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老师的一篇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张勃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以当代中国节日为例

萧放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加速了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在文化接触中，族群文化的本体特征更加引人瞩目。其中民族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传承载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在当代社会具有文化风向标的意义。中国传统节日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受到激进政治的困扰，传统节日由官民共享的重要时日沦为民间节日，甚至一度成为封建落后的象征遭到贬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节日处在持续复兴的过程中。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节日因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传统节日的传承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环境，继承与更新民族节日传统，提升民族节日的社会地位，是当今民族文化建设必须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  传统节日 复兴

21世纪是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信息技术与快速的交通方式将广袤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处的地球村落。原本天地悬隔、各自分离、独立自足的族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声息相通的“邻里街坊”。原本各自独立成长的历史文化经验，使族群拥有各异的文化传统，这些有着独立文化传统的族群在全球化过程中猝然相遇，彼此之间的冲突、磨合、适应需要一个较长的彼此濡染的时间过程。
其实，全球化的过程早在18、19世纪欧洲列强海外殖民扩张时已经开始。当时，坚船利炮是他们敲开贸易之门的手段，武力是推进全球化的保证，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文化，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开始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生活。当然，也引起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强烈反抗情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欧美资本主义也改变了武力推进全球化的方式，更加注重商品及相关文化观念的灌输。全球化进入较为平和的渐进阶段，欠发达国家在经济上逾来逾依赖发达国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西方化程度加深。随着电视媒体普及、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与互联网的建立，以及日益快速的交通运输手段，人类进入全球化加速的21世纪。21世纪是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并存的时代，也是充满文化矛盾与文化不适的时代。时间虽然通过现代快速的传输手段消减了空间阻隔，让人们失去了对遥远异邦的神奇想象，但当人们彼此撩开面纱素面相对时，文化陌生与文化不适会因为空间的局促而彰显。空间距离可以通过现代技术促成物理时间的压缩而拉近，族群心理上接受、适应与趋近却需要缓慢的文化调适过程。在经济、文化急速碰撞的情形之下，主动到访的文化与被动应对的文化中间的强弱对比十分明显。面对以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欧美强势文化，其他民族文化是走欧美标准的世界公民文化，还是在适应世界文化的同时对它进行改造、修正，以保持民族文化本色，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的现实问题。其中民族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传承载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在当代社会尤其引人关注。对于民族节日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考察，对其未来的走向的预测与评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以中国当代民族节日为例进行具体论述，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民族节日是指中国社会多数人口享受的传统节日，不涉及境内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一、近代以来传统节日在中国的境遇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从中国传统节日形成发展历史看，它起源于周秦时代，奠基于汉魏六朝，发展于唐宋，在明清至近代又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节日虽然在中国走过近三千年的历程，节日内涵曾出现较大变化。但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确定以夏历为蓝本的新历法制度之后，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的时间框架就确定下来，此后传统岁时节日只有增删，基本体系没有改变。直到晚清西方列强的频繁叩关，直接诱导了近代中国革命。1911年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结束。民国政府为了显示自己认同欧美文化的世界性，引进格里高里历，以公历纪年。引进西洋历法之后，古已有之的官民共享传统节日面临着新的时间秩序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已经开始了靠近欧美为主的全球化过程。在现代中国，激进的政治力量常常以压制民族传统节日为推行新政理念与管制社会的方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民国元年（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内务部编撰的这部《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与旧历书相比，其特点有三：一是新旧二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在民国初年，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一般采取调和折衷的方式。
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头上。而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农历新年，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这样，由于政治变革的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公历元旦，一是“国民新年”：农历春节。公历元旦新定，没有任何民俗内涵，农历春节却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农历岁首，本来就建在孟春正月，它很早就与立春节气（这是最符合自然时序的春节）有着密切的配合，我们看汉朝以来迎接新年的节俗中，很多都包含着迎接新春的意义。所以民国时期直接将农历岁首称为春节，符合传统节日的内在性质，人们易于接受。而且作为一般百姓，人们照例称为新年或大年。
