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流年似水

        著名俗文學家、敦煌學家、滿學家關德棟教授逝世已一周年。人們在紀念這位年紀輕時即已成名、精通多種語言、1948年即投身革命，身為學者和離休老幹部的國際知名學者，為什麼在五十年代到了山東大學後，在中國大陸學界，卻很少再聽到他的聲音了？在他逝世後，他的學生――原山東大學教授、《文史哲》主編劉光裕先生寫的悼念文章《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悼念吾師關德棟教授》，告訴大家一點有關的資訊。這篇文章較長，在收入《關德棟教授紀念文集》時作了刪節，現在全文發表在這裡。供關心關德棟先生的友人和研究者參考。作者在文章結尾說： “我借用白居易《醉贈劉十八使君》中‘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為題寫了這篇悼念文字，其中寫了他生前講過的那些不愉快，借此端正學風，發揚正氣，用意並非針對尚在世上的任何人。先生已經永遠地走了。歷史需要記住的是教訓，是經驗，不是個人恩怨。和諧社會需要的是和諧；人們應該珍惜的是未來。我希望先生那些不愉快，能夠成為歷史的教訓與鏡子，讓未來更美好。謹以此文寄託我的哀思，並為泉下老師祈福。”讀過這篇悼念文章的朋友們，可以體會到作者的這種感念和哀思。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 悼念吾師關德棟教授

                       　　劉光裕       

     五月三日下午，天色陰沉，我踏著沉重步伐從關先生家裏出來，心情更為沉重。先生于四月二十八日去世時，我赴無錫為父母掃墓未歸；五月三日才返濟南，未能見最後一面。先生後半生命運多舛，然而身體一直不錯。年輕時有胃病，後來聽說好了；屢次問心血管有無問題，總是回說沒問題，好著呢。今年年初，聽師母閻淑珍教授說起先生住院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以前沒有住過院。不過，這次住院後身體恢復不錯，春節前出院回家了。今年春節拜年，我們照例暢談半天，這次談得特別高興。他告訴我，國外帶回的許多資料尚未整理，還有稿子沒有完工。多年來每次拜見，先生總是從書桌上站起來迎我。他總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停地工作成為一生最大樂趣。這次春節說了半天話，說話時我們第一次沒有抽煙。先生原來煙癮不小。我戒煙之後去拜訪，仍舊陪著先生一根一根地抽。這一次，我看見他不抽煙了，心裏高興，一再說不抽好，以後不要抽了。誰知這次談話，成為我們的最後一次。

                            一

    我最初認識關德棟教授，是大學一年級聽先生的民間文學課；接著是1956年暑假，跟隨先生到淄博實習，搜集民間故事。實習時，我們住在淄博洪山鎮一所學校裏。我所以參加實習，主要因為暑假回家沒有路費，而山東城鄉對我很新鮮，有吸引力。我的江南口音重，與老鄉交流有困難，搜集故事必須跟隨山東同學劉家林。劉家林上大學前就在洪山礦務局工作，他常帶著我偷偷找地方玩。我們師生吃住在一起。晚上，坐在院子裏說話；我與劉家林都喜歡與先生隨便說話。當時，先生只有36歲。記得穿一件綢子襯衣，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有時買些西瓜之類犒勞我們。劉家林年齡比我大些，喜歡呂劇，愛好戲曲，一再誇先生年輕有為，學問大。三年級時，我又聽先生的梵文課。一開始，聽課者很多，後來漸漸少了，原因是梵文太難學。1949年以後，梵文作為大學一門課，全國除北大東語系外，只有關德棟先生在山大中文系講過。
    1959年大學畢業後，我留校任教，分配在文藝理論教研室，而關先生在古典文學教研室。我們不在一個教研室，業務來往不多。記得有一次我出差上海，去拜訪趙景深教授，是關先生給我寫的介紹信；趙先生在上海城裏的住址，也是關先生告訴我的。大概因為淄博實習的緣故，我與畢業後到山東藝專工作的劉家林，都對先生懷有一種親近感，常去看望。閒談中，先生講自己年輕時鑽圖書館的事，至今留有印象。我做助教時，為了模仿先生鑽圖書館，用幾星期時間把中文系圖書館的書，一本一本翻一遍，大致記住書名、作者、內容提要等。那時候，中文系圖書館藏書也有十多萬冊。而我大體知道什麼書在哪個架子上，所以走進書庫很容易借到書。
    關先生博學多才，聰明早慧，早負盛名。他的多種語言才能，最令人欽佩。先生讀中學時，利用假期學習了藏文與巴厘文。讀北京大學時，從名師學梵文與滿文。此外，他還掌握了英、日、俄等國的語言。當今世界上，一人同時掌握梵文、藏文、巴厘文的學者，少之又少。季羨林教授比關先生年長，他們多年交往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多種語言文獻的共同愛好。先生年輕時，師從周叔迦教授學習佛學。周叔迦是研治佛學的大師，名聞全國。先生勤奮學習佛學，深得周叔迦首肯。所以大學畢業後，他能在北京佛學院做講師，繼而又在上海佛學院做教授。先生將治佛的成果，加上比較語言等方法，用於研治敦煌文獻，所撰文章在刊物上接連發表出來，為敦煌學、俗文學開闢了新路徑，獨樹一幟，震驚學術界。因此，在大學畢業後不久，他靠自己的博學與勤奮，迅速成為敦煌學、俗文學領域升起的新星。於是，前輩學者紛紛視為年輕才俊，特別是深得鄭振鐸先生讚賞。1947年，歷史學家兼敦煌學家向達著文說：“二十年來注意敦煌俗講文學者，寥寥可數。今日得讀周（一良）、關（德棟）兩先生的文章，不勝空谷足音之感。” 這一年，先生二十七歲，他已享譽學術界。我記得在1980年秋天，上海何滿子先生從淄博參加蒲松齡學術會後來濟南，關先生在家中設便宴款待，我末座叨陪。席間談話中，兩位核對了各自的年齡。事後，何先生對我說：“不知道關先生還比我小兩歲，我原以為他是老先生。”何滿子與山大歷史系張維華教授的夫人為遠房親戚。他早在1954年就在張維華先生面前稱讚關德棟“有學問”。學貫中西、才華橫溢的何滿子，因治俗文學的時間稍晚，於是誤以為與自己同輩的關德棟是“老先生”。他腦子裏留下這個錯覺，頗能說明關德棟先生的早負盛名。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的《中國戲曲曲藝辭典》辭條中，關德棟與他的《曲藝論集》列為兩個條目，分別介紹。而《曲藝論集》中文章，大都作於他三十歲以前。可見，關先生在中國俗文界的地位，在他三十歲以前就已經奠定了。
     關先生一生治學，涉獵的學科很多，有敦煌學、俗文學、佛學、滿學等，而以中國俗文學史為主。我國俗文學史，興起於民國以後。與雅文學相比，俗文學史資料幾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凡治俗文學，不能不從搜集資料著手。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為學科奠基之作，它猶以排比資料與貫穿資料為主。即使在今天，俗文學史的資料工作，遠不是大功告成。搜集俗文學資料，是一種很大的本事，特別費勁。關先生治學，長於發掘與搜集資料；尋幽探微，常常獲得別人不知或不見的珍貴資料。先生治學，又一貫重視方法論。以比較語言釋讀文獻資料，就是他擅長的方法之一。這種方法一般人很難熟練掌握。記得在閒談中，他不斷提到的治學方法還有宗教學、社會學、民俗學、方言學、戲曲音樂、符號學等。從二十來歲的敦煌學與俗曲，到晚年的子弟書、聊齋俗曲等，先生一生為俗文學史的進步與發展，不斷做出獨特貢獻。
    就我而言，大概出於秉性條件的限制，一直不能以俗文學為專業，過其門而不入其室，自知不是老師的好學生。不過，我年輕時喜歡到關先生家去，愛與先生說話。年輕時聽蕭滌非先生說過，他在清華研究院讀書，主要靠耳濡目染，又靠與先生閒談；在閒談中得到的東西，往往是先生講課中沒有的。我記住蕭先生這話，所以常常找點理由與老師說話。我喜歡到蕭先生家說話，也喜歡到陸侃如先生家，還有到關德棟先生家。我愛找關先生的另一原因，是淄博實習留下的親近感。我與許多同學都對關先生的年輕有為與博學多才，非常欽佩。與老師說話，我總有點拘束。到關先生家裏，也有點拘束；然而先生健談，我可以稍為輕鬆些。年齡大了以後，到關先生家裏比以前更多；說話的時間也更長，往往一說就是半天。我每次去的收穫，與做學生時的聽課差不多。像治學方法問題，我在關先生那裏聽得最早又最多。此外，我很早就聽關先生講《異域錄》，講“滿文老檔”，講周叔迦的家庭與佛學，講頓河流域韃靼部落在清初東遷新疆，講康熙皇帝接見彼得大帝的使臣，講子弟書與滿人貴族在京城的特殊生活，等等。凡此，既新鮮又有趣，豈是一句“獲益良多”所能表達？
    我雖不以俗文學為專業，可是年輕時就喜歡找關先生。如今，我竟也是垂垂老矣。數十年來，我們兩人間的談話不少，到後來更多。就內容看，1987年先生離休之前，以業務或與業務有關的話題為多；先生離休之後，我們閒談內容更廣泛些，又常以先生在中文系的一些不愉快為話題。
    關德棟先生因愛人閻淑珍先生師從世界著名生物學家、時任山大副校長的童第周教授研究胚胎學的緣故，因而於1953年從福建大學調山東大學。這一年，先生三十三歲。在此之前，他先後任無錫國學專修館副教授、蘭州大學副教授，福建師範大學與福建大學的教授與中文系主任。先生一生命運，大致以1953年為界。以前，一帆風順，一路順風；此後，便漸漸轉入坎坷與不愉快的漫長路途。師母閻淑珍教授有次深有歉意地說：“要不是我的關係，老關不會到山東大學來，老關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不愉快。”老師故去了，又聽師母這番話，我心裏更加難過，好久無法輕鬆起來。於是，口占一聯憑弔老師：“才高不敵毀譽刧，清正莫内不公多。”又想起了白居易與劉禹錫兩位大詩人在揚州驛站相遇後的一次唱和。白居易對劉禹錫貶官二十三年的命運非常憤慨與同情，詩中唱道：“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又唱道：“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我老師關德棟教授博學多才，早負盛名。在山東大學工作凡五十二年，然而給他留下了幾乎半個世紀的不愉快，不知是否也算“命壓人頭”？到底是“命”，抑或不是“命”呢？先生心裏的那些不愉快，生前除了與我屢屢談及，一般不與外人道。現在，先生帶著那些不愉快永遠地走了。可是，那些不愉快或許應該留在世上，因為它可以作為歷史的經驗與鏡子，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借鑒。和諧，乃彼此的和諧，乃大家共同的和諧。因此，如今定能理解我在悼念文字中記敍老師那些不愉快的事。

