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再说一回《胡适全集》的硬伤

Karin

再说一回《胡适全集》的硬伤

朱正 文章来源： 博览群书　日期：2008年8月7日

编者按　本期刊发两篇指出《胡适全集》编辑、校勘方面存在问题的文章，作者一为学者、资深编辑，一为在校大学生。从文章反映的问题看，这部共44卷、2000余万字、耗资数百万元的《胡适全集》的编者，在常识和学养方面都有所不足。 　　过去编撰乡梓文献，地方官充任总裁，修撰均为饱学之士，除眼光见识或有可以批评者外，像史实不明、文理不通这一类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如今的编撰出版条件远好于前，编者却连不犯常识性错误的要求都没有达到，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两篇文章指出的问题看似琐细，却反映出现今文化传统断裂现象的严重程度，值得读书、出版界反思。 　　《胡适全集》，我读了第1、2、3、4、23、24、25、26这几卷之后，在《博览群书》上发表过几篇札记，对编校工作贡献千虑之一得。后来因为应出版社之约重写《鲁迅传》，就把《胡适全集》放了下来。 　　现在《鲁迅传》新稿已经写完出版，我又读起《胡适全集》来了。现在把我在第12、13、19、20、21、22这几卷里看到的问题，写一点出来，当然只能是举例的性质，并不是给它作“勘误表”。下面分作四个问题来谈。 一、文章是什么时候做的？ 　　胡适的大多数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日期都是很清楚的，而有些从《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直接编入《全集》的文章，就有一个确定写作时间的问题，稍不仔细，就有可能出错。第20卷《道德教育》的题注说： 　　此为在天津教育厅的讲演词。全稿未写完，故难于确定写作日期。(第383页) 　　其实这篇文章大致的写作时间是不难确定的。正文中有一处说： 　　又如放火是不正当的，但是前三年北京学生放火烧曹汝霖的房子，我们总觉得一种痛快。(第384页) 　　这里说的，岂不就是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那一幕吗？他说这事在“前三年”，可知这是1922年讲的。在《胡适全集》第43卷《胡适生平年表》1922年的记事中，有“3月23日，去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的记事。由此可知他在天津教育厅讲演的时间当在这年3月23日到4月13日之间。在划定了这个范围之后，在当地的报刊、教育厅的出版物里，就有可能查出具体的日期。 　　第12卷《诗中丑的字句》(见第52页)和后面的一篇《一篇绝妙的平民文学》(第53页)，从题注中知道，都刊登在1922年8月20日《努力周报》第16期上。在《诗中丑的字句》一文中有这样一句： 　　即如上边引的诗里的“狗矢”，因为他可以表示一个人的一肚子真怨气，所以绝不丑。 　　读者无从知道“上边引的诗里的‘狗矢’”是怎么一回事，要看到下一篇《一篇绝妙的平民文学》才会明白。原来在这一篇里介绍了《益世报》上刊登的一篇歌谣，末句是： 　　嫂子死了，棺材上边抹狗矢! 　　如果编者把这两篇文章的先后次序对调一下，读者就一目了然了。 　　第21卷《割据》(第339页)一文的题注说这篇“无写作时间，约为20年代前期之作”，这一卷是按年代先后编排的，这篇置于1923年的最后一篇。这就错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极容易确定的。被胡适举为“割据之势已成”的“铁证”的三个电报，都是当年报纸上的大新闻，在稍详细的历史书上都有记载的。现在按胡适文章说到的次序来看看这三个电报。先说冯玉祥的这个“佳电”。那时电报通行“韵目代日”，即以平水韵的韵目代表日期。“佳电”即9日发出的电报。《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在1925年有“2月9日陕豫两省督军开战”一条，说： 　　北京政变后，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以河南军务督办衔率部南下河南，与盘踞在豫西，想独霸河南的镇嵩军憨玉琨部发生冲突……本日，冯玉祥自张家口致电刘镇华、胡景翼、憨玉琨、岳维峻，劝陕、豫两军互换渭北、豫西地盘。