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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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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07:19: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著名俗文學家、敦煌學家、滿學家關德棟教授逝世已一周年。人們在紀念這位年紀輕時即已成名、精通多種語言、1948年即投身革命,身為學者和離休老幹部的國際知名學者,為什麼在五十年代到了山東大學後,在中國大陸學界,卻很少再聽到他的聲音了?在他逝世後,他的學生――原山東大學教授、《文史哲》主編劉光裕先生寫的悼念文章《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悼念吾師關德棟教授》,告訴大家一點有關的資訊。這篇文章較長,在收入《關德棟教授紀念文集》時作了刪節,現在全文發表在這裡。供關心關德棟先生的友人和研究者參考。作者在文章結尾說: “我借用白居易《醉贈劉十八使君》中‘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為題寫了這篇悼念文字,其中寫了他生前講過的那些不愉快,借此端正學風,發揚正氣,用意並非針對尚在世上的任何人。先生已經永遠地走了。歷史需要記住的是教訓,是經驗,不是個人恩怨。和諧社會需要的是和諧;人們應該珍惜的是未來。我希望先生那些不愉快,能夠成為歷史的教訓與鏡子,讓未來更美好。謹以此文寄託我的哀思,並為泉下老師祈福。”讀過這篇悼念文章的朋友們,可以體會到作者的這種感念和哀思。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 悼念吾師關德棟教授

                         劉光裕       

     五月三日下午,天色陰沉,我踏著沉重步伐從關先生家裏出來,心情更為沉重。先生于四月二十八日去世時,我赴無錫為父母掃墓未歸;五月三日才返濟南,未能見最後一面。先生後半生命運多舛,然而身體一直不錯。年輕時有胃病,後來聽說好了;屢次問心血管有無問題,總是回說沒問題,好著呢。今年年初,聽師母閻淑珍教授說起先生住院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以前沒有住過院。不過,這次住院後身體恢復不錯,春節前出院回家了。今年春節拜年,我們照例暢談半天,這次談得特別高興。他告訴我,國外帶回的許多資料尚未整理,還有稿子沒有完工。多年來每次拜見,先生總是從書桌上站起來迎我。他總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停地工作成為一生最大樂趣。這次春節說了半天話,說話時我們第一次沒有抽煙。先生原來煙癮不小。我戒煙之後去拜訪,仍舊陪著先生一根一根地抽。這一次,我看見他不抽煙了,心裏高興,一再說不抽好,以後不要抽了。誰知這次談話,成為我們的最後一次。

                            一

    我最初認識關德棟教授,是大學一年級聽先生的民間文學課;接著是1956年暑假,跟隨先生到淄博實習,搜集民間故事。實習時,我們住在淄博洪山鎮一所學校裏。我所以參加實習,主要因為暑假回家沒有路費,而山東城鄉對我很新鮮,有吸引力。我的江南口音重,與老鄉交流有困難,搜集故事必須跟隨山東同學劉家林。劉家林上大學前就在洪山礦務局工作,他常帶著我偷偷找地方玩。我們師生吃住在一起。晚上,坐在院子裏說話;我與劉家林都喜歡與先生隨便說話。當時,先生只有36歲。記得穿一件綢子襯衣,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有時買些西瓜之類犒勞我們。劉家林年齡比我大些,喜歡呂劇,愛好戲曲,一再誇先生年輕有為,學問大。三年級時,我又聽先生的梵文課。一開始,聽課者很多,後來漸漸少了,原因是梵文太難學。1949年以後,梵文作為大學一門課,全國除北大東語系外,只有關德棟先生在山大中文系講過。
    1959年大學畢業後,我留校任教,分配在文藝理論教研室,而關先生在古典文學教研室。我們不在一個教研室,業務來往不多。記得有一次我出差上海,去拜訪趙景深教授,是關先生給我寫的介紹信;趙先生在上海城裏的住址,也是關先生告訴我的。大概因為淄博實習的緣故,我與畢業後到山東藝專工作的劉家林,都對先生懷有一種親近感,常去看望。閒談中,先生講自己年輕時鑽圖書館的事,至今留有印象。我做助教時,為了模仿先生鑽圖書館,用幾星期時間把中文系圖書館的書,一本一本翻一遍,大致記住書名、作者、內容提要等。那時候,中文系圖書館藏書也有十多萬冊。而我大體知道什麼書在哪個架子上,所以走進書庫很容易借到書。
    關先生博學多才,聰明早慧,早負盛名。他的多種語言才能,最令人欽佩。先生讀中學時,利用假期學習了藏文與巴厘文。讀北京大學時,從名師學梵文與滿文。此外,他還掌握了英、日、俄等國的語言。當今世界上,一人同時掌握梵文、藏文、巴厘文的學者,少之又少。季羨林教授比關先生年長,他們多年交往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多種語言文獻的共同愛好。先生年輕時,師從周叔迦教授學習佛學。周叔迦是研治佛學的大師,名聞全國。先生勤奮學習佛學,深得周叔迦首肯。所以大學畢業後,他能在北京佛學院做講師,繼而又在上海佛學院做教授。先生將治佛的成果,加上比較語言等方法,用於研治敦煌文獻,所撰文章在刊物上接連發表出來,為敦煌學、俗文學開闢了新路徑,獨樹一幟,震驚學術界。因此,在大學畢業後不久,他靠自己的博學與勤奮,迅速成為敦煌學、俗文學領域升起的新星。於是,前輩學者紛紛視為年輕才俊,特別是深得鄭振鐸先生讚賞。1947年,歷史學家兼敦煌學家向達著文說:“二十年來注意敦煌俗講文學者,寥寥可數。今日得讀周(一良)、關(德棟)兩先生的文章,不勝空谷足音之感。” 這一年,先生二十七歲,他已享譽學術界。我記得在1980年秋天,上海何滿子先生從淄博參加蒲松齡學術會後來濟南,關先生在家中設便宴款待,我末座叨陪。席間談話中,兩位核對了各自的年齡。事後,何先生對我說:“不知道關先生還比我小兩歲,我原以為他是老先生。”何滿子與山大歷史系張維華教授的夫人為遠房親戚。他早在1954年就在張維華先生面前稱讚關德棟“有學問”。學貫中西、才華橫溢的何滿子,因治俗文學的時間稍晚,於是誤以為與自己同輩的關德棟是“老先生”。他腦子裏留下這個錯覺,頗能說明關德棟先生的早負盛名。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的《中國戲曲曲藝辭典》辭條中,關德棟與他的《曲藝論集》列為兩個條目,分別介紹。而《曲藝論集》中文章,大都作於他三十歲以前。可見,關先生在中國俗文界的地位,在他三十歲以前就已經奠定了。