                           二

     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所受最大打擊，是“文革”中被中文系專案組以“特務”罪“隔離審查”，因此遭受殘酷折磨與身心摧殘。時間是1968年下半年。
     說到“審查”，關德棟先生大概是最能經得起嚴格審查的。就個人歷史而言。年輕時埋頭讀書，大學畢業後只做過教書與寫文章這兩件事；與不良組織，從來不沾邊，從來不搭界。個人歷史，清清白白，沒有任何污點。不僅如此。他於1948年在北京投身革命；接著，隨軍代表到甘肅接收蘭州大學，並且做過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江隆基的秘書。所以，他後來有資格享受離休待遇。再就家庭出身而言。家族的旗人身份早已成為往事，到他出生時已經是北京城裏的普通百姓；父親教中學，家境清寒；兄弟輩也都沒有政治歷史問題。再就現實問題而言。平時不多說一句話，歷次政治運動乾乾淨淨，沒有任何政治錯誤。一沒有歷史問題，二沒有家庭出身問題，三沒有現實政治問題，從當時“清理階級隊伍”的政策衡量，關德棟教授決不是所謂“清理物件”。
    當時，工軍宣隊主持校政；中文系專案組的領導人，是原中文系總支幹事。關德棟教授成為中文系“隔離審查”的重點。
    中文系專案組“隔離審查”關先生的唯一原因，是他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往,具體說是與蘇聯學者李福清、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的學術交往。李福清、波多野太郎，都是對中國友好的外國學者。後來，關先生對我說，他與李福清、波多野太郎兩人，當時都沒有見過面，唯有書信來往而已。先是對方來信。對方既來信，不能不回信；回信的內容也是談學術。在那個年代，國外有書信來往，按慣例都及時向黨組織彙報，回信交組織看過之後才寄出。關先生一再說，這些書信的內容旁人可能不清楚，專案組領導“這個主兒”必定早就知道，因為他過去是中文系總支幹事。關先生是北京人，事後談起這位專案組領導人，常用北京話稱“這個主兒”。這個詞並無貶義，僅因為老師不願意提起此人名字而已。
     可怕的是，專案組“隔離審查”關德棟教授事前具有既定目的，就是要把他打成“特務”。抓特務，要有材料，要有證據。且不說國際上通行對待嫌疑犯的所謂“無罪推斷”，這一法律觀念國人尚不知曉。即使是捕風捉影，也要有“風”，要有“影”。如今，連“風”與“影”都沒有，憑什麼打人家“特務”？先生與國外學者的書信來往，都向組織彙報過，對組織並不是什麼秘密。關先生說，這一點旁人不清楚，“這個主兒”做過總支幹事，必定早就清楚。再者，外國學者的信件在抄家時都抄走了，書信內容是學術，有無問題，一看信也就明白了。所以，這個案情靠簡單推理，就能瞭解真相。可怕之處在於，人家腦子裏具有既定目的：非挖出“特務”不可。找不到材料，就嚴刑逼供，大打出手。專案組領導，體格魁梧，又在壯年，文弱書生關先生怎能經得起這樣的鐵拳？結果是，遍體傷痕累累；本來完好無損的一口牙齒，多次痛打之後，已是七零八落了。為實現打“特務”的既定目的，專案組領導帶了一名學生，到北京大學“牛棚”“提審”季羨林教授。季先生在《牛棚雜憶》中記錄了他們在北大的行徑：“拍桌子瞪眼”，“扯頭髮”，“打人”，“用腳踹”，“用山東國罵”等，最後寫道：“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之餘，想到的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這樣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的傢伙，他的日子真夠嗆啊！’”季先生所說“我的那位朋友”，就是山東大學關德棟教授。《牛棚雜憶》記錄了他們兩人對季先生的“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由此可知，他們對待自己專案組的對象關德棟教授，必定更加“蠻橫粗野”，更加“沒有一點人味”。
    要打關德棟教授是李福清聯繫的蘇修特務，那麼蘇聯人李福清必須是特務。無法無天的專案組領導，可以通過嚴刑逼供揑造關先生的特務之罪，卻是沒有辦法揑造李福清的身份。李福清是年紀較輕的前蘇聯漢學家，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學做進修生，長期從事文化交流，對華態度友好。李福清與關先生有聯繫，原因有二。其一，是業務相近。李福清早已將關德棟著《新疆民歌民譚集》（1950年北新書局出版）翻譯成俄文；其二，是通過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介紹。李福清想研究敦煌學，趙景深因此介紹他向關德棟教授請教。於是，李與關才有書信來往。可是，他們從未見過面。所以這個冤案之荒唐，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也算得上是荒唐之最。“文革”以後，李福清是我黨中央特批的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十位蘇聯學者之一。這一次，關德棟與李福清在山大組織安排下，才第一次見了面。李福清在北大進修時，訪問過北京、上海的許多學者。對於這類出頭露面的文化人士，通過現代手段搞清楚真實身份，並不很困難。李福清的身份如何，到中央有關部門調查就能清楚。這位專案組領導帶了一名學生，到外交部等單位外調，沒有獲得自己想要的材料。於是，兩人又到北京大學“提審”季羨林老先生，強迫交代關德棟的“特務”罪證，具體如《牛棚雜憶》書中所記。多年之後，關先生對我說，到外交部等單位找不到材料，又到北大毆打季羨林，“如此殘忍，是什麼用心？”這樣反復提問，他大概既想得通，又想不通。欲說無言，唯有心痛而已。
