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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风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民歌是传统社会普通人进行社会互动和情感交流的主要方式。在族群共居的高原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何使用同一民间文艺样式进行社会互动和情感交流，进而积极建构族群的和睦关系，民歌研究因此获得新意。依据2001-2006年对甘青地区花儿的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把花儿对唱中的亲密称谓分为植物、身体、亲属关系和民族语几类，分别进行文化解释。研究表明亲密称谓语是评价民歌是否有交互性的一个显著指标；花的象征和身体的隐喻，关照了审美和性爱两方面需要。亲密称谓体现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互为影响的人类真本性。不同文化群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可能会有频繁的摩擦和冲突，但他们可能通过民歌共享同一文化空间，因此透过亲密称谓可以看出民歌对文化融合与社会和谐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花儿，亲密称谓，对唱 文化融合
跨越西北甘、青、宁、新四省区传唱的花儿，是由回、汉、撒拉、保安、东乡、土、裕固和藏族八个族群民众传唱的山歌或情歌。其传唱中心位于甘肃和青海相毗邻的河、湟、洮、岷地区。花儿歌手在实唱中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亲密称谓，既往研究者以文本为中心，追求抽象、无实体的东西，从而剥离了语境和社会文化生活。尽管没有充分注意这种独特文化现象，但其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像吴歌、信天游、侗歌等都有着丰富和有趣的地域性称谓语，对歌手的称呼语的研究或许会打开民歌研究的新视野。因为亲密称谓背后存在着歌手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族群关系。其间还饱含歌者的审美趣味、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亲密称谓所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在文本中显示，研究者只能在对歌过程中可以捕捉到，也只有把这些资料纳入到社会文化历史的情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歌。
一、什么是亲密称谓
在河湟民间，作为山歌的名称，“花儿”与“少年”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说法。“捉不住心腹难搭话，少年上拔（试探）你的口气 ”，“我你哈当人者擦一把汗，你我哈送上个少年。”① “中间黄河两边的崖（ai），峡口里有两朵云彩；云彩搭桥者你过来，心上的花儿哈漫（唱）来”。花儿一般指女性情人，但由于该词的广泛使用和语义扩展，明确的性别界限已经淡化。“老天爷下了下去给，燕麦草拔去的要哩；家里人骂了骂去给，把花儿看去的要哩。”(给，虚词) 这里“花儿”指代男性。
亲密称谓是什么？简言之，亲密称谓就是对具有亲近、密切关系的人的称呼。民歌与特定语言共生共存。作为民歌中的亲密称谓首先是语言符号，歌唱的语言形式。如吴歌中的“姐儿”、“情郎”，信天游中的“哥哥”、“妹妹”，以及花儿中的“阿哥的肉”、“白牡丹”、“连手”等。使用亲密称谓是情歌中一个非常普遍和不可缺少的现象。民歌中的亲密称谓的命名有如下原则：一是经济原则，称谓应简洁明了，合于音乐，高效率、低成本。所谓“高效率、低成本”，是说人们总是选择能够以最小的生理、智力消耗的语词去表达最大的交际需要，就是选择熟悉的、习惯的、通用的语言单位作为称谓语。这样可以避免和减少交流中重复和多余的说明，而完成最大量的信息传递。比如（1）用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命名；（2）用现成的亲属称谓命名。二是观物取象原则。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直觉体悟，那么人们在认知事物的过程中就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这就是“观物取象”。中国的泥腿诗人具备了这种穿透语言的思维能力，因而可以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这可以从亲密称谓的分类和命名上面得到验证。