     關先生一生治學,涉獵的學科很多,有敦煌學、俗文學、佛學、滿學等,而以中國俗文學史為主。我國俗文學史,興起於民國以後。與雅文學相比,俗文學史資料幾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凡治俗文學,不能不從搜集資料著手。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為學科奠基之作,它猶以排比資料與貫穿資料為主。即使在今天,俗文學史的資料工作,遠不是大功告成。搜集俗文學資料,是一種很大的本事,特別費勁。關先生治學,長於發掘與搜集資料;尋幽探微,常常獲得別人不知或不見的珍貴資料。先生治學,又一貫重視方法論。以比較語言釋讀文獻資料,就是他擅長的方法之一。這種方法一般人很難熟練掌握。記得在閒談中,他不斷提到的治學方法還有宗教學、社會學、民俗學、方言學、戲曲音樂、符號學等。從二十來歲的敦煌學與俗曲,到晚年的子弟書、聊齋俗曲等,先生一生為俗文學史的進步與發展,不斷做出獨特貢獻。
    就我而言,大概出於秉性條件的限制,一直不能以俗文學為專業,過其門而不入其室,自知不是老師的好學生。不過,我年輕時喜歡到關先生家去,愛與先生說話。年輕時聽蕭滌非先生說過,他在清華研究院讀書,主要靠耳濡目染,又靠與先生閒談;在閒談中得到的東西,往往是先生講課中沒有的。我記住蕭先生這話,所以常常找點理由與老師說話。我喜歡到蕭先生家說話,也喜歡到陸侃如先生家,還有到關德棟先生家。我愛找關先生的另一原因,是淄博實習留下的親近感。我與許多同學都對關先生的年輕有為與博學多才,非常欽佩。與老師說話,我總有點拘束。到關先生家裏,也有點拘束;然而先生健談,我可以稍為輕鬆些。年齡大了以後,到關先生家裏比以前更多;說話的時間也更長,往往一說就是半天。我每次去的收穫,與做學生時的聽課差不多。像治學方法問題,我在關先生那裏聽得最早又最多。此外,我很早就聽關先生講《異域錄》,講“滿文老檔”,講周叔迦的家庭與佛學,講頓河流域韃靼部落在清初東遷新疆,講康熙皇帝接見彼得大帝的使臣,講子弟書與滿人貴族在京城的特殊生活,等等。凡此,既新鮮又有趣,豈是一句“獲益良多”所能表達?
    我雖不以俗文學為專業,可是年輕時就喜歡找關先生。如今,我竟也是垂垂老矣。數十年來,我們兩人間的談話不少,到後來更多。就內容看,1987年先生離休之前,以業務或與業務有關的話題為多;先生離休之後,我們閒談內容更廣泛些,又常以先生在中文系的一些不愉快為話題。
    關德棟先生因愛人閻淑珍先生師從世界著名生物學家、時任山大副校長的童第周教授研究胚胎學的緣故,因而於1953年從福建大學調山東大學。這一年,先生三十三歲。在此之前,他先後任無錫國學專修館副教授、蘭州大學副教授,福建師範大學與福建大學的教授與中文系主任。先生一生命運,大致以1953年為界。以前,一帆風順,一路順風;此後,便漸漸轉入坎坷與不愉快的漫長路途。師母閻淑珍教授有次深有歉意地說:“要不是我的關係,老關不會到山東大學來,老關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不愉快。”老師故去了,又聽師母這番話,我心裏更加難過,好久無法輕鬆起來。於是,口占一聯憑弔老師:“才高不敵毀譽刧,清正莫内不公多。”又想起了白居易與劉禹錫兩位大詩人在揚州驛站相遇後的一次唱和。白居易對劉禹錫貶官二十三年的命運非常憤慨與同情,詩中唱道:“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又唱道:“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我老師關德棟教授博學多才,早負盛名。在山東大學工作凡五十二年,然而給他留下了幾乎半個世紀的不愉快,不知是否也算“命壓人頭”?到底是“命”,抑或不是“命”呢?先生心裏的那些不愉快,生前除了與我屢屢談及,一般不與外人道。現在,先生帶著那些不愉快永遠地走了。可是,那些不愉快或許應該留在世上,因為它可以作為歷史的經驗與鏡子,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借鑒。和諧,乃彼此的和諧,乃大家共同的和諧。因此,如今定能理解我在悼念文字中記敍老師那些不愉快的事。

                           二

     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所受最大打擊,是“文革”中被中文系專案組以“特務”罪“隔離審查”,因此遭受殘酷折磨與身心摧殘。時間是1968年下半年。
     說到“審查”,關德棟先生大概是最能經得起嚴格審查的。就個人歷史而言。年輕時埋頭讀書,大學畢業後只做過教書與寫文章這兩件事;與不良組織,從來不沾邊,從來不搭界。個人歷史,清清白白,沒有任何污點。不僅如此。他於1948年在北京投身革命;接著,隨軍代表到甘肅接收蘭州大學,並且做過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江隆基的秘書。所以,他後來有資格享受離休待遇。再就家庭出身而言。家族的旗人身份早已成為往事,到他出生時已經是北京城裏的普通百姓;父親教中學,家境清寒;兄弟輩也都沒有政治歷史問題。再就現實問題而言。平時不多說一句話,歷次政治運動乾乾淨淨,沒有任何政治錯誤。一沒有歷史問題,二沒有家庭出身問題,三沒有現實政治問題,從當時“清理階級隊伍”的政策衡量,關德棟教授決不是所謂“清理物件”。
    當時,工軍宣隊主持校政;中文系專案組的領導人,是原中文系總支幹事。關德棟教授成為中文系“隔離審查”的重點。
    中文系專案組“隔離審查”關先生的唯一原因,是他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往,具體說是與蘇聯學者李福清、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的學術交往。李福清、波多野太郎,都是對中國友好的外國學者。後來,關先生對我說,他與李福清、波多野太郎兩人,當時都沒有見過面,唯有書信來往而已。先是對方來信。對方既來信,不能不回信;回信的內容也是談學術。在那個年代,國外有書信來往,按慣例都及時向黨組織彙報,回信交組織看過之後才寄出。關先生一再說,這些書信的內容旁人可能不清楚,專案組領導“這個主兒”必定早就知道,因為他過去是中文系總支幹事。關先生是北京人,事後談起這位專案組領導人,常用北京話稱“這個主兒”。這個詞並無貶義,僅因為老師不願意提起此人名字而已。
     可怕的是,專案組“隔離審查”關德棟教授事前具有既定目的,就是要把他打成“特務”。抓特務,要有材料,要有證據。且不說國際上通行對待嫌疑犯的所謂“無罪推斷”,這一法律觀念國人尚不知曉。即使是捕風捉影,也要有“風”,要有“影”。如今,連“風”與“影”都沒有,憑什麼打人家“特務”?先生與國外學者的書信來往,都向組織彙報過,對組織並不是什麼秘密。關先生說,這一點旁人不清楚,“這個主兒”做過總支幹事,必定早就清楚。再者,外國學者的信件在抄家時都抄走了,書信內容是學術,有無問題,一看信也就明白了。所以,這個案情靠簡單推理,就能瞭解真相。可怕之處在於,人家腦子裏具有既定目的:非挖出“特務”不可。找不到材料,就嚴刑逼供,大打出手。專案組領導,體格魁梧,又在壯年,文弱書生關先生怎能經得起這樣的鐵拳?結果是,遍體傷痕累累;本來完好無損的一口牙齒,多次痛打之後,已是七零八落了。為實現打“特務”的既定目的,專案組領導帶了一名學生,到北京大學“牛棚”“提審”季羨林教授。季先生在《牛棚雜憶》中記錄了他們在北大的行徑:“拍桌子瞪眼”,“扯頭髮”,“打人”,“用腳踹”,“用山東國罵”等,最後寫道:“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之餘,想到的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這樣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的傢伙,他的日子真夠嗆啊!’”季先生所說“我的那位朋友”,就是山東大學關德棟教授。《牛棚雜憶》記錄了他們兩人對季先生的“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由此可知,他們對待自己專案組的對象關德棟教授,必定更加“蠻橫粗野”,更加“沒有一點人味”。