    關先生經過了一百三十來天的殘酷折磨，終於可以回家了。蘇修特務之罪，最後宣佈為子虛烏有。但是，他的身體從此明顯地衰弱了。這一年，他四十八歲。這對文科教授來說，本是可以大出成績的年紀。
    在中文系老師中，關先生是“文革”中災難最重者之一。記得關先生第一次以“特務”罪被中文系某群眾組織抓走時，師母閻先生在路上碰見我，不解地問：老關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也是為學校爭光，為什麼抓他？我回答說不知道之後，連一句安慰話也沒有講，就匆匆離開了。當時，只想回避，儘量回避，保自己平安。先生“隔離審查”時，我看見專案組領導繪聲繪色地宣傳關先生是“蘇修特務”。我心裏不信，可是不敢公開表示懷疑，始終一聲不吭。這位專案組領導動輒打人，系裏教工不以為然者很多。記得“胖子”張德俊與我悄悄議論為“動機不純”，相約敬而遠之。宣佈關先生無罪之後，我總覺得對不住老師。在路上或別的地方碰見，總想主動打招呼，總想親熱一點，或者顯得比以前還親熱，希望老師心裏能夠感覺到我的態度沒有變。在很長時間內，我最害怕想起那次師母求助的目光；想到一句安慰話不說就離開，心裏七上八下，不知是什麼滋味。1970年以後，氣氛寬鬆了一些，我又離開學校借調省委宣傳部工作，才逐漸敢到老先生家裏走動。記得有一次，關先生正患感冒，在床上起身迎我，手裏拿著一疊稿紙，告我正在編撰“滿文辭典”。我在省委工作時，有機會碰見文化局的劉家林。他有一次悄悄問我：“關先生有事嗎？”我說，關先生是冤案，像他這樣的人做蘇修特務，蘇聯人早被美國人打得落花流水，早就不存在了。劉家林一直惦念關先生，“文革”中他很早就去家裏看望。《光明日報》山東記者站長王昭傑也是我們大學同學。有一年春節，我帶著他給老先生拜年，我對昭傑說：關先生家一定要去。昭傑在兩個月前，還與我說起中文系不重用關先生之不公。“文革”中，我另一位老師陸侃如教授也很慘，遇有機會我也總去看望。我隨陸先生學習古代文論好幾年，耳提面命，教益最多。陸先生是大“右派”，我不敢把王昭傑也帶去，總是單獨去看望。當年到老先生家裏，並不多說話，簡單問候而已；匆匆地來，匆匆地離開。
    我與關先生以專案組為話題，多是在他離休之後。這時候，他的心情早已平靜下來。他本是想得開的人，對當時專案組那些人都原諒了。有一位在專案組呆過的年輕教師，特地到他家裏道歉，坐在沙發上，沒說幾句話，臉就漲得通紅。見此情景，關先生主動引開話題，講書房牆上掛的任二北先生題贈的字“人言海水有時立，我信潮頭自此多”，讓對方心情放鬆下來。以後，他們相處融洽，彼此談話就像沒有那“專案組”差不多。關先生對我說，他滿臉通紅，已經說明問題，我不需要再聽什麼道歉的話了。先生能諒解在那個瘋狂時代，人們做過一些喪失理性的錯事。
    不過，在我的印象中，他對那位專案組領導即他所稱“這個主兒”，大概至死也沒有原諒。聽先生講過兩件事。第一件事的時間，大約在上世紀的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晉升為某系總支書記的“這個主兒”，在家屬宿舍門口碰見後說：希望關先生到該系打算成立的敦煌學研究機構工作，以便接納解放前哈佛燕京社留在美國的一筆基金。他馬上斷然拒絕說：你已將我與克格勃掛了鉤，難道又想將我與中央情報局掛鈎？對方聽後，迅速走開了。或許是歷史真的會捉弄人。這次與“這個主兒”在宿舍門口碰面的原因，竟是關先生為了與李福清第一次見面而在等省外辦的車。第二件事的時間，大概在上世紀末。省裏有意安排關先生擔任山東省佛教協會會長，而關先生拒絕出任的原因之一是，“這個主兒”已經做了伊斯蘭協會會長。老師事後笑著對我說：“我不敢相信，你能信嗎？這個主兒竟做了伊斯蘭協會會長，我能和他坐在一起開會嗎？”我說，他是回族而已，沒有念過多少書，文章寫不通順，懂什麼伊斯蘭！人家能做大學校長，退下來又能做伊斯蘭協會會長，原因為人家的特殊能量大。現在看人，要看有沒有特殊能量。還有一次，關先生參加省政協春節聯歡會，先到了會場。“這個主兒”後到，見關先生已經坐在那裏，不知是心虛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嚇得立刻轉身就走了。老師說完，我們不禁都笑了起來。每次談起“這個主兒”，他心態平和，十分平靜。我透過他鄙夷的微笑，與不緊不慢的語調，總能感到一種人格不可侮的氣慨，看到一個剛毅不屈的倔老頭。
    專案組使他蒙受了巨大屈辱，身心遭受莫大摧殘。最後，他原諒了所有可以原諒的人。一見對方滿臉通紅，就不需要道歉了，盡釋前嫌，融洽如初。此謂善良誠懇，有風度，有氣量。另一方面，他不原諒不可原諒者。他的原諒，只給予真心悔過者，或真心從善者。原諒可原諒者；不原諒不可原諒者。涇渭分明，清濁有別；在利益面前，不為所動，潔身自好；既無報復之心，又決不苟合，不事敷衍；多有特立獨行之志，決無些許同流合污之意。凡此，皆為士大夫的氣節，或曰“名節”。既有氣量，又有氣節，故而我老師關德棟先生一生清高正直。既博學多才，又一生清高正直，這是我在半個世紀交往中獲得的認識。