二、亲密称谓的分类
人类有分类的天性，分类创造秩序。人们很早就懂得用二元结构去寻找事物之间相区别的特征。称谓语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有的称谓语很有逻辑，但有的也许因为物与象的断裂就看不到其间的逻辑联系，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认知的有限性和文化的偶然性因素。实际上，人们选择这些语词而非那些，乃是由于他们赋予事物意义的方式属于地方性价值。潜在的意义，隐藏在歌者的意识中和地方性解释中，因而这些称谓语非阐释出来外人不得而知。并且有一些称谓受民族语言、社会变迁而变得无法辨认或准确理解，成为花儿研究的难解之谜，这恰是是花儿具有魅力和引人入胜之处。交际和情感互动的复杂情境，以及人们对语词灵活自由的运用和创造能力，决定了称谓语的数量相当大，简直是一条看不见的生产线，存活于人们的交往中和口头上。下面的亲密称呼语是在长期的田野观察中采撷和整理而来。
（一）、植物花卉类称谓
以花借喻女人是民歌中常见的现象，但象西北花儿中这样拥有繁花似锦的称谓实属罕见。花儿代表女人没错，但不同地域的女子有不同花来表达她们的身份。牡丹的称谓流行较广，是农庄女子最恰当的标签。河州花儿唱道：
远看西海是一条线，近看西海是海滩；
远看尕妹是藏金莲，?近看尕妹是牡丹。
白牡丹白者耀人哩，红牡丹红者破哩；
揭起门帘往里看，白牡丹睡着者哩。
牡丹按颜色可分红白两种，喻指不同风格的女性。“白牡丹”圣洁、淑雅，“红牡丹”热情而端庄。同一地域的藏区，人们喜悦草原上的藏金莲（藏红花）。
过定居生活的汉家女与牡丹的称谓是汉文化的隐喻，但不是随意的关联。河州民间有栽牡丹树、浪牡丹月、绣牡丹花、喝牡丹酒的习俗和民俗传承。来自花儿故乡的清朝诗人吴镇诗曰：“洮水多花木，牵情是牡丹”，“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笔者遍走河、湟、洮、岷，熟悉盛产牡丹的洛阳、菏泽，认为民间养花爱花之甚者莫过于河州（临夏）和青海撒拉族循化两地。藏金莲与番女也是文化上的关联。此类称谓还有湟水流域的“水红花”，河州南路的“刺梅花”（玫瑰）。在甘肃南部的洮岷地区，人们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叫做“莲儿”或者“连儿”。如“松树林里虎丢盹，瞅着莲儿担的桶；担上水桶走得稳，人品压了十三省。”并且洮岷地区的花儿常用石榴、桃、葡萄、苹果、尕白菜等果蔬类称谓，甚是有趣。
莲花山的金顶上，石榴你把桃引上；
桃的胳膊你枕上，你看美当不美当！
大凡情歌对女性的亲密称谓远多于对男性，或许是审美对象更多地给予了女性，赞美女性是人类共同的偏好，也是跨文化现象。
（二）身体器官类称谓
身体类称谓大致有“肉”、“身材”、“眼睛”、“嘴”、“心”、“手”等。肉，起初是男性对女性的称呼，后词义扩展至男性。人类学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人具有生物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完整地体现在花儿的亲密称谓上。用地方文化中的共同的审美具象，比如植物，来指涉心仪的女人，这是审美，属于文化性；生物性表现在花儿与情、性和身体有着天然的逻辑关系，身体直接变成亲密称谓且数量很大。歌手用异性的身体大胆表露人性，坦诚地彰显人的生物性，实为花儿的一大特色。河州花儿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调令叫“河州二令”，歌唱时反复出现“阿哥的憨肉肉”，当地人将此令又称“阿哥的肉令”。实唱：
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经，（阿哥的憨肉肉）拉卜楞寺上的宝瓶，
疼烂了肝花想烂了心，（阿哥的憨肉肉）哭麻（瞎）了一双的眼睛。
民歌中有许多衬词、衬句，这些词句是理想型的称谓。衬词、衬句是“指作品在直接表现主题思想的正词之外，为了歌唱需要而增加的词句”。[①]“阿哥的肉”便是河州花儿代表性衬词和称谓，其构词方式为：A：称呼＋肉；B：形容词＋肉。如，阿哥的肉，阿姐的肉；憨肉儿等。河湟民间用“肉肉”表达对子女的亲情，“肉”字显然先于歌唱而更早出现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对唱中的“肉肉”显然超越了亲子感情，充满着热烈、坦白、震颤的情感，“阿哥的肉”是呼唤异性的强音，表达着对生物性身体的希冀与向往。
