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替罪羊

温柔地思想

在古希腊，城邦一有瘟疫流行，就会挑选一个异乡人，在他的头上带上荆冠，让他作为瘟神的象征，充当为全城人涤罪的替罪羊，全城人倾巢出动，追打替罪羊。替罪羊最后被赶到城门外，或被放逐到异邦，或被乱石打死。
俄狄甫斯就是最著名的替罪羊。
耶稣也是一个替罪羊，因为他是人类罪恶的替罪羊，所以他被神化了，杀死他，就是让他获得永生，今天是复活节，是耶稣获得永生的日子。
中国古代的傩除或者磔禳，也是典型的替罪羊仪式。
替罪羊仪式并不能在医学意义上治疗病痛，祛除瘟疫，但在却可在社会学层面上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在心理学层面上缓解民众的恐惧心，在政治学层面上重建政府的合法性。
充当替罪羊的人物，可能是乞丐、盲流、异乡人、疯子，也可能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和时代的落伍者。
昨天，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两个替罪羊。

流萤

今天偶然见到一本书，就叫《替罪羊》，作者是法国当代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他曾提出了“模仿欲望”理论，他认为，“西方社会曾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为了防止整个社会危机的爆发而利用替罪羊的机制——通过建立一种‘基本暴力’、一种‘建设性的暴力’以取代其他暴力，以一人之死换得大家的性命。这种机制纵容了迫害和集体犯罪行为的存在。”就从这简单的介绍来看，应该可以跟温柔老师上面的这段话相互参照。

如果谁感兴趣，大家不妨一起看了来讨论 ;)

《替罪羊》，（法）勒内·吉拉尔著，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 本帖由 流萤 于 2003-5-1 01:27 最后编辑 ]

温柔地思想

吉拉尔的书我也有一本，没有细读。
吉拉尔试图从所有民族的所有神话中揭示出其深层的替罪羊结构。
我认为他的工作对于我们认识神话的政治学底蕴很有启发，但他认为所有神话都源于替罪羊仪式和叙事，则未免太过，就像弗洛伊德把神话都追溯到恋母情结和杀父情结一样过分。
吉拉尔的神话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剑桥学派的神话－仪式理论，是这一理论的最新变型。
吉拉尔替罪羊理论所体现的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研究神话的取向，似是当代西方神话学的主流。
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洞察中国古代仪式和神话的政治学背景。例如，我认为，《尚书·尧典》的“舜放四凶”故事就是典型的替罪羊仪式，即驱傩仪式。
对于傩仪，国内学术界主要是从民俗学、神话学、戏剧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也许更能揭示其深层的意义。
反之，我们也可以用民俗学的替罪羊理论反过来研究政治现象，比如文化大革命。

流萤

多谢温柔老师指点，bow~
刚刚读了前面两章，感觉还不错。除了感受和理解吉拉尔的主旨，有几段话现在读来很有意思：

“在14世纪，从epydimie（瘟疫）这个学术性地词上总是会闻到‘科学性’的香味，有点像过去人们为驱除鼠疫散发的臭味，在街头巷尾用烟熏疗法散发地芳芬的气味一样，这种‘科学性’香味压抑着人们的不安。为一种病选择一个好名字似乎已经治愈了一半，使自己产生错觉，似乎已经控制了病情，人们经常为无法控制的现象重新名。在我们的科学仍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字面的驱魔法仍不停的诱惑着我们。简言之，人们通过拒绝称呼‘鼠疫’把它‘奉献给’神了。在这里，一种言语的牺牲——当然是一种无辜的牺牲，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在此之前已发生的人的牺牲，它们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第一章“纪尧姆·德·马肖和犹太人”）
这多少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典型性肺炎”简称做“非典”，随后有个外文缩写的名字“SARS”，然后又中译作“萨斯”“杀死”……只是我们把它“奉献给”了人；这“烟熏疗法”像煞了我们的醋熏疗法，学校的后勤来宿舍消毒就是在门口喷了几下醋酸，安慰了当局和学生。 :cool:


“在文化消失前，人觉得无能为力；灾难的规模之大使他们感到手足无措，但是他们的头脑里没有想到自然原因，另一种想法却在孕育：他们必须学会更好的了解原因，从而控制他们。
既然危机首先是社会危机，因此我们普遍倾向于用社会原因、特别是道德原因来解释危机。最终是人际关系在瓦解，这些关系的主体对现象不会完全陌生。但是人不是自我指责，而必定是责备整个社会，他们可以信口雌黄，或者指责其他人，这样容易揭露他们，觉得这些人似乎特别有害，嫌疑分子被指控犯有特殊的罪孽。”（第二章“迫害的诸类范式”）
我想虎夷兄提供的个案似乎是个比较好的例子。。。