    要打關德棟教授是李福清聯繫的蘇修特務,那麼蘇聯人李福清必須是特務。無法無天的專案組領導,可以通過嚴刑逼供揑造關先生的特務之罪,卻是沒有辦法揑造李福清的身份。李福清是年紀較輕的前蘇聯漢學家,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學做進修生,長期從事文化交流,對華態度友好。李福清與關先生有聯繫,原因有二。其一,是業務相近。李福清早已將關德棟著《新疆民歌民譚集》(1950年北新書局出版)翻譯成俄文;其二,是通過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介紹。李福清想研究敦煌學,趙景深因此介紹他向關德棟教授請教。於是,李與關才有書信來往。可是,他們從未見過面。所以這個冤案之荒唐,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也算得上是荒唐之最。“文革”以後,李福清是我黨中央特批的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十位蘇聯學者之一。這一次,關德棟與李福清在山大組織安排下,才第一次見了面。李福清在北大進修時,訪問過北京、上海的許多學者。對於這類出頭露面的文化人士,通過現代手段搞清楚真實身份,並不很困難。李福清的身份如何,到中央有關部門調查就能清楚。這位專案組領導帶了一名學生,到外交部等單位外調,沒有獲得自己想要的材料。於是,兩人又到北京大學“提審”季羨林老先生,強迫交代關德棟的“特務”罪證,具體如《牛棚雜憶》書中所記。多年之後,關先生對我說,到外交部等單位找不到材料,又到北大毆打季羨林,“如此殘忍,是什麼用心?”這樣反復提問,他大概既想得通,又想不通。欲說無言,唯有心痛而已。
    關先生經過了一百三十來天的殘酷折磨,終於可以回家了。蘇修特務之罪,最後宣佈為子虛烏有。但是,他的身體從此明顯地衰弱了。這一年,他四十八歲。這對文科教授來說,本是可以大出成績的年紀。
    在中文系老師中,關先生是“文革”中災難最重者之一。記得關先生第一次以“特務”罪被中文系某群眾組織抓走時,師母閻先生在路上碰見我,不解地問:老關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也是為學校爭光,為什麼抓他?我回答說不知道之後,連一句安慰話也沒有講,就匆匆離開了。當時,只想回避,儘量回避,保自己平安。先生“隔離審查”時,我看見專案組領導繪聲繪色地宣傳關先生是“蘇修特務”。我心裏不信,可是不敢公開表示懷疑,始終一聲不吭。這位專案組領導動輒打人,系裏教工不以為然者很多。記得“胖子”張德俊與我悄悄議論為“動機不純”,相約敬而遠之。宣佈關先生無罪之後,我總覺得對不住老師。在路上或別的地方碰見,總想主動打招呼,總想親熱一點,或者顯得比以前還親熱,希望老師心裏能夠感覺到我的態度沒有變。在很長時間內,我最害怕想起那次師母求助的目光;想到一句安慰話不說就離開,心裏七上八下,不知是什麼滋味。1970年以後,氣氛寬鬆了一些,我又離開學校借調省委宣傳部工作,才逐漸敢到老先生家裏走動。記得有一次,關先生正患感冒,在床上起身迎我,手裏拿著一疊稿紙,告我正在編撰“滿文辭典”。我在省委工作時,有機會碰見文化局的劉家林。他有一次悄悄問我:“關先生有事嗎?”我說,關先生是冤案,像他這樣的人做蘇修特務,蘇聯人早被美國人打得落花流水,早就不存在了。劉家林一直惦念關先生,“文革”中他很早就去家裏看望。《光明日報》山東記者站長王昭傑也是我們大學同學。有一年春節,我帶著他給老先生拜年,我對昭傑說:關先生家一定要去。昭傑在兩個月前,還與我說起中文系不重用關先生之不公。“文革”中,我另一位老師陸侃如教授也很慘,遇有機會我也總去看望。我隨陸先生學習古代文論好幾年,耳提面命,教益最多。陸先生是大“右派”,我不敢把王昭傑也帶去,總是單獨去看望。當年到老先生家裏,並不多說話,簡單問候而已;匆匆地來,匆匆地離開。
    我與關先生以專案組為話題,多是在他離休之後。這時候,他的心情早已平靜下來。他本是想得開的人,對當時專案組那些人都原諒了。有一位在專案組呆過的年輕教師,特地到他家裏道歉,坐在沙發上,沒說幾句話,臉就漲得通紅。見此情景,關先生主動引開話題,講書房牆上掛的任二北先生題贈的字“人言海水有時立,我信潮頭自此多”,讓對方心情放鬆下來。以後,他們相處融洽,彼此談話就像沒有那“專案組”差不多。關先生對我說,他滿臉通紅,已經說明問題,我不需要再聽什麼道歉的話了。先生能諒解在那個瘋狂時代,人們做過一些喪失理性的錯事。
    不過,在我的印象中,他對那位專案組領導即他所稱“這個主兒”,大概至死也沒有原諒。聽先生講過兩件事。第一件事的時間,大約在上世紀的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晉升為某系總支書記的“這個主兒”,在家屬宿舍門口碰見後說:希望關先生到該系打算成立的敦煌學研究機構工作,以便接納解放前哈佛燕京社留在美國的一筆基金。他馬上斷然拒絕說:你已將我與克格勃掛了鉤,難道又想將我與中央情報局掛鈎?對方聽後,迅速走開了。或許是歷史真的會捉弄人。這次與“這個主兒”在宿舍門口碰面的原因,竟是關先生為了與李福清第一次見面而在等省外辦的車。第二件事的時間,大概在上世紀末。省裏有意安排關先生擔任山東省佛教協會會長,而關先生拒絕出任的原因之一是,“這個主兒”已經做了伊斯蘭協會會長。老師事後笑著對我說:“我不敢相信,你能信嗎?這個主兒竟做了伊斯蘭協會會長,我能和他坐在一起開會嗎?”我說,他是回族而已,沒有念過多少書,文章寫不通順,懂什麼伊斯蘭!人家能做大學校長,退下來又能做伊斯蘭協會會長,原因為人家的特殊能量大。現在看人,要看有沒有特殊能量。還有一次,關先生參加省政協春節聯歡會,先到了會場。“這個主兒”後到,見關先生已經坐在那裏,不知是心虛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嚇得立刻轉身就走了。老師說完,我們不禁都笑了起來。每次談起“這個主兒”,他心態平和,十分平靜。我透過他鄙夷的微笑,與不緊不慢的語調,總能感到一種人格不可侮的氣慨,看到一個剛毅不屈的倔老頭。
    專案組使他蒙受了巨大屈辱,身心遭受莫大摧殘。最後,他原諒了所有可以原諒的人。一見對方滿臉通紅,就不需要道歉了,盡釋前嫌,融洽如初。此謂善良誠懇,有風度,有氣量。另一方面,他不原諒不可原諒者。他的原諒,只給予真心悔過者,或真心從善者。原諒可原諒者;不原諒不可原諒者。涇渭分明,清濁有別;在利益面前,不為所動,潔身自好;既無報復之心,又決不苟合,不事敷衍;多有特立獨行之志,決無些許同流合污之意。凡此,皆為士大夫的氣節,或曰“名節”。既有氣量,又有氣節,故而我老師關德棟先生一生清高正直。既博學多才,又一生清高正直,這是我在半個世紀交往中獲得的認識。

   
