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田野心得：讲古儿人的两难

宜家

祝秀丽

    在家乡进行田野作业，一个不容忽视的好处就是，借助村落中的亲属关系网络，人缘好的母亲陪我踩出的田野之路是比较顺利而平坦的。除了个别的人们出于种种考虑矢口否认自己的讲述能力外，大多数的乡亲们都略微推辞了一下，就被我说服了。当一则则的故事像清溪细流一样汇入我的行囊，最后变成数以百计的时候，我被大量的文本、场景的记录和讲述人的个人资料弄得不知所措了。我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着被唾手而得的资料淹死的危险，开始重新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审视获得这些资料时转瞬而过的每一个细节。
    人类学学者的田野作业遵循一种原则，即研究者应该不熟悉对象文化，因为局外人容易形成必要的文化震惊，及时发现局内人熟视无睹的文化背后的意义。看来这并不是妄谈，本应该经过精心建立的田野关系以及双方的互动在我的田野工作中由于变成亲友之间的寒暄，随即很快进入讲述状态。于是，我不得不运用心目中的一座显微镜放大自己所经历的微缩的互动过程，发现最让自己惊奇的口头文化现象。其中，始终让我困惑的是，人们对故事讲述的评价和婉言拒绝或稍事推辞的态度，那不只是熟人或者陌生人之间的谦逊客套，似乎包藏着人们一种对待讲古儿行为的约定俗成的民间观念。循着这个兴趣点，我真正有意识地服从于民众主体的观念叙述，进而逐渐理解民间故事的本质和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

休闲抑或游手好闲

    小时候，每当我们一群孩子请求三叔祝清权讲古儿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念叨着：
    “讲古儿，讲古儿，三天光屁股！”
    每每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其中有人露出豁牙的，就会被他不失时机地取笑一番。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如流水般转眼消逝而去，这句有趣的俗语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这些小听众的脑海里，就连比我大十几岁的姐姐们也记忆犹新。不过，直到今天，我才转而注意这句玩笑般的话语背后的意味，为什么讲古儿会和衣不蔽体的后果联系在一起呢？人们讲古儿、听古儿的时候总是如此的开心，又为什么对讲故事行为的评价会存在这种矛盾呢？故事讲述在民众的生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在田野作业中，我开始悉心观察讲述人与听众在整个讲述过程中的反映。人们都知道讲古儿的好处是“开心”，可是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善良的乡亲们刚刚兴致勃勃地讲完一则故事后，就满脸狐疑地问我一句：“这都是瞎话，讲这个有啥用啊？”讲述人对故事讲述的评价使我一时不知道如何给予他们满意的答复，从课堂和书本上学到的民间文艺学理论竟然没有了用武之地，我只能含糊地用赞叹的话来代替正面的解释。当被问及是否经常给别人讲时，他们说：“除了你让我讲，谁听我讲这破玩意儿呀！”要问他们经常在什么场合下讲述，回答则是：“都是闲着没事的时候讲。平时大伙都忙，有的是事儿，谁讲它呀？”我不依不饶地追问：“什么时候是闲着没事的时候？”“像晚上啦，没活歇着啦……”
    不用多说，讲古儿被人们视为打发闲暇时光的娱乐节目。在多次的访谈和观察中，我意外地注意到，对于这种娱乐节目，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对于讲述本身的轻视，我不仅从调查者第一次接受调查时回避或躲闪态度中觉察到这种情绪，还从经常质询的话语中听出了这种声音；另一种是尽情享受的讲述和聆听行为，在所有表演过程中我都能够观察到这一点，每一个讲述人都十分激情地演绎着记忆中的故事，听众也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时而静听时而插话。这种矛盾的心态使讲古儿处于两难的境地，就象东北人喜欢二人转的演出，却看不起二人转演员一样。人们一方面喜欢故事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愉悦，因为从人们聚在一起听故事的传统来看，无论讲述人，还是听众，都在讲述的一刹那融合成一个只为情节打动的专注性群体。人们在精神上期待、渴望和需要这种放松和娱乐。另一方面，有一种无形的传统成见却束缚着人们纯真的意识，令他们在观念中以俯瞰的姿态抵抗着这种与生产劳动迥乎不同的休闲活动。似乎承认自己会讲古儿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而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作为一个谙熟村落传统的讲述人，他不会轻易或者随意地运用自己的故事资本，只有在适当的时机中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因为对于奠基在劳苦耕作上的农业传统文化来说，休闲娱乐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品，尽管在这个时代里娱乐方式和休闲时间日益增多，但是人们对于讲古儿的理解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村人用扯淡、白话、摆瞎、勾编等充满贬斥意味的话语来形容讲古儿以及讲述人，讲古儿也成为“没事时”的短暂享受。
    事实上，故事讲述发生的实际场合不都是休闲时刻。油灯下老奶奶一边纳鞋底子，一边给孩子讲故事，人们一边插秧一边谈天说地，母亲悠着孩子，嘴里唱着歌谣，这都是伴随着劳动间隙所发生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统统把故事的讲述时机归为“没事时” 呢？显然，人们把故事讲述与劳动对立起来，把故事作为休闲娱乐的东西而轻视之。这大概基因于封建社会中休闲娱乐的等级属性，而民众的娱乐形式则被消解在土里刨食的辛苦劳作当中，即使有清闲的时候也不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直到现在，农民的意识中也没有正确的休闲权利的观念。故事讲述作为调节劳动的节奏、传递古老的知识、娱乐疲劳的身心等意义也只是在象牙塔里得到学者的肯定而已。在绝大多数农民的视野里，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以前，一年到头辛苦的劳作，现在，在商业经济的潮流驱使中奔波，农民没有专门时间用于休闲娱乐的意识，故事讲述的娱乐时间也始终淹没在漫长的劳苦生涯当中。

