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陈晓律)

刘晓春

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作者：陈晓律 文章来源：学术中国

作者简介：陈晓律（1951-），男，四川新都人，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世界近现代史、欧盟研究。 　　内容摘要：民族主义的歧义源于对民族主义的原产地属性缺乏分析。破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是深入剖析民族主义的必要工作。“原生”民族主义是欧洲现代化的产物，欧洲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任务，最终以欧盟的框架逐步化解各民族国家原有的矛盾，使得欧洲的民族冲突大致不必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因此，欧洲民族主义有可能是一种现代化的阶段性产物。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欧洲联盟 现代化 　　在一个依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当今世界舞台上，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 　　英国学者杰拉尔德·纽曼认为，如果将所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进行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最强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肯定不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伊斯兰主义，而是民族主义。1这样的评估显然十分偏颇，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影响。事实上，西方学界早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并产生了种种关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看法。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甚至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2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的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3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4安东尼Ｄ·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欧洲人渴望一个充满自由与正义的王国的产物，与千年王国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5著名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一种精神理想，泰戈尔甚至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6与此同时，汉亭·昂格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7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并不认为“民族”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实体，“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要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变得毫无意义。”“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含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甚至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剧变。”8 　　上述种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界定，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不会激发起人们如此长久而浓厚的兴趣。之所以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热情，是民族主义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 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9但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冷战之后，原本以为民族主义会随之淡出历史的人们惊异地发现，民族主义依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坚持在各种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现象迫使已经准备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过去时”对待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冷战后出版的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使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起步的意识形态，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物。10从这种角度看，学者们将民族主义的种种争议归结为：民族本身不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而是获取现代文化认同的一种集体行动的产物。很多民族，无论在欧洲，亚洲或非洲，都是新近产生的，这多少否认了民族古老和原始的特性。民族不是一个自然的、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产物，而是一个近期历史发展的产物。11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完全是现代的观念。 　　第二，是将民族主义按照发达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再统一地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类型，而是将民族主义与具体国家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分析，从而产生了在世界上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因为各国要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各不相同，所以，民族主义所要承担的任务自然也不一样。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与俄国的民族主义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传统和现代化历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尊重个人自由的传统易于产生民主共和的政权，而强调集体主义的传统则易于产生集权国家。12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种种争议和剖析，对帮助我们深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大观念，正如历史上的很多大观念一样，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理解范围。它几乎涵盖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血缘的、种族的、宗教的与地域的等诸方面的内容。因此，民族主义的界定如同民族主义本身一样，越是深入地探讨，所产生的困惑也就越多。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定义入手，我们发现上面已经涉及到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这些定义，既有从主观出发（即民族认同的角度），也有从客观出发（居住地、血缘、文化、宗教等因素），还有从现代化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进行的分析（历史与阶级的角度）。