(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二册，第1574页) 　　胡适文章里引的，就是冯玉祥2月9日电报的原文。 　　再看孙岳的“寒电”。有了这个“寒”字，就可以断定这个电报是2月14日拍发的了。这个电报的背景是：冯玉祥潜回北京发动政变的时候，命所部沿京汉线南下，占领保定至大名一线。这里就成了国民军的势力范围，也是全军的重要饷源所在。这时的“暂署直隶督办”是奉系的李景林，他要求接管直隶境内的保定、大名，国民军拒绝交出，于是发生了争执。后来经段祺瑞调解达成了协议：孙岳将保定、大名两地交还直隶省管辖，直隶省财政厅每月接济孙军军饷24万元。(见前引《通鉴》第1576页)孙岳电报中说的“并请直省长速行另委替人”一句的真实意义是“并请速行满足我的交还两地的条件”。他14日发了这个催促的电报，20日就达成了协议。 　　张宗昌的“咸电”，是1925年1月30日发出的。电报中有两个名词要加一点注解。“嘉帅”指卢永祥，字子嘉，这时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率领张宗昌部南下，于1925年1月10日进入南京。“镇威上将军”是北京政府授予张作霖的头衔。这时正是奉系势力向南扩张，第二次江浙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 　　知道了这三个电报发出的日期，就可以断定胡适这篇必写于1925年2月14日之后的两三天里。 　　同在这第21卷里的《〈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草案》(第334页)，题注说“本文无草拟日期，估计在1923年至1924年间。”错了。这是胡适受段祺瑞的委托，为善后会议起草的一个文件。后来不知道段祺瑞对这草案作了多少修改，只知道将标题中的“组织法”三字改为“条例”二字，由他在1925年2月13日提交善后会议，4月24日和善后会议的另外一些文件同时公布。起草时间估计在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至13日之间。在当时的报刊和档案中当不难找到正式公布的文本，看看它同胡适草案的异同，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吧。这是我给胡适的传记作者建议的一个研究题目。 　　第20卷里《治学的方法》这篇讲演词(第705页)，第一句就是“主席、 白副总司令、各位同志”，这“白副总司令”当然是指白崇禧了。而这篇的题注说：“此为胡适在广西南宁的讲演，时间当在1953年1月13日。”这里显然有误。因为在1949年以后，胡适和白崇禧都没有再到过大陆了。我想这“1953”也许是“1935”之误吧。正文中有一段说： 　　去年三月初八到天津去，也是讲这个题目，当时，因为早到了半天，就在旅馆中重温旧稿，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增改……(第706页) 　　而他1934年3月8日日记记的很长，把这次讲演的要点都记下来了，几乎可以看做这篇的提要。由此也就确凿地证明了这篇作于1935年。 　　这是不是只是一处简单的校对错误，只要把题注中的“53”挖改为“35”就行了呢？不行的。因为这一卷文章也是按年代先后排列，这篇正是排在1953年的位置，要改正，就得把它向前移到第593页《〈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之前。 二、引文的处理问题 　　《胡适全集》正文用宋体字，引文用仿宋体字，十分醒目，是个好办法。不过，如果弄错了，也就特别刺眼。不幸的是，在这几卷里弄错的还不少。这里也只能举一点例。 　　第13卷《读书札记》中的《程廷祚与袁枚书》(第289页)一节，引录了程廷祚一封短信的全文。这信到“名心叩”三字也就完了，以下13行文字都是胡适写的白话文，可是也一概用仿宋字作引文处理了。 　　同卷《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第677页)这篇读书札记中，摘引了不少原书的内容，有几条用仿宋字作引文处理了，而更多的却还用的是宋体，同一篇中，体例也没有统一。 　　第19卷《注〈汉书〉的薛瓒》(第759～799页)一文引文多，处理错误的也多。文中引用了北宋余靖的一篇文章的全文，这当然是用仿宋作引文处理，可是其中插进了一些胡适“稍加校注”的字句，处理起来就要慎重了。