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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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帆教授主编的《谭振山故事精选》预计将在2006年11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囊括了著名故事家谭振山老人多年来讲述的80多则经典故事，同时江教授将老人讲述的1040则故事篇目全部收录到了该书中。此书不仅是学术同行增加对此故事家了解的绝好渠道，同时也展示了江帆教授对于此故事家追踪研究18年的学术历程。现在暂将江教授为该书做的序呈上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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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
——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一）
江    帆

    谭振山是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1925年生人，今年81岁，是辽河岸畔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故事家。
    谭振山讲故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掌握故事数量多——据粗略统计，可列出篇目的故事多达1040则。
    讲述质量与技巧高——在他的家乡一带有口皆碑，颇受民众喜爱；中外学术界对他的故事进行调查采录后，对此均有认同。
    讲故事的历史长——从14岁开始讲故事，至今已60余年。
    故事活动影响大——不仅在其家乡方圆百里驰名，从1989年起，他多次应邀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里为学生们讲故事。中央电视台及一些省、市多家媒体对他的故事活动都作过专题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日本、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的学者慕名前往他家采录故事，国内学术界的目光更是被其所吸引，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追综研究。
    故事成就突出——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1992年，他应日本方面邀请，赴日出席“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唯一走出国门到海外讲故事的故事家。1998年，“民间故事家谭振山及其讲述作品之调查与研究”专题计划在台湾国科会通过立项。2006年，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谭振山的口头文学”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因为讲故事而成为“国宝”，看来，谭振山的故事确实讲出了名堂。
讲故事是谭振山的最爱，生活中的谭振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他的人生履历十分简单：
    1925年农历11月10日，他出生于太平庄一农家，少时勉强读了几年书，16岁辍学务农；20岁入营当了几个月的伪满洲国兵，“8•15”光复后又回乡务农；土改时任过村文书，合作化时当过队会计，后曾到公社农田办公室当过一段总务，20世纪70年代回家务农至今。
    谭振山在生养他的辽河平原上耕作了大半辈子，娶妻生子，并将八个儿女抚育成人，又先后为五个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如今，岁月抽尽了他的满头青丝，但却磨蚀不掉他那关东汉子的风采：80多岁的人了，腰未塌，背不弓，依然人高马大，一副硬朗朗的好体格，赤红的脸膛上，岁月的雕刀刻下的道道皱纹，都在向人坦露着敦厚和质朴。冷眼看去，你会觉得，他不象那种善讲会说的故事家，倒像一个朴朴实实的本分庄稼人。
    作为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谭振山不大关心政治，但唠起过日子来，却是满肚子治家的经。在村里，他以喜行善、重人缘、讲义气出名。几十年来，村里有红白喜事，他都帮忙，年轻时写礼账，岁数大了当知宾（司仪），红事代书喜对儿，白事兼写挽联儿。村里人家盖新房，他上梁画八卦；邻里纠纷、夫妻吵架，他主动上前排解；甚至还为信神求仙的人家画过神灵牌位。总之，在他家乡太平庄的民俗生活中，他始终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谭振山为乡邻办的最大一件好事，便是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旱改水（旱田改水田）时，上级没拨经费，他自告奋勇去乡里跑来了打井的经费，赢得了公众的威望。
    谭振山一生不吸烟，少饮酒，更不赌博。用他的话说，“最烦耍钱的”。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听故事，讲故事。从记事起，他就缠磨着家族中的长辈和村里能讲故事的人，直到把他们肚子里的故事全部缠磨出来。他从14岁起开始讲故事，农忙时早晚讲，农闲时在门口或大街上讲，冬天在自家或别人家炕头讲。到30岁出头，他已成为附近十里八村中最能讲故事的人。那些常听他讲故事的乡邻，包括他的八个儿女，谁也说不清他肚子里究竟装了多少故事。在他们眼中，他是一个好庄稼把式，更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讲的大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天地人们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展开的全国性范围的民间文学普查，使谭振山一鸣惊人，一下子成为地方上的文化名人。1986年，谭振山被辽宁省的基层普查人员——新民县罗家房乡的文化干部李会元发现，李会元对他讲述的部分故事进行了采录，并将这一线索报告给新民县（今新民市）的文化部门。至此，谭振山的故事开始引起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部门及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庄稼把式，竟会讲那么多好听的故事！人们惊叹他那故事家的风范：无论怎样大的场面，不论何等重要的人物在座，他只要讲起故事，总是轻松自如，决无半点紧张拘束之态。他讲的故事，质朴、优美、清新，动听处，举座痴迷，行家叫绝，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决不过份。20世纪80年代中期，采录者曾将他讲述的故事列出篇目，多达603则。当然，让他一举成名的并不仅仅是这个数字，更因于他那故事大家的风范以及故事活动的广泛影响。他被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并以故事家特有的殊荣当选为新民县（今新民市）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
    1987年，笔者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县，对该地区上报的数十位故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其时，新民县的数十位故事家荟萃一堂，摆开了讲故事的“擂台”。正是在这带有“打擂比武”的故事讲赛会上，笔者首次认识了谭振山，并被这位故事家所吸引，由此开始了此后对其长达近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笔者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笔者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他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从宏观上看，对一个民间故事家进行持续性追踪研究，对我国乃至国际民间文学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因为，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故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故事家的研究。民间故事家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其故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这一点很象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每一位民间故事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而对一个故事家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可以使我们真实地把握到这张“文化之网”的一个个网扣是如何编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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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
——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二）
江    帆

