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周易》概述
第一章 读不懂的启蒙书
《周易》是我国的一部经典,产生于《春秋》之前,按《周礼》的记载,当时一共有三部《易》:《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其经卦均是八卦,重卦均是六十四卦,由周朝史官大卜和筮人掌管。按说,三部《易》的内容应该是互相关联,形成整体,但从其传承来看,却大相径庭,使人不解。因为《连山易》、《归藏易》一直深藏不露,只有《周易》得以流传,并被尊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说《易》者纷纷,大多说的也就是这排序最后,成书时间最晚的《周易》。
为什么《周易》得以流传,并红红火火,而《连山易》《归藏易》却遮遮掩掩,终至失传?三《易》都有些什么区别?各自的卦序如何?其原理有何不同?都产生于什么背景?由谁而作?作者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产生过什么效果……等等,这些问题一直都是易学之谜。也正因为这些谜底没有解开,造成了易学的混乱,终没有一个定论,即使是孔子以来流传并无大的障碍,又被尊为群经之首,由历代大儒、隐士、专家、学者们反复注释的《周易》也同样是含糊不清,让人无所适从。
历代解释《周易》的著作不计其数,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有158部1757卷、存目307部2371卷之多。观点五花八门,有说它是天文书,有说它是地理书,有说它是占卜书,有说它是数学书,是算命书,是气功书,是医书,是方技书……这些年来还有人说它是情报书,是爱情书,是宇宙元素表,是二进位计算器……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总目》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表面上看来,各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只是谁也不服谁,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又没有理由让对方信服,于是,使《周易》落了一个“《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美名,你好,我好,大家好。加之在民间传说中,《周易》被描述成是打开另一世界的钥匙,仿佛谁掌握了它,就可以驱使鬼神;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感知过去,预测未来;可以如姜太公一般作法,以改朝换代;可以如诸葛亮一般借东风火烧曹船,布八卦阵挡兵十万……种种附会,《周易》被说得越来越神,诱惑力十足,只是学不通。初学觉得有理,再学感到博大,最后是不着边际,不知天外还有几重天?越学越糊涂,恐怕是大多数学《易》者的共同体会。
《周易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变易”是说《易》所表现的是某种事物的变化过程。“不易”是说这个变化过程遵循某种规则,是有规律性的。“易”是说《易》对这种变化规律的演示方法简单明了。换句话说,《易》是对某种变化规律的归纳和演示。按这种说法,《易》应该好学好用,这种看法从古文“学”字和“教”字的结构上可以得到印证。古文“学”字写作“學”,是双手持爻以教膝下之子的意思。“教”字古文写作“ ”,单手执爻以示人之意。爻就是《周易》中卦的基本单位,学爻、教爻也就是学卦、教卦,学《易》、教《易》。古代儿童能够接受的教材应该不会太难,可问题是古代儿童可以听得懂的内容,为什么让今天的专家、学者们感到头疼?是古人太聪明,还是我们太笨?或者是我们的学习方法出了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易》不是《易经》
提到《易》,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易经》、八卦、算命、占卜。学《易》一般也的确是从《易经》、八卦学起,然后是阴阳、五行、象、数、义、理、《系辞》、《彖》、《象》……等等。其实,我们在学《易》时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未能将《易》和《易经》分开,而《易》和《易经》本不是一回事。据《周礼》记载,《易》一共有三部:
《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
《周礼·春官·筮人》:“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经卦就是基本卦,也即我们常说的八卦:“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每卦由三爻组成,爻又分为阳爻“ ”和阴爻“ ”两种类形,爻是八卦的基本单位。别卦就是由任意两个基本卦重叠而形成的复卦,一共八八六十四卦,即:
乾“ ”、 坤“ ”、 屯“ ”、 蒙“ ”、需“ ”、 讼“ ”、 师“ ”、 比“ ”、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
随“ ”、 蛊“ ”、临“ ”、观“ ”、 噬嗑“ ”、 贲“ ”、 剥“ ”、复“ ”、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咸“ ”、恒“ ”、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
损“ ”、 益“ ”、夬“ ”、 姤“ ”、 萃“ ”、 升“ ”、困“ ”、 井“ ”、
革“ ”、鼎“ ”、 震“ ”、 艮“ ”、 渐“ ”、 归妹“ ”、丰“ ”、 旅“ ”、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
《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统称为《易》,它们的经卦和别卦卦数均相同,不同的就只能是卦序、卦辞和爻辞。
