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祭杂说

田兆元

墓祭的文化功能探析

[摘要] 墓祭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创造，它是慎终追远的传统的一项礼仪。但它的发展一直受到各种势力的打击，墓祭与反墓祭的斗争长期持续，寒食习俗推动了墓祭的发展。寒食墓祭使得普通民众获得祭祀祖先的权利，也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风俗文化的土壤。
[关键词] 寒食 墓祭

       关于墓祭，古人和今人均较关注。顾炎武《日知录》辟出“墓祭”专节讨论，赵翼《陔余丛考》也列出“墓祭”专章，二位古代大家对于墓祭这样一种影响深远的礼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搜集及其评论，不仅体现出史家的考辩功夫，更体现了价值观念，二位对于墓祭的评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他史家在论述到古代丧葬礼俗时往往都会提到墓祭。今人杨宽作《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多处讨论“墓祭”及其“上冢”，“祭陵”等问题。因为这些古今论著主要关注皇家陵寝，关注国家礼仪，对于民间墓祭没有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些著作为我们理解墓祭的价值和意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葬式在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就有了，但埋葬不一定有坟墓。以坟墓的形式进行埋葬是相对较晚的事情。原始社会不论，就是夏商周时代，人们一般也没有实行坟墓葬。而那时的墓祭也谈不上了，所谓古不祭墓。
      据《易·系辞下》载：“古之藏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当时是简葬，用木柴厚厚地抱起来，埋在野外，既不封土为坟，也不栽树立碑。按照系辞作者的看法，后来的圣人感到这样简葬不好，便改用棺葬。但是，棺葬不一定要封树，埋得与地面齐平，外观看不出有坟墓迹象。所谓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为何如此，或因防止盗墓；或因感觉人已超生，埋葬不过处理尸体，灵魂早已离开，留下墓垅，意义有限，总之，早期墓葬是没有坟垅的；或者因为庙墓分工，庙为神所，吉礼遇之，墓为凶区，丧礼待之，不宜亲近，不必封树。没有坟墓，当然就谈不上墓祭。
      文献和考古材料都把坟墓的出现定在春秋时期（江南地区为防止挖穴渗水而堆土埋葬别论），人们甚至都把坟墓的发明说成是孔子。《礼记·檀弓》：“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感到自己四处流浪奔走，怕回来找不到父母埋葬的地方了，所以堆起来四尺高的坟来。孔子首先回家，门人后至，孔子问其迟到缘故，门人说，天下雨，防地的墓崩坏了。孔子默默不语，门人告知再三，孔子哭起来，说：“吾闻之，古不修墓。”可能门人在后，修过墓了，孔子感到有违古礼，但是，作为一种孝敬之情，修墓似乎无可厚非，在这样的矛盾中，孔子内心十分痛苦。在修墓一事上，我们看到，孔子还是一个文化创新者。他所追求的是古礼中那些合乎人情的内容，为庶民百姓争取一种祭祀祖先的权利和制度。坟墓的葬式一经创始，即获响应，春秋后期，战国时代，坟墓，以此相关的陵墓，冢墓便大规模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坟墓葬式的出现，是不是把坟墓当作了祭祀之所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按照孔子的说法，古代不修墓，说明墓地不是祭祀之所，那么，重视慎终追远的中国人，在那里祭祀自己的祖先呢？按照古人的说法，人们是在庙里祭祀。还有就是把排位供在家里，在家中祭祀。而在墓前起庐祭祀，叫作“庐墓”，即在墓前建一所房子守墓，或者将此庐作为祭祀之所。古代等级分明，有人有祭祀权利，有的则没有。除了宗子，无爵的庶子似乎不可以祭祀，尤其是祭墓。顾炎武认为，祭墓也是从孔子开始的。《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问：“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孔子是一位革命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把许多贵族的特权为民众争取到了。这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让更多的平民受到教育。虽然他也重视长幼之序，嫡庶之分，但在祭祀一隅，他在努力为大家争取权利。顾炎武《日知录》之“墓祭”篇说道，孔子这段话提到的内容是“此古人祭墓之始”。但是，顾炎武似乎认为，不仅是墓祭，就是陵墓之兴，都不是一件什么好事。他说：“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也。”就是“庐墓”，顾炎武认为也是不大合乎礼仪的。关于孔子去世后弟子守灵的事情，有人也是理解为庐墓，而顾炎武不认为是这样，门人为庐于墓，是不得庙祭，以达其情而已。他还因此把司马迁斥责了一通。
       顾炎武的观念，是有影响一种看法。当然顾炎武崇尚三代礼仪，故对于墓祭不以为然。这说明古代对于该不该墓祭，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争论的，即使是到了清代，反对之声还是这样强烈。崇陵则意味着庙制崩坏，礼仪也就消失了，这是顾炎武的看法，也是很多士大夫的看法。在墓祭制度化的唐代，反对之声也很高。如韩愈，他作了一首《丰陵行》的诗，诗中这样写到：