    一、谭振山的故事类型及其传承线路

    谭振山的故事数量虽多，内容却并非包罗万象，故事类型也不繁杂。纵观他的全部故事，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与当地风物、人物有关的神奇故事，鬼狐和其他精怪故事，历史人物及文人故事，生活故事，笑话等。
    谭振山故事的类型特点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谭振山祖籍河北省乐亭县谭家庄。1799年，其祖上移民关外，定居在东北的辽河平原。谭振山没有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他一生中虽有几次小的迁徒，但终未离开现居的太平庄几里方圆。他的故事传承线路比较集中，多是家族传承，有清晰的传承谱系。谭振山故事的前辈传承人主要有6位，即祖母孙氏、继祖父赵国宝、伯父谭福臣、长兄谭成山、教书先生国生武、以及人称“瞎话匠”的乡邻沈斗山。在他掌握的近千则故事中，有三分之二是听这6人讲述的。由于主要的几位前代故事传承人均世居此地，这种封闭型的文化传承使得他的故事具有非常浓郁的区域文化特色。换言之，谭振山掌握的故事类型，是几位前代传承人的故事类型的综合。
    1、祖母孙氏：孙氏（1864——1946）是谭振山的人生启蒙老师，她对孙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她共留给谭振山八十多则故事。如今，老人已辞世半个多世纪了，但谭振山提起祖母，仍十分动情。他感慨地说：“这些年我听过的故事‘海了’，要说‘土’故事，还是我奶奶讲的好！”可以想象，孙氏在世时，一定是位不可多得的乡间故事家。
    孙氏是太平庄东五里的石佛寺村人。早年间火车未通时，石佛寺曾是进京的御路。孙氏的父亲孙老玉在御路旁开了个大车店，供南来北往的大车、行人住宿。孙氏从小就在店中帮忙打杂，从过往的住店客人那里听到许多故事。她20多岁嫁到谭家，这些故事也就从娘家带到了婆家。孙氏没有文化，人却极聪明，口才又好，什么话到她嘴里都分外中听。她喜欢讲故事，她讲的故事别人也爱听。谭振山小时候，谭家是四世同堂，光孩子就十多个。孙氏讲故事，不仅是为已为人消遣解闷，更是她哄孩子的重要手段。谭振山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这帮孩子一闹，奶奶就讲段故事。”孙氏讲的明显的哄孩子的故事有：《拍花子》（旧时将以麻醉手段偷拐孩子的行为称拍花子）、《小孩骂人丧生》、《马猴不可养》等等。孙氏挂在嘴边的故事，则是那些和家乡山、水、庙、塔有关的神奇故事，诸如《石佛寺的来历》、《石佛寺山黄金游沈阳》、《拉塔湖的来历》、《二龙湾的传说》等等。这些发生在村前村后的故事，被她讲得活灵活现，不由孩子们不信，常使年幼的谭振山听得痴迷。
    孙氏还擅讲传统故事，如《金马驹》、《王小得炸海干》、《蛤蟆儿子》、《日头月亮是姐俩》、《小耗子精迷人》、《金鸡崽》等等。这些充满神奇想象的故事，启迪了谭振山的智慧和想象力，为他后来成为超群的故事家奠定了基础。
    孙氏讲述的另一类故事，便是带有其家庭妇女身份特点的“炕头故事”，如《贤媳妇救婆婆》、《小女婿和大媳妇》、《笨媳妇学舌》、《傻姑爷办年货》、《后妈害先房女儿》、《弟替姐定亲》、《王三设计害奸夫》等等。
    值得提及的是，孙氏讲述的故事中还有一类重要的内容，成为她所讲故事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那就是鬼狐故事。孙氏崇信狐仙，她讲述狐故事最拿手，她讲的狐仙，个个行善，乐于助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如《狐女与人结良缘》、《七星山狐仙显圣》、《石佛寺老娄太太遇狐仙》、《王回回打狐狸》、《张振环与狐狸精交友》等等。由于谭振山从小便同祖母生活在一起，孙氏对狐仙的信仰以及她讲述的大量狐故事，对于谭振山的思想与信仰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谭振山后来传讲了大量的这类故事，并构成了他叙事作品中的主要类型，都与孙氏对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孙氏这个不识字的乡间故事家，将谭振山引进了民间故事的艺术宝库，使其几十年来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2、继祖父赵国宝：赵国宝（1682——1938）是谭振山的继祖父。他原是与太平庄隔辽河毗邻的法库县秀水河子的木匠。谭振山的亲祖父很早就去世了，为生活所迫，祖母孙氏坐堂招夫养子，赵国宝便过辽河做了谭振山的继祖父。赵国宝快人快性，平日里软的不欺、硬的不怕，在家乡一带，他的木匠手艺很有名，到谭家后，很快便成为谭家的顶门户人。老人待谭振山哥几个很好，疼孙子比起亲爷爷不差两样，尤其喜欢谭振山。谭振山爱听故事，老人便把他半生耍手艺吃八方听来的故事悉数讲给了谭振山。
