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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9 23: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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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亚洲”作为方法》
「『亚洲』做为方法」[1]
陈光兴
“Asia as Method”
by
Kuan-Hsing Chen
关键词:亚洲、方法、民间、政治社会、基体、脱亚入美、沟口雄三
Keywords: Asia, method, political society, min-jian, base-entity, Partha Chatterjee, Mizoguchi Yuzo
摘要
相对于战后台湾知识生产不断深化「脱亚入美」的走向,本文提出「亚洲做为方法」的命题,其目的在于自我转化,同时转变既有的知识结构。它根本上的意涵在于:透过亚洲视野的想象与中介,处于亚洲的各个社会能够重新开始相互看见,彼此成为参照点,转化对于自身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从亚洲的多元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一种重新理解世界史的视野。
本文论辩从日常生活到学术的主要参考点、参考坐标及认同对象移转的必要性,将既有的「西方」、「美国」多元化,移转到「第三世界」,及邻近的「亚洲」,否则我们不只没有跳出殖民主义以降的殖民认同逻辑,也没有办法清楚透过坐标的移转与比较来辨识「我们」的「自我」,永远活在我们的想象认同对象之中。
在问题意识提出后,本文分成三大部分,由三组对话组成。第一部分首先处理长期存在的所谓「西方问题」,透过近期后殖民论述中面对西方的论述姿态及策略,点出向亚洲转向是偏执于批判西方的出路。第二部份,企图透过具体的问题,与Partha Chatterjee在印度脉络中提出第三世界所浮现的新的「政治社会」空间对照,寻找新的理论起点,重新发现「民间」的概念并转化成分析概念;这个部分的目的在于透过实际参照,初步地展示对话对象的移转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问题与新的可能性,以做为提出亚洲/第三世界做为一种方法实际操作的例子。第三部分展开亚洲做为方法的讨论,主要在方法及理论的层次操作,通过与沟口雄三「做为方法的中国」为对话的起点,将讨论集中在沟口所谓的基体论上,提出要掌握历史变动中的基体,必须能够让亚洲中不同的基体得以相互参照,在参照过程中相互成主体性的一部分,来自我转化。因此,「亚洲做为方法」不再只是将亚洲当成分析的对象,而意味着知识生产转化的媒介,同时也是「自身」再发现/转化的动力。在以上论辩的前提下,本文的结论提出台湾主体性定位的再思考,指出两岸关系、华文国际与亚洲区域,其实正是全球化所依循的轨迹与形成的路径;因此,台湾必须有意识地将自身放入这些多重的网络当中来自我定位。
Abstract
In confronting the long lasting impacts of “leaving Asia for America” (tuo-ya ru-mei) in the Post World War II Taiwan, this essay puts forward “Asia as method” as a critical proposition to transform the existing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o transform ourselves. Its bottom line implication is that, mediating through the horizon of “Asia” as an imaginary anchoring point, societies in Asia could begin to mutually see the existence of one another and become one another’s reference points, so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can be transformed, and subjectivity rebuilt. On this basis, to push one step furthe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in Asia can be developed as an alternative horizon or perspective, and seen as method to advanc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world history.
The argument must be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global order after the 911 Incident. Various regional mechanism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o counter U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hegemony. In this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of Asia remains slow and informal. “Asia as method” is then a call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ia as a necessary mechanism to maintain global peace.