例如“中古书籍的抄写，往往‘干’‘于’互混，故干宝或作于宝……”这一段一望而知是胡适的话，可是接排在引文之中，不但没有提行，而且没有改用宋体字。(第760～761页)可是，余靖文章的最后几句：“颜师古曰，后人斟酌‘瓒’姓，附之傅族耳。既无明文，未足取信”(第762页)，却未作引文处理，用的是宋体字。这个错误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紧接在下面的胡适的正文说：“以上是余靖在景祐二年(1035年)考证‘臣瓒’的姓氏的全文。”这就是表明“颜师古曰……”这几句是余靖文章的结语。 　　同一篇里，从《史记·萧相国世家》引用了一则《集解》的全文。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里，这一则《集解》的原文是这样的： 　　瓒曰：“今南乡酂县也。孙俭曰‘有二县，音字多乱。其属沛郡者音嵯，属南阳者音赞。’案《茂陵书》，萧何国在南阳，宜呼赞。今多呼嵯，嵯字旧作‘ ’，今皆作‘酂’，所由乱也。”(第2016页) 　　可是在《胡适全集》里，只有前面的几句作引文处理，而从“案《茂陵书》”起，后面几句却被误认为胡适的文章，用宋体字排印了。 　　第21卷《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引了汪精卫的一段文字，是作引文处理了。引文之末已经注明了汪精卫这段话的出处，表明引文已完。下面紧接着这样的一段: 　　当日的政府确然没有这些条件，所以辛亥革命起来之后，梁任公作文论“新中国建设问题”，也不能不承认：吾盖误矣!……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同上书，卷三四、页十五) 　　这显然是胡适的文章，却被当作汪精卫的话作引文处理，接排在前边引文之后了。 三、是否脱漏？是否有疑？ 　　《胡适全集》的“出版说明”中说，书中“脱文增补或疑似之字用‘［］’标明”。在阅读中，遇到这种用［］标明的字还真不少。发现了这么多的脱文和疑似之字，可见编辑整理的工作量之大。不过如果细看下去，有些添注并不是必要的，那里并没有脱文，也没有可疑之处。有些添注甚至起了画蛇添足的作用，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不过，也有相反的情况，在真正有脱和疑似之处却未作添注。下面也举一点例。 　　并没有脱漏却添字的。例如第13卷《中国书的收集法》一文中，“《金瓶梅》这一部书，大家以为淫书。”(第102页)这一句里，在“以为”和“淫书”之间硬添上了个［是］字。其实这个“为”字本身就包含有“是”字意思了。 　　同一卷中《读刘世珩翻刻的宋乾道二年(1166)刻本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第553页)这篇笔记里，引用了藏书家彭芸楣题跋中的一句话：“此书的系宋本，避讳字皆合。”本来并没有任何脱漏费解之处，可是书中“的”字后面硬添上个“［确］”字。只要翻翻《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知道，在书面语言中，“的”(dí)字是“真实；实在”的意思，举的例句就是“的是高手”。 　　第19卷《丁文江的传记》中，“据东京的路透电”(第520页)这一句里，“路透”之后加了个“［社］”字，其实是完全不必的。“路透电”就是路透社发出的新闻电讯，当时都是这样写的。 　　并无可疑却给改了的。例如第13卷《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一文中的这一句：“治此学者当存敬慎的态度”(第151页)，整理者将“敬慎”改成了“［审］慎”。《诗·大雅·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这么一改，就和胡适的原意不符了，他以为史学家在研究先民遗存下来的石器、金器等等的时候，是应该怀着崇敬之心的。 　　同一卷《〈清季外交史料〉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故宫完全开放之后，许多秘密文件与重要档案陆续出现，其重要虽远不能比罗马法王宫廷藏书的公开，但在史料毁弃散失的中国，这也是史学界一个大宝藏了。(第158页) 　　这段话文从字顺，既无遗漏脱文，也无疑似错字。可是书上却作了两个“整理”：一处是“重要”之后添了个“［性］”字，完全不必添。添了也就罢了。更成问题的是在“法”字后边添上个“［意？］”字。整理者大约是想：法国的王宫怎么会在罗马呢？