    赵国宝一般在晚间讲故事，故事内容主要有三大类，其中以精怪故事居多见长。较有代表性的有：《泥鳅精受皇封》、《九门蝎子精》、《甘兴镇王八传书》、《老龟报恩》、《王老三大战痴蛛精》、《老张供蟒仙》等等。赵国宝擅讲的另一类故事是一些风趣的生活故事及笑话，爱讲这类故事，同赵国宝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赵国宝性情开朗乐观，平时好说好唱，民歌小调不离口。他讲述的各种傻姑爷、傻媳妇的故事，为当时贫穷单调的农家生活添了不少乐趣。仅《三个姑爷行酒令》这则在北方脍灸人口的风趣故事，他就能不重样地讲出四、五种来。这类生活故事中，有一些同他的木匠职业有关，如《木、瓦、石匠三条线的来历》、《木匠为啥单眼吊线》、《鲁班显圣加三檐》等等。
    赵国宝讲述的第三类故事是一些当地知名的风物及古今人物的传说。风物传说故事如《望宝台》、《马虎山》、《大神树》等等；人物故事包括历史上的包公、朱元璋、韩信以及近代的张作霖父子、吴俊陞、赵尔巽等人的传说。在这些人物传说中，还有一些当地流传的“胡子”（土匪）传说，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内容。赵国宝生活的20世纪初，中国国内动乱，民不聊生。辽西、辽北的一些穷苦人，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当了“胡子”。赵国宝的家乡法库县三面船，就曾出过名震辽西、辽北的“胡子”头儿“老来好”。此人有一个绰号，名曰“靠天青”，其子“靠天龙”也是有名的“胡子”。赵国宝听说过许多关于“胡子”的传闻，他讲述的这类故事颇有特色，如《哥俩武震贼店》、《巧得匣子枪》、《死保盒子》（枪）、《飞贼脱身》、《力大扛车吓跑强盗》等等。小时候，谭振山的家乡一带常受“胡子”骚扰，赵国宝讲述的“胡子”故事，增加了这些人物的神秘传奇色彩，给谭振山留下深刻的印象，加剧了他的求安怕乱的心理。
赵国宝老人已去世大半个世纪了，他留下的近百则故事，谭振山至今牢记在心。他认为这是继祖父留给他的一笔最珍贵的财富。
    3、三伯父谭福臣：谭福臣（1888——1962）生前居太平庄西南七里外的盘古台村。谭福臣读过五六年书，是一位风水先生。谭振山9岁那年，为了躲避“胡子”，家里把他送到伯父家。谭振山的到来，给无子无女的谭福臣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他十分喜爱这个侄子，一心想把谭振山过继到自己名下，然而此事终究未成。谭振山在伯父家住了两年。这期间，谭福臣倾其所有，共给谭振山讲述了100多则故事，这些故事大都充满了东北区域的民间信仰色彩。
    谭福臣讲述的故事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中一大类带有明显的巫卜职业特点及民间信仰特点。谭福臣以走村串户为人家看阴阳宅为生，他本人笃信狐仙，讲述的故事多系看风水和鬼狐精怪类，这类故事多达50余则，几乎占了他讲述故事总数的一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故事有：《王半拉子看坟地》、《看坟地点正穴双目失明》、《五鬼怕阎王》、《吹鼓手借宿坟地》、《龙虎把门迎红煞》、《张二夜游阴城》、《财神和喜神对话》、《老道治狐仙》、《豆腐郎遇狐仙》等等。
    乡野奇闻怪事构成谭福臣故事的另一主要内容。风水先生的职业，使他能以特殊的身份进入各家各户的深宅，从而听到一些不能在大庭广众前传讲的比较隐秘的故事，诸如《人狗通奸》、《母子通奸》、《媳妇劁婆婆》、《公公耍掏耙》（掏耙是东北农村灶间掏灰的工具，乡间多用其暗喻公公对儿媳有不轨行为）等。这类故事，由于是谭振山幼时所听，记得特别牢，他平时极少传讲，作为文化史资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4、沈斗山：沈斗山是太平庄西五里的鞑子坟村人，生年不详，1958年去世时80多岁。他是谭振山直系血亲、姻亲以外的一位重要的故事传承人，谭振山从他那里接收了近百则故事。谭振山说：“我爱听老沈头讲故事，他的故事有‘骨头’（即有品头）。”
