆动力。

还是可以用刘梦溪所长昕列举的资料来反证这个问题，他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几个产生大师的重要时代为：“晚周、晚明、晚清”。为什么“三晚”时期能够产生那么多的大师？显然不是因为那时候人们的教育更从容、文化延续更顺畅，而是因为在那时候诸多的“套子”已经被打破，失去了对文化、对思考的钳制力量。以晚明、晚清为例，正是因为彼时“文字狱”现象渐失威慑力，自由思考的空气不再被窒息，学术自由不再受钳制，因而虽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仍然能够产生了大批思想家——即那些至今仍在被我们景仰着的大师。

[ 本帖由 追云 于 2006-1-15 22:38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