The paper is organized in the form of a series of dialogue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West’, as it is rehearsed again in the postcoloni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Here, the essay confronts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of the West and to pinpoint understandable but unnecessary obsession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west, and then point towards the imaginary Asia as a possibility to shift its referent point. In the second part, the essay tries to demonstrate what can be gained from this shift by engaging dialogue with Partha Chatterjee’s recent proposed theory of ‘political society’, with reference to practices emerging in India, in that the analytical notion of ‘min-jian’, which was a “pre-modern” term and is still operating in the mandarin Chinese speaking places, was rediscovered as a contemporary living space, intersecting but somehow excluded by the imposed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By analyzing how civil society has been “translated” as min-jian society, it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provides a means to conduct the re-investigation so that the organic sha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ociety and modernity can begin to emerge. The third part comes to the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Asia as method’, through dialogue with Misogugi Yozo’s “China as method”, by focusing on his historical-ontological claim of a theory of ‘base-entity’ (ji-ti), which is closer to my own earlier attempt to work and re-work a ‘geo-coloni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at we argue the necessity to capture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base –entity, through which different base-entity in different locales in Asia could become the referent point of each other and become part of each other’s subjectivity, so that the ‘self’ can be transformed. Therefore, ‘Asia as method’ ceases to look at Asia as object of analysis, but actually means medium to transform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rediscover and transforming of the self. The conclusion section comes back to the “leaving Asia for America” problematic and teases out the implication of Asia as method for “Taiwan” to reposition itself so as to reconstitute a critical subjectivity. It argues that Cross-Strait relati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and Asia Regional are in fact the trajectories and rout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aiwan has to self-consciously place itself within these network of relations as its own self-positioning.
对于国族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分析,也必然会是对于我们当下政治论述的介入。透过反思前一个时代国族主义作家在知识上的斗争,我们认知到如何将理论联系到实践的方式﹔判断他们如何评估政治的可能性,我们得以开始去思索今天对我们开启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因此,分析便成为了政治﹔诠释也必然具有争议的暗流。在这样的状态下,假装以历史「客观」的声音来发言,会是欺瞒/掩饰。借着创造自己有战斗意义的文本,我们期待跨出一小步,走向更为开放而且有自省性的论述。