男人与女人

    人们不仅对于故事传承和休闲娱乐的态度充满矛盾，还对于故事传承趣味的性别差异心存芥蒂。尽管村落里的故事传承没有性别禁忌，但是沉浸在村落口头文化中越久就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带有不同性别气息的主题和体裁的故事传承之间存在一道无形的分野，并且在这道分野中，女性在育儿场合中的传承倍受轻视。村里人把女性育儿过程中讲述的故事戏称为“巴巴古儿”。巴巴，口语指粪便。不言而喻，“巴巴古儿”一词，包含一种再形象不过的贬低意味。男人们对这类故事的回避或否认以及女人们对这类故事的自我贬低，使这类故事以及女性的传承成为视而不见的角落。
    从田野资料来看，人们的态度针对两个方面：首先，轻视传承的内容。女人们讲述的多数是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瞎话”，幻想性强，人物单纯，总被看成“不是正经的东西”。其次，轻视家庭传承的听讲结构。村里的女人有“四方台主任”的雅号，四方台是辽中县的一个镇名，此处喻为锅台，意思是说女人整天围着锅台转，见识有限。正是由于女人们的故事讲述活动多数在家族、邻里范围内的孩子和女人中进行，不像男人有机会拥有较广泛的社会传承而被认为见多识广，自然遭到冷落。在村落故事传承中，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男性们不屑于谈论同龄女性讲述人，甚至也没有机会熟悉她们的讲述；女性自己也不愿公开展露自己的故事讲述才能。因此，在公共场合获得认同的男性讲述风格被人们认定为一种当之无愧的村落故事讲述的理想标准。
    无论识字、不识字的女性讲述人，她们传承的故事都表现出明显的哺育特色和信仰意识。她们的故事主题一种是成年女性之间流传的信仰类故事，如命运注定、生育信仰、转生、果报、鬼狐精怪。这些充满信仰意识的故事主题和她们生活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女性群体私下聚会的场合里，这些话题和相应的故事是经常出现的，并成为彼此交流的话题之一。从那种深重的信仰的语气和神情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被排斥、被压抑的女性内心深处对于命运和神明的虔诚。另一种是孩子们喜欢的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笑话，如反映家庭矛盾纠纷的惩恶扬善故事、讽刺傻人的笑话，人物多是家庭成员角色，如小孩子、哥俩、母子、夫妻等，人物生存的空间多是家庭范围，即使有想象的异域时空也因为在宝物的协助下而不觉得遥远，所有这些都从故事本身体现出小群体的亲密性，有助于女性情感和信念的自由表达，更有助于培养儿童对于善恶的自觉意识。还有儿语童谣似的套话更增加了女性哄儿教女的叙述特色。
男性的故事继承和传播是沿着自己社会化过程从家庭逐渐向村落社会延展，最后伴随自己的谋生活动而进行的。无论是在村落中成长所继承的流行于男性群体中的故事，还是在个人谋生经历中所积累来的见闻，男人们喜爱传递的故事主题大多涉及各个朝代的历史演义、村落社会的历史传闻、地方风物传说、生产习俗故事以及自己家族历史传奇，故事人物涉及三教九流，故事场景展现广阔的社会空间。其中，村落掌故是男人们普遍传承的核心部分，如村落拓荒传说、伦理奇案《双头案》、强权人物《徐美传奇》、村人得人参奇闻、蛤蜊精回家传说、北岗子金马驹传说等等，作为村落历史常识的一部分，他们人人对此了如指掌，耳熟能详。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村落里的男人来说，家族和村落是他们的归属地，他们会本能地对于自己的祖先和脚下的土地感兴趣，并拥有各种听讲历史演义、地方传说和家族传闻的场合。与女人从娘家到婆家经历文化传承断裂的过程相比，他们一般不会终生离开自己的村落，村落、家族文化传递是整体延续的。因此，男人们的讲述是一种植根于泥土的对家族、村落或地方以及国家的历史文化的普遍关怀。男人们也讲述信仰故事，而他们喜欢听讲和承继的主题却是斗鬼、斗尸、斗邪。恐怖的场面，异己的世界，最终的胜利，戏谑的口吻，最能展示村落中男人们强大的主体性。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两性社会角色的塑造最终导致了故事表述主题和形态迥然不同。在经济生产领域中，男人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女人则围着庭院转；在婚姻的链条上，男人不用离开生长的家庭、村落，女人则要进入新的家庭群体、村落；在人口的繁衍上，生育是女性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男人则不用面临这种生理时刻，直接参与养育活动的时机也不多……两性生理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种种差别，促成了他们文化行为的差异并在故事传承上形成性别特征：男性重视生活经历的广阔；女性重视家庭生活的情趣；男性具有村落历史感，女性则自然形成家庭传承；男性对于恐怖事件的英雄般的戏谑，女性对于生育、命运的虔诚信仰。但是，对于不带来任何物质利益的女性家庭生活的轻视，加深了故事传承的性别差异。
    尽管村里人对讲古儿如此充满矛盾，故事讲述仍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他们聚在一起，打开话匣子，故事讲述就不知不觉地被携带出来，成为村落文化传统中一个个美丽而灵动的瞬间。在欣赏这些瞬间的同时，我不能不被人们对待讲古儿行为的两难情绪所感染，体味着民众精神世界的昂扬和现实生活的辛酸苦辣。

（祝秀丽《聆听黑土地上的古儿——辽宁省辽中县徐家屯讲古儿习俗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0-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