《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为什么叫这么三个名字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与朝代有关,如东汉学者郑玄在《易赞》中说﹕“夏曰《连山》, 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唐朝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汉代学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西伯就是周文王姬昌,殷时为西伯,曾被商王帝辛囚于羑里。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易》之名与卦序及卦序所表达的内容有关,如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贾公彦疏:“《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纳)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
以上两种观点正确与否,尚无定论,但有两点被易学界普遍认同﹕一是《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分别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其中《连山易》最早,《周易》最晚。二是《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的卦形、卦数相同,不同的只能是卦序、卦辞和爻辞。
《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为什么统称为“易”呢?也有两种解释﹕一是从文字的来源和构成解释,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虞翻注《参同契》说:“字从日下月。”二是按《易》的内容来解释,如汉代《周易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综合这二种观点,可以认为:《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的内容应该是对某种变化规律的归纳和演示,起源可能与日月的运行有关。
《易》在我国古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学,都能用的,至少春秋之前一直如此。它是天子的专用品,由周王室的史官世代相守, 一般的诸侯很难见到,所以《左传》才有“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的记载。鲁是周公后代的居住国, 周公曾摄政当国, 算得上是半个天子。周公在世时, 享受天子的待遇,周公死后,成王特许其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更为重要的是,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周公。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鲁国才可能完整地继承了周王天子的礼仪制度,而晋国、陈国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自然也就与《易》无缘。诸侯国无《易》,连韩宣子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也没有见过《易》, 可见《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 都能用的,也可见《易》的珍贵程度非同一般。
春秋后期,周室衰败,礼乐崩坏,周室史官纷纷离开王室,《易》及有关周礼的典籍才逐渐传入民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正是发生于此时。周王史官以《周易》为珍贵的礼物献给诸侯国国王,以作为自己的进身之路。也正是从这时起,“学在王官”的官学制度才开始被打破,私学得以兴起,诸子百家著书立学,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办私学最成功的人是孔子。孔子是鲁国人,从小受到周礼制度的熏陶,也因此成了周礼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以整理和传授《易》、《诗》、《书》、《礼》、《乐》、《春秋》为手段,以维护和恢复周礼为己任。这些书既是孔子的教材,也大多是周朝王室的教材,只不过孔子作了重新的剪裁,算是原教材的节选本。孔子是鲁国人,又曾经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小司空与大司寇,应当有机会接触周王室典籍,他还曾专门去向周王室史官老子学习。《庄子·天运》载:孔子曾对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六本书被后人统称为经书,《易》也就被称为《易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易经》以卜筮之书得以幸免。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易经》则被推为六经之首,得以广泛流传。
这六本书为什么被称为“经”呢?“经”字有三种含义﹕
1、经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线,横线称为“纬”。上古没有纸张,一般是将字契刻或书写在兽骨龟甲或竹简、木牍上,其中的竹简可以用牛皮绳穿成一卷成为书。现在,我们还将一本书称为一册书,“册”就是古书的象形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读《易》,将穿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多次,这里的“韦”就是与竹简——“经”相对的“纬”。所以,“经”字本来是指契刻有文字的竹简,引申为古代书的通称。在春秋时期,私人无著述,“学在王官”,“经”也就成了官方文书的专用名称;
2、圣人所作为“经”。如《博物志·文籍考》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