应该是意国的王宫吧。可是还表示了一点可贵的存疑态度，加了个“？”。殊不知这里“法王”是教皇的另一译法。鲁迅也这样用过，像《坟·人之历史》中说的“罗马法王，又竭全力以塞学者之口”(《鲁迅全集》第1卷第9页)，注解说：“法王，即教皇。”同书《文化偏至论》中说：“法皇宫庭，实为怨府。”(同上书第48页)注解说：“法皇，即教皇，其宫廷在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可知这个“［意］”字完全添错了。他日《胡适全集》出注释本，此处可设一注：梵蒂冈宫廷的藏书是什么时候向公众开放的，是哪一位教皇的德政。 　　同一卷《搜集史料重于修史》这篇讲词里，胡适对文献会的黄先生“将先君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予以刊行表示感谢(第629页)。整理者在“先君”之后加上了一个“［父］”字，以为“先君”是“先父”之误。其实这两个词都是指已死的父亲。只是在语感上，“先君”似多一点郑重的敬意。 　　同一卷里《说史》一文先引《论语》中说到“史”的几处，接着又引《集解》中对这些段落的解说。在这几段引文之后，胡适总括说：“以上三条，可以互相发明”(第645页)。整理者以为“发明”有误，改为“［说］明”，这就和胡适的原意颇有出入了。“发明”《辞源》有注条，解释为“启发、开扩。”“阐明，推陈出新。”例句引《汉书·刘歆传》，说“歆治《左氏》，引传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第21卷《国会又出丑了》(第321页)一文中引用了当时报纸上关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丑闻的报道，说他到东方饭店嫖妓，说电灯不亮，要换汽油灯。报道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某议长又疑店中故靳汽油灯不与，随手以茶壶掷打电灯匠”。整理者以为“靳”字错了，改为“［意］”字。却不想一想，这样改了之后“故意汽油灯不与”是什么话呢。其实“靳”字不误，《辞源》注“靳”字，第二义项就是“吝惜”。 　　改出大错误来的。举一例：第20卷《记买〈四部丛刊〉的经过》(第648页)，一共三段。现在我将第一段完全照书上整理过的样子抄在下面： 　　去年十一月，我在华府［华盛顿］［向］老友Mrs.Mary Crozier［玛丽·克罗泽女士］述General Wm.Crozier［威廉·克罗泽将军］的遗志，赠我美金二百元，要我自己挑选爱读的书，作为他们的赠书。我才决心要买点有用的书，重建一个参考图书馆。 　　按照这个整理本说的，胡适在华盛顿向一位女士述她的亡夫的遗志：赠送二百美元给我买书。发生过这样奇怪的事情吗？幸好胡适在1949年12月11日的日记里说明了这事的原委： 　　Mrs.Wm.C.Crozier［威廉·C·克罗瑟夫人］邀我去游览Virginia［维吉尼亚］州新造成的大路。在汽车中她给我一封信，要我上火车后开看。我上车后开看，是她赠我二百元买书!原信附下，以纪念老友的好意。 　　这一段日记之后附了这位夫人的英文原信，以及《全集》编者的中文译文，讲的就是赠送选购图书的美金的事。可知这事完全是这位夫人的主动，并不是胡适“向”她提议的。这个“［向］”字就把事情弄颠倒了。 　　一方面，存在一些不必添注的，甚至添注错了的，可是另一方面，一些确有脱文和疑问之处却没有添注。例如第19卷《注〈汉书〉的薛瓒》一文附录《薛瓒年表》中引用了《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中的一段： 　　苻坚自临晋登龙门，顾谓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权翼、薛瓒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者，德之不修故耳。(第795页) 　　查对《晋书》原文，“国分于项籍者”之下脱漏“何也”二字。(中华书局校勘本二十四史《晋书》第2885页)这处脱文没有添上。 　　同一页的下面几行里，还有一处引用《苻坚载记》的文字：“坚也学修不广苻，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查《晋书》才知道原文是：“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见前引书第2888页)。这就可解了。这本来是大有可疑之处，整理者却没有加［］订正。