谭振山十一岁时全家搬到鞑子坟（地名），和“瞎话匠”沈斗山同居一院。沈斗山祖上是有钱人家，到他这一辈时，家境衰败下来，但他还是读了很多书。沈斗山年轻时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未中。从此他便闲居乡里，教教书，种种地，是谭振山家乡一带极少的“饱学之士”，人称“沈大学生”。
    沈斗山讲故事是他向乡下人炫耀身份、显示学问的重要方式。村里人称他“瞎话匠”，他却从来不讲那些炕头地脑的传统故事，他本人信狐仙，也很少讲与之有关的鬼狐精怪故事。他讲的故事大部分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他知道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的传说，如努尔哈赤、乾隆、刘镛等历史人物、近代的张作霖父子等，沈斗山都能成套地讲出关于他们的故事。在他讲给谭振山的近百则故事中，这类故事占了一半。此外，便是那些表现文人吟诗对联的故事，以及以他们为主人公的生活故事。
    作为当时乡间少有的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沈斗山一方面自恃清高，在村邻及听故事的人面前端足“饱学之士”的架势；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讲述了许多讥贬知识无用，讽刺读书人无能，在生活中尽充丑角，被人戏弄的笑话故事。诸如《孔子认字》，《学生戏老师》、《三个近视比眼》、《多添一笔一文不值》、《秀才吃包子》、《秀才当小偷》等等。这类故事没有出自不识文墨的其他故事传承人之口，而尽来自这位乡间“饱学之士”，似乎情理难通。其实，这种自轻自贱的反常行为，和沈斗山的自身经历有很大关系。沈斗山在传讲故事时的这种文化选择，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旧时的乡间知识分子，由于功不成，名不就，深感怀才不遇，进而产生的知识无用的抑郁心理。
    5、国生武：国生武是谭振山故事的主要前辈传承人之一。此人是太平庄西二里新安堡的教书先生。谭振山13岁时，全家由鞑子坟搬至新安堡，和国生武住前后院。谭家在新安堡住了四年，国生武给谭振山讲述了50余则故事。
    国生武（1886——1968）堪称乡间一怪。他教了一辈子书，从年轻时就吃斋敬佛，对人宣讲行善之道。五十岁以后便四处散发自绘的求安驱邪的符裱，以此乞讨化缘度日。他白日里行如半个出家人，但晚间却极有人情味，常主动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讲的故事类型较杂，以劝人行善的生活故事为“拿手活儿”。比如《洞房认义女》、《当‘良心’》、《张福心诚得妻》等生活故事，极有特色，深受谭振山喜爱，以至后来成为谭振山经常讲给别人的“看家段儿”。
    以上这五位传承人讲述的故事，构成了谭振山故事类型的主干。此外，谭振山还从其舅父崔文、长兄谭成山、小学教师李玉树、乡邻张学富、刘万信等人那里零散听到数百则故事。
    纵观谭振山故事传承网络的经纬，不难看出，谭振山故事掌握的故事数量之所以如此丰厚，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前代故事家群之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前面提到的五位传承人，人人称得上故事家。他们或是谭振山的亲人，或是他的近邻，在向谭振山讲述故事时，也许并无明显的功利目的。但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以各自的言行及民间故事向谭振山宣讲了人生课程，积极影响了和塑造了谭振山。也可以说，谭振山是直接吮吸民间故事的乳汁茁壮成长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谭振山具有爱听、爱讲故事的天赋和素质，在接收故事上表现敏感，在储存故事上记忆惊人，同时，具有表述故事的才能和智慧。正是这些内外因素，使他超越了同一时空环境中的一般听众，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民间故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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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
——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三）
江    帆

