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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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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21 12:28: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古希腊,城邦一有瘟疫流行,就会挑选一个异乡人,在他的头上带上荆冠,让他作为瘟神的象征,充当为全城人涤罪的替罪羊,全城人倾巢出动,追打替罪羊。替罪羊最后被赶到城门外,或被放逐到异邦,或被乱石打死。
俄狄甫斯就是最著名的替罪羊。
耶稣也是一个替罪羊,因为他是人类罪恶的替罪羊,所以他被神化了,杀死他,就是让他获得永生,今天是复活节,是耶稣获得永生的日子。
中国古代的傩除或者磔禳,也是典型的替罪羊仪式。
替罪羊仪式并不能在医学意义上治疗病痛,祛除瘟疫,但在却可在社会学层面上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在心理学层面上缓解民众的恐惧心,在政治学层面上重建政府的合法性。
充当替罪羊的人物,可能是乞丐、盲流、异乡人、疯子,也可能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和时代的落伍者。
昨天,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两个替罪羊。
发表于 2003-5-1 01: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RE:瘟疫与替罪羊

今天偶然见到一本书,就叫《替罪羊》,作者是法国当代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他曾提出了“模仿欲望”理论,他认为,“西方社会曾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为了防止整个社会危机的爆发而利用替罪羊的机制——通过建立一种‘基本暴力’、一种‘建设性的暴力’以取代其他暴力,以一人之死换得大家的性命。这种机制纵容了迫害和集体犯罪行为的存在。”就从这简单的介绍来看,应该可以跟温柔老师上面的这段话相互参照。

如果谁感兴趣,大家不妨一起看了来讨论 ;)

《替罪羊》,(法)勒内·吉拉尔著,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 本帖由 流萤 于 2003-5-1 01:27 最后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3-5-1 12:30:23 | 显示全部楼层

RE:瘟疫与替罪羊

吉拉尔的书我也有一本,没有细读。
吉拉尔试图从所有民族的所有神话中揭示出其深层的替罪羊结构。
我认为他的工作对于我们认识神话的政治学底蕴很有启发,但他认为所有神话都源于替罪羊仪式和叙事,则未免太过,就像弗洛伊德把神话都追溯到恋母情结和杀父情结一样过分。
吉拉尔的神话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剑桥学派的神话-仪式理论,是这一理论的最新变型。
吉拉尔替罪羊理论所体现的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研究神话的取向,似是当代西方神话学的主流。
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洞察中国古代仪式和神话的政治学背景。例如,我认为,《尚书·尧典》的“舜放四凶”故事就是典型的替罪羊仪式,即驱傩仪式。
对于傩仪,国内学术界主要是从民俗学、神话学、戏剧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也许更能揭示其深层的意义。
反之,我们也可以用民俗学的替罪羊理论反过来研究政治现象,比如文化大革命。
发表于 2003-5-4 16:45:12 | 显示全部楼层

RE:瘟疫与替罪羊

多谢温柔老师指点,bow~
刚刚读了前面两章,感觉还不错。除了感受和理解吉拉尔的主旨,有几段话现在读来很有意思:

“在14世纪,从epydimie(瘟疫)这个学术性地词上总是会闻到‘科学性’的香味,有点像过去人们为驱除鼠疫散发的臭味,在街头巷尾用烟熏疗法散发地芳芬的气味一样,这种‘科学性’香味压抑着人们的不安。为一种病选择一个好名字似乎已经治愈了一半,使自己产生错觉,似乎已经控制了病情,人们经常为无法控制的现象重新名。在我们的科学仍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字面的驱魔法仍不停的诱惑着我们。简言之,人们通过拒绝称呼‘鼠疫’把它‘奉献给’神了。在这里,一种言语的牺牲——当然是一种无辜的牺牲,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在此之前已发生的人的牺牲,它们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第一章“纪尧姆·德·马肖和犹太人”)
这多少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典型性肺炎”简称做“非典”,随后有个外文缩写的名字“SARS”,然后又中译作“萨斯”“杀死”……只是我们把它“奉献给”了人;这“烟熏疗法”像煞了我们的醋熏疗法,学校的后勤来宿舍消毒就是在门口喷了几下醋酸,安慰了当局和学生。 :cool:


“在文化消失前,人觉得无能为力;灾难的规模之大使他们感到手足无措,但是他们的头脑里没有想到自然原因,另一种想法却在孕育:他们必须学会更好的了解原因,从而控制他们。
既然危机首先是社会危机,因此我们普遍倾向于用社会原因、特别是道德原因来解释危机。最终是人际关系在瓦解,这些关系的主体对现象不会完全陌生。但是人不是自我指责,而必定是责备整个社会,他们可以信口雌黄,或者指责其他人,这样容易揭露他们,觉得这些人似乎特别有害,嫌疑分子被指控犯有特殊的罪孽。”(第二章“迫害的诸类范式”)
我想虎夷兄提供的个案似乎是个比较好的例子。。。