流传于河湟民间的此类称谓还有表示美丽动人的“大眼睛”，身影苗条的“大身材”，口齿伶俐的“乖嘴儿”，温柔善良的“好心肠”，体贴可人的“心上的油”，亲密无间的“连手”，如此等等。
千层牡丹石榴花，刺梅花把我手扎；
千思万想结疙瘩，跟上尕妹妹走吧。
（我把我的憨敦敦哈想者，我把我的大呀眼睛哈想者
或者：我把我的大身材哈想者，哎哟我把我的乖嘴哈想者。）
青石头崖上的鸳鸯楼，手攀住栏杆者点头；
尕妹是阿哥的护心油，千思嘛万想的难丢。
一买了鞭子二买了马，三买了梅花镫了；
一想了老子二想了家，三想了连心肉了。
“护心油”，这一称谓有一定合理依据。现代医学认为，人的心脏有一保护层，学名叫心包。心包由纤维和浆膜组成。心包腔内含少量浆液起润滑作用，以减少心脏博动时的磨擦。含有脂肪的心包对心脏具有保护作用，可见民间用“心上的油”来喻指心上人是符合医学原理的。“护心镜”称谓是民间对“心”的重要作用的理解，并付诸对唱。一首青海花儿唱：白杨树栽下的两溜儿，难栽得很，好栽时栽到岭上；尕妹是护心的铜镜儿，难拿的很，好拿时袖儿里筒上。古人以铜为镜，日常生活用它照面，作战时佩戴胸前护身。青海民间有个习俗，新娘在婚礼上胸前要佩戴铜镜，名曰“护心镜”。人们认为戴上它可以辟邪保平安。至于人体的重要器官——手，河湟民间创造了“连手”一词，意思是“伙伴”，尤指“异性伙伴”。“尕妹妹不见哥哥的面，（花儿尕连手呀）好人哈想成了病汉。”人体类亲密称谓按层次分为身、心两类，表示身体外表的称谓多是赞美性的话语；表示与心有关的称谓则涉及深层的情感领域。
（三）亲属关系类
亲属称谓应该说是一种有别于艺术交往的亲密称谓。理论上讲，对唱中的亲密称谓指向爱与恋的两性关系，亲属称谓则指向家庭和家庭间的亲属关系。民歌中大量存在着哥哥、妹妹这一类称谓，这是借用亲属称谓来表达亲密关系的拟亲属现象。
羊羔儿吃草转花崖，雾拉者山根里过来；
尕妹是仙女虚空里来，凤凰吧展翅者飞来。
尕妹年小者叫不成哥，羞答者叫了声命哥。
提起鞍子镫响哩，铜铃儿当啷啷响哩；
提起阿哥到命上哩，清眼泪扑拉拉淌哩。
“尕”，小，可爱；“憨”，傻，厚道而可爱；“命”，生命，命根，比生命还重要。这些语词合起来表示亲密与情感程度，可构成：尕阿哥、憨哥哥，命哥。相对应的“阿姐”、“妹妹”也有同样的构词方式。“阿哥”是最为常见的称谓，“尕阿哥”则增添一些情感色彩，“憨哥哥”又进一步增加了亲密度，“命哥”的感情程度最强。阿哥、尕妹、阿姐是三种常见的来自亲属称谓的称呼，在河湟花儿中还有一种表示哥与妹的称谓——姑舅，姊妹，其中隐含着近亲婚姻的事实。河州花儿有一种“尕姑舅令”，实唱：
上山者容易下山者难，哎吆我的尕姑舅听嘛，过河者莫知道深浅
维你者容易丢你者难，哎吆我的尕姑舅听嘛，这辈子活下得可怜
男女均可称“姑舅”，即姑舅表姊妹。这是姑表亲婚姻习俗在口承语言中的遗存。“姊妹”多用于年龄相差不大的男女之间，亦指夫妻。“隔山石头转山水，远路上想坏了姊妹。”，“天没有柱子地没有梁，亮明星跟的是紫薇；你没有老子我没有娘，情缘上我俩是姊妹。”（亮明星，启明星）。在甘肃洮岷地区有一种以子女为参照系的“从他称”，比如“娃家阿姨”、“娃家爸爸”，这里“爸爸”不是指父亲，而是对叔叔的称呼。岷州阿欧令唱：“（阿欧阿欧，娃家阿姨哎）园子角里牡丹树，心想连你走一路，坏良心的活嫑做（zu）。” 上述称谓来自亲属系统，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
（四）民族语称谓
花儿流传的地区是众多族群插花接壤的文化多样性区域，好几种语言交汇于此地。虽然好几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有意思的是八个族群都用西北汉语方言传唱花儿。在特定情况下这些族群的歌手会把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带进歌中而形成一种另类的“风搅雪”花儿，即唱一句汉语，唱一句民族语。在实唱中我们常常听到民族语的称谓，撒拉语的“巴嘉”，东乡语的“牙日”（yari），阿语的“多斯”，意思都是男性“朋友”。一首撒拉花儿唱：
新栽的桃树新开的花，桃树下站的是尕姑娅；
尕姑娅把阿哥的尕手拉，亲亲嘛热热地坐下。
（撒拉的尕艳姑呀撒拉的尕巴嘉）
黄河边上的尕撒拉，比不过土民的唱家；
土家阿姑胆子大，惹下了撒拉的唱家。
漫花儿的尕多斯，声气儿赛唢呐哩。
年轻人爱的是尕妮哈，尕手上包的是海纳。