    二、生活环境及文化氛围对谭振山故事活动的影响

    一个优秀的故事家的孕育与成长，除上述提到的内外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诸如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呢？换言之，是什么样的水土孕育了谭振山和他的故事前辈呢？又是怎样的地域文化给了他们如此丰富而又独特的赐与呢？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由于谭振山及他的故事前辈们的生活轨迹均未离开过太平庄方圆几里，我们只要把视点凝聚到这块土地的生态环境以及这一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去审视，上述问题便不难找到答案。
    远距离观看太平庄外景，应该说，这是中国广袤的北方农村版图上一块极普通的土地。走进村中，会进一步证实此处确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是，若将此村摆进区域文化的历史中做一番纵向探查，便会发现，这小小的村落真的与别的一方水土有着种种不同之处。
   谭振山的祖上是1799年（清嘉庆三年）由关内河北省永平府乐亭县谭家庄迂至关外盛京（今沈阳）城北40公里的新安堡的（新安堡和太平庄原系一个村子，后划分两个，中间隔有二里地），从此，谭家便世代定居此地。谭振山居住的太平庄属新民县（今新民市）管辖，村内有人口约2000多人，系满、汉族杂居的移民村，其中满族人口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另有少数回族和锡伯族人。
    历史上，太平庄这一带没有人家。清初，此地是朝廷的军马场，后来，关内的移民越聚越多，形成了村落。现太平庄的西邻马场村，东邻马门子村，皆因马场而得名。马场村内早时建有马神庙，现庙已坍塌，庙基尚在。过去，此地民间流传有关于努尔哈赤建马场的种种传说，在谭振山及其前代传承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这些史实相关的民间记忆。太平庄西五里是沈承公路（沈阳——承德），庄北四里是辽河，河对岸毗邻法库县三面船乡；庄南十里和沈阳市郊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乡搭界；庄东三里便是此地有名的石佛寺山。石佛寺山曾是新民县、新城子区、铁岭县三县的界山，与法库县隔辽河相望。站在此山主峰，素有一脚踏三县，二目望四邻之说。石佛寺山顶早年有石佛，并有辽代耶律洪基时修建的古塔，现佛已无存，塔也仅余塔座；东麓有盛唐时高句丽修建的土城，俗称“高丽城”，现也只剩颓壁残坦；南坡有清时官宦及富户的坟冢。太平庄东南二十里是大佛寺，过去那里也曾有寺有佛，香火鼎盛，现皆空余此名。如今，位于太平庄四周的这些历史遗迹和古迹多已不复存在了，唯有传说流传至今，用口碑镌刻着此地的历史。
    太平庄距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城沈阳仅四十公里之遥，庄西的沈承公路清代曾是皇家御路，进京要道；庄北的辽河早年也是重要的交通水道，经商的货船往来其上，繁闹景象令今人难以想象。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这里本该是各路文化的交融汇合之地。然而，此中的人们却颇有些“闹中取静”的本事，任外人作官经商，热闹其间，本地人全不为之所动，皆安心恪职务农。从有史可查算起，太平庄从未出过达官显贵。也不曾有过文人秀士。这里祖祖辈辈繁衍的全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以谭家为例，翻开家谱，祖辈未有读书作官之人，也未有经商行猎之户。除谭振山的伯父谭福臣当过风水先生，以及谭振山的两个哥哥做了木匠以外，其余家谱上有名的所有谭姓子孙，清一色为世代务农的庄稼人。正是这一颇有些特殊的状况，使当地的农耕文化得以超稳态地缓慢发展，而古老的农耕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已经深深浸透在该文化圈内广大民众的心理结构之中，并形成厚重的积淀。这一点，无论从当地民众的信仰习俗传统，还是从谭振山及其几位前辈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中，都能够找到大量佐证。
    历史上，太平庄一带就有信仰狐仙的满汉融合的精灵崇拜习俗。过去，当地民众求安、驱病、求子、问卜、种地、甚至耍钱，都要供上三柱香，以求狐仙庇佑。村中多数人家都供有狐仙牌位。庄东三里的石佛寺山上，就有当地人称之为狐仙洞的景观。关于狐仙“瘸三太爷”胡天宗的传说，在当地流传更盛，时至今日，仍有人家供奉。村中也有信奉蟒仙及观音菩萨的，但这些神灵的香火终不如狐仙鼎盛。在谭振山故事的五位前代传承人之中，他的祖母孙氏、伯父谭福臣、“瞎话匠”沈斗山都信仰狐仙。谭振山从小就听他们讲了许多这类故事。在这种信仰氛围中长大的谭振山，年轻时便为一些人家书绘狐仙、蟒仙牌位，谙熟各路神灵的仙名与供祭方法，诸如狐仙胡天宗、胡天宝、胡天求，蟒仙莽世清等，他已经习惯为村人书写供奉这些神灵的楹联，诸如“千处有求千处应，一方诚敬一方灵”；“在深山修身养性，出古洞搭救万民”；“逍遥云上客，自在洞中仙”等等。每当有人问起谭振山是否也信仰狐仙，他都避而不答，却代之以绘声绘色地向问者讲述狐仙治邪病的一些奇异故事。狐仙形象及其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关系，构成了谭振山及其前辈故事家故事的重要内容，这与当地的这一信仰习俗有很大关系。这种对狐仙的信仰，仍未脱离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范畴，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中找到农耕民在天灾与人祸面前祈求救助的思想源头和精神依托。
    由于谭振山和他的前辈故事家世居此地，封闭的时空文化环境形成了他们相应的封闭心态。他们对本土文化圈以外的文化所知甚少，作为同“一方水土”孕育出来的子孙，他们的精神产品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除前面提到的信仰习俗为这种精神生产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之外，农耕生计必然形成的乡土观念，也使得他们对本土的地理与生态、人文与历史有着许多共同的发现。作为以农为生的故事家，山水乡土不仅是他们物质财富的来源，同时也是他们精神寄托的对象和文化创造的根基。在两代故事家生活的时代，太平庄附近的古迹虽多半已荡然无存了，但在恋乡情结浓重的故事家心中，这里仍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他们讲起与当地风物有关的传说和故事无不饱含深情，这些传说中的“可信物”均未离开太平庄左右，可谓眼中皆故事，脚下尽传说。这些与当地风物有关的传说与故事，篇篇新奇生动，与外地的风物传说以及其他故事家讲述的故事情节全无交叉雷同，构成了谭振山千余则故事的一个重要特色。从传承线路来看，这些传说与故事，均系传代之作，不知经过了几代人的加工传讲，到了谭振山的口中，依旧富有生气。在他动情的描述下，这里的山水草木都赋有了灵性，庙基塔墩皆笼罩着神奇，仿佛实物仍矗立在眼前，使人不由得神思翩动，对这块土地产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思，确信它果真是美好而神奇的。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谭振山及其前辈故事家接受的都是同一种文化——农耕文化的影响，他们共同积累和创造的精神产品，都带有区域性农耕文化的鲜明印记。可见，特定区域的地理、历史以及文化氛围的影响，对于故事家的产生和成长，也是重要的外在性动因。我们在对谭振山的故事进行考察与审视时，不可忽视这些重要因素的作用。