——Partha Chatterjee《国族主义思想与殖民世界》,页52。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一经思考便可发现,以往……以中国为「目的」的中国学是以世界为方法来看中国的……换言之,以世界为基准来衡量中国,这个世界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完全被当成基准的「世界」,只不过是个作为既成方法的「世界」。以「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例,这种「世界」即是欧洲……。
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必定是不同的世界。
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国是它的组成要素之一。换言之,欧洲也是其组成要素之一……。
——沟口雄三,1996,页94。
1. 问题意识──「脱亚入美」
2.「西方」问题
3. 参考点的移转:与Partha Chatterjee对话—─民间与政治社会
4. 亚洲作为方法:与沟口雄三对话
5. 全球化下台湾主体性的多重位置
1. 问题意识──「脱亚入美」
在东亚社会,我们观察到国家一直具有庞大的象征权力,它的扩散性远远溢出政党政治操作的场域,在社会及文化的层次上产生效应,这部分反应的是社会及民间文化自主性的缺乏,因此二000年民进党上台,不但打破了国民党五十年长期执政的局面,也意味着总体的社会权力,正在透过政权的移转快速地重新结构。然而,政权的移转不代表民主在台湾社会已经是完成式,如何能够透过检讨当下所承接的过去的问题,以持续推动民主的深化其实是当务之急。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后威权」表述台湾当前的政治状况[2],即是在指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特别是从学术界思想的领域来看,台湾的知识结构依然承续了冷战时期的基本格局──亲美,所谓的民主化运动与政权的移转,不但没有改变反倒深化对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层次的依赖。政治上,从威权时期的亲美反共,到民粹威权时代亲美的深化、反共的软化,在后威权阶段除了加速恐共外,亲美较以往更为强化;在学术上,近来体制大力推动的出版评鉴SCI及SSCI方案,其象征意义是将台湾学术正式宣告纳入/从属于美国,以美国商业体制的发明做为丈量台湾学术的标准[3]。当然,相对于台湾学界在战后全面师法美国的总体状况而言,最近的发展并不足为奇,仅是更为急切重力加速度的表现[4]。
面对台湾二次战后「脱亚入美」的长期历史效应,本文企图提出「亚洲做为方法」的命题,其目的在于自我转化,同时转变既有的知识结构。它根本上的意涵在于:透过亚洲视野的想象与中介,处于亚洲的各个社会能够重新开始相互看见,彼此成为参照点,转化对于自身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从亚洲的多元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一种重新理解世界史的视野。
这个命题的提出是为了突破既有知识结构及实践的限制,在「去殖民、去帝国与去冷战三位一体」的历史结构性问题意识中,寻求解套的方向。简单的说,殖民化、帝国化与冷战化的交叉历史过程,已经形成相互纠结的结构,制约了今天知识的生产与实践,对此,或许可以经由「亚洲做为方法」,移转不具生产性的「负面」焦虑,使亚洲社会可以透过彼此的对照,看到自身的困境,相互启发突围的方式,更为积极地走出新的可能性。当然,从当下的历史条件提出通过亚洲/第三世界做为一种参考坐标多元移转以达成自我转化的方法,这种朴素而又复杂的心情状态显然必须被问题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但需要将亚洲联系到全球及区域性历史的进程,也企图在进程的基体上面对正在转变的世界,构筑新的想象[5]。所以,「亚洲做为方法」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在承续既有的论述上,开展新的可能性。在接下来几节的思辩后,本文结论部份将回到台湾,提出「亚洲做为方法」对于重新思考台湾主体性在当前局势中可能的新方向。
「亚洲做为方法」这个问题意识的提出,对于生活在亚洲的人来说并非自明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到九0年代,大部份亚洲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直接联系到北美洲或是欧洲,但是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接触,如果亚洲的知识分子会碰面,大多数也是在纽约、伦敦或是巴黎。因此,亚洲做为方法最为简单的理解就是将大家碰面的场合多元地去包括亚洲城市,如汉城、北京、新加坡、Bangalore及台北。当然,故事不是那样简单。做为一个理论命题,「亚洲做为方法」其实来自于具体的知识实践。过去几年笔者参与组织、编辑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国际刊物,「亚洲做为方法」可以说是从实作经验中的所生产的阶段性省思,许多在本文提出的问题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而必须面对的。一九九七年跨国出版公司Routledge提出了开办一个以亚洲为基地的国际学术刊物的想法[6],透过两年多的准备,刊物在二000年正式发行,至今已经出版五卷十五期,有了初步的积累。对当时参与组织工作的编委同仁们而言,接受跨国资本的邀约其实心情也很复杂,一方面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动,跨国公司为开发亚洲市场的潜力,希望藉由出版刊物来探路,而我们的工作无法避免会受到是服务于资本、为跨国公司开路等指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认知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全球,特别是在亚洲各地,搭建起来发行网络的知名跨国学术出版社只有牛津及Routledge,亚洲本身并没有出版社在各地建立发行网[7],所以要在亚洲形成连结、流通批判性的出版品,运用既有的生产结构开始去扭转不均衡的知识流动方向,Routledge的邀约是一个契机及可能性。这么说吧,别人搭了高速公路,你在上面跑;跨国公司为了赚钱,你为了批判性的知识可以流通。事实证明,出版社相当尊重知识专业,迄今从未介入刊物的编辑决策过程。
