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如下:
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
——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一)
江 帆
谭振山是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1925年生人,今年81岁,是辽河岸畔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故事家。
谭振山讲故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掌握故事数量多——据粗略统计,可列出篇目的故事多达1040则。
讲述质量与技巧高——在他的家乡一带有口皆碑,颇受民众喜爱;中外学术界对他的故事进行调查采录后,对此均有认同。
讲故事的历史长——从14岁开始讲故事,至今已60余年。
故事活动影响大——不仅在其家乡方圆百里驰名,从1989年起,他多次应邀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里为学生们讲故事。中央电视台及一些省、市多家媒体对他的故事活动都作过专题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日本、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的学者慕名前往他家采录故事,国内学术界的目光更是被其所吸引,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追综研究。
故事成就突出——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1992年,他应日本方面邀请,赴日出席“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唯一走出国门到海外讲故事的故事家。1998年,“民间故事家谭振山及其讲述作品之调查与研究”专题计划在台湾国科会通过立项。2006年,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谭振山的口头文学”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因为讲故事而成为“国宝”,看来,谭振山的故事确实讲出了名堂。
讲故事是谭振山的最爱,生活中的谭振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他的人生履历十分简单:
1925年农历11月10日,他出生于太平庄一农家,少时勉强读了几年书,16岁辍学务农;20岁入营当了几个月的伪满洲国兵,“8•15”光复后又回乡务农;土改时任过村文书,合作化时当过队会计,后曾到公社农田办公室当过一段总务,20世纪70年代回家务农至今。
谭振山在生养他的辽河平原上耕作了大半辈子,娶妻生子,并将八个儿女抚育成人,又先后为五个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如今,岁月抽尽了他的满头青丝,但却磨蚀不掉他那关东汉子的风采:80多岁的人了,腰未塌,背不弓,依然人高马大,一副硬朗朗的好体格,赤红的脸膛上,岁月的雕刀刻下的道道皱纹,都在向人坦露着敦厚和质朴。冷眼看去,你会觉得,他不象那种善讲会说的故事家,倒像一个朴朴实实的本分庄稼人。
作为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谭振山不大关心政治,但唠起过日子来,却是满肚子治家的经。在村里,他以喜行善、重人缘、讲义气出名。几十年来,村里有红白喜事,他都帮忙,年轻时写礼账,岁数大了当知宾(司仪),红事代书喜对儿,白事兼写挽联儿。村里人家盖新房,他上梁画八卦;邻里纠纷、夫妻吵架,他主动上前排解;甚至还为信神求仙的人家画过神灵牌位。总之,在他家乡太平庄的民俗生活中,他始终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谭振山为乡邻办的最大一件好事,便是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旱改水(旱田改水田)时,上级没拨经费,他自告奋勇去乡里跑来了打井的经费,赢得了公众的威望。
谭振山一生不吸烟,少饮酒,更不赌博。用他的话说,“最烦耍钱的”。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听故事,讲故事。从记事起,他就缠磨着家族中的长辈和村里能讲故事的人,直到把他们肚子里的故事全部缠磨出来。他从14岁起开始讲故事,农忙时早晚讲,农闲时在门口或大街上讲,冬天在自家或别人家炕头讲。到30岁出头,他已成为附近十里八村中最能讲故事的人。那些常听他讲故事的乡邻,包括他的八个儿女,谁也说不清他肚子里究竟装了多少故事。在他们眼中,他是一个好庄稼把式,更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讲的大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天地人们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展开的全国性范围的民间文学普查,使谭振山一鸣惊人,一下子成为地方上的文化名人。1986年,谭振山被辽宁省的基层普查人员——新民县罗家房乡的文化干部李会元发现,李会元对他讲述的部分故事进行了采录,并将这一线索报告给新民县(今新民市)的文化部门。至此,谭振山的故事开始引起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部门及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庄稼把式,竟会讲那么多好听的故事!人们惊叹他那故事家的风范:无论怎样大的场面,不论何等重要的人物在座,他只要讲起故事,总是轻松自如,决无半点紧张拘束之态。他讲的故事,质朴、优美、清新,动听处,举座痴迷,行家叫绝,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决不过份。20世纪80年代中期,采录者曾将他讲述的故事列出篇目,多达603则。当然,让他一举成名的并不仅仅是这个数字,更因于他那故事大家的风范以及故事活动的广泛影响。他被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并以故事家特有的殊荣当选为新民县(今新民市)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
1987年,笔者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县,对该地区上报的数十位故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其时,新民县的数十位故事家荟萃一堂,摆开了讲故事的“擂台”。正是在这带有“打擂比武”的故事讲赛会上,笔者首次认识了谭振山,并被这位故事家所吸引,由此开始了此后对其长达近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笔者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笔者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他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从宏观上看,对一个民间故事家进行持续性追踪研究,对我国乃至国际民间文学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因为,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故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故事家的研究。民间故事家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其故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这一点很象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每一位民间故事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而对一个故事家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可以使我们真实地把握到这张“文化之网”的一个个网扣是如何编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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