    三、谭振山在故事传承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作为民间故事的传承人，谭振山的讲述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带有很大的自觉性。在几十年讲述故事的生涯中，他总是有选择地讲述，从不随意乱讲，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倡行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而这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又无不体现着我国农耕文化传统的特征。
谭振山讲故事有一些规矩，概括起来即有“三不讲”：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若情节中有“荤”，点到为止。他会讲许多“荤”故事，然而听过的人很少；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若情节中有鬼出现时，他总是故意丢点拉点，或者在后面缝合几句，讲明故事中的鬼是人装的，唯恐吓坏孩子；人多的场合，不讲思想意识不好的故事，这时候，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对听众有道德训诫作用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他因人因地，时有变异，其结果必定符合他崇尚的道德准则。作为故事家来说，按照日本学者野村纯一的分类，谭振山不属于那种墨守固有讲法、带有极大转述性质的“纯传承型”，他是那种富有创造性的故事家。他在传承故事中，对故事文本所作的取舍、筛选、优化、加工，证明了这一点。
    谭振山为人最重德行，这导致了他对表现道德题材的民间故事的偏爱。谭振山说：“小时候看人点戏（鼓书或二人转），点戏人一张嘴，你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品，他得意什么，必是那路人。”谭振山喜欢讲述的故事，其主人公几乎全是正直、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重德轻财，如《洞房认义女》中的老两口，《老龟报恩》中的刘掌柜；乐善好施，如《当‘良心’》中的张掌柜，《柳河水不冲老爷庙》中开店的老两口；行侠仗义，如《王全认子又得妻》中的王全，《董二力降工头》中的董二；尊老爱幼，如《贤媳妇救婆婆》中的媳妇，《小牛倌得宝参》中的小牛倌和王掌柜等等。当我们同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照面之后，再将目光投向讲故事的人，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生活中的谭振山同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为人处事和性格情感上有极大的相似点。谭振山尊老敬幼，仗义行善，广结人缘，热心为公众办事。他教育子女勤俭过日子，向他们宣讲和气生财，分家没好处。在他的教育、影响下，谭家的五个儿媳妇和睦相处，对老人都很孝顺，全家人在村中威望很高。在农村索要彩礼风气盛行的那些年，谭振山凭其家风声望，没花钱便将老儿媳妇娶进家门。这一切，都和谭振山以德治家不无关系。这种故事家本人和他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在人格和性格上的互渗与叠印，绝非偶然的巧合。应该说，这是谭振山在几十年传承故事的过程中，自觉地吸取了故事中倡行的道德观念，不断进行人格规范和自我修身的结果。他所喜爱的故事中提倡的基本精神，已经熔铸为一种定型的精神品格和行为模式，贯穿在他的整个生活过程中。这种互渗和叠印，显示出作为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与其讲述的故事文本所含蕴的文化精神，是可以互相占有的。
    出生在农耕世家，成长在农耕文化圈内，谭振山笃信民以食为天，土能生万物，地可纳万粮。他天性乐农喜耕，处世安贫知足，求稳怕乱，务实守成。这种人生态度正是宗法式小农文化的积淀在文化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同时，这种文化观念也自然渗透在他讲述的许多故事中，如表现恋土乐耕的《种地得金印》；提倡节制持中的《李文奇救妻认子》；反映求稳怕乱心理的《三忍救妻女》；宣扬务实守成的《新媳妇当家度荒年》等等。几十年的故事传承活动，使谭振山自觉掌握了故事的教化功能，他的八个儿女，都是听他讲故事长大的，而他经常讲述的便是上述这类故事。他有意以这些故事中的人生观念影响和塑造着自己的儿女，让他们确信：“世间百行，种田为王”，种庄稼才是真本分。凭力气吃饭不担风险，虽无大富，也无大穷。他的这种节制、持中、公正的中庸心态，对后代影响颇深。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青年农民纷纷到城市打工的今天，谭振山的五个正值青壮年的儿子，竟都抵御住了现实生活的种种吸引和诱惑，没有一个外出做工、经商或从事别种副业经营，也未见一人出村离家，个个心甘情愿地随父亲在村中种田。由此，我们也可发现习俗化教育对个体人生的恒久影响。

jiguangxu

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
——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四）
江    帆

    四、故事家对文本意义的能动性建构

    谭振山具有高超的讲述技巧，他讲故事不突出形体渲染，注重语气和表情，以情节曲折生动见长，风格质朴而具有感染力，语言生动鲜活，幽默风趣。他善于驾驭听众，营造讲述氛围，表现出一个优秀故事家的良好素质。同时，他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多是在其家族传承了数代，情节别致生动，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在对谭振山的多年追踪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与所有的故事家一样，谭振山在讲故事时，总是根据讲述情境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故事文本进行某种能动性建构或处理。诸如：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讲述者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当然，他对故事文本的这种能动性建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只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尤其将故事家因讲述情境不同而对同一个故事文本做的不同的处理进行比较后才能发现。对谭振山的追踪研究时间越长，其讲述活动的这一特点也就越明晰。可以说，谭振山讲述的故事都是带有其个人文化观念的投射，经过其心灵滤透，是具有文化持有者特殊印记的精神产品。谭振山本人的知识构架使其对故事文本的能动性建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乡土家园观念的艺术升华  