 楼主| 发表于 2006-5-24 07:31:54 | 显示全部楼层

RE:“時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三

      博學多才的關德棟教授,山東大學留給他的不愉快,並非冤案一事,另外還有不少。記得在1976年夏秋間一個晚上,先生找到我家裏。那時候,我工作在省委,宿舍在山大。這天晚上,我們談得很多,先生第一次給我講他年輕時一些事,又告我頗有離開山大的想法。我勸他不妨留下,因為情況或許會變好的。我知道他的處境,理解他的想法,凡要我做的都答應了。“文革”以後,全國形勢越來越好,山大的形勢也漸漸好起來。後來,中文系為他成立了民間文學教研室,成員暫時為三人,將來還可以增加。這些使他看到一些希望,我逐漸發現先生似乎打消了調離的念頭。改革開放的春風,給知識界帶來一片新氣象。先生抓緊時間,埋頭工作。1979年以後幾年間,他公開出版的著作有:《聊齋俚曲選》(齊魯書社,1980)《賈鳧西木皮詞校注》(齊魯書社,1982)《聊齋志異說唱集》(上海古籍,1983)《聊齋志異戲曲集》(上海古籍,1983)《子弟書叢鈔》(上海古籍,1984)《聊齋志志話本集》(齊魯書社,1991)等。有幾年間,大致是每年出版一部書。從這些著作的接連出版,不難看出他工作熱情非常之高。對他來說,失去的時間已經太多,要通過加倍努力迅速補回來。1983與1984兩年間,關先生獲美國路斯基金,應邀赴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研究系講學。他是山東大學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獲美國基金的全額邀請而赴美講學交流的學者。
     這些,頗令我為老師高興。經過了蹉跎歲月,歷史應該翻開新的一頁。我真的希望他那些不愉快,從此成為遙遠的往事。就我自己而言。1970年借調省委;1973年回校主持《文史哲》復刊;翌年,因為與主管《文史哲》的黨委副書記不合而回到省委;1979年下半年,應老校長吳富恒教授之召,又回山大重掌《文史哲》編務。從此,我沒有離開山大,不再在山大與省委之間徘徊,所以與先生的來往比以前更多起來。為辦《文史哲》,我期望獲得文科各系師長的支持。於是告訴關先生,有好文章一定要給我。《文史哲》於1980年第2期,刊發關先生長文《論子弟書》。我向編委介紹說,當今中國研究子弟書,以關德棟先生成就最大,所以該文是我刊的獨家文章。編委聽我介紹之後,沒有異議地通過了。在全國高校學報中,《文史哲》率先在封二,撰文介紹本校文科各系的名教授;從1982年第5期開始,一期介紹一位。就中文系的名教授而言,我刊在介紹了高亨、蕭滌非兩先生之後,為配合關先生訪美,於1983年第6期封二以《關德棟教授與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為題,做專門介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社科學術刊物因為全國數量激增,競爭加劇,造成訂戶直線下滑;北京著名學術刊物大都未能倖免。《文史哲》的郵局訂戶,到1980年只有兩萬三千左右,連年下滑了數萬份。然而到1982年,我刊訂戶又回升到三萬三千餘份。1981與1982兩年間,我刊訂戶增加一萬,增長40%。看見我的刊物有進步,關先生心裏很高興。他是我辦刊的衷心支持者之一,不斷為我推薦好文章,或介紹我與校外著名學者聯繫,又不斷為我提供國內特別是國外的學術資訊。所以,在我於1984年底辭去《文史哲》主編以前的數年間,我們間有一段愉快合作,至今難忘。我們之間的師生情誼,也隨著比以前進了一步。
     可是在1983年,關先生又蒙受另一次重大打擊。這一次,是中文系當局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故意找藉口不為關德棟教授申報民間文學碩士點。與“特務”冤案相比,這一次打擊的是他一生專業、事業與名譽。學者大都鍾情於自己的專業。他期望改革開放的春風,也能夠改變山大中文系,最終能將自己一生傾心的專業留下來,留存在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山大中文系。
     關先生于1983年出訪美國之前,根據中文系的研究生計畫,已經招了三名民間文學碩士研究生。而且,中文系學術委員會和系務會議,都已經通過將關德棟教授的民間文學碩士點,列入中文系申報計畫。在通過報紙向全國公佈的山大研究生招生計畫中,列有民間文學碩士這一項。可是,關先生赴美以後,中文系當局在實際申報時,竟是沒有向學校上報民間文學碩士點的材料。因此,最後導致教育部批復的檔中,山大沒有民間文學碩士點。我當時是《文史哲》主編,聽說後十分吃驚,特地跑到老校辦公樓,找研究生處的孫堅奮處長。我說:老孫,關德棟先生是當今全國俗文學史領軍人物,為什麼沒有他的民間文學碩士點?孫堅奮處長告訴我,從學校方面講是希望各系多報,因為山大要成立研究生院,目前碩士點的數量不夠。中文系沒有申報民間文學碩士點的原因,聽說是沒有梯隊。(按:當時教學科研中所說“梯隊”,指隊伍成員的老、中、青結合)他強調,沒有這碩士點,是因為中文系根本沒有向學校遞交申報材料,理由便是沒有梯隊。我與孫堅奮一向隨便,接著說:各系報給你的梯隊,有真的,也有不真的。那些不真的,無非是湊起來的。兩個人明明是冤家對頭,或者兩個人工作上根本不來往,為了梯隊就填在表上了。中文系已有民間文學教研室,再湊幾個人不就有梯隊了?我還說,我是副教授,我願意做關先生的梯隊。可是孫堅奮說,你說什麼也沒有用了,碩士點報批已經結束,只能等以後再說。接著,我又去問中文系領導,證實了沒有梯隊這個理由。後來,我將這件事情告訴吳富恒校長,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我知道,如果尚未報批,校長尚有辦法補救;報批既已結束,就沒有辦法了。
      中文系當局在關先生訪美期間,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而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理由是沒有梯隊。實際上,這個理由無法成立。首先,申請碩士點的最重要條件是學科帶頭人。關德棟教授是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在俗文學史領域的領先地位,幾乎無與倫比。其次,從梯隊看。民間文學教研室原有三人,另有三個研究生畢業後可以成為梯隊成員。再次,當時申請表上的梯隊成員,實際上多是真真假假,中文系是如此,別的系也是如此。以上三點,中文系當局包括系主任、總支書記、系學術委員會主任三位要員,他們心裏肯定比我現在所說更加清楚。所以,沒有梯隊無非是一個藉口而已。中文系不申請,與其說是因為沒有梯隊,不如說是因為當局故意不要這個碩士點更合乎實際。