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无法使人们完全满意，也无法用一种公认“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去梳理或解决自己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换言之，民族主义的困惑来自于其种种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答不同地区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以至什么是“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自身就导致了一系列困惑。因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剖析这种潜在困惑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 　　二， 　　如果从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分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是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在这一点上，笔者基本赞同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有关的理论。尽管人类的爱国主义情绪古已有之，但与特定的疆界、特定的居民，特定的政府与拥有共同的语言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产生在现代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后。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两种植根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逻辑就泾渭分明：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初期的经济竞争，另一个是以推动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封建主义为特征、被罗伯特·布伦纳称为“政治积累”，即在军事扩张和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帝国主义是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才能产生的经济根源，就不会再有地缘政治竞争；但被卷入日益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网络中的资本又依赖于其所在民族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从关税、补贴到军事力量的使用。换言之，“多个资本”间的竞争现已呈现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两种形式。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前，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时代是在共同的文化之间进行的。冷战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斗争，它基本上仍然是在欧洲上方的争夺。13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种种困惑，是因为自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诉求，以牟求自身的利益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扩展，并最终被不同文化圈的民族用于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结果。于是，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就有了极为不同的拓展。也就是说，当今我们在民族主义的属性和概念方面发生的种种分歧，其根源在于忽视了民族主义产生的区域因素。正是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区域性因素，导致了民族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歧义。原产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内涵的特殊性。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身份”虽有很多含混之处，但这些民族毕竟长期生活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不同种族的交往乃至通婚，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多个不同的种族往往隶属于同一个君主，人们在价值或其他方面很容易寻找到共同的东西。也就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不至于产生自说自话的困境。总之，欧洲是一个全球发展中的特殊地域，在那里，世俗世界的协调自罗马帝国衰亡后从未形成一个统一与稳定的格局，作为一种层层分封的封建依附式的政治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有机统一体，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权力链条。”14不过精神世界的统一却由基督教完成了。于是，当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后，这一区域性的特点就引发了含有欧洲特质的民族主义浪潮。因此，要深入剖析现代民族主义，就必须破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这一区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既是孕育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产生现代民族主义的土壤。由于这一特点，民族主义与西方文明的种种属性产生了十分自然的内在联系，并相互纠缠着进入了现代社会。正如盛洪所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比较具有进攻性、比较具有扩张性的文明。原因是西方文明两种传统（两希传统）的互动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构架，这种构架推动了西方近代的发展。正是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及其竞争结构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竞争，而民族主义更是把这种竞争推向了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竞争，不仅是一种和平的竞争，也是一种通过暴力、战争的竞争。这是近代欧洲战乱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竞争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如巨大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当然，它也带来了对西方来讲所谓正面的东西，比如它刺激了西方国家对武器的改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包括市场制度、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在内的近代制度的形成。这种竞争激烈到最后无法在欧洲本土完全摆平，于是自然走向对外扩张，这实际上是把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推向了全世界，也把欧洲国家之间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推向了全世界。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特点。15 　　就此而言，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竞争和扩张意识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对世界的影响是在欧洲的竞争具有了全球规模的效应，即是其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因此，欧洲对世界的冲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冲击。