3、恒久不变的道理为‘经’。如《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郑玄《孝经注》说:“经者,不易之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由“经”字的这三义,可知孔子以毕生精力整编和传授的这六本经书,大都是对周朝官方教材的继承。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孔子的继承不彻底,他对六经作了过多的删节。《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古书原有多少?我们已很难知晓,但从古《诗》被孔子从三千余篇删为三百零五篇来推测,其删除的比例一定相当大,可见所谓六“经”只不过是挂一漏十的节选本。《易》也不例外,我们现在所见的《易》只有《周易》一篇,《连山易》、《归藏易》均不在其内,而《连山易》、《归藏易》在周朝时是与《周易》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由周王史官世守。这就出来了一个问题:《周易》为圣人所写,由天子卜筮官掌管,讲人世间不易之道,被尊为“经”是很自然的,但为什么同是官书,同是圣人所作的书,同是讲不易之道的书,《连山易》、《归藏易》不被包括在内。是因为失传了,传不了?还是孔子认为不适用而删除?或者是太机密不能传?孔子自己是否见过……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它的重要性我们以后再说,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周易》被称为《易经》是不准确的,以偏概全,容易使人误解,从而模糊了三《易》的区别。
《易》和《易经》不是一回事。《易》含《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三书。而《易经》是《周易》的专称,它只是《易》的一部分,至于后世又将《易传》也并入《周易》,统称为《易经》,就错得更远了。
《易》和《易经》的区别在学术界本没有太大的争议,但问题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少有人严格区分它们。比如《易传》中所说的《易》,有时指《周易》,有时可能是指《连山易》或《归藏易》,有时则作为三《易》的通称。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所说的《易》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将其中的《易》理解为就是指《易经》——《周易》,则是不可能学通的,而千百年来,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却往往忽视此问题。《周易》读不通的原因固然很多,而这种《易》与《易经》的混淆不清,正是《易》学不通的第一个原因。
二、《易经》、《易传》、易学要分开
儒家尊奉的典籍大都有“经”、有“传”、有“学”。“传”是对“经”的解释,解说“经” 和“传”的为“学”,即所谓“经学”。就《周易》而言,也有《易经》、《易传》和易学之分。《易经》是《周易》的专称,一般认为其书是周文王被囚于商时所作(这种认识有误,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形成于商末周初。《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易传》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大都认为是孔子或孔子的学生。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家经学的确立,《易经》被奉为经典,各朝代都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周易》的经、传,或作注释,或阐发其义理,他们的研究成果统称为易学。
《易经》、《易传》和易学三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博物志·文籍考》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这里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圣”、“贤”之别;二是“作”、“述”之分。“圣”字甲骨文写作“ ”或“ ”,字形像人上张着个大耳朵,后来又加了张嘴巴,能听能说之义,引申为“通”。天文、地理、人事、物宜样样精通,并能说会道,不仅学问好,而且品德高,只有这种完人才能被称为圣人。“贤”字甲骨文写作“ ”,手指大眼睛,会意能看事,引申为善于模仿,多才多艺的意思。贤人模仿的是圣人,所以“贤人”是指才能、品德都不错,但比圣人还差一点点的人。因为能力差一点点,就有了“作”和“述”的区别。“作”是创作,最先发明的东西才能称为“作”。“述”的本义是循,遵循的意思。对已有的成说进行阐述、解释为“述”。孔子在《论语》中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述”和“作”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专利权的问题。《周易》是圣人创作的作品,是“经”。而《易传》是不是孔子写的虽然尚有争议,但即使是他老人家写的,也不能称为“经”,只能称为“传”。
“传”是传授的意思,是自认为懂“经”的人对经的解释。相当于现在的老师授课,课文是“经”,老师做的备课笔记就是“传”,学生听了老师的课后,勤奋一点的学生就做一做读书笔记,写点心得,这就是“学”。老师的备课内容是否超出课文之外?老师传授的方法得当与否?学生领会的对不对?这些都不一定,因为素质有高低,心情有好坏。这也像歌曲的流传,词曲作者来了情绪,将灵感化为字符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经”。专业歌手觉得这首歌写得好,旋律优美,就拿到舞台上去演唱,虽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但水平还是蛮专业,基本上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这是“传”。歌曲流传开来,会唱不会唱的人都喜欢哼几句,有的还能卡拉OK,有的不识谱,黄腔黄调,甚至将快乐的歌唱得悲伤,这就是“学”。“学”也是有感而发,但发的是自己的感,与原创者的那份情合不合拍,就很难说了。正因为此,《易经》、《易传》与易学三者不能混为一谈,一定要分清,但纵观易学史,情况却正好相反。