   

流年似水

                                       三

      博學多才的關德棟教授，山東大學留給他的不愉快，並非冤案一事，另外還有不少。記得在1976年夏秋間一個晚上，先生找到我家裏。那時候，我工作在省委，宿舍在山大。這天晚上，我們談得很多，先生第一次給我講他年輕時一些事，又告我頗有離開山大的想法。我勸他不妨留下，因為情況或許會變好的。我知道他的處境，理解他的想法，凡要我做的都答應了。“文革”以後，全國形勢越來越好，山大的形勢也漸漸好起來。後來，中文系為他成立了民間文學教研室，成員暫時為三人，將來還可以增加。這些使他看到一些希望，我逐漸發現先生似乎打消了調離的念頭。改革開放的春風，給知識界帶來一片新氣象。先生抓緊時間，埋頭工作。1979年以後幾年間，他公開出版的著作有：《聊齋俚曲選》（齊魯書社，1980）《賈鳧西木皮詞校注》（齊魯書社，1982）《聊齋志異說唱集》（上海古籍，1983）《聊齋志異戲曲集》（上海古籍，1983）《子弟書叢鈔》（上海古籍，1984）《聊齋志志話本集》（齊魯書社，1991）等。有幾年間，大致是每年出版一部書。從這些著作的接連出版，不難看出他工作熱情非常之高。對他來說，失去的時間已經太多，要通過加倍努力迅速補回來。1983與1984兩年間，關先生獲美國路斯基金，應邀赴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研究系講學。他是山東大學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獲美國基金的全額邀請而赴美講學交流的學者。
     這些，頗令我為老師高興。經過了蹉跎歲月，歷史應該翻開新的一頁。我真的希望他那些不愉快，從此成為遙遠的往事。就我自己而言。1970年借調省委；1973年回校主持《文史哲》復刊；翌年，因為與主管《文史哲》的黨委副書記不合而回到省委；1979年下半年，應老校長吳富恒教授之召，又回山大重掌《文史哲》編務。從此，我沒有離開山大，不再在山大與省委之間徘徊，所以與先生的來往比以前更多起來。為辦《文史哲》，我期望獲得文科各系師長的支持。於是告訴關先生，有好文章一定要給我。《文史哲》於1980年第2期，刊發關先生長文《論子弟書》。我向編委介紹說，當今中國研究子弟書，以關德棟先生成就最大，所以該文是我刊的獨家文章。編委聽我介紹之後，沒有異議地通過了。在全國高校學報中，《文史哲》率先在封二，撰文介紹本校文科各系的名教授；從1982年第5期開始，一期介紹一位。就中文系的名教授而言，我刊在介紹了高亨、蕭滌非兩先生之後，為配合關先生訪美，於1983年第6期封二以《關德棟教授與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為題，做專門介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社科學術刊物因為全國數量激增，競爭加劇，造成訂戶直線下滑；北京著名學術刊物大都未能倖免。《文史哲》的郵局訂戶，到1980年只有兩萬三千左右，連年下滑了數萬份。然而到1982年，我刊訂戶又回升到三萬三千餘份。1981與1982兩年間，我刊訂戶增加一萬，增長40%。看見我的刊物有進步，關先生心裏很高興。他是我辦刊的衷心支持者之一，不斷為我推薦好文章，或介紹我與校外著名學者聯繫，又不斷為我提供國內特別是國外的學術資訊。所以，在我於1984年底辭去《文史哲》主編以前的數年間，我們間有一段愉快合作，至今難忘。我們之間的師生情誼，也隨著比以前進了一步。
     可是在1983年，關先生又蒙受另一次重大打擊。這一次，是中文系當局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故意找藉口不為關德棟教授申報民間文學碩士點。與“特務”冤案相比，這一次打擊的是他一生專業、事業與名譽。學者大都鍾情於自己的專業。他期望改革開放的春風，也能夠改變山大中文系，最終能將自己一生傾心的專業留下來，留存在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山大中文系。
     關先生于1983年出訪美國之前，根據中文系的研究生計畫，已經招了三名民間文學碩士研究生。而且，中文系學術委員會和系務會議，都已經通過將關德棟教授的民間文學碩士點，列入中文系申報計畫。在通過報紙向全國公佈的山大研究生招生計畫中，列有民間文學碩士這一項。可是，關先生赴美以後，中文系當局在實際申報時，竟是沒有向學校上報民間文學碩士點的材料。因此，最後導致教育部批復的檔中，山大沒有民間文學碩士點。我當時是《文史哲》主編，聽說後十分吃驚，特地跑到老校辦公樓，找研究生處的孫堅奮處長。我說：老孫，關德棟先生是當今全國俗文學史領軍人物，為什麼沒有他的民間文學碩士點？孫堅奮處長告訴我，從學校方面講是希望各系多報，因為山大要成立研究生院，目前碩士點的數量不夠。中文系沒有申報民間文學碩士點的原因，聽說是沒有梯隊。（按：當時教學科研中所說“梯隊”，指隊伍成員的老、中、青結合）他強調，沒有這碩士點，是因為中文系根本沒有向學校遞交申報材料，理由便是沒有梯隊。我與孫堅奮一向隨便，接著說：各系報給你的梯隊，有真的，也有不真的。那些不真的，無非是湊起來的。兩個人明明是冤家對頭，或者兩個人工作上根本不來往，為了梯隊就填在表上了。中文系已有民間文學教研室，再湊幾個人不就有梯隊了？我還說，我是副教授，我願意做關先生的梯隊。可是孫堅奮說，你說什麼也沒有用了，碩士點報批已經結束，只能等以後再說。接著，我又去問中文系領導，證實了沒有梯隊這個理由。後來，我將這件事情告訴吳富恒校長，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我知道，如果尚未報批，校長尚有辦法補救；報批既已結束，就沒有辦法了。
      中文系當局在關先生訪美期間，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而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理由是沒有梯隊。實際上，這個理由無法成立。首先，申請碩士點的最重要條件是學科帶頭人。關德棟教授是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在俗文學史領域的領先地位，幾乎無與倫比。其次，從梯隊看。民間文學教研室原有三人，另有三個研究生畢業後可以成為梯隊成員。再次，當時申請表上的梯隊成員，實際上多是真真假假，中文系是如此，別的系也是如此。以上三點，中文系當局包括系主任、總支書記、系學術委員會主任三位要員，他們心裏肯定比我現在所說更加清楚。所以，沒有梯隊無非是一個藉口而已。中文系不申請，與其說是因為沒有梯隊，不如說是因為當局故意不要這個碩士點更合乎實際。