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天真地设想了刊物的基本任务:1. 以亚洲地区为核心,生产及流通批判性的知识;2. 逐渐地去连结亚洲(及其之外)原本不相联系的批判性知识社群,同时促进彼此之间的对话[8];3. 提供一个知识分子的平台,使学术生产与社会运动之间可以产生互动。我们的设想确实天真,这些目标说来容易做来难。上述的目标我们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了一部分,由于出版社有相当严格规定的截稿及出版日期,刊物必须每期按时交稿,出版的文字也就逐步开始出现及累积。也就是说,刊物虽然出版量不大,但是至少强制地产出了直接由亚洲为核心生产出来的知识;同时因为有严格的评审制度,也就能保持一定的水准,很快地就在国际文化研究学界受到重视。你想想看,过去要找到直接从亚洲生产出来的知识其实很困难,如果有也大多夹杂在英美的刊物当中,文章基本上受限于英语世界学院的问题意识[9],这个刊物的出现至少慢慢使得以不同地方为主体的问题意识得以出现,因此,如果有人想要在研究所开设以亚洲为主体的文化研究课程,变得越发可能。然而,我们是否对于这样小小的成果感到满意了呢?其实不然。深层来看,我们从来不敢宣称但是却长远期待着的是:如果有更多时间的积累,当亚洲不同的地方能够成为彼此的参考点,当不同的知识圈开始去互动,新的另类知识生产或许能够在实验中逐渐出现。我们走的还不够久、不够远、更不够深;同时,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有自我意识地认知到亚洲其实不具有统合性,也因此才以「亚际」来标示出多元异质性[10]。为了要能认真理解生产出来的知识,我们必须跨过论述生产的表层,能够掌握知识生产者存在的物质环境,这些差异往往造就了不同形式的知识生产,必须很小心不能平头式地进行轻易的评价,而该让各地之所长能够被看到。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我们企图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所有参与编务过程的同仁们,虽然学术背景、所处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11],但都感觉到在此高密度的对话过程中,个人的学术关切正在发生变化,而本文的写作动力也正来自于企图在论述上掌握自己身上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游走在亚洲批判圈的朋友,企图在前辈们所努力的基础上[12],持续推动不同的圈子之间形成对话、连结,或者至少能相互看到,但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批判圈的朋友具有相对充分的反省力与敏感度,但是在具体的互动中,我们必然无法脱离许多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大国与小国」(或是我称之为「大文明与小主体」之间)的问题──印度之于南亚诸国、印尼之于东南亚诸国、中国之于东北亚诸国,这些次区域性内部的所谓国际关系问题先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但是历史过程继续深化了原有的问题,以民族主义的形式来出现;所谓「民族间及内部的历史仇恨」问题──日本之于东亚各地、印尼一九六五年清共的大屠杀及东地汶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裂,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分离、南北韩及国共之间的战争;南与北问题、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贫富差异问题;特定地区长期受到殖民的灾祸反而更是受到歧视的问题,语言问题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英文被当成是殖民语言,而使用各种形式英文作为沟通语言的国家却被认为是被殖民太深……都是在批判圈互动之中浮现的问题。同时,许多批判圈的友人大都忙于在地立即的事物,分身乏术,造成亚洲之间的互动无法有延展性。同样的状况碰多了,我们逐渐被迫认识到阻绝欲望的结构性力量部分来自于「西方问题」。以往总认为这是个老问题,不必要再花时间处理,可以绕过它,但是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常常绕不过去[13],有必要去直接冲撞,在当下提出新的可能。这股结构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在面对全球新情势的今天,它在思想与知识生产上发挥了庞大的阻绝作用,拦截了亚洲批判圈相互看见、互为参考点的可能性,因而也很难在互动中共同面对区域内的历史问题。这是本文下一节主要要讨论的问题。
互动的经验中,我们也发现到,由于历史的制约及确实的多元差异,普遍性的心情状况反映的是,「亚洲」作为情绪性的符号没有召唤统合的力量,以简单的认同政治来建构「亚洲认同」、寻求团结的历史条件并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中形成经济、文化生产区域化,所带动的九0年代中「亚洲崛起」的感觉结构,又确实造就了新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与情绪的基础。「亚洲崛起」做为能见度极高的论述,其实不仅意味着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逻辑,同时也混杂了几组相当强烈的历史情绪。首先,放在全球格局中,欧盟的出现、拉美统合组织(Latin-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的形成,乃至于近期非洲五十三个国家结盟形成的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对于美国在全球权力的均衡在象征意义上产生制约作用,但是相对来看,亚洲除了东协及东协加三外,并未形成相对应的板块,亚洲共同市场与亚圆统合的呼声反映了这样的情绪,这些情绪的共同性之一就是要制衡美国国家的全球霸权[14],特别是二00三年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事件之后,我们认识到虽然伊拉克位居亚洲,但是却没有区域性的机制来维护和平与安全,显示出某种以民间为基础的亚洲联盟之存在确实有其必要[15]。