奇怪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胡适文集》这里也同样弄错了(第10册第269页)。不知是什么道理。 　　第21卷《时间》中有一句：“去年皇帝下立宪的时候”(第102页)“下”字之后显然脱漏了一个“诏”字，应加［］添上。 　　同一卷另一篇《时间》谈袁世凯，说他“戊戌那一年，附和着孝钦皇后，使光绪帝受了许多苦恼”(第127页)。“孝钦皇后”显然是“孝钦皇太后”之误，应加［太］字。 　　同一卷《从乡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一文中，谈到西汉初年的情况，说：“有了这六七年的无为政治做底子，所以汉武帝可以有几十年的大有为”(第630页)。这里的“六七年”显然是“六七十年”之误。这可以在胡适另外的文章里找到旁证，如在《政治统一的意义》一文中他说：“在汉家初期，在那‘与民休息’的七十年中……”(第22卷第175页)。可知这里脱漏了一个“十”字，却没有添上。 四、用书名号的问题 　　书名号的使用在《胡适全集》中颇不统一。虽然多数书名和篇名按照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用了书名号，但也有一些没有用书名号而用双引号，甚至什么符号也不加。还有少数书名号是用错了的。 　　书名号漏落的。例如第12卷《诗中丑的字句》一文中引了苏轼的两句诗，诗题作“被酒独行，编至诸黎之舍”，这里用的就是双引号，似以改为书名号为宜。又“编至”为“遍至”之误。这是苏轼的一首名作：“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书中将“西复西”错成“西后西”了。(第52页) 　　同一卷中《〈词选〉词人小传集录》中的李清照小传中所提到的“金石录后序”、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第108页)，都是用双引号，未用书名号。 　　第13卷《中国书的收集法》一文中说：“圣谕广训是史料，《品花宝鉴》也是史料”(第103页)。“品花宝鉴”用了书名号，《圣谕广训》却没有用书名号。清康熙九年曾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时又在每条之下加以注释，称为《圣谕广训》，颁行天下，由各府州县学宫向士庶人等宣讲。 　　同一卷《中国再生时期》一文中有一处提到用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编者对用北方官话写的《红楼梦》《三国志》《西厢记》《封神》等书都用了书名号，而对“广东话即粤语，在文艺上有相当价值的写作，就是‘粤讴’”(第189页)这句中的“粤讴”，用的是引号。《粤讴》也是应该加书名号的，它是清人招子庸所撰，有咸丰八年(1858)广州登云阁刻本。胡适曾在某一篇文章里提到这位诗人和这部书。 　　在第21卷里，像梁启超的著作《新民说》(第666页)、《新中国建设问题》(第698页)都是用的双引号，没有用书名号。 　　书名号用错的。例如第13卷《两汉人临文不讳考》一文中的《诗三百篇》(见第465页)，《诗》是《诗经》，“三百篇”是《诗经》的篇数。“三百篇”三字应置于书名号之外。第19卷《杜子恭—孙泰—孙恩》一文的引文里，有“学通左氏《春秋》”、“亦通左氏《春秋》”(第756页)两句，这里“左氏”二字应置于书名号之内，《左氏春秋》即《左传》。第22卷《再谈谈宪政》(第556页)一文中，胡适说他自己在三四年前“曾发表一个《很狂妄的僻见》”，这里用了书名号。可是胡适并没有以这个做标题的著作。从下面摘引的段落以及注明的出处是《独立评论》第82期可以知道，他说的是《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其中说：“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见第21卷第701页)，下面一段话，就是《再谈谈宪政》一文中引用的。由此可知，“很狂妄的僻见”这几个字只能用双引号，不能用书名号。 　　这回文章已经写了七八千字，不能再写了，另外还有些问题，如错字、掉字之类，就都不谈了。希望已经谈了的这些，能够起一个举一反三的作用，再版的时候把这些毛病多改掉一些。 　　(本文编辑 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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