    中文系當局為何故意不要這個碩士點?下面,我先介紹社會學系徐經澤教授有關看法。徐經澤是“文革”前山大政治系主任。他於1980至1984年借調教育部高教一司。他對我說,當時教育部通過調查,知道關德棟教授是全國現存三位敦煌學著名學者之一。國外有輿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教育部很想在大學裏建立新學科,包括建立敦煌學。所以徐經澤說,如果以關先生名義申請碩士點,教育部必定批准。他自己在1984年從教育部回山大後,創建社會學系,並創辦《民俗研究》雜誌,立刻把關先生的研究生請到社會系去了。所以平心而論,關先生要求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對中文系,對山大學校,都有好處。“文革”以後,學術界隨著年長者紛紛故去,關先生的地位日益重要起來。借助關先生,中文系完全可能做一番新的事業。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全國民間文學(俗文學)領域的領袖人物,就是鐘敬文與關德棟兩位。與鐘先生相比,關先生偏重俗文學史。因此借助關先生,有條件建立俗文學史研究中心。而且,以俗文學為基礎,又可以進而發展民俗學或民間文化學。如今,民俗學已與人類學、民間文化等結合,國際社會又提倡“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現在的民俗學如日中天。當年,民俗學尚未興盛起來,發展前景很好。像徐經澤創辦《民俗研究》雜誌,至今猶存,國內外影響不小,而該刊主持編務者就是關先生的研究生。不僅如此。關先生具有多種語言才能,又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滿學學者,“文革”期間就開始編撰自己的“滿文成語辭典”。借助關先生,並非不能建立滿學中心。滿學或滿文人才,都是國家的缺門。西方早就關注滿學,並已取得成績。聽關先生講,依靠當今全國滿文人才去讀瀋陽的“滿文老檔”,大概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時間。所以,中國有足夠的理由建立滿學研究中心。
      上面這些情況,中文系當局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因為連外系的徐經澤都可能知道。關先生要求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于中文系,於山大學校,都是好事。如果是為公家考慮,從公心出發,中文系就有一百個理由,去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公字當頭,必定如此。那麼,中文系當局為何在關先生去美國之後,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故意找個藉口而不申請呢?說穿了,主要是系裏一些人因懷有偏見或成見而不喜歡關先生;究其根源,又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不和諧因素有關。事過境遷,原委複雜,下面做簡單說明。
     這個不和諧因素的起因,是1954年中文系為紀念洪昇誕生二百五十周年而組織的一次學術討論。關先生受當時副校長陸侃如教授與戲劇史家馮沅君教授兩人之托,在紀念會上做了一個發言。在討論中,對洪昇《長生殿》的主題思想出現了意見分歧。分歧以關先生為一方,以批評者為另一方。簡單講分歧為,關先生認為是李楊的真摯愛情,另一方根據當時流行的階級分析法而予以批判。學術討論中出現不同意見,本是完全正常的事,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永遠正確。以今天的觀點來看,關先生的見解較為平實,較接近傳統見解;批評者的見解固然新穎,然而受教條影響重,未免強詞奪理。事至今天,我想1954年的批評者,自己也會覺得當年批評有點棍子的味道。不過,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時代環境不盡相同,當年學術氛圍與今天不一樣。在當年,關先生的平實見解受到了尖銳批評,而對方的教條式批判大受讚揚。因此,這次學術討論留下了不小的後遺症。今天回過頭看,便知這次學術討論的是非判斷出現了某種失常現象。失常的原因,蓋源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今天需以寬厚之心,予以諒解,不必深究。
     不過講諒解,自然是雙方的諒解。今天又需知道,這次是非判斷的失常,給關先生帶來了嚴重後果。從爭論雙方看,關先生是教授,而批評者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個教授在學術討論中被剛畢業的大學生占了上風,這種事情可能引起人們諸多消極的負面看法是可想而知的。人言可畏,所以對關先生不能不產生很大壓力。問題還不止如此。關先生年紀很輕就做教授這種事,也因此成了招妒惹禍的根子。當年他的年紀不過三十有四;系裏一些助教、講師大致二十五六,或者年齡更大。雙方年齡相差不大,而職稱差別很大。職稱也是一種利益。職稱,對教師來說是最重要的利益,足以令人呯然心動。現在,這位年輕教授既然在學術討論中被剛畢業大學生占了上風,於是在一些人身上引起了強烈的心理不平衡,進而發展成為一種偏見或成見。
     所以,五十年代那次學術討論中出現的是非判斷之失常,帶給關先生個人的,並非一般的不愉快,而是最終形成為一種難以擺脫的偏見或成見。再者,這次學術爭論的時間,就在他從外校調山大不久,正是人地生疏之時。因此,關先生的不幸,又與俗話所說“欺生”現象有關。“欺生”現象,自古有之。在社會心理學看來,“欺生”現象,是群體的原有成員對新成員產生的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排異心理。
     按理說,一次學術討論出現了是非判斷的失常,影響有限。可是對關先生來說,這次造成的負面影響,經過“欺生”現象的發酵之後,又進一步擴大或放大起來。下面,我舉個例子做比較。我老師馮沅君教授,當年因分析劉姥姥藝術形象而缺乏階級觀點,也在報上受到一個青年的公開批評。年長學者分析作品,缺乏所謂“階級分析”,本是常見現象,並非關德棟先生獨有的現象。馮沅君與關德棟,同是中文系教授,他們兩人大致在同一問題上即缺乏階級分析而遭到青年人批評,時間也相隔不久。所以這兩件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今天看來,這類批評都欠公允,且不管它。我要說的是,馮先生受到這種不公允批評之後,系裏人們出於對她的熟悉與信任,不可能因為一次批評而不顧她另有許多重大的學術建樹,因此對馮先生不可能產生類似對關先生那樣的偏見或成見。與馮先生不同,關先生是剛來的新成員,群體成員對他不瞭解,尚未建立信任關係。當關先生受到這種不公允批評時,系裏一般人不知道他以前在學術上的諸多建樹,不知道他的多種語言才能與早負盛名等。由於彼此陌生與不信任,群體對新成員就容易產生自覺或不自覺的排異心理。再加職稱差別的煽風點火,這樣就很容易在少數教師身上產生強烈的不平衡心理,進而發展成為根深蒂固的偏見或成見。所以,當年系裏一些人對關先生產生偏見或成見,“欺生”現象在暗中起了很大作用。
