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携女友外出调查风波

匪兵甲

董作宾携女友外出调查风波作者:岱峻2008-11-26 16:12:19来源: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1936年夏天，董作宾熊海平夫妇与孩子董敏摄于南京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各门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猎的范畴有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直接观察法”，使研究不再停留在传统的“书斋”。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也有夫妇协作调查的，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先生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与外界的维系是当地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和种种不适。
在国外，夫妇俩或男女同事一起相伴做田野调查并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
1934年夏天，丁文江（在君）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的激烈反对。两人在国际语言学界都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面对赵、李的坚决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台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元234-9；以下简称“傅档”）这种事最好的办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傅斯年的性格又做不到。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傅档：III：202）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
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傅档：档号III：205)
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任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甚是难堪，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挖人”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告终。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此是后话。
此后，赵元任也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
董作宾携女友同行
孰料一年之后，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旧称彰德）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发掘了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一十一座，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4月初，董作宾（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的元勋，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傅档：元23-32）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傅斯年怒不可遏，自请“革罚”
事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指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1934年夏，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其时，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而傅斯年游学任职在外，两人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女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与他们相识。此事自然引起一场风波，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昭”，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如”字疑为“尚”字之误），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册，245-246页）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
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4页)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傅档：元23-33）。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指北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傅档：考4-6-11、12）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丁文江出面调解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7-248页。)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责在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傅档：考4-8-5）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者是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
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9-252页)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181－182页。)
然而，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对傅斯年犹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董作宾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
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盂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53-259页。）
丁文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董作宾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傅档：元23-35、36）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傅档：元16-1）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他后来回忆此事谈到丁文江说：
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国二十四年，那时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写长信去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董作宾：“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载《丁文江这个人》183页)。
那年，董作宾四十岁。1940年，避难昆明，他为自家在龙头镇皮营村的斋号取名“平庐”。五十岁后，董作宾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董作宾夫人名海平，有人臆测。平庐者，爱妻之心也。
（本文参考了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一文，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出版，特此致谢。）

施爱东

原帖由 匪兵甲 于 2008-11-28 21:06 发表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哈哈，这段话真是生动极了。
谢谢匪兵兄转载的好文章，材料之丰富与私密，非吾等可见。

田兆元

上个世纪，有浪漫情怀的，多是研究甲骨文的，如董作宾，如郭沫若，这是颇有意思的事情。
记得前几年，历史学界有一个大事，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先秦史教授，和一个研究生（相当其孙女的年纪）结婚了，人们感叹：研究的对象越是老，心就越年轻！

匪兵甲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此是后话。...

如果没有丁文江、傅大炮一纸禁令，很难说是不是会有后来的彝语教授马学良。
前几天巴莫还曾提及，如果当年中研院迁台的飞机上有研究人员眷属的座位，49后的马学良可能就会在台北中研院而不是在北京中央民大。
造化弄人，亦喜亦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