温柔地思想

【为一种病选择一个好名字似乎已经治愈了一半，使自己产生错觉，似乎已经控制了病情，人们经常为无法控制的现象重新名。在我们的科学仍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字面的驱魔法仍不停的诱惑着我们。】
   命名本身就是控制，虽然无法控制瘟疫，但却可以控制人心，而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控制人心也许和控制瘟疫一样重要，这不仅因为控制人心也就避免了社会动乱和谣言的流传，而且控制人心和社会，使社会免于动乱，也确实可以避免瘟疫的大范围传播，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这样做，目下，中国的政府和大众传媒也在这样做，这些天电视上都是些叫人不要惊慌的“劝人方”，不能认为它是毫无用处的。
    名字之所以具有控制效能，是因为名字不仅仅是一个“能指”，仅仅指谓一个事物。而且名字还有其超出能指的“意义”，意义往往是不可言传的，是一种象征意味，是与整个语境和当下社会心理有关的“晕圈”，正是这个晕圈对人们心理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不是作用于认知，而是作用于情感，却有力地引导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
   “杀死”和“非典”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由此其实也不难理解道士的符咒和画符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得，它当然不是来自六丁六甲、城隍土地之类，而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心中。
   《巫术的衰落》开头一章也讲了很多欧洲人用巫术治病的例子，解释的很透彻，可以参看。

nanwan

重读毛主席《送瘟神》  
新华网 （2003-05-02）
稿件来源：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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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 红柳叶林

    就在非典病魔横行肆虐，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刻挂念着百姓，深入抗非第一线和群众面对面地倾心交流，送去了春天的温暖。看到受病魔折磨的群众，总书记胡锦涛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很揪心……”总理温家宝语重心长地说：“我时刻惦记……”一句“揪心”和“惦记”的简短话语，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心，把党心和民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非典是新世纪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抗非行动使我们党和政府又一次深得民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党和政府悠悠万事，以民为大，把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时刻挂在心坎上。各级领导干部，各行各业人员，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实际，克尽厥职，悉心负责，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盼民众所盼，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利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抗非之歌。从总理温家宝的深鞠一躬，到白衣天使夜以继日地抗击病魔，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情景，使我们的良心感动不已。非典肺炎的典型意义，就是在这场抗非的斗争考验中，党心赢得了民心，群众增强了对政府的信心，目前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是这样的心连心，关系感情是这样的融洽舒心。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同德同心，共抗非典。

    民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有了民心，就有了一切，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无往而不胜。当年我们党就是靠民心的全力支持，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小日本，打跑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同样依靠民心，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取得政权需要取信民心，巩固政权需要取信民心，战胜各种困难灾害同样需要取信民心，取信民心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回顾历史经验，取信民心的的核心问题是要时时刻刻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始终把百姓的冷暖挂在心头，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用范仲淹的话说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牢记“两个务必”，践行“三个代表”。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灾多难，在同自然和社会各种灾难的斗争中，历来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与合力齐心的优良传统，“愈挫愈勇，愈挫愈强”，有了共产党领导这个坚强的核心，有了亿万人民的团结一心，非典这个瘟疫会像我们战胜天花和鼠疫一样，被赶出我们的家园。当年毛泽东主席在看完《人民日报》发表的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豪情万丈的充满英雄主义的诗篇《送瘟神》，在抗非斗争的这个春天里，还是让我们来重温这首激情的七律诗，来凝结我们的党心，振奋我们的民心，鼓舞抗非的信心。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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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地思想

送瘟神，在毛泽东的诗中已经被赋予了象征意味和神话色彩。
神州、舜尧、天连五岭、地动三河、铁臂摇，这些具有历史感的宏大话语，就是典型的神话语汇。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首诗就已经被与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瘟神是阶级敌人的象征，送瘟神就是阶级斗争的象征，就像在《尧典》中，舜放四凶是民族斗争的象征一样。

淇园之竹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读这篇文章就呕吐，不禁想起“司文郎”之以鼻嗅焚稿判优劣——“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

流萤

第七章“众神的罪孽”第一段：

清除暴力表征的愿望支配着神话的演变。……在演变的第一阶段，仅仅是集体暴力在起作用，我们发现，每次集体暴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暴力。特别是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世界里，可能存在着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甚至要消除个人暴力。在此后的神话里，似乎难以接受任何暴力形式。那些企图跨越这一阶段的人，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似乎不知道），都追求一个唯一的目标：清除集体迫害的最后痕迹，也可以说，清除痕迹的残迹。

吉拉尔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说了这段话，他对结构主义的纯形式阅读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忽略了暴力表述的在场或消失，“时间的箭头不存在”。在第五章“特欧提瓦坎神话”中，吉拉尔认为，阿兹特克人的日神纳拿瓦秦（绰号“小脓包”）的看似自愿受难其实是被迫的，是一场集体迫害。第六章他又分析了三则神话：阿兹神话的暴力集中在“无赖”罗基身上，吉拉尔认为可能存在一个更原始的版本，在那个版本中被害者遭受的是集体的而非仅仅个体的暴力杀害；克里特神话中集体暴力同样不在场，但士兵们在神孩四周围成的圆圈以及他们的手势和婴儿的哭声表明，神话表述中的“保护”实际上在更古老的版本中是“杀害”；克里特神话是提坦神话的倒转，在过渡过程中，集体暴力消失了，而且一旦消失就不能再出现。
可见，吉拉尔为神话找出了一个演变的序列，他的这个序列是以假定他所分析的神话文本本身不是最原始的，而那个最原始的版本中必然存在着集体迫害。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前提很难证明。（我只读到第七章，也不知道吉拉尔本人有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我对自己的这些理解也不是很有信心，请温柔老师指点。谢过了，先，bow~


[ 本帖由 流萤 于 2003-5-14 20:24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