     從中文系方面看。在“文革”以前,一些人對他的偏見或成見,因為無法得到中文系領導的支持而不能有多少作用;況且,那時系裏名教授多,相對而言對關先生的壓力較小。“文革”以後,這類早已存在的偏見或成見,跟隨五十年代的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漸漸形成氣候,成為影響系裏決策的重要力量。俗話說,門縫裏看人把人看扁了,講的就是偏見或成見。讀社會心理學著作,便知偏見或成見是人類常見的一種消極心理,它可以成為人們頭腦裏的潛意識,造成人們不能正常地觀察事物與認識事物,進而無法形成正確的認識,做出合乎實際的判斷。布衣百姓如果有偏見或成見,也是不好,然而影響較小。領導人心裏一旦有了偏見或成見,就不能秉公辦事;再加沒有監督與約束的機制,錯誤決策就可能暢行無阻。我至今仍舊認為,中文系當局對關先生的偏見或成見,乃是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找藉口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的主要原因。我當年願意為此而上下奔走,原因也在此。不過,我聽到的另一種議論是,出於中文系當局的缺乏見識與武大郎開店。或可留此備考。
     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中文系這樣做,對關先生來說將意味著什麼呢?客觀上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其一,對關先生想把自己專業留系裏的願望與熱情,當頭澆一盆冷水。
     從關先生方面看,他在六十來歲之時,還要成立民間文學教研室,還想申請碩士點,目的無非是為了把自己一生專業,最後留在中文系。這樣的用意,誰都可以看出來。從社會環境看,我國的退休制度這時候已經進入實施的階段。由於關先生年齡已有六十多,所以中文系這一次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以後就不可能再申請了。從邏輯上講,中文系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機會只有這一次,不能有下一次。這個邏輯並不複雜,系裏要員的心裏自然一清二楚。中文系當局寧願不要這唯一機會而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樣做的效果有二:一,以此為手段,逼迫關先生退休;二,以此為手段,使關先生無法把自己專業留在中文系。因為等到關先生從美國回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既成事實,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其二,對關先生的學術成就,公開表示無視或蔑視。
     在“文革”以前,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關先生在系裏尚不突出。“文革”以後,隨著年長學者故去,關先生在系裏的學術地位逐漸上升。可是,與此同時,對關先生的偏見或成見也隨著系領導的更換而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所以,對關先生學術成就的反應,在山東大學之內與之外,其中區別可謂冰火兩重天。一方面,他在國內學術界與國外學術界,聲譽日隆;另方面,中文系的反應卻是似有似無,冷若冰霜。“文革”以後,他已經是全國俗文學史的領軍人物;他的《曲藝論集》早就是俗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對此,國內國外的俗文學界從來沒有異議,而世界上唯一的例外可能就在山大中文系。在敦煌學方面,他是全國最早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又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梵、巴文典籍研究者。他的滿文與滿學研究,全中國獨領風騷。1983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基金邀他講學,主要是出於俗文學方面的傑出成就。以後到1993年,德國科隆大學以國家科研基金(DFG)邀他訪德,主要是出於滿學方面的傑出成就。而中文系當局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本身,就是通過一種向世人公開的行為,明確宣佈對關先生在國內外取得的學術成就,表示無動於衷,表示無視或蔑視。
     由於關先生的年齡,由於他在國內的學術職務,國外對他的熱情邀請等,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不申請碩士點對關先生產生上述兩方面的客觀效果,對中文系當局來說,特別是對系主任、總支書記等要員來說,他們心裏必定能夠意識到。他們的具體措詞不必與我一樣,而這兩方面的內容他們必定能夠意識到。除非糊塗到麻木不仁,這種情況事實上不存在。所以在我看來,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如果說是一種計謀,一種策略,也是可以的。心理學告訴我們,一旦懷有偏見或成見,做出這類錯誤決策並非不可能
     1984年,關先生從美國講學回到山大時,中文系沒有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早已成為既成事實。原因是什麼,他心裏自然知道。這個碩士點本是列入中文系計畫的,計畫又是系裏通過了的,為什麼他一到美國就不申請呢?答案雖然清楚,然而時間已經晚了,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知道這是被人家算計了,當心裏明白過來時,木已成舟,失去了補救或挽回的餘地。  1984年,他已經六十四歲。沒有了碩士點,面前只有退休這一條路。到此地步,只能眼看著人家將自己一生傾心的專業,從中文系驅逐出去,讓中文系來與他一刀兩斷。心裏明白這是人家設計的圈套,然而人家手裏有權,無權者無可奈何。到此境地,大概心裏糊塗反而比明白要好受一些。事情過去很久以後,我去看望談起這件事,他還是怒不可遏。一次次從書桌座位上站起來,手裏拿著煙向我走來,不斷問:“你說,你說,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或說“惡毒”,或說“暗算”;真的是非常生氣,非常憤怒。看得出來,這件事對他的傷害,實在太重,實在太深。
知道是人家的暗算,他沒有公開揭露這個暗算,甚至沒有去告狀,悄無聲息地吞下人家為他釀制的這杯苦酒,然後悄悄離開工作了數十年的中文系。人家因此可以按照既定計劃實現人家的希望。而他自己,總是有忙不完的工作,埋頭工作可以忘掉一切。
     關先生既不低頭,也不告狀,不吵架,可以說是“三不”。中文系的人都知道,他從未與別人紅過臉。要是告狀或公開揭露,至少是中文系當事人名譽受損,因為一般人根本無法認同中文系當局這種荒謬做法。他不告狀,不揭露,中文系當事人因此保全了自己名聲,這一點或許至今心中無數。時光流逝,到了2002年,山大校方決定返聘關德棟教授招收民間文學博士生。校方這個決定,事實上否定了當年中文系當局不申請碩士點,然而這種措施來得太晚了。