但激进的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足于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农历新年。据民国档案资料记载，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决定“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除军政各机关及学校，表面上尚能遵用外，在商店清理账目则仍循旧节，在工业支付劳资，则率依旧岁，至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因此“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月份牌及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等，理由是实行国历，必先严禁私售旧历始，至各省区民间习用之皂历，在城乡效力最大，尤应通令各省区市力加禁止。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理由是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之表面上尚遵用国历者固属不少，而实际上阳奉阴违依然放假度旧历节岁者亦所在多有，宜从严禁止，以免淆乱民众之观听。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原因在于民间不克实行国历之原因，多半为旧历上习俗所囿，非将旧岁旧节之一切正当习惯择其无背良善风化、不涉迷信者一律妥定章则，提倡导引，俾均移照国历日期举行，不足以谋根本之改造，例如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可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
1930年，民国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
民国政府取缔阴历后，一度雷厉风行，据时人记述，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叱责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
政府将民族传统节日视为现代国家的敌人，认为它不仅让国际社会耻笑，并与自己的革命宗旨背离，必须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全面禁止。这种企图全面抛弃民族节日传统的做法类似于成长过程中的叛逆青年，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否定传统，虽然态度激进，但并不奏效。对于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来说，要想实现单一欧美标准的全球化非常困难，西洋节日要进入民众生活并不容易。当时一般社会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旧历大年，当局也无可奈何。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新年了。
民国时期改变了朝野一致的时间体制，出现了官民分立的二元时间体制，民国政府机关只在公历元旦举行民国纪念日与新年庆祝活动。而民间依然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日享受自己的年节。兹以南北两地为例，可见一斑。北京通县，元旦（农历春节），设香烛、果饼，拜天地，祭祖先，乡里往还叩拜，庆贺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备元宵祭神，燃灯花祭祖。 南京，正月新年习俗如旧，“正月元旦至初五日，此数日中，每饭必先祀祖。亲戚友朋，互相贺年。虽民国改用阳历，十年以来，习俗未尝移改。”
中国在破除闭关锁国状态趋向国际化的努力过程中，一度矫枉过正，民族传统节日成为现代政治的牺牲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进入新的阶段。在继承民国公历纪年的同时，将旧历节日中的春节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这是对传统节日地位的国家肯定。但是，春节之外的其他传统节日没有得到相应重视，春节本来是中国传统节日体系的重要环节，失去传统节日体系支撑的春节，显得势单力薄，传统的春节内涵也被视作落后的习俗被强制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取消春节假期，号召大家过“革命化”春节。民族传统节日遭到贬抑是近来以来的常态，这种境况的出现与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过程的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全球化加速时代中国传统节日的重振态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待民族传统的激进政策，重新评估民族传统的内涵价值。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中国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中国民族主体文化价值也日益显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21世纪初出现的“国学热”等，人们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当然，我们还要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计划与保护行动，对推动中国传统复兴运动有着重要的启示与促进作用。在国内外的合力之下，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的历史任务，2003年中国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前一直处于民间呼吁状态的传统文化复兴活动，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成为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节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得到重振或复兴。
春节是传统节日体系中首要大节，传统节日的复兴从春节开始。春节本义是家庭团圆的节日，但在强调民族国家的当代，春节是官方民间公共的假日，也是全民族的庆祝日，在国家政治的框架下，为了显示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中国相关政府机构近20余年推出了三大举措：一、结合时代变化的需要竖立了新的年节象征，以四海同乐的春节联欢晚会，聚合海内外中华儿女。中央电视台在1983年策划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春节联欢晚会。从此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大年夜全国人民共享的“年夜饭”，春节晚会成为20余年来中国人的年节标志事象之一。二、春节长假保证人民的娱乐休闲时间。春节法定假期的延长是春节传统复兴的时间保障。在传统社会，大年是与民休息的大日子，从唐宋开始一般有3至10天公休假日，长的甚至一个月，官员封印，农人休息。民国初年大年尚有一天假日，后来取消，新中国成立之后，春节确定了为法定假日给三天假期。春节长假始于1999年。春节是回家的日子，从正月初一到初七的7天长假，给数千万离乡离土的游子提供了回归故里，享受家人团圆幸福的时间，大年前后城乡之间来回流动的人潮构成了当代春节的一道风景。三、恢复传统春节民俗。随着春节地位的日益提升，春节的传统民俗逐渐回归到百姓节日生活之中。春节祭祀、春节拜年、春节社火巡游表演等传统民俗重新成为年节的节日要素。特别是迎年鞭炮的重新响起，是中国传统年节复兴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城市禁放鞭炮的做法，到21世纪初期发生了改变。为了营造传统节日气氛，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200多个城市在2006年前后相继解除了年节禁放鞭炮的禁令，由过去的一律禁放，改为有限禁放，市民在过了十多个无声无息的春节后，又迎来了喜庆的鞭炮声，人们重新享受着热闹欢乐的春节。