在西汉初年,经学初兴时,《易经》和《易传》还是分开的,司马迁当时还把《易传》十篇称为“十翼”。“翼”的本义为翅膀,称“传”为“翼”是将其看作《易》的辅佐资料,算不上“经”。在形式上,“经”、“传”分开,一般是“经”分上、下,“传”有十篇,共十二篇。西汉晚期,《易传》就开始被称为“经”,“经”、“传”被合到了一起。魏晋时期的王弼又进一步将《彖传》、《象传》逐句拆开,分属于每卦卦爻辞之下,把《文言传》分属乾、坤二卦,其它四“传”则附于“经”后。王弼易学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易学。王弼的这种合“经”、“传”为一的易学传本,对易学的研究影响甚大。直到今天,由于王弼传本被采入《十三经注疏》,所以,现在的通行本仍然是王弼本。
古人合“经”、“传”的初衷一定不坏,大概本于两点考虑,一是对孔圣人的尊重;二是阅读方便。但这种合读本,却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由于《易经》卦、爻辞的文义本身深奥难懂,就使得人们在研究《周易》时,大都是遵循以“传”解“经”这一条路,从而忽视了对经文本身的研究,至于《易传》及易学的观点究竟是否与《易经》相合,则少有人管它,这应该算是《周易》读不懂的第二个原因。
三、《周易》戴错了“迷信”的帽子
关于《周易》的性质问题,今天的学术界一般将其定为占筮书,认为其书是古人迷信的产物。如李镜池《周易探源》说:“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古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说:“《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其形成出于占筮的迷信,后来作为一种推测人事吉凶和命运的方术,在封建时代仍很流行,成为封建迷信的一部分,这种迷信,被称为占术,用通俗语说,即算卦或算命。”说《周易》起源于卜筮的主要依据有四﹕
1、易学界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殷末周初,而据《周礼》的记载,《周易》在周朝时由周室史官中的“大卜”和“筮人”掌管。在当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大卜”和“筮人”就是主持卜筮活动的官员,“吉”“凶”由他们根据卜筮结果判断。由此可见,《周易》从其成书之日起就是周王占筮的依据之一;
2、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周易》被周史官作为礼物进献给其投靠的诸侯国王,于是,《周易》得以在普通贵族中流传。从《左传》、《国语》中收录的有关《周易》的记载看,《周易》在当时的主要功用就是作为占筮的依据;
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强化王权,重建新的国家秩序,曾经采纳丞相李斯等人的意见,焚书坑儒,独尊法家,除《秦史》及医药、卜筮、种树书外的一切古典一律焚烧,违者斩首。《周易》作为儒家经典,本应首当其冲,但却幸免于难。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自鲁商瞿子授《易》孔子……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可见,《周易》在秦人眼中是一部用于占筮的技术书;
4、秦汉时起,《周易》由贵族的专用品流入民间,二千年来,民间盛行的占卜、算命、风水、方术大多以《周易》有关。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周易》的流传从古到今,从王室到贵族再到民间,其使用均以占筮有关。由此得出《周易》一书曾经是古代迷信方术的主要依据的结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由此得出《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就是供占筮之用,或者说,《周易》一书的形成是占筮的结果,还是显得论据不足。因为,原因和结果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经常会好心办坏事一样。
如果说,《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占筮,作者的创作目的又是什么呢?前人有另外的说法。孔子《易传·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说的正是《周易》的功用。译成白话就是“《周易》中包含有伟人所遵循的四条原则:用以讲说道理的时候,遵循《周易》卦、爻辞的内容﹔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时候,遵循《周易》卦、爻变的道理﹔用以制造器物的时候,遵循《周易》卦、爻象所表示的形状﹔用以卜筮预测的时候,遵循所得到的结果。”依据此说,《易》有四项主要功能,即作为人的言论、行为、制造器物和占筮的依据。占筮只是其中的一项功用,而且是排名最后的一项功用。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排名最后往往最不重要。它的不重要还表现在:《易》的这四项功用中的前三项分别以卦爻辞、卦爻变、卦爻象作为依据,唯有占筮的依据孔子说得很含糊:“以卜筮者尚其占。”什么是“占” ?《说文》:“占,视兆问也。”意思是说,当出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兆头”时,比如有异常天象发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就请人占筮,预测一下可能出现的结果。古人是如何判断的呢?《左传》、《国语》中有二十多条有关《周易》的占例,被公认为是用《周易》占筮的最早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我们就以《左传》中的占筮为例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以《周易》占断的?
