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将《风俗志》和《民俗志》予以界定分别

虎夷

近年，在地方志的编修过程和民俗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人们常常将关于对民俗记述的文字，习惯称作《风俗志》或《民俗志》。一般说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方志的编撰或民俗志的编撰实践过程中，就容易产生混淆，带来种种不便。
目前，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迫在眉睫。是到了非澄清不可的地步。一.各地第二次编撰地方志已经进入的启动阶段；二.许多朋友现在编写的区域性《民俗志》依然套用地方志的框架结构。
在中国民俗学会和山东省民俗学会于泰安召开的两次“中国民俗学理论研讨会”上，笔者曾经专门写文章提出过这个问题。第二次提出时，引起与会朋友的兴趣，得到了不少同志的支持，但也引起方志界老先生的异议，面红耳赤地争论了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最后不得不搁置这个话题——无果而终。
本人的观点：依照方志学理论体系对民俗的记述，即地方志中民俗部分，可以继续沿用习惯的名称——〈风俗志〉，依照民俗学理论体系对民俗的记述，应该称作〈民俗志〉。
呼吁就〈民俗志〉和〈风俗志〉界定分别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目的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②编撰者的身份不同；③详略不同；④依据的科学理论不同；⑤记述的范围不同；⑥观点存在差异。
在此论坛上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听听各位大侠的高见，更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温柔地思想

【本人的观点：依照方志学理论体系对民俗的记述，即地方志中民俗部分，可以继续沿用习惯的名称——〈风俗志〉，依照民俗学理论体系对民俗的记述，应该称作〈民俗志〉。
呼吁就〈民俗志〉和〈风俗志〉界定分别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目的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②编撰者的身份不同；③详略不同；④依据的科学理论不同；⑤记述的范围不同；⑥观点存在差异。】
同意。
目的不同：“风俗志”旨在采诗观风、移风易俗，“民俗志”旨在从民俗学理论出发对一地之风俗进行客观的描述、分类和解释。
编撰者身份不同：“风俗志”的作者是地方的长老贤达，而“民俗志”的作者是受过民俗学训练的外来学者。
详略不同：风俗志要言不烦，民俗志则不厌其详，盖因风俗志是本地人作给本地人看的，不说大家心里也清楚，而民俗志是写给外人读的，你不把事情尽量写得明白，读者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子事。
依据的科学理论不同：风俗志是传统的“叙述史学”写作方式，主张述而不作，认为与其载诸空理，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故其解释民俗渊源和意义往往依附于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民俗志则依据现代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间文学等理论，主张对民俗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解释，解释可能比较客观，但常常隔靴挠痒，无法像风俗志那样洞悉民俗的意义。
风俗志和民俗志的差异，其实是主位与客位、传统眼光与现代视野、民众与学者、本土意义与普泛模式的差异，这差异是形态学意义上的，更是历史的，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自我反思和未来取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虎夷