    中文系當局為何故意不要這個碩士點？下面，我先介紹社會學系徐經澤教授有關看法。徐經澤是“文革”前山大政治系主任。他於1980至1984年借調教育部高教一司。他對我說，當時教育部通過調查，知道關德棟教授是全國現存三位敦煌學著名學者之一。國外有輿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教育部很想在大學裏建立新學科，包括建立敦煌學。所以徐經澤說，如果以關先生名義申請碩士點，教育部必定批准。他自己在1984年從教育部回山大後，創建社會學系，並創辦《民俗研究》雜誌，立刻把關先生的研究生請到社會系去了。所以平心而論，關先生要求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對中文系，對山大學校，都有好處。“文革”以後，學術界隨著年長者紛紛故去，關先生的地位日益重要起來。借助關先生，中文系完全可能做一番新的事業。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全國民間文學（俗文學）領域的領袖人物，就是鐘敬文與關德棟兩位。與鐘先生相比，關先生偏重俗文學史。因此借助關先生，有條件建立俗文學史研究中心。而且，以俗文學為基礎，又可以進而發展民俗學或民間文化學。如今，民俗學已與人類學、民間文化等結合，國際社會又提倡“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現在的民俗學如日中天。當年，民俗學尚未興盛起來，發展前景很好。像徐經澤創辦《民俗研究》雜誌，至今猶存，國內外影響不小，而該刊主持編務者就是關先生的研究生。不僅如此。關先生具有多種語言才能，又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滿學學者，“文革”期間就開始編撰自己的“滿文成語辭典”。借助關先生，並非不能建立滿學中心。滿學或滿文人才，都是國家的缺門。西方早就關注滿學，並已取得成績。聽關先生講，依靠當今全國滿文人才去讀瀋陽的“滿文老檔”，大概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時間。所以，中國有足夠的理由建立滿學研究中心。
      上面這些情況，中文系當局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因為連外系的徐經澤都可能知道。關先生要求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于中文系，於山大學校，都是好事。如果是為公家考慮，從公心出發，中文系就有一百個理由，去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公字當頭，必定如此。那麼，中文系當局為何在關先生去美國之後，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故意找個藉口而不申請呢？說穿了，主要是系裏一些人因懷有偏見或成見而不喜歡關先生；究其根源，又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不和諧因素有關。事過境遷，原委複雜，下面做簡單說明。
     這個不和諧因素的起因，是1954年中文系為紀念洪昇誕生二百五十周年而組織的一次學術討論。關先生受當時副校長陸侃如教授與戲劇史家馮沅君教授兩人之托，在紀念會上做了一個發言。在討論中，對洪昇《長生殿》的主題思想出現了意見分歧。分歧以關先生為一方，以批評者為另一方。簡單講分歧為，關先生認為是李楊的真摯愛情，另一方根據當時流行的階級分析法而予以批判。學術討論中出現不同意見，本是完全正常的事，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永遠正確。以今天的觀點來看，關先生的見解較為平實，較接近傳統見解；批評者的見解固然新穎，然而受教條影響重，未免強詞奪理。事至今天，我想1954年的批評者，自己也會覺得當年批評有點棍子的味道。不過，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時代環境不盡相同，當年學術氛圍與今天不一樣。在當年，關先生的平實見解受到了尖銳批評，而對方的教條式批判大受讚揚。因此，這次學術討論留下了不小的後遺症。今天回過頭看，便知這次學術討論的是非判斷出現了某種失常現象。失常的原因，蓋源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今天需以寬厚之心，予以諒解，不必深究。
     不過講諒解，自然是雙方的諒解。今天又需知道，這次是非判斷的失常，給關先生帶來了嚴重後果。從爭論雙方看，關先生是教授，而批評者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個教授在學術討論中被剛畢業的大學生占了上風，這種事情可能引起人們諸多消極的負面看法是可想而知的。人言可畏，所以對關先生不能不產生很大壓力。問題還不止如此。關先生年紀很輕就做教授這種事，也因此成了招妒惹禍的根子。當年他的年紀不過三十有四；系裏一些助教、講師大致二十五六，或者年齡更大。雙方年齡相差不大，而職稱差別很大。職稱也是一種利益。職稱，對教師來說是最重要的利益，足以令人呯然心動。現在，這位年輕教授既然在學術討論中被剛畢業大學生占了上風，於是在一些人身上引起了強烈的心理不平衡，進而發展成為一種偏見或成見。
     所以，五十年代那次學術討論中出現的是非判斷之失常，帶給關先生個人的，並非一般的不愉快，而是最終形成為一種難以擺脫的偏見或成見。再者，這次學術爭論的時間，就在他從外校調山大不久，正是人地生疏之時。因此，關先生的不幸，又與俗話所說“欺生”現象有關。“欺生”現象，自古有之。在社會心理學看來，“欺生”現象，是群體的原有成員對新成員產生的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排異心理。
     按理說，一次學術討論出現了是非判斷的失常，影響有限。可是對關先生來說，這次造成的負面影響，經過“欺生”現象的發酵之後，又進一步擴大或放大起來。下面，我舉個例子做比較。我老師馮沅君教授，當年因分析劉姥姥藝術形象而缺乏階級觀點，也在報上受到一個青年的公開批評。年長學者分析作品，缺乏所謂“階級分析”，本是常見現象，並非關德棟先生獨有的現象。馮沅君與關德棟，同是中文系教授，他們兩人大致在同一問題上即缺乏階級分析而遭到青年人批評，時間也相隔不久。所以這兩件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今天看來，這類批評都欠公允，且不管它。我要說的是，馮先生受到這種不公允批評之後，系裏人們出於對她的熟悉與信任，不可能因為一次批評而不顧她另有許多重大的學術建樹，因此對馮先生不可能產生類似對關先生那樣的偏見或成見。與馮先生不同，關先生是剛來的新成員，群體成員對他不瞭解，尚未建立信任關係。當關先生受到這種不公允批評時，系裏一般人不知道他以前在學術上的諸多建樹，不知道他的多種語言才能與早負盛名等。由於彼此陌生與不信任，群體對新成員就容易產生自覺或不自覺的排異心理。再加職稱差別的煽風點火，這樣就很容易在少數教師身上產生強烈的不平衡心理，進而發展成為根深蒂固的偏見或成見。所以，當年系裏一些人對關先生產生偏見或成見，“欺生”現象在暗中起了很大作用。