                          四

    關先生在山東大學凡五十二年,期間所受重大打擊有兩次。其一,是“特務”冤案;其二,是中文系藉故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看來,偏見與成見之傷人、害人,常常是很重、很深的。關先生那些不愉快,在山大學校裏,大概只對我一個人經常說起。當我去家裏看望,才將自己心頭蓄積的不滿與憤怒,多少說一說。我想安慰幾句,往往語塞難言。
我1959年畢業留校之後,就隱約感到系裏一些人對關先生的偏見或成見。但是,“文革”以前,並沒有成為明顯的問題。原因大概有二。其一,當時中文系的總支書記與系主任,是章茂桐同志。章茂桐是1937年投筆從戎的中文系大學生,懂業務,威信高。我畢業之後就是中文系教工支部書記、總支委員,與章茂桐同志共事多年,深知他為人正派,辦事公正持重。當年系裏有關老先生的事,都由他親自掌管,我支部不能過問。他主持中文系期間,那些偏見或成見不可能得到系領導支持,所以不能有多少實際作用。其二,關先生本人與系裏老先生的關係,一直很融洽。中文系名教授如陸侃如、馮沅君、高亨、蕭滌非等的年齡都比他大。對於比自己年長的老先生,他一向十分敬重或尊重,這是他一貫作風。關先生從福建調山東大學,本是當時山大副校長陸侃如先生親自寫的邀請信;調山大之後,馮先生又盛情邀請關先生到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像他在洪昇紀念會上的發言,本是受陸、馮二先生之托。蕭先生在“文革”以後,還不斷稱讚關先生。在系裏,關先生與比他年長老先生的關係,始終很融洽。業務上與關先生有來往的,唯馮先生一人。他敬重馮先生,馮先生也尊重他。1956年,關先生與馮先生都是解放後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教授。年長的馮先生在制訂研究生培養計畫時,就徵求了比自己年輕的關先生的意見。
“文革”以後,隨著章茂桐同志離開中文系,情況漸漸發生變化。當五十年代的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關先生在系裏的處境就逐漸變得困難起來。在這方面,令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車錫倫調離山大。
     車錫倫,是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的研究生,1979年從內蒙古大學調山東大學,投奔關先生,成為民間文學教研室三成員之一。我與車錫倫所以熟悉,並非關先生介紹。最早因為他愛人在泰安師專學報工作,為調愛人工作之事,到《文史哲》編輯部來找我。他這個要求我無法滿足,不過從此我們就來往起來。此人富有個性,工作起來什麼都不顧,什麼都不知道,真的像工作狂。他給我的印象是,工作勤奮,思想活躍,事業有成。他在民間文學教研室工作,興趣特長都符合,業務水準又高,最合適不過了。可是,他後來堅決要求調走。有一次,車錫倫坐在我那時一室一廳的陋室裏,我勸他以不走為好,因為關先生的民間文學需要他。他對關先生是滿意的,也瞭解關先生的需要。不過,他說自己非走不可。在他列舉的事例中,至今尚能記得一件事。1980年在淄博召開蒲松齡學術討論會,中文系是會議主辦方之一。由古代文學和民間文學兩個教研室具體籌備。車錫倫與關先生一起研究蒲松齡,正在搞《聊齋志異戲曲集》,參與會議的籌備工作,同時寫出參加會議的學術論文。到開會前,他卻沒有接到參加會議的通知。他的結論是,中文系有人因為排擠關先生而排擠他,他無法繼續呆下去。
    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感受,可是我沒有辦法不相信車錫倫的感受。因為他剛從外校調來不久,不存在歷史上的恩怨或成見。他對關先生,至今還是尊敬的。可是,他感覺中文系在排擠關先生;由於排擠關先生,因此排擠他。車錫倫這個感受的真實性,我無法懷疑。於是,我知道章茂桐同志離開以後,中文系變得陌生了。根據我的經驗,如果章茂桐在,他不會允許中文系發生這一類不公正的事。如果發生了,他會干預,會採取適當的辦法解決。
    車錫倫調走後不久,關先生赴美國講學,接著就發生中文系藉口而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我沒有忘記車錫倫調走前說的話,所以知道中文系當局對關先生之不公平。就我自己而言。我于1984年底辭去《文史哲》主編,進而謝絕了其他公職,主要原因是想彌補自己“少壯不努力”的過失,其中也有對政治厭倦的因素。在業務上,始終不能以俗文學為專業。我出版的第一部書是《柳宗元新傳》,我不斷撰寫文藝學、哲學、史學、編輯學、出版學方面文章,就是不想寫俗文學文章,最後又去研究古代出版史。過其門而不入其室,因此自知不是關先生的好學生。但是,隨著彼此瞭解的增加,我對關先生的欽佩,對他的同情,卻是越來越多。他從美國回來後,遭受中文系重大打擊,而我們間的來往反而比以前更多。
     前面,我談到關先生一生清高,一生正直。在碩士點問題上,他中了人家計謀,吃了大虧,卻是不低頭,不告狀,不吵架,由此也見清高與正直。需知在當今大學教書,正人君子行不通,身具幾分痞氣最吃得開。所以,善於吵架罵人往往也有用場,像弄個職稱之類就可能容易一點。可是,關先生不會罵人,也不會吵架;你教他,他也學不會。據我所知,關先生想告狀的話,起碼有兩個現成的管道。其一,是吳富恒校長。長期主持校政的吳富恒教授,曾是他中學的老師。而且,吳家與關家有通家之誼。另一,是山大黨委書記。當時的山大黨委書記就住在他的樓下,對他相當尊重。所以他想告狀,條件不比別人差。假如他在訪美之前的車錫倫調走時就去告狀的話,我想那個碩士點問題大概就不會發生了。訪美回來之後,仍舊可以告狀,雖不能解決碩士點問題,總是可以使一些人收斂一些,對他今後的處境有好處。可是,雖有現成的管道,他也不告狀。領導問他,他可能說;領導不問,他不會說。有人誤以為這是軟弱。其實,完全是清高,書呆子的清高。凡書呆子,宜於與正人君子打交道。現如今,正人君子太少,痞子痞風太多。如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可是,關先生面對險惡的現實,竟是一點防人之心也沒有。像碩士點這樣大的問題,要是在出國之前做些防範工作,譬如給學校領導講清楚,或者乾脆當著系裏要員的面講明白,講得愈多,知道的人愈多,就愈好。這樣他出國之後,人家搞小動作就困難了,或者根本搞不起來。現在,不做防範工作就出國,人家就略施小計,偷襲很容易成功。為何不做防範工作?因為以君子之心度人。清高正直之人,大都胸懷君子之心,心裏通體透亮,明淨如赤子。我以為,清高正直之心,是最乾淨的,是最可愛的。若想欺侮清高正直之人,固然比較容易,可是最不道德。清高正直的另一面,可能是狷介。狷介之士,愛恨分明,清濁有別,眼睛裏容不得半點沙子,然而可能誤傷及人。古代也是如此。