于是，要解读欧洲的民族主义就必须考察其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对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按罗荣渠教授的看法，各种关于现代化的涵义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类：1，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可以说，今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共同致力于工业化的目标，把它作为根本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性措施。因此，用“工业化”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3，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4，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言之，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16就目前而言，这种文明的形式基本上还是一种欧洲的文明形式（包括美国这一欧洲文明的延伸形式）。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现代化最基本的内涵仍然与工业化有关，因为很难想象有一种没有工业化的现代化（也许一些小国除外），或者说，现代文明会建立在一种没有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工业化进程在各国的情况是不同的，但人们依然不能否认工业化有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技术和组织。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能使世界上一些贫穷落后地区转变成先进国家的主要手段，也是走向增长（这里的增长可理解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发展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这也是欧洲给世界提供的历史经验，正是在欧洲地区，人类率先迎来了工业文明。 　　三， 　　工业化需要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因此，工业化对民族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工业的增长要求广泛的社会流动性与结构上的同质性，个人拥有的独立迁移能力与文化语言的标准性。这样的要求只能在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大范围的公共教育体系、能创造出市场竞争机制、具有同质的公民群体的共同体中才可能完成。17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现代国家的职能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没有一个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政府，工业化的启动将十分困难。但这种工业化与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从而更具有优势。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同意其他地区的人们无偿地分享其发展的成果。于是，原本在文化上一体的欧洲，必然要求先在观念，随后在政治上的“分家”。 　　这种新的观念就是主权。让·博丹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国家主权理论进行了系统详密论述的政治思想家。亲眼目睹了胡格诺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博丹竭力想创立一套国家权威的理论基础，以适应结束分裂混战和树立国家权威的时代需要。为此，他在巨著《主权论六卷集》中创造性的提出了“主权”概念。他认为,“主权是一种绝对的和永恒的国家权力”,18 永恒性和绝对性是主权的基本性质，此外它还具有不可分割性。博丹的主权理论是近代国家理论的开山之作,而以主权理论为核心的绝对主义的思潮则奠定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基础。 　　主权的永恒性表现在它是一项客观的职位，不会成为任职者的私有财产。博丹写道,“一个人或某些人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拥有赋予他们的绝对权力,过了期限他们只不过是个体的臣属”，19 “主权存在于人民之中,主权的行使是委托给执政官,人们可以将他称为最高的官长,但不是真正的主权者。”20 　　博丹认为，绝对性是主权最基本的性质，只有无条件的绝对权力才可能是永恒的，给予国王的最高权力应该是不附加条件和不能收回的绝对权力，这一权力唯一的限制来自上帝之法和自然法。主权的绝对性主要体现在主权者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是主权者行使他的主权权力时产生的命令。”21因此主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臣服于另一个人的命令,因为正是由他为臣属制定新法,取消不当的法律或者修改过时的法律。主权者虽然不受法律的约束,但要遵守自然法，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个人财产和契约两个问题上，即他不能邪恶地毫无理由地拿走臣下的财产,也要同臣下一样遵守既定契约。在臣下的反抗问题上,他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主张,“绝不允许臣下以任何意图反抗主权者,无论这个暴君是多么邪恶与残暴。臣下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不违背自然法和上帝之法的前提下——逃离、隐匿、躲避,宁可受死也不冒犯主权者的生命和荣誉”。22 　　显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主权毕竟只是一种观念，要使主权真正发挥作用，它必须寻找落实的“单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终于分裂成为了多个“主权国家”，主权寻找到了其生存的实体。它也表明，“主权作为对某个领土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政治事实，一方面标志着领地王侯对于皇帝和教皇的普遍权威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领土王侯对于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向往的胜利。”23这意味着在一个君主国的范围内，君主们既在对外方面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又对内控制了分裂的势力。因此，主权国家的出现，是欧洲大家庭渴求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产物。欧洲依然是一个精神概念的共同体，但政治经济的结算单位却已经不同，在中世纪孕育出的独立君主国成为了这种结算的基本单位。现代民族主义，就此在欧洲产生。事实上，英语的国家主权一词（national sovereignty），其中就含有民族的界定，它本身就是从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而逐步形成的观念。24从现代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考察，16世纪早期开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已经在英格兰出现。25同任何一种利益分配所引发的冲突一样，最基本的问题是界定利益分配的单位。主权观念的正式出现并且被欧洲各个原有的君主国普遍接受，标志着中世纪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普世主权”观念已经被打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解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打破欧洲观念共同体“大锅饭”的一种举措。不过，当欧洲还是处于各个王公的统治之下时，这种分配只能以这些君主国为单位。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个人权利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个人权利的观念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一步界定了。