    出身于农耕世家的谭振山，在其文化遗传中，早已埋植下了“恋乡情结”。他的前辈故事传承人不但向其传讲了大量生动的故事，他们的乡土观念与家园意识也对谭振山有着至深的影响。通过故事的承传，这种内化了的观念便成为他能动性建构故事文本的原则之一。谭振山讲述的许多故事都与他家乡一带的山水风物紧密关联，这些故事原有的模糊的空间设置都被他转换成了实在的现实生活空间，被赋予了丰富的艺术想象，进行了艺术升华。如在谭振山的故事中，现居地太平庄东边拉塔湖畔的大塔，本是神人相助一夜之间修建起来的(拉塔湖的来历)；庄东南的水泡子也不是平白叫个二龙湾，湾里原是住着精灵的，善良的人曾经得到过精灵相赠的宝物(二龙湾的传说、老龟报恩)；庄东3里外的石佛寺山非同寻常，早年间，山上不光藏有宝贝，还有狐仙显圣，附近村屯就有人家得到过狐仙的庇佑与施惠（石佛寺的来历、七星山黄金游沈阳、瘸三太爷的来历、娄老娘婆给狐仙接产）；太平庄南10里的兴隆店，别看小地方不大，早年间，乾隆皇帝曾御驾亲临，连当地水泡子里的泥鳅都受过皇封（兴隆店的来历、泥鳅精受皇封）等等。可以说，对家园的痴迷与眷恋，是谭振山建构故事文本意义的文化心理基础。这种艺术提升的背后，隐含着农耕文化长期浸润下的民众对土地与家园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与之深刻的精神联系。

    （二）人与生态的相生相谐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谐，是谭振山对故事文本意义建构的又一原则。谭振山在讲述故事时，注重以生动的情节与场景向人们传递农耕民素有的那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在他的故事中，这一观念的教化往往演示为如下的情节：故事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同类、异类以及生态环境中的其他构成要素表现出种种怜惜、关爱和救助，因此，他或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这类故事数量颇多，形式多为童话故事。故事中，主人公行动的空间多为模糊的、不确切的，如某个村庄、某座山下、某条河边等等。这类童话故事在空间上的模糊性，使得情节的教化意义具有一定的泛同性，达到的多为一些泛泛的教育效果。然而，与这类童话故事在空间设置上有所不同，谭振山讲述的这类故事主人公的行动空间多是具体的、固定的，一般都定位在他的家乡附近，因而他讲述的这类童话也便带有了几分传说的味道。以《老龟报恩》为例，这是一则精怪故事，表现的是爱护动物者得到好报，残害生灵者遭到惩罚这一主题。谭振山将故事情节设置在他的家乡辽河岸畔，故事从“杀生”与“放生”开始，引发出一系列离奇的情节，最终，故事中的两个人物得到了不同的回报和结局。这则故事系谭振山的家传故事，谭振山以及他的前辈传承人显然对这一文本的情节设置进行了某种能动性建构，刻意将故事情节及人物的命运与家乡辽河的生态环境保护直接联系起来，使故事的教化功能有了具体的指向。

    （三）区域民风的勾描与品评  

    谭振山的故事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与农耕生计特征，全方位反映了辽河平原农耕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知识与智慧、理想与愿望等，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谭振山的“拿手故事”也即他的“看家段儿”，主要是一些情节曲折、生动感人的道德训诫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在其他区域鲜见流传，是谭家独有的家传故事，极其珍贵。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本是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从而才产生故事的意义。因此，故事文本中展演的一定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图景便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行为体系，故事空间也可以视为区域性“小传统”社会的缩影。
    谭振山讲述的故事带有浓郁的中国北方区域文化特色。在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洞悉移居关外的农耕民是如何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情节几乎摄及农耕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了解到一代代的农耕民众是如何克勤克俭地操家度日的，故事画面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场景；可以捕捉到弥漫于农耕社会的种种民间信仰及精神制约，领略到区域民众在这些信仰和制约面前，表现出的或庄严、或轻慢、或敬畏、或戏噱的复杂心态。由于这些故事寄托着农耕民众的精神期待，表达了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涵盖了一方乡土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也构成了区域民众用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解释学体系。
    在谭振山讲述的故事中，人物和情节很少有与他所属的文化相隔的，或者说都带有农耕文化的属性。对于他不熟悉的，诸如表现沿海地区的渔业生计、草原地区的游牧生计、山区林地的狩猎生计的故事，在他的故事总目中很少见到。以他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来看，尽管职业不同，身份各异，但基本上都带有他所处的那个生存时空的印记，都是东北乡间民众非常熟悉的人物，最多的就是和他一样的庄稼人，甚至就是他的村邻乡亲。在故事中，这些人物都以各自的人生角色构成一定的关系，在一个讲者和听众都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展演着北部中国乡间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宗族关系，圈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其中有些故事不但深受听众的喜爱，而且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审美价值，如《当“良心”》、《洞房认义女》、《小牛倌得宝参》、《老龟报恩》、《断手姑娘》等。这些故事不但洋溢着浓郁的地方风情，表达了乡间民众的喜怒哀乐，抒发了他们对人生的种种期待和憧憬，同时，也为我们勾描出一方水土上民生百态各色人等的脸谱，揭示了人性的善恶美丑，表达了叙事者对此的率直品评。
    值得提及的是，谭振山还掌握了一些只限于在乡间深宅内院成年人中隐秘传承的故事。这是一些猥亵及乱伦的故事，典型文本有《母子通奸》、《人狗通奸》、《公公耍掏耙》、《媳妇劁婆婆》等。虽然谭振山平时很少讲这类故事，但恰是这些故事，使我们得以窥见在乡间的日常生活中，确也存在着对传统文化通则的违例以及叙事者对此的态度。