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
群臣杂沓驰后先，宫官穰穰来不已。
是时新秋七月初，金神按节炎气除。
清风飘飘轻雨洒，偃蹇旗旆卷以舒。
逾梁下坂笳鼓咽，嵽嵲遂走玄宫闾。
哭声訇天百鸟噪，幽坎昼闭空灵舆。
皇帝孝心深且远，资送礼备无赢馀。
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
臣闻神道尚清净，三代旧制存诸书。
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

这是描写的唐顺宗的墓葬及其陵祭供养之礼，气势很恢弘，很热闹，但是韩愈觉得不行，不合古礼，三代的旧制都在书里写着，不应该墓祭，而应该庙祭。他想去进谏，但感慨职分不属，感觉不知如何是好，心理很烦乱。
        我们知道，这是唐代开元年间，皇家发布墓祭政令以后的事情。可见墓祭与否，乃是一场大的文化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性质复杂。像韩愈，顾炎武，可能为的是礼仪制度，为的是一种传统。顾炎武主张的庙祭，只能是统治者的事情。因为民众不可能有庙祭的礼仪。按照《礼记·祭法》记载的礼仪，古代乃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而庶人无庙。即不许墓祭，又没有立庙的资格，老百姓怎么办啊？是不是不能祭祀先人呢？
       按照《礼记·祭法》的说法，一般人还没有被祭祀的资格，只有有大功于民，抗击大的灾害祸乱，以身殉职的人才能被祭祀，只有那些給民生带来生存资源的自然对象才能被祭祀，其余都不在祀典。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有被祭祀的资格呢？
这似乎说明这样的问题：慎终追远并不是古礼，或者至少不是远古老百姓的礼仪，而是儒家文化的一种倡导，甚至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创造。周代的等级社会秩序，孔门及其儒家学说一方面继承了一些合理的成分，另外也确实是托古改制，孔子有着更多的文化创造，这些创造是通过很长时期的实践来完成的，其中包括习俗，像寒食节这样的习俗，其实也是实践着儒家的社会理想。
       墓祭是给普通人以祭祀祖先先人的权利，它是一种新的文化习俗与传统礼制之间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是发生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而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冲突。甚至不同的统治者对此的态度也不一样。它是一种新旧礼制的冲突。
      从孔子开始实行墓葬，同时提倡墓祭，这样的开头是一个辉煌的强势的开头，但是，其被接受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历史的。孔子去世后，弟子在墓前为庐祭祀守墓，像子贡那样守三年而去，应该是一种新的礼仪，是儒家弟子的一种实践，不仅继承了墓葬礼仪，而且进行墓祭。但是，这样的礼仪被不同地解读着。司马迁是认同并相信这样的记载的，但是，顾炎武则斥责司马迁的荒诞，认为根本就没有孔陵庐墓的事情，也就根本谈不上墓祭。同样只是一个学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观念的差异呢？除了顾炎武因为醉心三代礼仪，认为那是理想的社会图式以外，还有存在着对于灵魂的归属的认识差异。人们认为，死后灵魂应该归在庙堂或者祠堂的牌位，而不在陵墓，陵墓是凶所。但是，没有庙堂的亡者不到陵墓到哪里去祭祀呢？另外，百姓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祭祀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呢？
       古代礼仪有庶民祭于寝之说，老百姓就在家里祭祀祖先。这项规定，对于认为生死悬隔，阴阳两界的中国民俗文化传统来说，显然并不合适，因此，墓祭必然成为民众的选择。
       问题是，民众的选择甚至影响了皇家的选择。当孔子的言行被纪录到《礼记》这样的经典，《史记》这样的史书中以后，甚至皇帝也开始了墓祭。后汉汉明帝时期，开始率公卿祭祀原陵，祭祀光武帝，于是，皇家的上陵之风开始兴起。从春秋到两汉，墓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虽然古礼无载，但孔子有言有行。尤其是后汉，君臣相和，祭墓忙得不亦乐乎。王充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论衡·四讳》），仿佛一种新的礼制就要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样的风气到了魏晋时期发生变化了。魏文帝提出停止谒墓，不仅不谒墓，还立遗嘱，寿陵不立寝殿。晋宣帝遗诏，不得谒墓。而晋代君臣多有谒墓者，禁止与祭拜参互其间。整个南北朝期间，除少数皇帝外，谒墓祭墓受到遏制。