现代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非不言自明的公理，它必须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构建这种主权合法性的基石，只能来自新生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应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权利的高涨而产生的思潮。在中世纪的欧洲，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因为一般民众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没有太多的人身权利（英国或许略微例外），他们又为什么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开始寻求自身的权利，而构成这个民族的个体自然也被宣称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两者交汇产生的共识是，个人应该支持民族国家，是因为它能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民族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是它承担了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民族群体的认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这种认同对于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最初阶段，欧洲民族国家基本上以一种君主国的形态出现，因为主权能够落实的单位只能是这些君主国。然而，这些君主国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带步人，随着民族观念的日益强大，它将迫使各种形式的君主国转向“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其形式可能是议会主权或是共和国家。但无论如何，其中一个深刻的变化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其统治者必须向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的所作所为必须向他的民族和“人民”负责。 　　由此而产生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由于其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与人民的认可上，那么，民族国家的职能就应该是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由此，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开始了一个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现代化诉求的主要观念性武器之一，这一区域的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四． 　　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看，欧洲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不同的区域在这一历史提供的机遇中如何分享全球化的成果。正是这一利益的驱动，使原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至少在文化上统一的欧洲，最终在现代化的进程启动后发生了分裂。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欧洲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26。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不仅起步早，而且是开创先河、树立新风的国家。它们率先发起具有现代启动意义的远洋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活动，并在这抢先一步的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战略的启动和成功推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注意力和战略重心迅速地由国内转向了国外。由于内部的现代化制度建设滞后，它们未能将海外流入的黄金转化为新型经济发展的资本，所以，这两个国家虽然抢先一步，却未完成工业革命的任务，成为继续引领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稳步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基础上的英国，由于在中世纪已经逐步发展并完善了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对个人权利给予了应有的保护，所以在制度化的建设上最为成功，也因此率先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经过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实现了从手工业工场制向产业工厂制的转变。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占了显著的优势，并建立了强大的纺织业、冶金业、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为工业各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全国铁路网的建成和蒸汽船的应用，加强了国内外的联系，拓宽了海内外市场，英国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从180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下降到1851年的21%,并且此后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1907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工业则从1801年的28%上升到1851年的34%多,到1881年达到最大为43%,贸易和交通则呈持续上升的势头,从1801年的16%,上升到1851年的19%,1907年的28%。在1851年工业和贸易及运输加起来占国民总产值的一半以上。27 就业人口的分布与此也是一致的。１８５１年的调查表明，全国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占不到２２％，工业约占４３％，贸易和交通占将近１６％。28这种剧变发生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半个世纪之后，多少证明，具有现代意义的英国民族国家对推动英国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法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路易十四的种种措施，使法国在近代初期一度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但也由于法国君主国过于强大，在推动法国发展的同时，给它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了隐患。最终是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国未能及时转轨而引发了1789年的大革命。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战乱后，法国虽然战败，总算获得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机遇。1825年英国解除了机器出口禁令，为法国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1816－17和1827－30年间法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在20年代还是有许多经济复苏的迹象，亨利·塞观察到这个时期在机械化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进展。29和英国一样，纺织工业是较早采用机器的部门，当然技术与设备主要是由英国引进的。在冶铁部门，1818年开始仿效英国用焦炭冶炼生铁和熟铁，到1825年，法国生铁产量已有三分之一是用焦炭冶炼。 　　1830－48年的七月王朝被称为资产阶级的王朝。实行了一系列类似英国同期的政策：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保护私人企业，宣扬英国式的自助精神。不过降低关税的努力则遭到了失败。1842年，政府通过法令保证铁路公司最低利润，鼓励私人投资于铁路建设。铁路建设既便利了交通，又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冶金业和采煤业的发展。