第二,亚洲内部不同民族国家基于不同的内在状况,在九0年代后开始创造与「亚洲」连结的方式。举例来说,日本的亚洲论述最为长远,从一八五0年起逐渐形成的大东亚共同圈想象,而当下主要在寻求与亚洲国家战前侵略所造成之伤害的和解[16];南韩九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东亚论述,根据崔元植的讲法,其中一个切面在于提出南北韩问题无法在韩半岛内部解决,因而诉诸东亚区域问题,必须靠着邻国协助来共同处理[17];中国大陆作为亚洲版块中的大国,为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疑虑,也必须展开敦亲睦邻的亚洲政策;相对来说,像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小国不能脱离亚洲生存,蔡明发即指出,「亚洲可能不需要新加坡,但是新加坡需要亚洲」[18]。简单的说,各个社会与「亚洲」的关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在进展当中,虽然提出较为正式的亚洲统合问题或许还为时尚早。
在这样胶着、矛盾的历史环境中,亚洲批判圈的成员较有条件走出民族国家的限制、创造贴切于当前新情势的论述,至少能创造新的论述气氛,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对现在、想象未来。而如何理解亚洲的概念,往往成为很关键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历史的过程及当下的知识环境中,亚洲这个语汇一直充斥着多重的焦虑,诚如汪晖在〈亚洲想象的谱系〉这篇长文中指出,亚洲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的;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2002:204)。这些焦虑环环相扣、纠缠复杂,不仅关乎所谓「西方问题」的真实存在,也关乎区域中的历史记忆,一方面牵扯到民族国家体系建构后的所谓代表性或是指称问题——例如在日本及南韩的知识圈内,亚洲被符号化后,它基本的指向是中国,偶尔提及印度。以「文明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为基点来指称,也就是以自我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中心的在地历史来想象亚洲,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太平洋群岛,甚至澳洲、纽西兰等,因而被挤压至边缘地带,或是不进入想象视野;放在东北亚的区块中来看,这类偏见的修正或许能够展开更为开阔的参照坐标,换句话说,东北亚内部的互动,因为它特定的区域历史,确实有其必要性[19],但是不能以东北亚来置换亚洲。另一方面,亚洲被视为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史的地理想象与发明,或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建构,亚洲论述的正当性就被消解掉了,如同民族国家是殖民主义的建构所以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亚洲也是一样地没有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论述效果是︰如果亚洲具有分析上的意义,那只能摆在所谓世界史的框架中来理解,亦即剥夺了亚洲存在的主体性及能动性,再次回到东/西的对立中来处理,亚洲的多元异质丰富性又再次地被遮盖。常常让人不解的是,在亚洲内互动需要自我正当化,跟欧美互动反而不需要,谈亚洲就是排除欧美。也有论者会说,文化本来就是会动的,欧亚相互渗透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他们却忽略互动深度的不同,不能用简单的亚洲也内在于欧洲来消解差异;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反历史的理论性推演中,二战后第三世界主义所展开的亚、非、拉,相对于欧、美的想象并未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资源,一切回归起源论,剥夺了历史结构关系性思考的可能,也丢弃了亚、非、拉具有革命主体性的历史,如此理解亚洲是反历史的,也是错误的,欧亚相互渗透的深度不同,不能一厢情愿简单地以亚洲也内在于欧洲的讲法来消解差异。
因此,「亚洲做为方法」不以道德性论述中所谓正当性问题为前提,在分析上承认亚洲正像第三世界与民族国家一样,对其保持批判距离,视其为历史的产物,确实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作用,即便是新的想象也不能凭空杜撰,必须在历史的真实状态中来提炼。
本文主要由三组对话所构成,第一部分首先处理长期存在的所谓「西方问题」,透过近期后殖民论述中面对西方的论述姿态及策略,点出向亚洲转向乃是偏执于对于西方不断批判的出路之一。第二部分,企图透过具体的问题,以台湾的历史、社会经验与Partha Chatterjee在印度脉络中提出第三世界所浮现的新的「政治社会」空间来对照,寻找新的理论起点,重新发现「民间」的概念并转化成分析概念,这个部分的目的在透过实际对照,初步地展示对话对象的移转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问题与新的可能性,以做为提出亚洲/第三世界做为一种方法的实际操作。第三部分展开亚洲做为方法的讨论,主要在方法及理论的层次运作,通过与沟口雄三「做为方法的中国」为对话的起点,将讨论集中在沟口所谓的基体论上,对照笔者以前提出的「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20],指出要掌握历史变动中的基体,必须能够让亚洲内不同的基体得以相互参照,在参照过程中相互形成主体性的一部分,以自我转化。因此,「亚洲做为方法」不再只是将亚洲当成分析的对象,而意味着知识生产转化的媒介,同时也是「自身」再发现/转化的动力。在以上论辩的前提下,本文的结论提出台湾主体性定位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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