旧话重提，详说根由
现将当年在泰安研讨会的发言全文列下，以详细说明我的观点，请教于大家

民 俗 志 编 纂 再 议

原文：
近十多年来，随着民俗学的发展和普及，各地民俗志的编纂也蔚然成风。由于民俗志的编纂，启发于地方志的编纂，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方志学的影响，失却本应有的面貌，而雷同于方志风俗志，致使其学术性大打折扣，也在民俗学界引起混淆。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澄清方志风俗志与民俗志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利于民俗志的编纂、民俗学资料库的建设和民俗学的发展。
所谓“风俗志”，就是地方志中关于一定区域和一定时期内民俗概况的论述，它是地方史志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民俗学有联系，但与方志学最密切。所谓“民俗志”，它是在民俗学理论指导下，对一定区域内民俗事象的全面、系统的客观记述。它受方志学的影响，但属于民俗学的科学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风俗志和民俗志完全属于两门不同的学科。
风俗志和民俗志的差异，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在它们形成的历史、编纂目的、编纂对象、编纂体例、编纂者身份、编纂延续等诸多方面，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
众所周知，我国方志编纂的历史悠久，一般追述在周。由于方志在兴国安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统治阶级注重修志，所以古今志书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仅旧志就现存8000多种，10万多卷。方志的体裁和形成，大致形成于北宋末年。在历代的方志中，风俗尽管所占比例有限，大都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入志。所以说，风俗志的历史久远。相比之下，把民俗事象作为记述主体的民俗志，就晚于方志风俗志。在民俗学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民俗志编纂，则就更晚。——民俗学的传入和中国民俗学的创立，至今仅有几十年，而中国民俗学的复兴，又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所以，无论是正式出版，还是非正式出版的民俗志，都十分有限。
风俗志和民俗志的编纂目的存在着差异。历代统治阶级对方志都很重视，他们把方志视作“辅治之书”。现代学者顾颉刚曾说过：“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号施令之方针”。显然，统治者修志的目的就是“资政牧民”。在今天，各地各级政府兴修“新志”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风俗志作为方志的组成部分，它必须服务于修志的目的。因而，它的自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编著民俗志，作者可能有“资政”一说，客观上或许会有“资政”的作用。但是，它绝对不是当权者备览的辅治之书，决策者也绝对不会以此谋政。民俗志编纂的目的，就在于记述客观世界，真实记述一方的民间文化，为民俗学资料库的建设服务。因此，民俗志突兀显现的是学术性和资料性。
风俗志和民俗志对民俗事象的记述，存在着差异。即使冠以同一地名，即使记述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民俗事象，即使记述者是同一人，两者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其分属的科学所决定的。集中表现为主、次和详、略的差异。方志有一方的“百科全书”之称。作为“风俗”，只是“百科”中的一科，而且是小小的一科。——即使在今日的“新志”中，虽然都有风俗志的设置，但也只是屈尊于“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后，又往往作为“社会”或文化中的小节目。因此，民俗在方志之中，它只是一个配角，它不可能有太多的篇幅作全面的、细详的、系统的记述。在民俗志中，民俗就是主体，它自成体系，其文体、篇章节目、篇幅一切服务于它。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风俗志记述的民俗事象，仅限于传统的风俗概念范畴之内。而民俗志所记述的，是“民间文化”所涵盖文化事象。其中象在方志编纂中颇存争议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文艺、民间信仰和方言俚语等部分，在此可以堂堂正正地予以记述。这种记述，当然也是有角度、有选择的。
编纂者身份的差异，也决定了风俗志和民俗志的差异。地方志（特别是当代地方志）的编纂，是官方主持、组织进行的。风俗志作为方志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不体现官方的意志，遵循官方修订的编纂条例。故尔，禁忌颇多。对时限之内、区域之内的民俗事象，必须有所选择或有所保留的记述。致使许多珍贵的传统文化事象，由于属于敏感的话题，或属于地方上的“漏壶”，考虑到审查，就不便记述。而民俗志的编纂，基本上是一种私人著述。在编纂过程中，可能会参照风俗志的方式方法，但它不会完全囿于官定的编纂条例之中。由于没有修志过程中的“层层把关、级级审定”，著述者自然而然地会偏重它的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相对而言，它的领域更宽泛，内容更丰富，资料更翔实，取舍更自由，印象更新颖，体系更完备，语言更生动，读者群也更广。
由于编纂者身份的差异和历史的差异，也就决定了风俗志和民俗志在延续问题上大相径庭。风俗志依附于方志，方志是官方修志。因此，出版、经费、发行、广告、宣传等问题，基本上和编修者无关。作者的著述，完全是例行公事。志书质量的高低、社会舆论的可否、回报经济的大小，都不会影响风俗志的下一周期续修，而民俗志则完全不同。由于大都是私修，财力无以保证，一部民俗志成书，往往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即使质量很高、学术性很强、冲击力很大，但是财力有限、数量有限、读者有限、影响有限，经济回报也就微不足道，甚至无以谈起。这一棰子买卖，对任何民俗发烧友来说，都会大丧元气，谁人敢言续修？无力续修及无续修周期，这是民俗志别于风俗志的一个客观现实。
风俗志和民俗志的差异还有许多方面，为什么如此差异，学术界还出现彼此不分的混淆呢？其中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风俗志和民俗志从字面上分析，没有太大的差异，学术界没有认真界定；二、民俗志之“志”，是借用方志学的文体；三、民俗学是交叉学科，建设之中过多地依赖方志风俗志，使之造成了先入为主的错觉；四、中国民俗学的民俗编纂学发展滞后，实践中缺乏指导的理论，致使人们大量地借用方志编纂理论；五、民俗学介入方志编纂活动，而忽略了民俗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借助全国编史修志热潮，顺势推动风俗志的编纂，这是中国民俗学界在二十世纪末最写意的一笔。此举对于民俗学的普及、对于民俗资库的创建、对于造就一支群专结合的调研队伍，可谓事半功倍，是方志学界和民俗学界双赢的大好事。但是，现在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借腿搓麻线”的做法，只是前阶段的权宜之计。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基石，必须有“纯血统”的民俗志。
我们建议，加强民俗学编纂理论的研究，从指导思想、编纂原则、记述范围、志书体例等方面入手，拿出一套便于研究者可参照、可操作的编纂方案，再培植、推荐一批“纯血统”的高质量的示范作品。如果没有一套指导编纂的理论、方案，再继续套用方志的编纂理论和条例，民俗志的编纂，仍然难免落入风俗志的窠臼，成为“克隆”风俗志。
建议创立民俗志出版基金。对于各地民俗志的编纂者来说，民俗志编纂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用于出版的经费匮乏，这是钳制民俗志成书的瓶颈。我们认为，创立出版基金会，是打破瓶颈的好办法。可否由省学会牵头，联合社科界有关单位和出版社，利用社会募捐的方式向海内外集一部分，利用官方渠道向地方财政申请一部分，再由民俗志的著作人从稿费中捐一部分，借用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增加基金的数额，以保证每年有几部高质量的民俗志出版。这样，既消除了民俗志作者的后顾之忧，保证了民俗学资料库建设的急需，又解决民俗学界对鲜活资料的渴求，还扩大了社团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值得一试。

[ 本帖由 虎夷 于 2003-4-14 09:26 AM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