 楼主| 发表于 2003-5-5 13:04:20 | 显示全部楼层

RE:瘟疫与替罪羊

【为一种病选择一个好名字似乎已经治愈了一半,使自己产生错觉,似乎已经控制了病情,人们经常为无法控制的现象重新名。在我们的科学仍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字面的驱魔法仍不停的诱惑着我们。】
   命名本身就是控制,虽然无法控制瘟疫,但却可以控制人心,而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控制人心也许和控制瘟疫一样重要,这不仅因为控制人心也就避免了社会动乱和谣言的流传,而且控制人心和社会,使社会免于动乱,也确实可以避免瘟疫的大范围传播,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这样做,目下,中国的政府和大众传媒也在这样做,这些天电视上都是些叫人不要惊慌的“劝人方”,不能认为它是毫无用处的。
    名字之所以具有控制效能,是因为名字不仅仅是一个“能指”,仅仅指谓一个事物。而且名字还有其超出能指的“意义”,意义往往是不可言传的,是一种象征意味,是与整个语境和当下社会心理有关的“晕圈”,正是这个晕圈对人们心理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不是作用于认知,而是作用于情感,却有力地引导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
   “杀死”和“非典”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由此其实也不难理解道士的符咒和画符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得,它当然不是来自六丁六甲、城隍土地之类,而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心中。
   《巫术的衰落》开头一章也讲了很多欧洲人用巫术治病的例子,解释的很透彻,可以参看。
发表于 2003-5-6 01:44:48 | 显示全部楼层

RE:瘟疫与替罪羊:重读毛主席《送瘟神》

重读毛主席《送瘟神》  
新华网 (2003-05-02)
稿件来源: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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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 红柳叶林

    就在非典病魔横行肆虐,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刻挂念着百姓,深入抗非第一线和群众面对面地倾心交流,送去了春天的温暖。看到受病魔折磨的群众,总书记胡锦涛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很揪心……”总理温家宝语重心长地说:“我时刻惦记……”一句“揪心”和“惦记”的简短话语,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心,把党心和民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非典是新世纪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抗非行动使我们党和政府又一次深得民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党和政府悠悠万事,以民为大,把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时刻挂在心坎上。各级领导干部,各行各业人员,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实际,克尽厥职,悉心负责,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盼民众所盼,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利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抗非之歌。从总理温家宝的深鞠一躬,到白衣天使夜以继日地抗击病魔,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情景,使我们的良心感动不已。非典肺炎的典型意义,就是在这场抗非的斗争考验中,党心赢得了民心,群众增强了对政府的信心,目前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是这样的心连心,关系感情是这样的融洽舒心。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同德同心,共抗非典。

    民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有了民心,就有了一切,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无往而不胜。当年我们党就是靠民心的全力支持,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小日本,打跑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同样依靠民心,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取得政权需要取信民心,巩固政权需要取信民心,战胜各种困难灾害同样需要取信民心,取信民心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回顾历史经验,取信民心的的核心问题是要时时刻刻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始终把百姓的冷暖挂在心头,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用范仲淹的话说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牢记“两个务必”,践行“三个代表”。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灾多难,在同自然和社会各种灾难的斗争中,历来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与合力齐心的优良传统,“愈挫愈勇,愈挫愈强”,有了共产党领导这个坚强的核心,有了亿万人民的团结一心,非典这个瘟疫会像我们战胜天花和鼠疫一样,被赶出我们的家园。当年毛泽东主席在看完《人民日报》发表的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豪情万丈的充满英雄主义的诗篇《送瘟神》,在抗非斗争的这个春天里,还是让我们来重温这首激情的七律诗,来凝结我们的党心,振奋我们的民心,鼓舞抗非的信心。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进入发展论坛



 楼主| 发表于 2003-5-6 12:23:40 | 显示全部楼层

RE:瘟疫与替罪羊

送瘟神,在毛泽东的诗中已经被赋予了象征意味和神话色彩。
神州、舜尧、天连五岭、地动三河、铁臂摇,这些具有历史感的宏大话语,就是典型的神话语汇。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首诗就已经被与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瘟神是阶级敌人的象征,送瘟神就是阶级斗争的象征,就像在《尧典》中,舜放四凶是民族斗争的象征一样。
发表于 2003-5-6 22:42:30 | 显示全部楼层

RE:重读毛主席《送瘟神》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读这篇文章就呕吐,不禁想起“司文郎”之以鼻嗅焚稿判优劣——“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
发表于 2003-5-14 20:19:28 | 显示全部楼层

再来请教

第七章“众神的罪孽”第一段:

清除暴力表征的愿望支配着神话的演变。……在演变的第一阶段,仅仅是集体暴力在起作用,我们发现,每次集体暴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暴力。特别是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世界里,可能存在着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甚至要消除个人暴力。在此后的神话里,似乎难以接受任何暴力形式。那些企图跨越这一阶段的人,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似乎不知道),都追求一个唯一的目标:清除集体迫害的最后痕迹,也可以说,清除痕迹的残迹。

吉拉尔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说了这段话,他对结构主义的纯形式阅读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忽略了暴力表述的在场或消失,“时间的箭头不存在”。在第五章“特欧提瓦坎神话”中,吉拉尔认为,阿兹特克人的日神纳拿瓦秦(绰号“小脓包”)的看似自愿受难其实是被迫的,是一场集体迫害。第六章他又分析了三则神话:阿兹神话的暴力集中在“无赖”罗基身上,吉拉尔认为可能存在一个更原始的版本,在那个版本中被害者遭受的是集体的而非仅仅个体的暴力杀害;克里特神话中集体暴力同样不在场,但士兵们在神孩四周围成的圆圈以及他们的手势和婴儿的哭声表明,神话表述中的“保护”实际上在更古老的版本中是“杀害”;克里特神话是提坦神话的倒转,在过渡过程中,集体暴力消失了,而且一旦消失就不能再出现。
可见,吉拉尔为神话找出了一个演变的序列,他的这个序列是以假定他所分析的神话文本本身不是最原始的,而那个最原始的版本中必然存在着集体迫害。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前提很难证明。(我只读到第七章,也不知道吉拉尔本人有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我对自己的这些理解也不是很有信心,请温柔老师指点。谢过了,先,bow~


[ 本帖由 流萤 于 2003-5-14 20:24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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