春节之外的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在21世纪初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经历了革命浪漫之后，人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价值，人们依恋着对传统节日的温馨记忆与天然情感，将传统节日视为回归家庭，牢固亲情、友情的重要方式，这种发自民间的怀旧情绪，是传统节日复兴的重要动力。
清明节是祭祀祖先亡灵的日子，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文革”时代，清明祭祀活动受到抑制，祠堂被捣毁或改建，人们不敢公开祭祀祖先。清明时节主要是官方纪念革命英烈等。文革结束后，清明祭祖活动日益兴盛。民间清明时节纷纷上墓祭扫，清明各地通往墓园道路拥堵现象严重，2004年3月27日至29日，北京通州区统计已有9万人上墓祭扫。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清明定期入境祭拜黄帝陵认祖归宗举动对中国清明祭祖活动的复兴有着直接的推动。1979年陕西恢复了中断15年的祭陵活动。2002年清明节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人士共祭黄帝陵。2004年 4月4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代表国家对黄帝陵进行国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国家领导人出面祭祀人文先祖，其象征意义极为深远。2006年黄帝陵祭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对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民族文化的根脉意识日益强烈，同时文化多样性的主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也促成了人们对包括清明节在内的传统节日价值的重新认识。
端午节在当代中国地位的凸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直接相关。2004年，中国媒体报道韩国准备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这则消息引起了中国大众的强烈反应，发源于中国的传统节日被邻国准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普通中国国民来说在情感上不能接受。国民的激烈反应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正在寻找文化自信，端午节申报事件成为激活文化自尊的导火索。其实，事情的真相是韩国准备申报的是端午祭（韩国1967年认定的13号“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与中国端午节不是一回事。但端午事件对中国国民重新认识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是一次速成教育，是推动政府重视传统节日保护的重要契机，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屡次呼吁重视传统节日，但政府、民间反映稀少，本次意外事件刺激了国人神经。本来被多数中国人忽略甚至遗忘的节日，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是传统文化在传媒时代的胜利。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正在改变，他们不仅在乎物质生存，也在乎精神生存。
七夕节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节日重振的典型之一，它直接应对的是西方的情人节。中国本来没有情人的概念，中国重视的是家族社会关系，节日是服务于这种家族文化需要的。七夕节是传统中国的女性节日，女性庭院乞巧是主要节日习俗，伴随七夕节日的是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传说”。这一节日在传统社会是一般性节日，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不大重要。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节庆文化进入中国，对追新慕异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情人节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受到西方节日的启发，或者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们发现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中有两情相悦的节日元素，于是对七夕进行改造，有意识地遗忘乞巧节俗，而扩张男女相会的节俗传说，提出七夕为中国情人节或爱情节的说法。2002年农历7月7日，河北文联在石家庄举办了首届爱情节，并举办七夕文化学术研讨会。本次七夕爱情节举办的动机在河北文联主席、首届爱情节组委会主任冯思德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有着直接的表露：中央强调弘扬与振奋民族精神，我们讨论到了七夕节，石家庄文联主席袁学俊说为了“与西方的情人节抗衡，想来想去还是把我国的七月七日乞巧节捡起来，重新定义一下，然后大张旗鼓搞一个中国的爱情节。”冯接着说：“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不单单是为了与西方情人节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 2005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将七夕定为中国的情侣节。这些看法反映了官方利用传统节日倡导民族文化、服务当代社会的态度。同时一些热衷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利用传统七夕节来满足他们的情爱需要。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印证他们爱情的忠贞，以七夕作为他们表达情爱的机会。当有的民俗专家提出七夕本来没有爱情内涵的说法时，遭到广大网民的口诛笔伐。 近年来，地方政府部门与商家开始利用七夕节日策划相关文化活动，如2005年，福建文化厅在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地武夷山举办七夕国际风情节，并举办中国传统节日高峰论坛；2006年河北邢台天河山第二届七夕爱情文化节；2007年8月19日（七夕节）第二届东方情感文化论坛在南京举办，号称东方情人节，举行万人相亲会；同日，舟山举行首届桃花岛中国七夕爱情文化节，在海边看牛郎织女相会，进行“山盟海誓”爱情漂流瓶放漂活动。无论是爱清节还是情人节，七夕节俗的新扩展给传统的七夕节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大节，一向受到国人重视，虽然它目前同样没有假期，但民间仍然依照传统方式隆重庆贺这一节日。传统社会的中秋节有祭月拜月、赏月、丰收庆祝、商家账目结算等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秋祭月拜月习俗作为旧习俗被废止，赏月也带上了宏大的民族感情，人们常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句强调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的情感联系。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对中秋节相对淡漠，国家政治生活中以国庆节为最重要。20世纪后期以来，中秋节重新受到重视，官方中秋节主办中秋晚会，商家营销中秋月饼，亲人互相馈赠礼物，互致节日问候。近年来流行的手机短信也为中秋节日增添了新的情趣，人们用美妙的言辞表达对亲人、朋友的思念与祝福。