撒拉语称姑娘为“艳姑”，土族人叫“姑娅”或者“阿姑”，保安人叫“妮哈”，藏语叫“阿西毛告”，“阿吾”则是“阿哥”的意思。这种语言现象与其说是族群身份认同，毋宁说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相信这不是走向语言混乱，而是共建一种达致理解的“巴别塔”。
三、结论与讨论
西北花儿中的亲密称谓是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相互影响的产物。花与肉，花儿的象征和身体的隐喻，体现了审美和性爱的人类真本性。审美与情爱的方式不单是思想、心理的活动，还有人的生物性要求。我们不能像正统的古人解释《诗经》那样，把有悖“温柔敦厚”原则的生物性解释为邪恶从而阉割人性，生物性需要有着生态、社会与文化的上下文。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区，贫困是整个社会的常态，人们“朝天一把籽，收种去两回”，物质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最基本需要。大量男子失去组织家庭的起码物质条件，这些不享有性资源的男人成了光棍阶层；在父系制、溺婴和童养媳的文化制度下，女人的稀缺并未改变她们的境况，她们身不由己地被分配给没有感情基础的男人，成为生育工具和劳动工具。所以情殇和偷情是民歌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为了生计，人们必须从事户外的兼业活动，这就增加了社会际遇和异性接触的机会。诗性世界的浪漫、激情最多地赋予那些更亲近自然的人。花草果蔬无疑是大自然和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之物成为意中人的化身，是歌者“外感于物，内动于情”的情感实践过程。野的花草以其柔美温馨而不失清新刚健，隐喻着幸福的爱情生活，想象的理想国。 “宁叫他皇上家江山乱，嫑叫我俩的路断。”，“维人不在银钱上，单看个心好意长。”山乡民众就是这样表述爱情的。花与肉不是雅俗的分界，而是人性的完整形式。
亲密称谓语是评价民歌是否有交互性的一个显著指标。亲密称谓是一套关于爱情的话语符号，具有象征和暗示作用，因为第一，指示和标明歌者的亲密关系；第二，呼唤性称谓可以使心理距离缩短。呼唤不仅是生理上的声带发声，更有心理上交往的诉求。第三，称谓语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对异性的赞美和示爱。从两性吸引到两情相悦，通过亲密称谓来实现美的确认和感情升华。虽然，亲密称谓本身并无能力完成恋爱的整个过程，需要“对话”和其他非语言行为共同参与，但亲密称谓是表达爱意的明显信号。判断一个民歌是否有较强的交互性，一是看亲密称谓的数量，二是看这些称谓是否出现在衬词、衬句中。学者研究显示，信天游与吴歌虽然有互歌现象，但不是经常性的，其称谓语相对较少；花儿的互歌形式最发达，其称谓语丰富多彩且频繁出现在衬词衬句中，帮助歌者进行面对面的互动。理查德.鲍曼强调表演的目的旨在敦促学者跳出事象研究的陈腐套路，把眼光投向文化的互动、交流和沟通方面，我想这比只专注于文本更接近社会生活的真实，也更有前途。
亲密称谓来源于亲属称谓但又不同于它。亲属称谓以血亲和姻亲来划分和创制称谓体系，有等级、尊卑的观念，适用限于家族范围；亲密称谓是以两性关系作为分类标准，没有尊卑上下之分，基本反映了对等、亲密的原则。民族语称谓的广泛使用，说明各民族文化主体在保持民族个性的基础上有过深入的交流交往。民族语的大量使用意味着不同族群的文化群体广泛参与到同一文化空间，人类群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可能会有频繁的摩擦和冲突，但他们可能在艺术交往中水乳交融，亲密互动，可见民间文艺对于文化融合有何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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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郗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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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0-15 21: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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