这个时期法国经济增长较快，机器推广的速度加快，尽管速度远不如同期的英国，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工业革命终于开始了。煤的产量增长了两倍，生铁产量翻了一番，焦炭冶铁得到进一步推广，阿尔萨斯地区出现了规模很大的机械化棉纺大工厂。工业集中现象开始出现，工人日益集中，工厂制进一步推广，建立了一些可以同英国和德意志竞争的大工厂。 　　在这种强有力的扩张经济政策刺激下，法国的工业革命在50年代达到高潮。虽然从50年代末经济增长势头受阻，但整个第二帝国时期仍是法国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全国通车路线长度从1850年的2915公里上升到1860年的9167公里，1870年进而达到15544公里，30同时铁路公司由分散的三十多个公司合并六大公司。铁路建设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法国交通状况，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这个时期突飞猛进的城市化。铁路建设还为冶金业、采煤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几乎起了它在德国和美国那样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钢铁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开采等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代替纺织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先导部门。钢铁工业日益集中，淘汰了木炭冶铁炉，到1868年，40％的法国铁产量是由两个巨大的厂家生产的。这些资本密集型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6％，钢铁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有色金属的年增长率甚至接近20%。在工业进步、交通改善的刺激下，法国农业打破了几个世纪的徘徊局面，第一次出现了农业改良的活动。在渡过1846－49年的农业危机之后，北部和东部地区开始普遍使用化肥、灌溉机械、收割机和新式铧犁。1852－62年间法国农产品年平均增长3.2%,法国从此消灭了饥荒。十分明显，法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所耗的时日比英国要长得多，也部分地影响了法国的经济发展。但它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并最终将法国推入了世界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之中。 　　德国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的分裂的确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坏的阻碍作用，使民族经济无法在统一国家的强力下顺利发展。但这种阻碍作用在德国统一后立即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巨大动力，德国社会中所有要求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力量迅速地占领了德国的政治舞台。例如资本投资率在1850年前后估计只有5％，但在1850－1860年间则增长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0年代则为12.5％。31 　　德国的工业化大跃进是随着1840－50年代铁路网的修建和鲁尔地区发现巨大矿藏而开始的。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钢铁工业、煤矿工业与机械工业。德国的煤矿从1820年的1.3百万吨增至1850年的5.1百万吨，到1913年的190百万吨，加上87万吨的褐煤，几乎占了整个欧洲大陆煤产量的三分之二，生铁在1826年超过了10万吨，1867年超过一百万吨，而到1913年超过了13百万吨。钢产量从1870年的126000万吨增为1913年的17.6百万吨。生产组织的规模很大，很现代并具有很高的效率。例如，1900年时至少有24个鲁尔的煤矿的年产量超过了500000吨，1902年，德国平均每个钢铁工厂的产量为75000吨，而英国仅为40000吨。32换言之，德国经济发展能够后来居上，统一后强大的民族国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难看出，欧洲民族主义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而民族国家又推动着本国的工业发展。这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后果，是欧洲几个主要的大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民族主义是欧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之一。 　　六， 　　然而，民族国家的建立虽然对推动本国的现代化事业极为重要，其局限性也由此显露出来，那就是，这种工业化是由资本推动的，资本的扩展是无止境的，不同民族资本的利益又通常是相互冲突的。已有的欧洲民族国家不仅只保护本国利益,还往往将本民族的利益推向极致。换言之，欧洲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全球性与其政治疆域的地区性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当一系列强国完成了对世界其余国家的控制和势力范围的分割，依然还是不能有效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民族国家的崇拜又成为一种压倒性的非理性力量时，惨烈的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均在欧洲爆发，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正如韦尔斯在谈到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崇拜时所言： 　　“它已经完全拜倒在这个奇异的国家的神话之前了。对这些握有主权的神祗，对‘意大利’的统一，对‘普鲁士’的霸权主义，对‘法兰西’的光荣和‘俄罗斯’的命运，欧洲好几代以来已经牺牲了可能的统一、和平、繁荣和千百万人的生命。”33 　　毫无疑问，推动欧洲近代以来持续发展的民族主义迷思，已经遭遇了其发展的瓶颈。当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之后，史学泰斗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曾发表举世闻名的巨著《近世西方的国家至上理念》（Idee der Staatsrason inder neueren Geschichte）。该书目的旨在澄清一个问题：西方列强中到底谁是“国家至上主义”（raison d'etat ，Staatsrason ）的始作俑者？谁又是其最彻底的信奉者？ 梅尼克的答案是：“国家至上主义”乃是近世西方各国的集体创造。作为一种观念，它首先由意大利人（马基亚维利）提出，而作为一种实践，则由法国人黎塞留（Richelieu ）首次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作为一种信念，则没有人比英国人更成功地把它化成了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形成了每个英国人都会脱口而出的著名英国格言：“吾国说对就是对，吾国说错就是错”。梅尼克指出，英国人的这种信念不仅使它成为“国家至上主义”的最彻底信奉者，而且使它总是首先指责别人的“国家至上主义”，因为英国人的“国家至上主义”已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根本不可能对此有自我意识了。也是如此，在1899年海牙会议上，只有英国元帅费舍（John Fisher ）会如此赤裸裸地直言：“我只知道一条原理：强权就是公理（Might Is Right）”。 事实上马基亚维利早就指出，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最强信仰，即深信吾国认为对的一定对，吾国认为错的一定错。 34盛洪曾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在两群人之间的贸易中，如果有一方结成同盟，即经济学中所说的卡特尔，显然会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即所谓谈判强力），从而改变由自由贸易所决定的财富分配，使之变得有利于结盟的一方。如果想在两群人之间改变初始的财富分配或资源占有，就要借助于武力。显然，采用民族主义文化、从而更易结盟的一方会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更有效地使用武力。因为，在多人的社会中，武力的水平不仅取决于武力的技术水平，更取决于组织水平。