    這裏,我不妨再說得遠一點。從關先生本人條件看,想謀個一官半職,其實並非不可能,因為與其他教授相比,他的有利條件頗多。一,個人歷史清白,1948年參加革命;二,家庭出身無問題;三,本人是國家特批教授,在1953年前已經擔任兩所高校的中文系主任;四,國內外學術界有影響。憑他這些條件,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想在學校裏謀個一官半職,稍加努力(如靠近一些或表示一下等),真的不是難事。即使弄個政協委員之類,有了意見就能通天,誰還有膽量排擠你?當今社會上,人家怕的是官。在大學裏,一樣最怕官;做不做官最重要,往往不問你學問大小或有無學問。做官當然越大越好,即使僅僅出了一本講ABC的小書,或者一輩子寫不出一篇像模像樣的論文,若申請做教授,做博導,照樣平平安安地通過。為何能通過?因為是官。所以,只要弄個一官半職,且不說有人趨之若騖,總不至於輕易排擠你。可是,我老師只想埋頭做學問,對做官一點興趣沒有,甚至是有了官的門路也不走。如今濁流橫行,滔滔者天下皆濁。清高正直,無人欣賞;清高正直,必定吃虧。而我老師一輩子與歪風邪氣不沾邊,如此清高就連連吃虧,連連倒楣。吃虧也好,倒楣也好,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以為,老師這種精神,直接源自古代士大夫,頗具古風而未經污染,是社會上罕見的與最可寶貴的精神之一,令我非常喜愛。不止喜愛,更有衷心欽佩。這也是我們愈走愈近的一個原因。
     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次春節,關先生告訴我他“離休”了。一聽“離休”,我開始一怔,接著想到他1948年隨軍代表接受蘭州大學,馬上明白了。我說,離休好。今後系裏的會可以不參加,系裏的事可以不問,這樣清靜;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樣自由。他說,離休還加一級工資,還給家裏裝了電話。大致在他離休的同時,我也完全擺脫了學校公職,這樣我們的談話就可以自由一些。譬如,以前不談系裏人事,有時也能談一談。他的許多不愉快,漸漸成為我們的話題。我要是較長時間不去家裏,他會設法讓我去。一去他家,我陪著他一根一根地抽煙,天南海北地說話,心裏很輕鬆,很愜意。大概是九十年代後期的一天,他給我說了自己遇到的另一件怪事,又一次令我非常吃驚。
     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基穆教授,邀請關德棟教授到他的滿學中心合作研究與講學;另外,德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批滿文文獻,需請關德棟教授幫助鑒定。主要為這兩件事,基穆教授申請獲得了優厚的德國國家科研基金,隆重邀請關先生去科隆大學訪學。按中德文化交流協定,每年交流學者的數量為十名。1989年,山東大學憑關先生的基穆教授邀請信,獲得了德國訪學的一個名額。接著,關先生在山大填六張表格,辦妥了他去德國訪學的手續。可是,1989年山大去德國的一個名額,最後沒有落實到關先生身上。基穆教授鑒於關先生去德國而未果,第二次向他發出邀請信。到1991年,山東大學又憑關先生的基穆教授邀請信,獲得了德國訪學的一個名額。接著,關先生又在山大填六張表格,辦妥了他去德國訪學的手續。可是,1991年山大去德國的一個名額,最後又沒有落實到關先生身上。兩次辦完了手續,兩次都沒有結果。為此心裏納悶,他的朋友季羨林教授也很納悶。於是,關先生借開會的機會去教育部有關部門詢問。教育部主管此事的同志說,山東大學向教育部稱關德棟教授“年老退休,體弱多病”,不能出國訪問,所以換別人去德國了。教育部同志又說,看來,你關先生並非“體弱多病”,可以出國訪問。於是,教育部與關先生約定,為防止再次出現類似事故,當辦出國手續時教育部與他家裏直接電話聯繫。在教育部直接協助下,他第三次辦完手續,於1993年去德國科隆大學訪問。
      我聽關先生用平常語調,從頭到尾講完這件事,好像是聽一個離奇故事,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山東大學兩次憑關先生的德方邀請信,兩次獲得了去德國訪學的一個名額。關先生填了兩次出國表格,兩次辦妥他自己訪德的手續。結果是,兩次都換別人去德國,冒名頂替,享受豐厚的德國國家科研基金。這兩次,都是在關德棟教授與基穆教授雙方毫不知情下的冒名頂替,所以是公然的欺騙,是故意的冒名頂替。由於全校只有一個去德訪學的名額,所以山大外事部門不敢擅自做主替換別人,有資格做這種冒名頂替的重大決定者,必須是也只能是山大的正副校長或其他校級領導。大學高校乃文明之地,懂是非,知羞恥,怎麼會接連做出這種不顧臉面的事情呢?這是醜聞,在別的國家也是醜聞。而且,醜聞是接連兩次,並非一次。山東大學這兩次醜聞,丟人真的是丟大了。科隆大學的基穆教授,為邀請關德棟教授一次訪德而接連三次申請國家科研基金,他因此去波恩奔走了十五次。關先生最初應邀訪德是1989年,那時69歲。到1993年實現訪德,他已經73歲。為了損人利己,用冒名頂替之法折騰我年邁老師達數年之久,為此我感到傷心;做出這種重大決策的,必須是也只能是山大校級領導,為此我又感到傷心。聯想起以前的校長與書記,其中有我熟悉的。今天的山東大學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我很傷心。一切都是暗箱操作,關先生不到教育部詢問,連他也是一直蒙在鼓裏。不過我想,如果第一次冒名頂替之後,有一家媒體能公開披露其事,或公開提出疑問,大概就不會再有第二次冒名頂替了。從行政管理學看,任何行政權力不受公眾的監督與約束,就是什麼樣的荒唐事都可能做出來,大學裏的行政權力並不例外。
     山東大學終於在2002年反聘關德棟教授招收博士生。這可以視為是對他的最後肯定,也是對以前的一種糾錯措施。我又聽說,2000年山大校慶時,季羨林教授在山大公開推崇關德棟教授與王紹曾教授“有學問”。關先生是我的老師,古籍所王紹曾先生又與我有忘年之交,所以聽到季先生有此宏論,最為欣慰。韓愈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為千古名言。反聘令人高興,可是這樣的糾錯畢竟來得太晚。悼念關先生,更多想到的仍舊是他在山大的那些不愉快。我借用白居易《醉贈劉十八使君》中“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為題寫了這篇悼念文字,其中寫了他生前講過的那些不愉快,借此端正學風,發揚正氣,用意並非針對尚在世上的任何人。先生已經永遠地走了。歷史需要記住的是教訓,是經驗,不是個人恩怨。和諧社會需要的是和諧;人們應該珍惜的是未來。我希望先生那些不愉快,能夠成為歷史的教訓與鏡子,讓未來更美好。謹以此文寄託我的哀思,並為泉下老師祈福。

                              2005/12于山東大學
  
                    、
发表于 2006-5-25 09: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RE:“時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还是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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