开元二十年，在唐代几代帝王坚持谒墓的基础上，皇帝发布诏书，在《唐会要》这样记载：“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寖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编入礼典，永为常式。”这是对于墓祭的合法性的文献发布，是墓祭的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这样一种矛盾冲突前进着的文化习俗中，寒食节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看到，唐代的礼制诏书是强调的“寒食上墓”，也就是说，墓祭和寒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寒食的一项最大的功能，在唐代开元年间被界定为扫墓。
        为什么沉寂了数百年的扫墓习俗在唐代突然兴起呢？这与唐代统治集团的地域身份有关。李氏集团来自晋地，是寒食风俗的故乡，当他们一来到长安，立刻就把寒食扫墓的习俗带到了宫廷。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皇家葬礼，重视陵墓祭祀，唐太宗李世民在其父的目前，拜伏在地，痛苦得不能起来。李世民死后，唐高宗也是在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并规定在一定的时节上墓，其中有清明一节。而终唐一朝，皇家墓祭几乎是一以贯之。“凡国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墓祭，寒食墓祭，成为宫廷习俗，这是和前代万全不同的风尚。唐代也有臣子上书反对，但皇帝说：“夫礼以人情沿革，何专古为？”最多是改变了一度每天都要上祭的习俗，但冬至、寒食却是一贯被重视的。
        这样的习俗，人们似乎还是能够容忍的，这大概是对于唐代的统治者固有身份及其本土习俗的认同的缘故。但是，要是别的朝代，话就很难听。同样是欧阳修，在叙述唐代的墓祭时没有任何评论，但是，对于五代皇帝的寒食扫墓习俗，欧阳修的批评就十分严苛了。对于后晋皇家的寒食扫墓，欧阳修这样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新五代史》卷十七），先王制度文章扫地，寒食野祭是个大问题，寒食竟然成为礼崩乐坏的事情！
       如此看，墓祭不是唐代一纸诏书就完全得到社会认同的，也不是孔子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就会获得广泛承认的。假如没有寒食扫墓这样的习俗在民间广泛流传，墓祭，或者说扫墓，恐怕会遭到很大的扼制。
      墓祭是民众哀思的寄托，它不是寒食节本身的产物，它是寒食文化的扩展，寒食与墓祭的结合，扩大了寒食节的影响，反过来，墓祭又推动寒食节的普及和传播。尽管到了宋代，欧阳修还在攻击寒食墓祭，到了清代，顾炎武还在攻击宫廷墓祭，但是，民间已经形成了普遍的习俗，任是士大夫反对，任是皇家发出废除墓祭令，民间墓祭却已成为一个宏大的文化潮流，不可阻挡。
     于是，我们发现，墓祭发展的三大关键：孔子创制，唐代定制和寒食习俗，寒食习俗为墓祭文化的发展影响至关重要。
墓祭习俗深刻表达了民众的普遍情感，给以了民众一种信仰权利，其意义不可低估。而作为慎终追远，表达孝道的一种方式，这是儒家文化的主张。寒食习俗的最初祭祀对象介子推，其行为符合仁义礼智之道，与墓祭仪式的叠合，寒食节本身便浸透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内涵，寒食墓祭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风俗土壤。孔子创造的墓祭文化，与寒食的民俗的精密结合，才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洪流。于是，我们深刻体会到：知识者的主张只有与民俗结合，才能产生影响社会的力量。
      寒食清明的诗歌题材是非常丰富的，墓祭，扫墓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反映了背后的价值观及其利益。墓祭与反墓祭都是文化传统，这两种势力的并存与冲突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田兆元）

http://www.seawn.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www.seawn.cn/

[主要参考书]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
赵翼：《陔余丛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相关卷册《新唐书》《新五代史》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相关卷册《礼记正义》
《绵山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本帖最后由 田兆元 于 2008-10-4 22:34 编辑 ]

田兆元

一篇不成熟的稿子，想征求一些批评意见，再做修改。

[ 本帖最后由 田兆元 于 2008-10-4 21:06 编辑 ]

kxj2005

学习了。谢谢田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