重阳是一个古老的节日，重阳传统节俗是秋季户外登高活动，是祈求健康与长寿的节日。重阳在明清以来是次要节日，人们对它不大重视。但在20世纪末叶传统节日复兴中，重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重阳兴起的与中国当代社会语境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正步入老龄社会，关爱老人成为现实的社会需要。人们利用九九（谐音久久）重阳中祈求长命的传统节俗为老人祈福。1989年政府将每年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重阳时节城乡各地都开展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活动。
20世纪末叶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传统节日处于全面复兴的历史阶段。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传统节日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与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提出以传统节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六个节日列入其中。从国家层面保护传统节日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屡被抨击的传统节日终于由旧习俗升华为“文化遗产”。广大民众充分地享受并创造着属于“我们的节日”。 他们在传统节日中找到了久违的人性的温暖。

三、民族传统节日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升温，以致形成轰轰烈烈的传统节日复兴运动，是中国难得的一次重新认识传统价值的社会总动员。传统节日的复兴经历了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最终达成全面共识的推动过程。传统节日重新回归社会生活是不可逆转的文化趋势。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与未来走向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传统节日在传统社会是贯穿上下的统一标准时间体系，这种一元时间体系在20世纪初年被来自西洋的新式历法打破，传统节日一度当作妨碍现代社会时间秩序的旧习惯遭到排斥。20世纪末叶，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人面对日益深入的西方文化影响，对于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有了全新的认识，充满感情也充满理性的态度重新拥抱属于我们的节日。但当代的传统节日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它不再具有社会时间节奏的提示意义。当代社会处在全面变革的过程之中，中西古今各种文化因素错综复杂，在节俗文化上，同样有着多样化的表现。传统节日、新型政治节日、外来节日在当代节日习俗中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传统节日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与天然的文化亲和力受到中国上下的拥戴。但我们必须看到，当代社会的传统节日生存条件面临重大挑战，具体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修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鞭炮、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二）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传统节日虽然在复兴中热热闹闹，但我们必须看到大多是旧瓶装新酒，在复兴传统的旗帜下，添加的是现代生活的需求品，有的还是地方政府与商家为经济收益的联手炒作。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竖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三）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系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创造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发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全新环境中，奠基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节日要适应当代社会，其内在性质与外在形式的变化及调整是必然的选择。全盘照搬昔日的节俗事象，固守传统形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我们强调节俗传统保护，主要在于保护它的生活服务功能与文化象征意义。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更新的节日传统大概应该具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服务公众生活的节日传统。传统节日是家庭为主的节日，当代节日回归家庭依然有现实意义。但毕竟我们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流动的多元社会，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已经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关系的协调自然应该在节日要素之内，而传统节日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不足，适当将传统节日主题由家庭向社会移动是积极的方向，符合当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居民社区中，我们可以利用公共活动场所开展春节团拜活动，元宵、中秋节都可以有集体赏月联欢的社区聚会。通过公享的节庆习俗，增强公众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意识与责任，以孕育培植社区共享的精神传统。
二是节庆娱乐为主的节日传统。传统节日重视神灵信仰与祭祀活动，精神信仰是传统节日的核心。在当今时代，人们更看重自身的精神愉悦与身体的放松，定期的娱乐休闲活动是振作精神与保持社会活力重要方式。因此节庆中娱乐因素应占据重要位置。
三是开放包容的节日传统。传统节日是体系完整、节俗鲜明的民族节日，它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贡献，但在全球化时代，当地球人成为一个比邻而居的“村民”时，节日文化成为共享的文化，相互欣赏对方的节日文化是新世纪的公民道德。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强调传统而排斥西洋节日，我们也无需因为世界各地参与春节游街活动而欣喜不已。民族节日正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传承民族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持世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保持文化生态多样性就是为了世界人民健全的心智生活。世界文明的未来趋于同质化，但不是同归于欧美文化标准，而是世界文化兼容之后的新形态。
我们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祭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移动，说明了传统节日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见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发表于《民俗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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