1、《庄公二十二年》:“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 ’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恒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陈国是周武王分封给舜的后代的居住国,陈侯即陈国君王陈厉公。敬仲是陈厉公的儿子。陈国不属于周族直系,当然也就没有《周易》这本书。这段记载是说﹕在敬仲年幼的时候,有一个周王室负责占筮的太史官带着《周易》这本书,来进献给陈国侯王陈厉公。陈厉公得到这本书后,就让进献者用《周易》给自己的儿子敬仲算命,看今后的命运如何。进献者奉命占筮,得到了《观》卦“ ”变成《否》卦“ ”的结果。这个卦变是《观》卦六四爻变。《观》卦六四的爻辞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于是,周太史说﹕这个人将来恐怕要代替陈侯而拥有一个国家。但不是在这个国家,而是在别的国家。不是在他的身上发生,而是应在他的子孙。时间是在陈国衰亡之后。结果果真如此,等到陈国第一次被楚国攻克,陈恒子则开始在齐国拥有了强大的势力。后来,楚国再次灭亡陈国,陈成子则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2、《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谓《艮》之《随》‘ ’。《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清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的妻子,成公的母亲。鲁宣公死后,她耐不住寡居的寂寞,与鲁国大夫叔孙侨如通奸,并且干预国政。因成公对其不信任,她则与叔孙侨如于成公十六年密谋推翻鲁成公。结果阴谋失败,叔孙侨如被驱逐出国,穆姜则被囚禁于东宫。刚被送入东宫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问自己的前途如何。占得《艮》“ ”变为《随》“ ”卦。穆姜是太后,权力曾经很大,史官不愿得罪她,故讨好地对她说﹕“《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会很快出去。”穆姜自己学习过《周易》,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她说:“我出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周易》《随》卦卦辞说:‘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人得以生长的根本;‘亨’是美好的品性相聚积的结果;‘利’是道义添加后的产物;‘贞’是事物应保持的主体。要有仁爱之心,才可以生存。要有美好的品德,才符合于天地的规律。要有利于物宜才合于道义。端正的行为要巩固,才能办好事。如果这样去做了,就不会受到侮辱。所以,虽然处于《随》卦的境地,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现在,我作为一个不应干预政治的妇道人家而参与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爱之心,不能算‘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算‘亨’。自己的行为反而害了自身,不能算‘利’。丢弃寡妇的位置而生情爱,不能算‘贞’。有四德的人,处‘随’之时不会有问题。而我什么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卦的卦辞吗?我自取邪恶之心,能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这是《左传》中两段很典型的占例。《左传》中一共有二十一条以《周易》有关的占例,其中有十三条占例以此大同小异。从中我们看到,第一例的主筮者主要依据“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爻辞来判断占筮结果,然后以卦象说明爻辞的来历和确定时间、地点。第二例则是分别以卦名的含义和卦辞的含义来判断结局,不管卦变和卦象。据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卜筮本身不过是运用《周易》四项功用中的前三项功用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对前三项功能的随机抽取。换句话说,《周易》四项功用中的前三项——言、行、制器的依据是分别建立在对《周易》卦、爻辞,卦、爻变及卦、爻象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第四项占筮的功用则是多余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荀子的一句活道破了其中的奥妙。《荀子·大略》说:“善《易》者不占。”真正领会和掌握了《易》理的人不用占筮就知道结局。反过来说,占筮的人是因为《易》没有学好。《左传·桓公+一年》载,楚国名将斗廉说的一句话:“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可以作为“善《易》者不占”的最好注脚。《易》理学通了,胸有成竹,遇事有主张,依照《周易》的道理去做就行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根本就不用占筮。而《易》没有学好,就会遇事无主见,就疑惑,就要求助于占筮来帮助自己拿主意。那么,善《易》者又是如何运用《周易》的呢?我们还是从《左传》一书中取例:
3、《左传·宣公十二年》﹕“十二年春,楚子围郑……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毂佐之。……及河,闻郑既楚平,桓子欲还……彘子曰:“不可。……”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 ”之《临》“ ”,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具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进攻郑国,郑国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派桓子荀林父率领中军,彘子先毂作为辅佐,去解救郑国。部队刚行军至黄何边,就听说郑国已经被楚国攻破而投降,荀林父也就准备收兵回国。但作为军队副统帅的彘子刚愎自用,违反中军统帅恒子的部署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逼迫统帅桓子为救晋军不得不战,最后惨败而归。这段记载,就是当时担任晋国下军大夫的知庄子,在得知彘子不服从命令,而擅自渡黄河的消息后,引用《周易》《师》卦初六爻爻辞,对其行为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战争结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师》卦初六爻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藏凶。”意思是说:军队出征,以严明的纪律为胜利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彘子违反命令的行为,正是违背了这段爻辞,所以,知庄子作了“这些军队很危险。”“如果与敌人相遇,一定失败,彘子会战死,即使幸免而回,也一定会受到严重处分”的判断,战争的结局被他言中。
4、《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郑伯使游吉入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驷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 ”之《颐》“ ”,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呼?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郑简公时,诸侯国中只有晋国和楚国最强大,他们交替着主持诸侯的结盟,也就是当霸主。襄公二十八年,应由楚国主盟,于是郑国派大夫游吉出使楚国。游吉到达楚国的边界汉水时,楚国人拒绝他入境,让他回去,理由是上一次晋国主盟时,是郑国国君亲自前往,而这次楚国主盟,却只派大夫前来,不合规矩。游吉被伤了面子,回去后心中不平,就运用《周易》复卦上六爻“迷复,凶”的爻辞为依据,臭骂了楚王一顿。他说﹕治国的根本是修其政德,而楚国恃强凌弱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是抛弃了修德的根本,其结局就将如一个想回家又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将是凶险的。他因此判断“楚王将死矣。”结果是当郑简公与鲁襄公、陈哀公、许悼公去参加会盟,刚到达楚国国境线汉水时,楚康王就死了。
以上二段记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爻辞,将爻辞之义与事件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对照,然后对其结局做出判断。《周易》卦爻辞在此成了真理的标准,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应该正是荀子所说“善易者不占”的例证。
《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够去做巫师和医生。这句话说得好啊!《周易》上说﹕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操,经常违背道义去行事,就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一个人的结局如何,不用占卜就可从其行为上知道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爻辞。孔子直接引用《周易》的爻辞说明应该如何做人的道理,这与知庄子和游吉对《周易》的运用是一致的,都是将《周易》的卦爻辞看成是做人的标准。而且,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观点和荀子“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完全吻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指导人们的行为。是作者为后代子孙制定的行为准则,其中,应包含着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一个真正懂得《周易》又遵从《周易》原理行事的人,应该是品德高尚,方法得当的人,他一定料事周全,言谈有理,行为有节,制物精密。而《周易》没学好者,遇事就迷惑不定,就要靠占筮来帮忙拿主意,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占筮仅仅是作为《易》理不通者的应急措施,权益之计,也算是作者为不成气的子孙留的应急通道,而不是《周易》的主要的、最初的创作目的。《周易》头上被强制戴上的“迷信”之书的帽子,可能是戴错了。
以上两段直接引用《周易》的记载,不属占筮之例。当然也不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所说“《左传》诸占,盖由太卜之遗法”之列。学术界也很少有人能正确理解这两段例证的意义,一般是将其视为春秋之际的哲人们的一种思辨,包括孔子、荀子、老子等诸子的有关《周易》的言论,都一律被视为是对《周易》卦爻辞的创新和拔高,而没有人将其视为,它们之间实际上只是一种继承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本末倒置。正是由于这种倒置,使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往往忽视对《周易》卦爻辞的正面研究,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易传》及占筮的研究之上。这种本末颠倒的认识,可说是《周易》学不通的第三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