     從中文系方面看。在“文革”以前，一些人對他的偏見或成見，因為無法得到中文系領導的支持而不能有多少作用；況且，那時系裏名教授多，相對而言對關先生的壓力較小。“文革”以後，這類早已存在的偏見或成見，跟隨五十年代的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漸漸形成氣候，成為影響系裏決策的重要力量。俗話說，門縫裏看人把人看扁了，講的就是偏見或成見。讀社會心理學著作，便知偏見或成見是人類常見的一種消極心理，它可以成為人們頭腦裏的潛意識，造成人們不能正常地觀察事物與認識事物，進而無法形成正確的認識，做出合乎實際的判斷。布衣百姓如果有偏見或成見，也是不好，然而影響較小。領導人心裏一旦有了偏見或成見，就不能秉公辦事；再加沒有監督與約束的機制，錯誤決策就可能暢行無阻。我至今仍舊認為，中文系當局對關先生的偏見或成見，乃是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找藉口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的主要原因。我當年願意為此而上下奔走，原因也在此。不過，我聽到的另一種議論是，出於中文系當局的缺乏見識與武大郎開店。或可留此備考。
     撕毀了業已通過的計畫，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中文系這樣做，對關先生來說將意味著什麼呢？客觀上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其一，對關先生想把自己專業留系裏的願望與熱情，當頭澆一盆冷水。
     從關先生方面看，他在六十來歲之時，還要成立民間文學教研室，還想申請碩士點，目的無非是為了把自己一生專業，最後留在中文系。這樣的用意，誰都可以看出來。從社會環境看，我國的退休制度這時候已經進入實施的階段。由於關先生年齡已有六十多，所以中文系這一次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以後就不可能再申請了。從邏輯上講，中文系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機會只有這一次，不能有下一次。這個邏輯並不複雜，系裏要員的心裏自然一清二楚。中文系當局寧願不要這唯一機會而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樣做的效果有二：一，以此為手段，逼迫關先生退休；二，以此為手段，使關先生無法把自己專業留在中文系。因為等到關先生從美國回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既成事實，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其二，對關先生的學術成就，公開表示無視或蔑視。
     在“文革”以前，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關先生在系裏尚不突出。“文革”以後，隨著年長學者故去，關先生在系裏的學術地位逐漸上升。可是，與此同時，對關先生的偏見或成見也隨著系領導的更換而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所以，對關先生學術成就的反應，在山東大學之內與之外，其中區別可謂冰火兩重天。一方面，他在國內學術界與國外學術界，聲譽日隆；另方面，中文系的反應卻是似有似無，冷若冰霜。“文革”以後，他已經是全國俗文學史的領軍人物；他的《曲藝論集》早就是俗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對此，國內國外的俗文學界從來沒有異議，而世界上唯一的例外可能就在山大中文系。在敦煌學方面，他是全國最早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又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梵、巴文典籍研究者。他的滿文與滿學研究，全中國獨領風騷。1983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基金邀他講學，主要是出於俗文學方面的傑出成就。以後到1993年，德國科隆大學以國家科研基金（DFG）邀他訪德，主要是出於滿學方面的傑出成就。而中文系當局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本身，就是通過一種向世人公開的行為，明確宣佈對關先生在國內外取得的學術成就，表示無動於衷，表示無視或蔑視。
     由於關先生的年齡，由於他在國內的學術職務，國外對他的熱情邀請等，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不申請碩士點對關先生產生上述兩方面的客觀效果，對中文系當局來說，特別是對系主任、總支書記等要員來說，他們心裏必定能夠意識到。他們的具體措詞不必與我一樣，而這兩方面的內容他們必定能夠意識到。除非糊塗到麻木不仁，這種情況事實上不存在。所以在我看來，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如果說是一種計謀，一種策略，也是可以的。心理學告訴我們，一旦懷有偏見或成見，做出這類錯誤決策並非不可能
     1984年，關先生從美國講學回到山大時，中文系沒有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早已成為既成事實。原因是什麼，他心裏自然知道。這個碩士點本是列入中文系計畫的，計畫又是系裏通過了的，為什麼他一到美國就不申請呢？答案雖然清楚，然而時間已經晚了，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知道這是被人家算計了，當心裏明白過來時，木已成舟，失去了補救或挽回的餘地。  1984年，他已經六十四歲。沒有了碩士點，面前只有退休這一條路。到此地步，只能眼看著人家將自己一生傾心的專業，從中文系驅逐出去，讓中文系來與他一刀兩斷。心裏明白這是人家設計的圈套，然而人家手裏有權，無權者無可奈何。到此境地，大概心裏糊塗反而比明白要好受一些。事情過去很久以後，我去看望談起這件事，他還是怒不可遏。一次次從書桌座位上站起來，手裏拿著煙向我走來，不斷問：“你說，你說，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或說“惡毒”，或說“暗算”；真的是非常生氣，非常憤怒。看得出來，這件事對他的傷害，實在太重，實在太深。
知道是人家的暗算，他沒有公開揭露這個暗算，甚至沒有去告狀，悄無聲息地吞下人家為他釀制的這杯苦酒，然後悄悄離開工作了數十年的中文系。人家因此可以按照既定計劃實現人家的希望。而他自己，總是有忙不完的工作，埋頭工作可以忘掉一切。
     關先生既不低頭，也不告狀，不吵架，可以說是“三不”。中文系的人都知道，他從未與別人紅過臉。要是告狀或公開揭露，至少是中文系當事人名譽受損，因為一般人根本無法認同中文系當局這種荒謬做法。他不告狀，不揭露，中文系當事人因此保全了自己名聲，這一點或許至今心中無數。時光流逝，到了2002年，山大校方決定返聘關德棟教授招收民間文學博士生。校方這個決定，事實上否定了當年中文系當局不申請碩士點，然而這種措施來得太晚了。