更易结盟意味着更容易集中一人群中的资源用于战争，更容易组织起有效率的、包含对付其它民族的职能的政府，更容易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地将暴力施于另一群人。 35即是说，民族主义中已经隐含着极为强烈的战争意识。 　　菲利普·克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基本起因”就是人类被分割成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主权是没有理由存在的。他把美国宪法的制定当作建立联邦国家的先例。他说，世界一切民族既不是主权者，又不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唯一权力是斗争，那不是自由。他们能够获得自由并成为主权者的唯一方法是分享他们的主权，创立一个组织，对自己负责，由此他们可以通过法律管理人类问题。20世纪三十年代，他又表示坚信，“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国家主权的独特表达，是国际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并指出“只要我们依赖民族国家的主权，我们就绝不能逃避战争。”36 　　显然，欧洲民族主义在渡过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期”以后，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无法有效地避免惨烈的世界大战。为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欧洲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化解机制。让·莫内早在1943年就在其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战后“如果各国重新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组成，就必然带来以求提高威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欧洲各国不能组成一个联邦或欧洲实体，由它来组成一个经济统一体，欧洲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就将是虚幻的。”因为欧洲各国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不能为其人民提供必要的繁荣，它们需要更大的市场。37也就是说，欧洲各国可以通过统一的协商方式，以某种欧洲联合的组织形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欧洲联合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存在，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呼声并未受到各国当政者的重视。二次大战的惨烈给欧洲各国和各阶层的人士以深刻印象，从而也使得欧洲联合的思想有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在民族主义的冲突中，欧洲各国竟然已经大体上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而且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如果将欧洲现代化初始阶段的民族主义视作如同“让一部分民族先富起来”的旗帜，现在，则是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了。换言之，已经处于现代化平台之上的欧洲，需要新的理念和政策。战后的欧洲国家既有这个愿望，又有实现这个愿望的物质和政治基础。38于是，以前只是一种朦胧状态的欧洲联盟理想，在二战后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二战后欧洲联合的设想从欧共体开始到欧盟，逐步搭建起一个以欧洲名义生存的经济共荣圈。无论新的欧洲联盟是否可以克服民族主义带来的种种缺陷，它却至少避免了原来各个民族主权国家相互争战的可怕局面。从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的进展看，社会形态同质、核心价值观一致的欧盟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民族国家冲突的噩梦，尽管这一民族融合的尝试不时有挫折，它的一系列制度构建也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它前进的势头却令人惊讶地不可阻挡，而且其成员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冷战结束后，一些前华约集团的东欧国家也加入了欧盟，这在舒曼最初提出其计划时肯定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很多西方共同的价值准则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并限制了原有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正如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在全球化的态势下，民族国家将被迫自由化，竞争将会加剧，劳动力市场会更富有弹性，而政府的干预会受到更大的限制。39与此同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则会不断地增加，而且一个欧洲国家其公民享有的权利会很快影响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其中，以人权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影响最大，因为人权与各国制度权利之间存在着差别，所以人们想方设法使国际社会对各种人权宪章达成一致意见，如《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或《1953年欧洲保护人权公约》。在这些宪章的所有签约国中，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法律、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安排上完全相同；同时，不仅在所有签约国之间，而且在所有签约国的内部，也常常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即便如此，所有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声称，它们将会满足某些特定的标准以保护基本的公民权，如公平审判的权利；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以及还有某些社会权利，如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权、卫生保健权和住房权。但是，就任何一个上述宪章签约国而言，如果置于其法律或习俗框架内的政策或制度权利被认为与人权相抵触，那么，在人权维护者们看来，即使这种违反了人权的政策或法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民主意志，也必须予以更改。比如说，英国就曾多次因其在北爱尔兰的审讯方法和拘留政策、体罚学生以及未能彻底包含妇女免受歧视的就业法案而被告上欧洲人权法庭。40基于这样的原则，欧洲宪法和欧洲公民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不在于它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给欧盟各国的公民提供了额外的权利，而在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一种新的引导——它们必须考虑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所确定的游戏规则。近来欧盟各国在欧盟宪法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可以看作是这种政治共识的一种胜利。由于这样的进展，当我们回顾贡斯当在200年前的预测时，不禁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认为，“由于启蒙思想的发展，就连欧洲分裂为众多国家也更像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真正的事实。过去，每一个民族形成一个孤立的大家庭，它是其他民族天然的敌人；今天在不同名称与社会组织下生存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本质上是相当同质的。他们已足够强大，不必畏惧蛮族的游民。他们也高度文明，以至认为战争是负担。他们的一致倾向是和平。”41 　　与贡斯当类似的是，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也想象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这些先贤所梦想的前景。