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俗学学生的认识中医之路
说来惭愧,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学民俗的中国人, 虽然从小吃过中药, 看过中医, 但我竟然是在美国的民俗学系里才意识到中医的重要性的。
听民俗学教授David Hufford 的“另类/非正统医学”(Alternative/Unorthodox Medicine)课, 我才知道中医在西方被看作另类医学,以相对于主流的西医——生物医学(biomedicine)。Hufford教授强调现在在中国仍然存在的中医虽然被英译为“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 TCM), 并不是真正传统的,而是经过了现代化的。在西方它虽然被看作是民间医疗(folk medicine),在中国可以说是官方的。他还指出,中医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仍然保存并还有广泛临床实践的,不同于生物医学(西医)的健康系统(health system)。说是健康系统, 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一两个验方, 一、两种治疗方法而已,而是一个完整的关于身体、疾病、健康、人与自然的解释和治疗系统。说它唯一,是因为与其他的另类医学,比如美国的powwow,Chiropractic等等相比,中医在中国还有普遍的、制度支撑的教育和临床实践。
虽然如此,但是四年前从民俗学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开始深入研究中医时, 当我认真读起中医学基础之类的教科书时, 我还是觉得震惊。不是现代化了吗?为什么整个的理论体系还是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今天看来, 作为一个初学中医的民俗学者,我深感庆幸,这也正是中医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之后至少还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医从清末开始遭遇西医, 并逐渐被逼入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中西兼通。在这个过程中,以我个人管见(当然并非创见),至少有如下几点致命的错误。时间有限,恕不展开:
一、 试图用生物医学的体系来解释、证明中医的真伪。比如用试验的方法来检查经络。其实中医的背后,是完全不同于西医的身体观与生命观,中医的概念基于完全不同于生物医学的“看”与“感觉”身体的方式。用西医的“看法”, 如何能“看”到中医的“经络”?这只能不断地证明西医的正确性与中医的错误。(详见下)
二、 试图把中医简化为中药学。在中药的有效性不可否认的前提下,希望用化学方法对中药的有效成份进行定性分析,以为化学药为主的西医提供新药为荣。殊不知中药的妙处就在于很难定性。以中药的精华汤剂为例。其关键在配伍,在药与药的关系、组合。比如常用药黄芪,既可升压又可降压,使用的关键就在用量与配伍。(这可是颇有结构主义风范的。)
三、 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中医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师带徒。从1885年第一个私立中医学校在浙江瑞安建立,到五十年代政府创办中医学院,中医逐渐采用了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培养方式。不仅如此, 关键是看中医学校是如何教的。在现在的中医学院,学生先学西医的理论体系,再学中医理论,临床实践又少,往往中医学院毕业根本不能够看病,或是看病也不是用中医的诊断方式。现在看中医,大夫不使用望闻问切四诊,让你到处化验,只满足于开点中药, 特别是成药,已是平常事。中医也就只剩中药了。还美其名曰病人不爱吃汤药,因为汤药还是要有点变化功夫的。这也就是吕嘉戈说的制度陷阱与资本阴谋的意义所在。如果一个知识体系它的传承方式已足以动摇它的知识的有效传播,其消亡确实指日可待了。参见https://www.folkcultur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23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医和民俗学深刻关联。虽然中医在中国历史上是官方医学并有深厚的文字传承系统,虽然在当代中国除中医之外,对我们民俗学者而言,还有“真正的”中国“民间医学”,但师徒传承、面对面的口头与身体的实践传授是中医与民俗共有的主要传承方式。这些年中医学界也开始有人在呼吁恢复师带徒,把师带徒重新纳入中医教育体系中。
再往深里看,我想木兰之所以说“中医科学/非科学的讨论代表了民间文化/日常经验在科学主义日益泛滥时的困境”,是因为中医今日的困境和民俗学本身的困境一样,不过都是现代化、全球化话语霸权下,那个科学与理性的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小小的反叙事,一个弱小的不和谐与抵抗。民俗学的对象, 民俗, 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被作为“现代性的他者”构建出来的。即使民俗被上升到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地位,它作为“遗产”需要被保护的脆弱性也是不可掩盖的。
在这一点上中医也是一样。但中医也有不同。这两年中医在西方无论是医学界还是人文社科界的“热”, 比如科技史,医学人类学等等,是和身体 (body) 话题的流行密切相连的。福柯继承了尼采和梅洛庞蒂,彻底质疑了从笛卡儿以来的身心(body/mind)二元论,使身体浮出历史的表面。从福柯开始,身体成为一个话题。连美国民俗学者都新造出一个词“体俗”(bodylore)——“身体的知识”——来拓展民俗学的领域。在与西方的身心二分的身体观相对的文化中, 恐怕中国的身体观是最完整、历史也最深厚的。中国的身体观、中医,也就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超越身心二元的可能性。在英语学术出版物中,已有相当深入的对中西医的源头, 也即中国和希腊,从远古开始的不同的看待、感觉、想象身体的方式的比较。比如Lloyd, Geoffrey and Sivin, Nathan. 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2002. 和Kuriyama, Shigehis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这种不同的身体观才是我反对用西医来检验中医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决不是说西方人提倡了的东西我们就要跟着做。 也决不是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的原因来提倡中医。恰恰相反, 作为中国人, 我们应该反思西方人对其自己文明的反思。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医的问题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而直指现代化过程的根本核心:理性与现代科学。我知道这都是目前很难唱反调的话题。但如果民俗学和中医——这被现代化过程推入同一个战壕的难友——还不能彼此支援的话,那么我为中国民俗学感到悲哀。如果中国民俗学要拓展“体俗”的领域,我肯定中医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只是希望到那时中医还没有彻底消亡。
[ 本帖由 清人在彭 于 2006-8-30 06:14 最后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