                          四

    關先生在山東大學凡五十二年，期間所受重大打擊有兩次。其一，是“特務”冤案；其二，是中文系藉故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看來，偏見與成見之傷人、害人，常常是很重、很深的。關先生那些不愉快，在山大學校裏，大概只對我一個人經常說起。當我去家裏看望，才將自己心頭蓄積的不滿與憤怒，多少說一說。我想安慰幾句，往往語塞難言。
我1959年畢業留校之後，就隱約感到系裏一些人對關先生的偏見或成見。但是，“文革”以前，並沒有成為明顯的問題。原因大概有二。其一，當時中文系的總支書記與系主任，是章茂桐同志。章茂桐是1937年投筆從戎的中文系大學生，懂業務，威信高。我畢業之後就是中文系教工支部書記、總支委員，與章茂桐同志共事多年，深知他為人正派，辦事公正持重。當年系裏有關老先生的事，都由他親自掌管，我支部不能過問。他主持中文系期間，那些偏見或成見不可能得到系領導支持，所以不能有多少實際作用。其二，關先生本人與系裏老先生的關係，一直很融洽。中文系名教授如陸侃如、馮沅君、高亨、蕭滌非等的年齡都比他大。對於比自己年長的老先生，他一向十分敬重或尊重，這是他一貫作風。關先生從福建調山東大學，本是當時山大副校長陸侃如先生親自寫的邀請信；調山大之後，馮先生又盛情邀請關先生到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像他在洪昇紀念會上的發言，本是受陸、馮二先生之托。蕭先生在“文革”以後，還不斷稱讚關先生。在系裏，關先生與比他年長老先生的關係，始終很融洽。業務上與關先生有來往的，唯馮先生一人。他敬重馮先生，馮先生也尊重他。1956年，關先生與馮先生都是解放後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教授。年長的馮先生在制訂研究生培養計畫時，就徵求了比自己年輕的關先生的意見。
“文革”以後，隨著章茂桐同志離開中文系，情況漸漸發生變化。當五十年代的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關先生在系裏的處境就逐漸變得困難起來。在這方面，令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車錫倫調離山大。
     車錫倫，是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的研究生，1979年從內蒙古大學調山東大學，投奔關先生，成為民間文學教研室三成員之一。我與車錫倫所以熟悉，並非關先生介紹。最早因為他愛人在泰安師專學報工作，為調愛人工作之事，到《文史哲》編輯部來找我。他這個要求我無法滿足，不過從此我們就來往起來。此人富有個性，工作起來什麼都不顧，什麼都不知道，真的像工作狂。他給我的印象是，工作勤奮，思想活躍，事業有成。他在民間文學教研室工作，興趣特長都符合，業務水準又高，最合適不過了。可是，他後來堅決要求調走。有一次，車錫倫坐在我那時一室一廳的陋室裏，我勸他以不走為好，因為關先生的民間文學需要他。他對關先生是滿意的，也瞭解關先生的需要。不過，他說自己非走不可。在他列舉的事例中，至今尚能記得一件事。1980年在淄博召開蒲松齡學術討論會，中文系是會議主辦方之一。由古代文學和民間文學兩個教研室具體籌備。車錫倫與關先生一起研究蒲松齡，正在搞《聊齋志異戲曲集》，參與會議的籌備工作，同時寫出參加會議的學術論文。到開會前，他卻沒有接到參加會議的通知。他的結論是，中文系有人因為排擠關先生而排擠他，他無法繼續呆下去。
    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感受，可是我沒有辦法不相信車錫倫的感受。因為他剛從外校調來不久，不存在歷史上的恩怨或成見。他對關先生，至今還是尊敬的。可是，他感覺中文系在排擠關先生；由於排擠關先生，因此排擠他。車錫倫這個感受的真實性，我無法懷疑。於是，我知道章茂桐同志離開以後，中文系變得陌生了。根據我的經驗，如果章茂桐在，他不會允許中文系發生這一類不公正的事。如果發生了，他會干預，會採取適當的辦法解決。
    車錫倫調走後不久，關先生赴美國講學，接著就發生中文系藉口而不申請民間文學碩士點這件事。我沒有忘記車錫倫調走前說的話，所以知道中文系當局對關先生之不公平。就我自己而言。我于1984年底辭去《文史哲》主編，進而謝絕了其他公職，主要原因是想彌補自己“少壯不努力”的過失，其中也有對政治厭倦的因素。在業務上，始終不能以俗文學為專業。我出版的第一部書是《柳宗元新傳》，我不斷撰寫文藝學、哲學、史學、編輯學、出版學方面文章，就是不想寫俗文學文章，最後又去研究古代出版史。過其門而不入其室，因此自知不是關先生的好學生。但是，隨著彼此瞭解的增加，我對關先生的欽佩，對他的同情，卻是越來越多。他從美國回來後，遭受中文系重大打擊，而我們間的來往反而比以前更多。
     前面，我談到關先生一生清高，一生正直。在碩士點問題上，他中了人家計謀，吃了大虧，卻是不低頭，不告狀，不吵架，由此也見清高與正直。需知在當今大學教書，正人君子行不通，身具幾分痞氣最吃得開。所以，善於吵架罵人往往也有用場，像弄個職稱之類就可能容易一點。可是，關先生不會罵人，也不會吵架；你教他，他也學不會。據我所知，關先生想告狀的話，起碼有兩個現成的管道。其一，是吳富恒校長。長期主持校政的吳富恒教授，曾是他中學的老師。而且，吳家與關家有通家之誼。另一，是山大黨委書記。當時的山大黨委書記就住在他的樓下，對他相當尊重。所以他想告狀，條件不比別人差。假如他在訪美之前的車錫倫調走時就去告狀的話，我想那個碩士點問題大概就不會發生了。訪美回來之後，仍舊可以告狀，雖不能解決碩士點問題，總是可以使一些人收斂一些，對他今後的處境有好處。可是，雖有現成的管道，他也不告狀。領導問他，他可能說；領導不問，他不會說。有人誤以為這是軟弱。其實，完全是清高，書呆子的清高。凡書呆子，宜於與正人君子打交道。現如今，正人君子太少，痞子痞風太多。如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可是，關先生面對險惡的現實，竟是一點防人之心也沒有。像碩士點這樣大的問題，要是在出國之前做些防範工作，譬如給學校領導講清楚，或者乾脆當著系裏要員的面講明白，講得愈多，知道的人愈多，就愈好。這樣他出國之後，人家搞小動作就困難了，或者根本搞不起來。現在，不做防範工作就出國，人家就略施小計，偷襲很容易成功。為何不做防範工作？因為以君子之心度人。清高正直之人，大都胸懷君子之心，心裏通體透亮，明淨如赤子。我以為，清高正直之心，是最乾淨的，是最可愛的。若想欺侮清高正直之人，固然比較容易，可是最不道德。清高正直的另一面，可能是狷介。狷介之士，愛恨分明，清濁有別，眼睛裏容不得半點沙子，然而可能誤傷及人。古代也是如此。