    （四）“闯关东”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   

    谭振山居住的太平庄位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移民聚居区。他从小就从家族长辈以及乡邻那里听到许多闯关东的故事。谭振山的祖上“闯关东”迁到关外已200余年，其家族传承的一些故事，对移民生活多有反映，这类故事以“别一种”口述史的方式，反映了历史上我国中原移民闯关东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为关内移民的后裔，谭振山对这类故事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尤其喜欢那些反映闯关东的人如何历尽艰险最后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故事，对这类故事，他用情最深，讲起来格外细腻生动，以致有些故事成为他多年来经常讲述的“看家段儿”，如《小牛倌得宝参》、《康大饼子接喜神》、《老关头得宝》、《新媳妇当家度荒年》等。谭振山讲述的闯关东故事，一般多将时间设置在关内移民乍临关外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时段上。多数故事讲述的是这些移民对关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与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往往是主人公到了关外生活没有着落，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奇迹突然出现了，主人公不但获救，而且从此改变命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还有一些故事讲述的是关内移民出关后面临的文化适应，有的直接表现了中原文化与关东土著文化遭遇后的冲突，如《关内人到关外出笑话》；有的间接地反映了由于关外地处边陲，“山高皇帝远”，封建帝国权力和官方行政管理的“王道”很难深入，因而民风蛮朴，礼教松弛，致使关内移民引携的中原儒家文化在此地常常因不合时宜而陷入尴尬或遭遇误解，如《笑话出人命》、《五鬼怕阎王》、《巧女戏大师》等。谭振山讲述的闯关东的故事，折射出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传统怎样借助着移民的播衍，在关外的黑土地上延伸和发展，同时，也使我们看到，由于关外独特的地理与自然生态环境，迫使一部分关内移民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农耕生产方式而另谋生计，他们或挖参，或渔猎，或经商，使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人与土地的“捆绑”关系，在关外呈现出相对的松弛。正是中原汉民族农业文化与关东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互动，使关东地区的民间文化在构成上呈现出多元的取向。
    在对谭振山近二十年的追综研究中，笔者发现，调查者在田野中遭遇的从来不可能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故事家知识的个性化和地方化的叙事体。如果说故事家的知识构架是通过故事讲述展开和伸张的，那么，每一个故事家讲述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范本。

    作为一名民间故事家，几十年来，谭振山在民间文化的艺术园圃里辛勤耕耘，获得了丰厚的收成。他讲述的故事深得民众的喜爱，在其家乡一带方圆数十里享有盛名。其中一些精彩故事，堪称中国民间文学中的珍品。以谭振山故事活动的成就及其影响来看，在我国故事家群体中也是罕见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普查中，我国各地曾发现了一大批如谭振山一样擅讲传统故事的民间故事家。如今二十年过去了，这批在当年颇有影响的老故事家大都相继离世了，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承传千载、脍炙人口的故事也人去歌歇，像风一样地散去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中，沈阳市及新民县有关部门曾组织人员对谭振山的故事进行了部分采录，并将其中的五十则印制了一部内部刊行的故事集。由于印数极为有限，这本故事集目前已难以寻觅。因此，谭振山的故事仍然仅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被人所知。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已经从谭振山讲述的千余则故事中选取了80则故事，编选了一部《谭振山故事精选》以飨读者。同时，编者将谭振山讲述的1040则故事篇目悉数列在了书后，人们可以透过这万余字的故事总目，切实感受一下民间故事家有着怎样惊人的记忆能力。为体现民间口头叙事的真实风貌，在编选这部《谭振山故事精选》时，编者尽可能地保持了故事家的讲述风格，遴选时也未将这些故事所反映的文化观念及思想意识是否与今天的时代相符作为收录的主要原则。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民间社会，在思想、观念、意识及其文化创造方面从来都是芜杂的，很多都经不起科学的标尺衡量。而今人正可以透过这些折射着民间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叙事作品，真实地把握到我国社会与民众在文化前行中的心路历程，民间文学的文化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谭振山的口头文学”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应该说，是对我国古往今来一代代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叙事者的艺术才能及文化贡献的充分肯定。对故事家谭振山本人来说，犹可一言以蔽之，可谓“满目青山夕照明”。作为民间故事的优秀传人，谭振山如今已八十多岁了，但他身体硬朗，至今还在讲故事。由于近年来不断有人媒体和学者登门寻访，使他的故事记忆一直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其讲述技巧几近炉火纯青，颇具故事大家的风范。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孕育传统故事的文化土壤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之风所“剥蚀”，从某种意义上看，谭振山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都所存无几的传统故事大家，堪称我国五千年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若不尽快对他讲述的千余则故事进行全面采录、抢救，泱泱大国，将无法证实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曾有过多少如谭振山一样的足以令世人骄傲的民间歌者，那便真成了一件千古憾事了。

[ 本帖由 jiguangxu 于 2006-8-28 20:49 最后编辑 ]

jiguangxu

此篇序言本人已经以附件的形式放在第四篇连载最后，如果有需要的读者可自行下载，感谢！！

海棠依旧

有电子版的精典故事，可不可以也传一两个上来啊？楼主？

jiguangxu

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我就上传一个谭振山老人最经典的故事：断手姑娘给大家尝尝鲜，过过瘾。要想看更多的故事，还是看即将出版的《谭振山故事集》吧！

品三

才80多则？
太少了。
多少钱一本？

rubysongsong

这位谭老先生讲的故事我听过，确实精彩，感谢江老师为民间故事的保护 所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可以享受原滋原味民间盛宴。

宜家

期待！

车莫莉

祝福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更祝福保护歌者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