42或许，正如安东·斯密斯所说，民族不仅是现代的，而且完全是现代的产品。它是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革命的后果，也必将随着现代化任务的完成而逐步消失。43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或许会随着欧盟的出现和发展在岁月中随风而逝。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诡诈的历史现象，欧洲人打开了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并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任务，当他们相互之间尽弃前嫌，共谋富裕，终于化解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之时，由这个潘多拉盒子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却依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强劲的活力，成为若干热点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换言之，欧洲人打扫干净了自己的庭院，却把垃圾抛给了世界。当然，欧盟的模式对如何化解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冲突毕竟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样板，而世界其他民族是否能以欧盟的方式破解民族主义的迷思，则既要看这些民族能否顺利地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任务，也要看它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组织能力了。 　　（原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四期） 　　注释： 　　1 Gerald Newman,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7, p51 　　2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5 　　3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 New York 1961，pp1－18 　　4 Harey Kaye, History, Classes & Nation-state, Blackwell Publishing，UK 1988，p138。 　　5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2，pp14－15 　　6 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23页。 　　7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New York 1961，p1，pp15－18. 　　8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9 George Modelski, principle of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56。 　　10 Anthony D.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Routledge, London, 1998, p8 　　11 Anthony D.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Routledge, London, 1998, pp18－19。 　　12 Liah Greenfeid，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p488－489. 　　13 帕拉格·卡纳 “告别霸权”转引自 《学术中国》 网站 发布时间：2008-02-22 　　14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5盛洪：“现代化就是现代人的创造力”转引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http://www.unirule.org.cn）1999年12月 　　16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8－15页。 　　17 Anthony D.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Routledge, London, 1998,pp35－36. 　　18 布丹《主权论六卷集》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9 布丹《主权论六卷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0 布丹《主权论六卷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1 布丹《主权论六卷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22 布丹《主权论六卷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23 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24 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5 Liah Greenf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 　　26 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建立的民族国家尚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参见秦海波的文章“从西班牙的历史看‘民族国家’的行程形成与界定”《世界历史》2008年第三期。 　　27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 Methuen1983 ，p223. 　　28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p142。 　　29 W.O.Henderson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Germany, France, Russia,1815—1914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p96 . 　　30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9页。 　　31 Sidney Pollard, Typology of Industrialization Taylor & Francis, Inc, London1990 ,p44. 　　32 Sidney Pollard, Typology of Industrialization Taylor & Francis, Inc, London 1990,p50. 　　33 [英]赫 乔 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3页。 　　34 甘阳 “从‘世界大同’到民族国家” 原载《联合早报》99-04-08 　　35 盛洪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原载《战略与管理》1996第1期 　　36 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1－102页。 　　37 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38 二战后盟国发动的非纳粹化运动，在客观上促使欧洲各主要大国彻底完成了其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39 hans-rudolf wicker ed，Rethink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berg editonal office, Oxford, 1997,pp 14-15. 　　40 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p164. 　　41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42 刘擎“2007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术中国》网站，2008-04-16 　　43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Routledge, London, 1998, pp20－21.