    這裏，我不妨再說得遠一點。從關先生本人條件看，想謀個一官半職，其實並非不可能，因為與其他教授相比，他的有利條件頗多。一，個人歷史清白，1948年參加革命；二，家庭出身無問題；三，本人是國家特批教授，在1953年前已經擔任兩所高校的中文系主任；四，國內外學術界有影響。憑他這些條件，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想在學校裏謀個一官半職，稍加努力（如靠近一些或表示一下等），真的不是難事。即使弄個政協委員之類，有了意見就能通天，誰還有膽量排擠你？當今社會上，人家怕的是官。在大學裏，一樣最怕官；做不做官最重要，往往不問你學問大小或有無學問。做官當然越大越好，即使僅僅出了一本講ABC的小書，或者一輩子寫不出一篇像模像樣的論文，若申請做教授，做博導，照樣平平安安地通過。為何能通過？因為是官。所以，只要弄個一官半職，且不說有人趨之若騖，總不至於輕易排擠你。可是，我老師只想埋頭做學問，對做官一點興趣沒有，甚至是有了官的門路也不走。如今濁流橫行，滔滔者天下皆濁。清高正直，無人欣賞；清高正直，必定吃虧。而我老師一輩子與歪風邪氣不沾邊，如此清高就連連吃虧，連連倒楣。吃虧也好，倒楣也好，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以為，老師這種精神，直接源自古代士大夫，頗具古風而未經污染，是社會上罕見的與最可寶貴的精神之一，令我非常喜愛。不止喜愛，更有衷心欽佩。這也是我們愈走愈近的一個原因。
     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次春節，關先生告訴我他“離休”了。一聽“離休”，我開始一怔，接著想到他1948年隨軍代表接受蘭州大學，馬上明白了。我說，離休好。今後系裏的會可以不參加，系裏的事可以不問，這樣清靜；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樣自由。他說，離休還加一級工資，還給家裏裝了電話。大致在他離休的同時，我也完全擺脫了學校公職，這樣我們的談話就可以自由一些。譬如，以前不談系裏人事，有時也能談一談。他的許多不愉快，漸漸成為我們的話題。我要是較長時間不去家裏，他會設法讓我去。一去他家，我陪著他一根一根地抽煙，天南海北地說話，心裏很輕鬆，很愜意。大概是九十年代後期的一天，他給我說了自己遇到的另一件怪事，又一次令我非常吃驚。
     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基穆教授，邀請關德棟教授到他的滿學中心合作研究與講學；另外，德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批滿文文獻，需請關德棟教授幫助鑒定。主要為這兩件事，基穆教授申請獲得了優厚的德國國家科研基金，隆重邀請關先生去科隆大學訪學。按中德文化交流協定，每年交流學者的數量為十名。1989年，山東大學憑關先生的基穆教授邀請信，獲得了德國訪學的一個名額。接著，關先生在山大填六張表格，辦妥了他去德國訪學的手續。可是，1989年山大去德國的一個名額，最後沒有落實到關先生身上。基穆教授鑒於關先生去德國而未果，第二次向他發出邀請信。到1991年，山東大學又憑關先生的基穆教授邀請信，獲得了德國訪學的一個名額。接著，關先生又在山大填六張表格，辦妥了他去德國訪學的手續。可是，1991年山大去德國的一個名額，最後又沒有落實到關先生身上。兩次辦完了手續，兩次都沒有結果。為此心裏納悶，他的朋友季羨林教授也很納悶。於是，關先生借開會的機會去教育部有關部門詢問。教育部主管此事的同志說，山東大學向教育部稱關德棟教授“年老退休，體弱多病”，不能出國訪問，所以換別人去德國了。教育部同志又說，看來，你關先生並非“體弱多病”，可以出國訪問。於是，教育部與關先生約定，為防止再次出現類似事故，當辦出國手續時教育部與他家裏直接電話聯繫。在教育部直接協助下，他第三次辦完手續，於1993年去德國科隆大學訪問。
      我聽關先生用平常語調，從頭到尾講完這件事，好像是聽一個離奇故事，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山東大學兩次憑關先生的德方邀請信，兩次獲得了去德國訪學的一個名額。關先生填了兩次出國表格，兩次辦妥他自己訪德的手續。結果是，兩次都換別人去德國，冒名頂替，享受豐厚的德國國家科研基金。這兩次，都是在關德棟教授與基穆教授雙方毫不知情下的冒名頂替，所以是公然的欺騙，是故意的冒名頂替。由於全校只有一個去德訪學的名額，所以山大外事部門不敢擅自做主替換別人，有資格做這種冒名頂替的重大決定者，必須是也只能是山大的正副校長或其他校級領導。大學高校乃文明之地，懂是非，知羞恥，怎麼會接連做出這種不顧臉面的事情呢？這是醜聞，在別的國家也是醜聞。而且，醜聞是接連兩次，並非一次。山東大學這兩次醜聞，丟人真的是丟大了。科隆大學的基穆教授，為邀請關德棟教授一次訪德而接連三次申請國家科研基金，他因此去波恩奔走了十五次。關先生最初應邀訪德是1989年，那時69歲。到1993年實現訪德，他已經73歲。為了損人利己，用冒名頂替之法折騰我年邁老師達數年之久，為此我感到傷心；做出這種重大決策的，必須是也只能是山大校級領導，為此我又感到傷心。聯想起以前的校長與書記，其中有我熟悉的。今天的山東大學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我很傷心。一切都是暗箱操作，關先生不到教育部詢問，連他也是一直蒙在鼓裏。不過我想，如果第一次冒名頂替之後，有一家媒體能公開披露其事，或公開提出疑問，大概就不會再有第二次冒名頂替了。從行政管理學看，任何行政權力不受公眾的監督與約束，就是什麼樣的荒唐事都可能做出來，大學裏的行政權力並不例外。
     山東大學終於在2002年反聘關德棟教授招收博士生。這可以視為是對他的最後肯定，也是對以前的一種糾錯措施。我又聽說，2000年山大校慶時，季羨林教授在山大公開推崇關德棟教授與王紹曾教授“有學問”。關先生是我的老師，古籍所王紹曾先生又與我有忘年之交，所以聽到季先生有此宏論，最為欣慰。韓愈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為千古名言。反聘令人高興，可是這樣的糾錯畢竟來得太晚。悼念關先生，更多想到的仍舊是他在山大的那些不愉快。我借用白居易《醉贈劉十八使君》中“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為題寫了這篇悼念文字，其中寫了他生前講過的那些不愉快，借此端正學風，發揚正氣，用意並非針對尚在世上的任何人。先生已經永遠地走了。歷史需要記住的是教訓，是經驗，不是個人恩怨。和諧社會需要的是和諧；人們應該珍惜的是未來。我希望先生那些不愉快，能夠成為歷史的教訓與鏡子，讓未來更美好。謹以此文寄託我的哀思，並為泉下老師祈福。

                              2005/12于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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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花怒放

还是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